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降大戾(1 / 1)

一场突降的瘟疫,几乎使湘军遭致灭顶。这难道是天意?

曾国藩官高位显,在大清国可以呼风唤雨,叱咤纵横,但他毕竟是一个凡人,不具备改天换地的本领,比如对人祸往往只能“哀痛不已”,而对天灾更是无能为力。

曾氏兄弟对太平军的感情是复杂的,可以用“爱”“恨”交织来形容。所谓“爱”是指太平军的出现,为曾氏兄弟的崛起创造了客观条件,也就是说,没有太平军,就没有曾氏兄弟横空出世,名满天下,荫及子孙。从这个角度来说,曾氏兄弟理应打心眼里感谢太平军,感谢那个屡试不第却捅漏了天的倒霉秀才洪秀全。所谓“恨”则是不言而喻的。为了绞杀太平军,曾氏家族先后失去了两个虎子,一个是曾国藩的三弟曾国华,因兵败三河镇而战殁于乱军之中;另一个是被朝廷赐予“迅勇巴图鲁”的曾国藩五弟曾国葆,因长年征战而积劳成疾,病逝于金陵雨花台前线。因而,曾氏家族被清廷誉为“一门忠义”。所以,曾氏兄弟便把绞杀太平军作为报效朝廷、报仇雪恨的最高使命。为此,曾氏兄弟把失去亲人的愤怒化作无边的仇恨,把与太平军经年血拼中所饱受的屈辱化作疯狂,恨不得一下子就剿灭太平军,致洪秀全于死地。而在尚且存活的曾氏兄弟中,尤以曾国荃的表现为最甚。

取得安庆之战的胜利后,朝廷称曾国荃“智勇兼施”,加官晋爵,尤著奖掖,使曾国荃声名鹊起。这不仅使曾国荃洋洋自得,而且愈加助长了他的狂傲,一心一意要打下金陵,夺取首功。

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月,江苏告急,杭州等重镇先后陷落,朝廷急忙“迭诏”曾国荃前去收拾乱局。曾国藩和曾国荃商议救援之事,曾国荃却提出一个与朝廷,甚至与曾国藩大相径庭的想法,他认为金陵是太平军的大本营,如果猛攻金陵的话,太平军必将“全力回援”,“而后苏、杭可图”。曾国藩认为曾国荃说得有道理,便表示赞成。于是,曾国藩派左宗棠去解决浙江的问题,派李鸿章去解决江苏的问题,而

“以围攻金陵属之国荃”。清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二十四日,曾国荃督师东下,水陆大军直指金陵。一路上“军事甚顺”,曾国荃所部过关斩将,势如破竹,连连攻克险关要隘,直逼金陵城下。清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初三,

曾国荃所部“逼札”在雨花台,这里距金陵仅四十里之遥,拿下金陵似乎已是指日可待。不料,太平军“见惯不惊,似无恇惧之情”,根本就没把虎视眈眈的曾国荃放在眼里。

由于雨花台距离金陵太近,威胁太甚,太平军拼死争夺。一时间,雨花台变成了人间炼狱,曾国荃与太平军反复拼杀,只杀得昏天黑地,日月无光,双方“互有损伤”,战事陷入胶着状态。

曾国荃这边杀得兴起,曾国藩那边却担忧得要命。因为曾国荃根本没有等着几路大军到达后再采取行动,而是在没有任何援军的情况下“孤军独进”。这是非常鲁莽且不计后果的一着险棋。对于曾国荃“进军太锐”,曾国藩“究嫌太速”,“深为焦虑”,生怕曾国荃身陷重围,遭致灭顶。

曾国藩日夜为曾国荃“在金陵孤军无助”而忧心忡忡。在给曾国荃的信中,曾国藩毫不掩饰自己的担心与不安:“弟此次进兵太快,不特余不放心,外间亦人人代为危虑。”[11]此外,曾国藩认为,“百足之虫,虽死不僵”。太平军“凶焰尤盛,未可骤图”。旁观者则认为曾国荃多是新募的兵勇,未必可靠,缺乏必胜的把握。对于防御问题,曾国藩建议道:“万里长濠,大众公守,最易误事。一蚁蛰堤,全河皆决。去岁之守安庆后濠,余至今思之心悸。此次在金陵,不可再守长濠,仍以各守各垒为稳。地方虽宽,分别极冲、次冲究无多处,前围城贼当冲者不过数处,后拒援贼当冲者亦不过数处。于极冲、次冲之地,择人守之,则他处虽有劣营,亦可将就支持……”[12]

