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就连曾国藩也不例外。

曾国藩是一个注重精神建设的军事统帅。他强调能够凝聚军心鼓舞士气的关键在于统兵者的“勤廉恕明”，在于有一副“真心实肠”，而不在于钱财多寡。对于以“粮重饷优”作为笼络兵心的带兵之道，他嗤之以鼻，认为这样做，势必会出现“金多则奋勇蚁附，利尽则冷落兽散”的局面。

不能说曾国藩的看法是错误的，但打仗仅凭精神而没有必要的物质保障肯定也是行不通的，就像“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道理一样，浅显但却实在。其实，纵观古今战事，均有大军未动粮草先行之说。实践也充分证明了，古往今来的任何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打的就是后勤保障，打的就是经济实力。没有充足的后勤保障，就不能保持部队的战斗力，就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尤其是要及时兑付饷银，对于稳定军心，保持部队的战斗力干系巨大。对此，曾国藩感同身受，不能免俗。

饷银不济的问题，困扰曾国藩可不是一天半天了。自曾国藩墨绖出山后，时时受其掣肘而往往又无计可施、无可奈何。想想也难怪，当年“虚悬客位”，手里没有督抚实权，处处需要仰人鼻息、看人家脸色过活，尤其是在退守江西的那段日子里，更是受到地方的鄙薄和诘难，几无立足之地。而现在则完全不同了，曾国藩已身为督臣，节制四省军务，可以说是大权在握，一言九鼎。可即便如此，曾国藩仍然要时不时地为湘军的吃粮发饷操心，仍然要无可奈何地向皇上讨说法。

曾国荃异军突进，逼札雨花台后即与太平军绞杀到一处，陷入胶着而不能自拔；突遇瘟疫爆发，令湘军兵损将折，惨不忍睹。而就在湘军天灾人祸齐聚之际，太平军则趁机卷土重来，兵困曾国荃。随即突发奇兵，克复宁国府，抄了湘军的后路。一时间，让历来强调从容淡定、心若止水的曾国藩“心绪烦乱”“胶着之至”“不知为计”。

前方战局波谲云诡，后方形势莫测堪虞。

正当形势危机之时，偏偏在饷银方面又出了问题，这真是要了曾国藩的老命。

湘军欠饷由来已久，其中主要原因就是朝廷不给湘军发饷，而负责提供饷银的地方诸省又经常执执拗拗，难以为继，使得拼杀在第一线的湘军将士不得不饱受饥馑之苦。比如清同治三年四月，也就是距湘军最终攻克金陵城头两个月，曾国藩还在向曾国荃检讨，承认他“今年饷项之少为历年所无”。

让曾国藩担心的不仅仅是欠饷一端，而是生怕由于欠饷而引发激变。就连一向霸气十足的曾国荃也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无奈地对曾国藩说：“欠饷过多、过久，驭众之难，如以朽索之驭六马。”[25]曾国荃不无警悚地判断道：“弟军若三四月不克城池，饷项比前必更支绌，恐人心不能如前此之团结，弟之所以懔檩也。”[26]

饷银不济，本就让曾国藩很头痛，而最让他气恼的是，这次问题又出现在那个让他一想起来就恨得牙根直痒痒的江西。《曾国藩年谱》记曰：“江西协饷多掣肘，公益忧之。”其中的“忧”应该是恨。也是恨极所致，曾国藩上奏同治帝，大发雷霆，锋芒直指时任江西厘局藩司兼湘军总办粮台李桓。

早在清咸丰十年（1860年）五月，曾国藩就奏明咸丰帝，把江西全省的“厘务”拨给湘军作为军饷。曾国藩随即委派专人负责督办此事。具体的分工是：候补道李翰章为赣局，负责长江上游七个属府的厘务；江西粮道李桓为省局，负责长江下游七个属府的厘务。按照规定，李桓负责的下游的那些属府商贩“行厘”，从清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起一律加收，且两起两验，“收数自应较前倍增”。可是事与愿违。近几个月以来，李桓解来的厘银却寥寥无几。从四月到八月，安庆粮台一共只收到江西总台厘银二十二万两，铜钱四万串。扣除应解部分外，李桓所负责的下游七属府每月上缴不足一万两。这令曾国藩“殊不可解”。曾国藩了解到由于加成抽收，江西的商民近日怨言颇多，曾国藩对这种“抽收愈旺，而七属各卡报解愈少”，甚至导致“营饷未得实济”的局面实在困惑难解。

