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就连曾国藩也不例外。
曾国藩是一个注重精神建设的军事统帅。他强调能够凝聚军心鼓舞士气的关键在于统兵者的“勤廉恕明”,在于有一副“真心实肠”,而不在于钱财多寡。对于以“粮重饷优”作为笼络兵心的带兵之道,他嗤之以鼻,认为这样做,势必会出现“金多则奋勇蚁附,利尽则冷落兽散”的局面。
不能说曾国藩的看法是错误的,但打仗仅凭精神而没有必要的物质保障肯定也是行不通的,就像“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道理一样,浅显但却实在。其实,纵观古今战事,均有大军未动粮草先行之说。实践也充分证明了,古往今来的任何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打的就是后勤保障,打的就是经济实力。没有充足的后勤保障,就不能保持部队的战斗力,就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尤其是要及时兑付饷银,对于稳定军心,保持部队的战斗力干系巨大。对此,曾国藩感同身受,不能免俗。
饷银不济的问题,困扰曾国藩可不是一天半天了。自曾国藩墨绖出山后,时时受其掣肘而往往又无计可施、无可奈何。想想也难怪,当年“虚悬客位”,手里没有督抚实权,处处需要仰人鼻息、看人家脸色过活,尤其是在退守江西的那段日子里,更是受到地方的鄙薄和诘难,几无立足之地。而现在则完全不同了,曾国藩已身为督臣,节制四省军务,可以说是大权在握,一言九鼎。可即便如此,曾国藩仍然要时不时地为湘军的吃粮发饷操心,仍然要无可奈何地向皇上讨说法。
曾国荃异军突进,逼札雨花台后即与太平军绞杀到一处,陷入胶着而不能自拔;突遇瘟疫爆发,令湘军兵损将折,惨不忍睹。而就在湘军天灾人祸齐聚之际,太平军则趁机卷土重来,兵困曾国荃。随即突发奇兵,克复宁国府,抄了湘军的后路。一时间,让历来强调从容淡定、心若止水的曾国藩“心绪烦乱”“胶着之至”“不知为计”。
前方战局波谲云诡,后方形势莫测堪虞。
正当形势危机之时,偏偏在饷银方面又出了问题,这真是要了曾国藩的老命。
湘军欠饷由来已久,其中主要原因就是朝廷不给湘军发饷,而负责提供饷银的地方诸省又经常执执拗拗,难以为继,使得拼杀在第一线的湘军将士不得不饱受饥馑之苦。比如清同治三年四月,也就是距湘军最终攻克金陵城头两个月,曾国藩还在向曾国荃检讨,承认他“今年饷项之少为历年所无”。
让曾国藩担心的不仅仅是欠饷一端,而是生怕由于欠饷而引发激变。就连一向霸气十足的曾国荃也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无奈地对曾国藩说:“欠饷过多、过久,驭众之难,如以朽索之驭六马。”[25]曾国荃不无警悚地判断道:“弟军若三四月不克城池,饷项比前必更支绌,恐人心不能如前此之团结,弟之所以懔檩也。”[26]
饷银不济,本就让曾国藩很头痛,而最让他气恼的是,这次问题又出现在那个让他一想起来就恨得牙根直痒痒的江西。《曾国藩年谱》记曰:“江西协饷多掣肘,公益忧之。”其中的“忧”应该是恨。也是恨极所致,曾国藩上奏同治帝,大发雷霆,锋芒直指时任江西厘局藩司兼湘军总办粮台李桓。
早在清咸丰十年(1860年)五月,曾国藩就奏明咸丰帝,把江西全省的“厘务”拨给湘军作为军饷。曾国藩随即委派专人负责督办此事。具体的分工是:候补道李翰章为赣局,负责长江上游七个属府的厘务;江西粮道李桓为省局,负责长江下游七个属府的厘务。按照规定,李桓负责的下游的那些属府商贩“行厘”,从清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起一律加收,且两起两验,“收数自应较前倍增”。可是事与愿违。近几个月以来,李桓解来的厘银却寥寥无几。从四月到八月,安庆粮台一共只收到江西总台厘银二十二万两,铜钱四万串。扣除应解部分外,李桓所负责的下游七属府每月上缴不足一万两。这令曾国藩“殊不可解”。曾国藩了解到由于加成抽收,江西的商民近日怨言颇多,曾国藩对这种“抽收愈旺,而七属各卡报解愈少”,甚至导致“营饷未得实济”的局面实在困惑难解。