就在曾国荃与太平军相持不下、曾国藩为曾国荃担忧之时,一场罕见的瘟疫突然爆发了。这场突如其来的天灾,给湘军几乎带来了灭顶之灾。

清同治元年(1862年)闰八月,长江以南爆发了大规模瘟疫。《曾国藩年谱》记曰:“夏秋之间,暑雨失时,疾疫大作,各路军营多染疾病。皖南诸军为最甚,死亡甚多,浙江大营次之,金陵大营亦染疫病。皆暂事休息,未遑攻剿也。”

无法控制的瘟疫在兵营里四处蔓延,一时间“死亡相继”,给正急于攻克金陵的曾国荃当头一棒。曾国藩惊呼,此乃“天降大戾,近世罕闻。恶耗频来,心胆俱碎”[13],“诚宇宙之大劫,军行之奇苦也”[14]。

这场瘟疫给湘军和地方均造成严重损失,其境况惨不忍睹。那么究竟损失到什么程度呢?曾国藩在给同治帝的折子中列举了几个例子。比如,在大将鲍超的军中,精锐的“勇夫”就有万余人染上了瘟疫,每天都有数十人死亡。在仅有两万人的曾国荃军中,染病的就有一万多人,超过了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在左宗棠的楚军中,染病的兵勇也已逾半,每临战事,能够坚持出战的不到总数的五成。其他部队也无一幸免,各个军中染病者都超过总数的百分之六七十。以这样的部队应敌,不用说出战,就是想守住营盘不失都绝非易事。而最让曾国藩痛心疾首的是一些屡立战功的悍将如黄庆、伍乘瀚、张运桂等竟因染疫而先后病故,等于生生剪去了湘军的羽翼。其他如鲍超、张运兰、杨岳斌等战将也未能幸免,“均各抱病军中”。在地方,最惨的就属那个刚刚经历过血战的宁国府了。那里几乎成了人间地狱。按照曾国藩的说法,“宁国府城内外,尸骸狼藉,无人收埋”,染病的也没有人服侍,“甚至一棚之内,无人炊缈”。而曾国藩在同时期的日记中记述得更为具体——“宁国各属军民死亡相继,道殣相望,河中积尸生虫,往往缘船而上,河水及井水皆不可食”[15]。

面对如此天灾,曾国藩陷入愁苦之中而无计可施,为“各军患病”“各处疫病大多”而“忧心如焚”“忧灼之至”。每天唉声叹气,终日里“绕室彷徨,意绪无憀”。

实在没有办法,曾国藩想起了歪门邪道,竟然建议“陈龙灯狮子诸戏,仿古大傩之礼”[16],但终归难以奏效。

曾国藩认识到了眼下局势的危险性。曾国藩上奏咸丰帝说,如果现在太平军进犯宁国府的话,鲍超、张运兰两军不仅不能出马迎敌,而且根本就守不住城垒;不仅不能固守待援,而且难以脱身“以待再振”。如果太平军进攻雨花台、徽州的话,也“深恐病者太多”,无论是守还是战均没有把握。曾国藩哀叹,经数年征战而“由尽寸而广至数百里”的疆土“倘有疏虞”,后果不堪设想。而一旦皖南有失,则江西就失去了藩篱,“毫无足恃”。而此时的皖北“苗捻两患”也“时时可虑”。更要命的是手下的战将死的死病的病走的走,当此危难之际,这让诸事荟萃于一身的曾国藩怎不“忧心如焚”?

曾国藩在给朋友的一副对联中写道:“好人半自苦中来,莫图便宜;世事多因忙里错,且更从容。”而眼下,面对“疾疫之灾既如彼,责任之重又如此”的曾国藩心力交瘁,加之癣疾大发,眼蒙殊甚,彻夜难眠,曾国藩觉得自己实在是挺不住了,更“从容”不起来了。他上奏同治帝说:“臣自度薄德不足以挽厄运,菲才不足以支危局。”就像是一个能担一百斤的挑夫,一下子给他增加二十斤,“则汗流而蹇”;如果增加五十斤,“则僵踣矣”——僵硬跌倒了。曾国藩说:“臣力本不胜拟负,今且增至重十倍之重,僵踣不足惜,倘遂贻误大局,敢不袛惧!”[17]

面对“军事甫顺,而疫疾流行,休咎之徵,莫可推测”的局面[18],曾国藩恳请同治帝派“在京亲信大臣”前来江南“会办诸物,分重大之责任,挽艰难之气数”[19]。曾国藩不无唯心地说:“中夜默思,惟求德器远胜于臣者,主持东南大局,而臣亦竭力经营而左右之,庶几补救于万一。”[20]

曾国藩把厄运归咎于自己“德器”不足,而把挽救危局的皮球踢给了同治帝。在这样的情况下,同治帝也没有什么好办法。试想,如果连倚为股肱的曾国藩都撂了挑子,朝野上下哪里还有能顶替之人?