曾国藩算了一笔账。按照原定计划，李翰章负责的赣局应该月解厘金八万两，李桓负责的省局月解厘金八万两，而因为吴城、湖口失陷，给李桓减去了两万两任务。这是在当时局势严峻，筹抽厘金“极衰之时”确定的指标。而如今江西“全境肃清”，就不应该再有“月解六万之事”了。曾国藩划出去三个卡子给左宗棠，划一个卡子给祁门，这四个卡子厘金越收越多，而李桓的七属各卡却越收越少。现在，那四个卡子月收厘金已过五万之巨，将来完全可以超过六万，那么李桓的“七属各卡，全无应解之厘”，那么江西总台“且有倒欠矣”。而更让曾国藩恼怒的是，经核查江西的厘金漕折收入，不仅不如湖北、湖南，而李桓的省局尚且不如东征局所收的数量，也不如左宗棠那三个卡子所收的数量。曾国藩不无牢骚地上奏同治帝道：“臣徒揽江右利权之名，全无供苏、皖饥军之实。”[27]矛头直指“总办粮台兼管厘局”的藩司李桓。曾国藩举出如下例子，证明李桓“漫不经心，玩视饷务”。以饶州局为例，经查三、四、五、六、七五个月的账目，除了拨出一半给祁门买米外，剩下的一半解给了省局，计有白银七千九百四十两，铜钱九万二千九百四十三串。而这些厘金，李桓根本就没有解往安徽。更为奇怪的是，饶州解往省局的一半“为数反多”，而七属各卡全行解往安徽的厘金“为数却少”。曾国藩斥问：“不知各卡是何弊窦？李桓是何居心？”[28]

曾国藩又举出另外一个河口局的例子，来证明李桓的该死之处。

在本年四月以前，河口局由已被革职的同知向绍先经营，每个月最多的时候也就能收取不过五千两厘金，而交给左宗棠经营后，每个月竟能解一万多两，比向绍先在任时增加一倍以上；而六、七两个月就解饷银三万多两，比以前更是增加了两倍。曾国藩指出，如果李桓能够认真“察访”向绍先的话，应该早就把他撤了。而当曾国藩命李桓饬查向绍先时，他“犹且多方袒护，仅请停委一年”，后经曾国藩向同治帝“加重奏参”，才将向绍先革职。李桓这样一个“见好”属员的藩司，竟然只顾买好，当老好人而不顾“贻误饷需”，实在是“殊属大负委任”。

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不得不亲自操心饷银之事。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加强管理。派甘肃臬司刘于浔“访查商情”，了解筹收厘金的潜力。派属盐巡道孙长绂专门负责月报工作，力图扭转局面。二是强化监管。曾国藩明确规定，从今以后，江西的各个卡子上月的收、支情况，必须限于下月初三“缮成清折”，派专人送到省局。由孙长绂汇成总单，专报曾国藩。赣局四属，由属道王德固汇成单子“驿递”曾国藩。三是确保厘金的安全。曾国藩决定每个月派炮船赴江西“迎提厘金”。四是加强对官员的约束。原来各个厘局和卡子的所有委员，一律由总局“委用黜陟”。曾国藩现在“改弦更张”，确定所有人员，由他本人“随时札撤”，从安徽派人赴江西办理厘务，“以资互证，而备观摩”。五是加强基础建设。曾国藩要求各个厘局要“径备”一份各卡子每个月的报销账册，报给他本人；由刘于浔负责把商民的反映按月上报。为了便于工作，曾国藩向同治帝请旨，让孙长绂、刘于浔与李桓“会同办理”。曾国藩解释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自己领的兵太多，欠饷时间太长，又逢今年瘟疫盛行，“医药无资”，不得不“整饬厘章，力求补救”。曾国藩向同治帝检讨道：“外间皆知上海厘务不实不尽，不知江西厘金疲乏若此，皆臣平日不能稽核申儆之咎。”[29]

对李桓，曾国藩最终并没有痛下杀心，而是给“漫不经心，玩视饷务”的李桓留了一条活路，但有言在先：“数月后如仍前玩泄，即当从严参奏，并提讯经手员役，以惩积弊”。[30]意思是说，如果李桓不接受教训的话，那么就老账新账一起算，绝不姑息。

制定章程也好，加强管理也罢，但都远水不解近渴。身处险境的曾国荃缺的不仅仅是军饷，还有援兵、枪械、火药、子弹、帐篷，等等。

曾国荃的每一封求救信都像刀子一样刺痛着曾国藩的心。作为统帅，前方将士的安危与他紧紧联系在一起；作为兄长，曾国荃的生死更是他最大的牵挂。然而，毕竟相隔太远，曾国藩除了“忧系不释”以外，但并不能时时相顾。