曾国藩算了一笔账。按照原定计划,李翰章负责的赣局应该月解厘金八万两,李桓负责的省局月解厘金八万两,而因为吴城、湖口失陷,给李桓减去了两万两任务。这是在当时局势严峻,筹抽厘金“极衰之时”确定的指标。而如今江西“全境肃清”,就不应该再有“月解六万之事”了。曾国藩划出去三个卡子给左宗棠,划一个卡子给祁门,这四个卡子厘金越收越多,而李桓的七属各卡却越收越少。现在,那四个卡子月收厘金已过五万之巨,将来完全可以超过六万,那么李桓的“七属各卡,全无应解之厘”,那么江西总台“且有倒欠矣”。而更让曾国藩恼怒的是,经核查江西的厘金漕折收入,不仅不如湖北、湖南,而李桓的省局尚且不如东征局所收的数量,也不如左宗棠那三个卡子所收的数量。曾国藩不无牢骚地上奏同治帝道:“臣徒揽江右利权之名,全无供苏、皖饥军之实。”[27]矛头直指“总办粮台兼管厘局”的藩司李桓。曾国藩举出如下例子,证明李桓“漫不经心,玩视饷务”。以饶州局为例,经查三、四、五、六、七五个月的账目,除了拨出一半给祁门买米外,剩下的一半解给了省局,计有白银七千九百四十两,铜钱九万二千九百四十三串。而这些厘金,李桓根本就没有解往安徽。更为奇怪的是,饶州解往省局的一半“为数反多”,而七属各卡全行解往安徽的厘金“为数却少”。曾国藩斥问:“不知各卡是何弊窦?李桓是何居心?”[28]
曾国藩又举出另外一个河口局的例子,来证明李桓的该死之处。
在本年四月以前,河口局由已被革职的同知向绍先经营,每个月最多的时候也就能收取不过五千两厘金,而交给左宗棠经营后,每个月竟能解一万多两,比向绍先在任时增加一倍以上;而六、七两个月就解饷银三万多两,比以前更是增加了两倍。曾国藩指出,如果李桓能够认真“察访”向绍先的话,应该早就把他撤了。而当曾国藩命李桓饬查向绍先时,他“犹且多方袒护,仅请停委一年”,后经曾国藩向同治帝“加重奏参”,才将向绍先革职。李桓这样一个“见好”属员的藩司,竟然只顾买好,当老好人而不顾“贻误饷需”,实在是“殊属大负委任”。
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不得不亲自操心饷银之事。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加强管理。派甘肃臬司刘于浔“访查商情”,了解筹收厘金的潜力。派属盐巡道孙长绂专门负责月报工作,力图扭转局面。二是强化监管。曾国藩明确规定,从今以后,江西的各个卡子上月的收、支情况,必须限于下月初三“缮成清折”,派专人送到省局。由孙长绂汇成总单,专报曾国藩。赣局四属,由属道王德固汇成单子“驿递”曾国藩。三是确保厘金的安全。曾国藩决定每个月派炮船赴江西“迎提厘金”。四是加强对官员的约束。原来各个厘局和卡子的所有委员,一律由总局“委用黜陟”。曾国藩现在“改弦更张”,确定所有人员,由他本人“随时札撤”,从安徽派人赴江西办理厘务,“以资互证,而备观摩”。五是加强基础建设。曾国藩要求各个厘局要“径备”一份各卡子每个月的报销账册,报给他本人;由刘于浔负责把商民的反映按月上报。为了便于工作,曾国藩向同治帝请旨,让孙长绂、刘于浔与李桓“会同办理”。曾国藩解释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自己领的兵太多,欠饷时间太长,又逢今年瘟疫盛行,“医药无资”,不得不“整饬厘章,力求补救”。曾国藩向同治帝检讨道:“外间皆知上海厘务不实不尽,不知江西厘金疲乏若此,皆臣平日不能稽核申儆之咎。”[29]
对李桓,曾国藩最终并没有痛下杀心,而是给“漫不经心,玩视饷务”的李桓留了一条活路,但有言在先:“数月后如仍前玩泄,即当从严参奏,并提讯经手员役,以惩积弊”。[30]意思是说,如果李桓不接受教训的话,那么就老账新账一起算,绝不姑息。
制定章程也好,加强管理也罢,但都远水不解近渴。身处险境的曾国荃缺的不仅仅是军饷,还有援兵、枪械、火药、子弹、帐篷,等等。
曾国荃的每一封求救信都像刀子一样刺痛着曾国藩的心。作为统帅,前方将士的安危与他紧紧联系在一起;作为兄长,曾国荃的生死更是他最大的牵挂。然而,毕竟相隔太远,曾国藩除了“忧系不释”以外,但并不能时时相顾。
但军情似火,人命关天。曾国藩一方面紧急调整部署,尽可能派出援兵,鼓励曾国荃再坚守一个月,各处援兵就可以赶到。另一方面安抚曾国荃,让他“切莫慌乱”,自己定会“多办银米子药接济”。