同治帝回复曾国藩,说“此时战守均无把握,自属实在情形”。至于曾国藩请求派人前来分担责任,挽救危局,一定是“为忧劳胶着所迫”。重申朝廷仍然信任曾国藩,相信湘军,“倚以挽救东南全局”。因为相信曾国藩“忠勇发于至诚,推心置腹”。充分肯定曾国藩“自诸军进逼金陵,逆匪老巢已成井槛,惟以艰难时会,诚不易得”。强调眼下“当此艰危时势,又益以疫疾流行,将士摧折,深虞隳士气而长寇氛”乃“无可如何之事”,不是曾国藩一个人的错误。肯定地告诉曾国藩“刻下在京固无可简派之人,环顾中外,才力气量如曾国藩者,一时实难其选”,也就是忽悠曾国藩继续干下去,“不容一息少懈也”。

同治帝忽悠也好,实情也罢,曾国藩无论如何都得独自面对危局。然而,就在湘军“士卒死亡大半”之际,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由浙江赴援金陵,湘军被迫以“病余之卒”应战,苦战十六昼夜,“疲乏已极”。而此时,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又率领十万大军驰援金陵,并于清同治元年(1862年)闰八月二十九日起,向曾国荃驻守的雨花台不分昼夜发起轮番攻击,“洋枪洋炮,子密如雨,兼有开花炸炮,打入营中,惊心动魄”[21]。连曾国荃都受了伤,“血流交颐”。其得力部将倪桂更是当场中炮身亡。太平军“多开地洞,百道环攻,并未少休”[22]。

在太平军巨大的军事压力之下,曾国荃终于挺不住了。

按照曾国荃的说法,当时的太平军已逾二十万,而他自己满打满算只有两万人马。仅就兵力而言,一比十的巨大差距就已经使曾国荃处于绝对的劣势。况且,除去伤亡之外,曾国荃的手里只剩下不足七成人马,如果再加上染上瘟疫不能出战的四成,就只有三成“略好之人”。此外,太平军的武器装备远优于曾国荃,“洋炮利器最多”。曾国荃说得很清楚,以这样劣势的兵力既要防御拉得过长的战线,又不能主动出击,“终为洋炮子所困”,真是被动到了极点。照这样下去,如果一个月内还没有援兵的话,后果不堪设想。他一方面“只好日夜耐劳苦,守以待援”,另一方面连续八天致信曾国藩请求援兵,“百叩”曾国藩救援,并说个人的安危事小,将士事大,如果失利,“则令各军沮气,且于大局难堪”。

然而,此时的曾国藩也是两手攥空拳,哪里有援兵可派?只能是“忧系莫释”,反复叮嘱曾国荃要“力图自固”,尤其是“身居绝地,只有死中求生之法,且不可专盼多军,致将卒始因求助而懈驰,后因失望而气馁也”[23]。

可太平军大兵压境,光靠精神是解决不了危机的。曾国荃致信曾国藩强调:“弟与兄虽系骨肉之私,然设法拨兵来救,尤是天理人情之公也。”[24]

曾国藩的噩梦还在继续。

就在曾国荃难以招架、雨花台岌岌可危之际,另一路太平军已直扑宁国府。而驻守在那里的湘军“病勇未痊,缺额未补”,兵力捉襟见肘,宁国府危在旦夕。果然,曾国藩于九月初一日还在为“宁国之城守已固”而“稍慰”,初六日太平军就打下了宁国府。丢了宁国府不是简单地丢失一个城池的问题,而意味着“藩篱已弛”,也就是表明湘军后门顿开,其影响甚巨。丢失了宁国府,首先威胁的就是徽州、旌德等地的安全。而这两处都兵力单薄,人心惶惶,“百物皆空”,不用太平军来打就“不克支持”。曾国藩原本计划调鲍超和守旌德的兵马驰援曾国荃,没想到鲍超所部被太平军三面包围,陷在旌德而自身难保,救援曾国荃的计划也就泡汤了。最让曾国藩忧心的是太平军乘势而下,“间道”窜犯江西,直捣湘军后勤保障基地。

前方战局已经让曾国藩“忧心如焚”,如果后方再出现差池,那么湘军可真要被太平军前后夹击,成了瓮中捉鳖了。此外,曾国藩还获得消息称,河南的捻军“窜扰”湖北,有取道皖北回援金陵的可能。刹那间,山雨已来,风满湘楼。曾国藩“反复筹思”,但“殊无完策”。

然而,曾国藩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

曾国藩顿时“寸心方乱”,为此“彻夜不能成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