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突降的瘟疫，几乎使湘军遭致灭顶。这难道是天意？

曾国藩官高位显，在大清国可以呼风唤雨，叱咤纵横，但他毕竟是一个凡人，不具备改天换地的本领，比如对人祸往往只能“哀痛不已”，而对天灾更是无能为力。

曾氏兄弟对太平军的感情是复杂的，可以用“爱”“恨”交织来形容。所谓“爱”是指太平军的出现，为曾氏兄弟的崛起创造了客观条件，也就是说，没有太平军，就没有曾氏兄弟横空出世，名满天下，荫及子孙。从这个角度来说，曾氏兄弟理应打心眼里感谢太平军，感谢那个屡试不第却捅漏了天的倒霉秀才洪秀全。所谓“恨”则是不言而喻的。为了绞杀太平军，曾氏家族先后失去了两个虎子，一个是曾国藩的三弟曾国华，因兵败三河镇而战殁于乱军之中；另一个是被朝廷赐予“迅勇巴图鲁”的曾国藩五弟曾国葆，因长年征战而积劳成疾，病逝于金陵雨花台前线。因而，曾氏家族被清廷誉为“一门忠义”。所以，曾氏兄弟便把绞杀太平军作为报效朝廷、报仇雪恨的最高使命。为此，曾氏兄弟把失去亲人的愤怒化作无边的仇恨，把与太平军经年血拼中所饱受的屈辱化作疯狂，恨不得一下子就剿灭太平军，致洪秀全于死地。而在尚且存活的曾氏兄弟中，尤以曾国荃的表现为最甚。

取得安庆之战的胜利后，朝廷称曾国荃“智勇兼施”，加官晋爵，尤著奖掖，使曾国荃声名鹊起。这不仅使曾国荃洋洋自得，而且愈加助长了他的狂傲，一心一意要打下金陵，夺取首功。

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月，江苏告急，杭州等重镇先后陷落，朝廷急忙“迭诏”曾国荃前去收拾乱局。曾国藩和曾国荃商议救援之事，曾国荃却提出一个与朝廷，甚至与曾国藩大相径庭的想法，他认为金陵是太平军的大本营，如果猛攻金陵的话，太平军必将“全力回援”，“而后苏、杭可图”。曾国藩认为曾国荃说得有道理，便表示赞成。于是，曾国藩派左宗棠去解决浙江的问题，派李鸿章去解决江苏的问题，而

“以围攻金陵属之国荃”。清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二十四日，曾国荃督师东下，水陆大军直指金陵。一路上“军事甚顺”，曾国荃所部过关斩将，势如破竹，连连攻克险关要隘，直逼金陵城下。清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初三，

曾国荃所部“逼札”在雨花台，这里距金陵仅四十里之遥，拿下金陵似乎已是指日可待。不料，太平军“见惯不惊，似无恇惧之情”，根本就没把虎视眈眈的曾国荃放在眼里。

由于雨花台距离金陵太近，威胁太甚，太平军拼死争夺。一时间，雨花台变成了人间炼狱，曾国荃与太平军反复拼杀，只杀得昏天黑地，日月无光，双方“互有损伤”，战事陷入胶着状态。

曾国荃这边杀得兴起，曾国藩那边却担忧得要命。因为曾国荃根本没有等着几路大军到达后再采取行动，而是在没有任何援军的情况下“孤军独进”。这是非常鲁莽且不计后果的一着险棋。对于曾国荃“进军太锐”，曾国藩“究嫌太速”，“深为焦虑”，生怕曾国荃身陷重围，遭致灭顶。

曾国藩日夜为曾国荃“在金陵孤军无助”而忧心忡忡。在给曾国荃的信中，曾国藩毫不掩饰自己的担心与不安：“弟此次进兵太快，不特余不放心，外间亦人人代为危虑。”[11]此外，曾国藩认为，“百足之虫，虽死不僵”。太平军“凶焰尤盛，未可骤图”。旁观者则认为曾国荃多是新募的兵勇，未必可靠，缺乏必胜的把握。对于防御问题，曾国藩建议道：“万里长濠，大众公守，最易误事。一蚁蛰堤，全河皆决。去岁之守安庆后濠，余至今思之心悸。此次在金陵，不可再守长濠，仍以各守各垒为稳。地方虽宽，分别极冲、次冲究无多处，前围城贼当冲者不过数处，后拒援贼当冲者亦不过数处。于极冲、次冲之地，择人守之，则他处虽有劣营，亦可将就支持……”[12]

就在曾国荃与太平军相持不下、曾国藩为曾国荃担忧之时，一场罕见的瘟疫突然爆发了。这场突如其来的天灾，给湘军几乎带来了灭顶之灾。

清同治元年（1862年）闰八月，长江以南爆发了大规模瘟疫。《曾国藩年谱》记曰：“夏秋之间，暑雨失时，疾疫大作，各路军营多染疾病。皖南诸军为最甚，死亡甚多，浙江大营次之，金陵大营亦染疫病。皆暂事休息，未遑攻剿也。”

无法控制的瘟疫在兵营里四处蔓延，一时间“死亡相继”，给正急于攻克金陵的曾国荃当头一棒。曾国藩惊呼，此乃“天降大戾，近世罕闻。恶耗频来，心胆俱碎”[13]，“诚宇宙之大劫，军行之奇苦也”[14]。