在积极救援的同时,曾国藩也嘱咐曾国荃要“刻刻宜存节省之意”,不要苦苦催逼了。曾国藩说,大概弟弟你设身处地所能办到的,我当兄长的也一定能办到;我要是束手无策不能办到的,即使是弟弟你设身处地也办不到。
曾国荃知道自己单兵独进,已犯了兵家大忌。除了置死地而后生一条路外,别无他途。所以,曾国荃部拼死固守,有时伺机反扑,化被动为主动;有时又收缩兵力,主动放弃一些次要地方,这一举动完全打破了太平军的军事部署,成功地迟滞太平军对雨花台的进攻,战事渐有转机。
曾国藩闻此讯后“寸心稍慰”。清同治元年(1862年)九月十一日,曾国藩致信曾国荃,表达了自己的好心情。曾国藩道:“初五早之捷,破贼十三垒,从此守局应可稳固,至以为慰。缩营之说,我极以为然。既不能围城贼,又不能破援贼,专图自保,自以气敛局紧为妥,何必以多占数里为美哉?及今缩拢,少几个当冲的营盘,每日少用几千斤火药,每夜少几百人露立,亦是便宜。气敛局紧四字,凡用兵处处皆然,不仅此次也。”[31]
在肯定曾国荃“缩营”之法的正确性后,曾国藩也对曾国荃过于依赖武器装备提出批评。
曾国藩说:“然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鲍春霆并无洋枪洋炮,然亦屡当大敌。前年十月,去年六月,亦曾与忠酋接仗,未闻以无洋人军火为憾。和、张在金陵时,洋人军器最多,而无救于十年三月之败。弟若专从此等处用心,则风气所趋,恐部下将士,人人有务外取巧之习,无反己守拙之道,或流于和、张之门径而不自觉,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猛省。真美人不甚争珠翠,真书家不甚争笔墨,然则将士之真善战者,岂必力争洋枪洋药乎?”[32]
曾国藩说的固然有道理,但没有必要的武器装备、后勤保障也是不行的。
任凭曾国藩语重心长、念念有词,曾国荃还是强调武器装备对于战争的重要性。他说太平军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洋炮利器最多,除非我军人力强,可出队去打,乃足以寒其胆,否则徒自守,终为洋炮子所困也”[33]。所以,曾国荃不停地给曾国藩发信,一是请求速解洋枪洋炮、子药等装备以及其他物资。二是对解来的部分武器质量提出批评,三是对饷银、火药等一再延误表示愤慨。
曾国荃在致曾国藩的信中抱怨道:“……解来的西瓜炮,十八日施放,虽开花而不甚得力。小铜炮无恙,大铜炮放两炮即有毛病……江、粤饷银至今未到。秋杪冬初,东北风如此之多且大,饷银、子药不能随时解到,思之令人心悸……帐篷一项求换者无虚日,亦乞设法催解为叩……”[34]
事到如今,曾国藩能办到的都办了,办不到的自然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尤其是对江西地方的表现无可奈何。
“然以江西似有处处与我为难之意,寸心郁郁不自得。因思日内以金陵、宁国危险之状,忧灼过度。又以江西诸事掣肘,闷损不堪。”[35]
难于驾驭的局面,让一向主张打脱牙和血吞的曾国藩非常抑郁,心里充满了愤懑。思来想去,对外因无计可施的曾国藩,只好回过头来在自己的身上查找内因。
曾国藩认为“郁郁不自得”的心境,实由自己“平日于养气上欠工夫”所致。若有所思的曾国藩提笔写道:“欲求养气,不外‘自反而缩,行慊于心两句’;欲求行慊于心,不外‘清、慎、勤’三字。”并逐字作了阐述。“清”字就是指“名利两淡,寡语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钦”;“慎”字就是指“战战兢兢,死而后已,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勤”字就是指“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曾国藩道:“此时而语者,吾当守之终身。遇大忧患、大拂逆之时,庶几免于尤悔耳。”[36]
写完这些话后,连日来“疲困殊甚”的曾国藩竟然意想不到地睡着了。
这一夜是竟日难得好睡,一觉睡到五更时分,“从此为常态矣”——看似坏事竟然变成了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