但军情似火，人命关天。曾国藩一方面紧急调整部署，尽可能派出援兵，鼓励曾国荃再坚守一个月，各处援兵就可以赶到。另一方面安抚曾国荃，让他“切莫慌乱”，自己定会“多办银米子药接济”。

在积极救援的同时，曾国藩也嘱咐曾国荃要“刻刻宜存节省之意”，不要苦苦催逼了。曾国藩说，大概弟弟你设身处地所能办到的，我当兄长的也一定能办到；我要是束手无策不能办到的，即使是弟弟你设身处地也办不到。

曾国荃知道自己单兵独进，已犯了兵家大忌。除了置死地而后生一条路外，别无他途。所以，曾国荃部拼死固守，有时伺机反扑，化被动为主动；有时又收缩兵力，主动放弃一些次要地方，这一举动完全打破了太平军的军事部署，成功地迟滞太平军对雨花台的进攻，战事渐有转机。

曾国藩闻此讯后“寸心稍慰”。清同治元年（1862年）九月十一日，曾国藩致信曾国荃，表达了自己的好心情。曾国藩道：“初五早之捷，破贼十三垒，从此守局应可稳固，至以为慰。缩营之说，我极以为然。既不能围城贼，又不能破援贼，专图自保，自以气敛局紧为妥，何必以多占数里为美哉？及今缩拢，少几个当冲的营盘，每日少用几千斤火药，每夜少几百人露立，亦是便宜。气敛局紧四字，凡用兵处处皆然，不仅此次也。”[31]

在肯定曾国荃“缩营”之法的正确性后，曾国藩也对曾国荃过于依赖武器装备提出批评。

曾国藩说：“然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鲍春霆并无洋枪洋炮，然亦屡当大敌。前年十月，去年六月，亦曾与忠酋接仗，未闻以无洋人军火为憾。和、张在金陵时，洋人军器最多，而无救于十年三月之败。弟若专从此等处用心，则风气所趋，恐部下将士，人人有务外取巧之习，无反己守拙之道，或流于和、张之门径而不自觉，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猛省。真美人不甚争珠翠，真书家不甚争笔墨，然则将士之真善战者，岂必力争洋枪洋药乎？”[32]

曾国藩说的固然有道理，但没有必要的武器装备、后勤保障也是不行的。

任凭曾国藩语重心长、念念有词，曾国荃还是强调武器装备对于战争的重要性。他说太平军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洋炮利器最多，除非我军人力强，可出队去打，乃足以寒其胆，否则徒自守，终为洋炮子所困也”[33]。所以，曾国荃不停地给曾国藩发信，一是请求速解洋枪洋炮、子药等装备以及其他物资。二是对解来的部分武器质量提出批评，三是对饷银、火药等一再延误表示愤慨。

曾国荃在致曾国藩的信中抱怨道：“……解来的西瓜炮，十八日施放，虽开花而不甚得力。小铜炮无恙，大铜炮放两炮即有毛病……江、粤饷银至今未到。秋杪冬初，东北风如此之多且大，饷银、子药不能随时解到，思之令人心悸……帐篷一项求换者无虚日，亦乞设法催解为叩……”[34]

事到如今，曾国藩能办到的都办了，办不到的自然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尤其是对江西地方的表现无可奈何。

“然以江西似有处处与我为难之意，寸心郁郁不自得。因思日内以金陵、宁国危险之状，忧灼过度。又以江西诸事掣肘，闷损不堪。”[35]

难于驾驭的局面，让一向主张打脱牙和血吞的曾国藩非常抑郁，心里充满了愤懑。思来想去，对外因无计可施的曾国藩，只好回过头来在自己的身上查找内因。

曾国藩认为“郁郁不自得”的心境，实由自己“平日于养气上欠工夫”所致。若有所思的曾国藩提笔写道：“欲求养气，不外‘自反而缩，行慊于心两句’；欲求行慊于心，不外‘清、慎、勤’三字。”并逐字作了阐述。“清”字就是指“名利两淡，寡语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钦”；“慎”字就是指“战战兢兢，死而后已，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勤”字就是指“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曾国藩道：“此时而语者，吾当守之终身。遇大忧患、大拂逆之时，庶几免于尤悔耳。”[36]

写完这些话后，连日来“疲困殊甚”的曾国藩竟然意想不到地睡着了。

这一夜是竟日难得好睡，一觉睡到五更时分，“从此为常态矣”——看似坏事竟然变成了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