这场瘟疫给湘军和地方均造成严重损失，其境况惨不忍睹。那么究竟损失到什么程度呢？曾国藩在给同治帝的折子中列举了几个例子。比如，在大将鲍超的军中，精锐的“勇夫”就有万余人染上了瘟疫，每天都有数十人死亡。在仅有两万人的曾国荃军中，染病的就有一万多人，超过了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在左宗棠的楚军中，染病的兵勇也已逾半，每临战事，能够坚持出战的不到总数的五成。其他部队也无一幸免，各个军中染病者都超过总数的百分之六七十。以这样的部队应敌，不用说出战，就是想守住营盘不失都绝非易事。而最让曾国藩痛心疾首的是一些屡立战功的悍将如黄庆、伍乘瀚、张运桂等竟因染疫而先后病故，等于生生剪去了湘军的羽翼。其他如鲍超、张运兰、杨岳斌等战将也未能幸免，“均各抱病军中”。在地方，最惨的就属那个刚刚经历过血战的宁国府了。那里几乎成了人间地狱。按照曾国藩的说法，“宁国府城内外，尸骸狼藉，无人收埋”，染病的也没有人服侍，“甚至一棚之内，无人炊缈”。而曾国藩在同时期的日记中记述得更为具体——“宁国各属军民死亡相继，道殣相望，河中积尸生虫，往往缘船而上，河水及井水皆不可食”[15]。

面对如此天灾，曾国藩陷入愁苦之中而无计可施，为“各军患病”“各处疫病大多”而“忧心如焚”“忧灼之至”。每天唉声叹气，终日里“绕室彷徨，意绪无憀”。

实在没有办法，曾国藩想起了歪门邪道，竟然建议“陈龙灯狮子诸戏，仿古大傩之礼”[16]，但终归难以奏效。

曾国藩认识到了眼下局势的危险性。曾国藩上奏咸丰帝说，如果现在太平军进犯宁国府的话，鲍超、张运兰两军不仅不能出马迎敌，而且根本就守不住城垒；不仅不能固守待援，而且难以脱身“以待再振”。如果太平军进攻雨花台、徽州的话，也“深恐病者太多”，无论是守还是战均没有把握。曾国藩哀叹，经数年征战而“由尽寸而广至数百里”的疆土“倘有疏虞”，后果不堪设想。而一旦皖南有失，则江西就失去了藩篱，“毫无足恃”。而此时的皖北“苗捻两患”也“时时可虑”。更要命的是手下的战将死的死病的病走的走，当此危难之际，这让诸事荟萃于一身的曾国藩怎不“忧心如焚”？

曾国藩在给朋友的一副对联中写道：“好人半自苦中来，莫图便宜；世事多因忙里错，且更从容。”而眼下，面对“疾疫之灾既如彼，责任之重又如此”的曾国藩心力交瘁，加之癣疾大发，眼蒙殊甚，彻夜难眠，曾国藩觉得自己实在是挺不住了，更“从容”不起来了。他上奏同治帝说：“臣自度薄德不足以挽厄运，菲才不足以支危局。”就像是一个能担一百斤的挑夫，一下子给他增加二十斤，“则汗流而蹇”；如果增加五十斤，“则僵踣矣”——僵硬跌倒了。曾国藩说：“臣力本不胜拟负，今且增至重十倍之重，僵踣不足惜，倘遂贻误大局，敢不袛惧！”[17]

面对“军事甫顺，而疫疾流行，休咎之徵，莫可推测”的局面[18]，曾国藩恳请同治帝派“在京亲信大臣”前来江南“会办诸物，分重大之责任，挽艰难之气数”[19]。曾国藩不无唯心地说：“中夜默思，惟求德器远胜于臣者，主持东南大局，而臣亦竭力经营而左右之，庶几补救于万一。”[20]

曾国藩把厄运归咎于自己“德器”不足，而把挽救危局的皮球踢给了同治帝。在这样的情况下，同治帝也没有什么好办法。试想，如果连倚为股肱的曾国藩都撂了挑子，朝野上下哪里还有能顶替之人？

同治帝回复曾国藩，说“此时战守均无把握，自属实在情形”。至于曾国藩请求派人前来分担责任，挽救危局，一定是“为忧劳胶着所迫”。重申朝廷仍然信任曾国藩，相信湘军，“倚以挽救东南全局”。因为相信曾国藩“忠勇发于至诚，推心置腹”。充分肯定曾国藩“自诸军进逼金陵，逆匪老巢已成井槛，惟以艰难时会，诚不易得”。强调眼下“当此艰危时势，又益以疫疾流行，将士摧折，深虞隳士气而长寇氛”乃“无可如何之事”，不是曾国藩一个人的错误。肯定地告诉曾国藩“刻下在京固无可简派之人，环顾中外，才力气量如曾国藩者，一时实难其选”，也就是忽悠曾国藩继续干下去，“不容一息少懈也”。

同治帝忽悠也好，实情也罢，曾国藩无论如何都得独自面对危局。然而，就在湘军“士卒死亡大半”之际，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由浙江赴援金陵，湘军被迫以“病余之卒”应战，苦战十六昼夜，“疲乏已极”。而此时，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又率领十万大军驰援金陵，并于清同治元年（1862年）闰八月二十九日起，向曾国荃驻守的雨花台不分昼夜发起轮番攻击，“洋枪洋炮，子密如雨，兼有开花炸炮，打入营中，惊心动魄”[21]。连曾国荃都受了伤，“血流交颐”。其得力部将倪桂更是当场中炮身亡。太平军“多开地洞，百道环攻，并未少休”[22]。

在太平军巨大的军事压力之下，曾国荃终于挺不住了。

按照曾国荃的说法，当时的太平军已逾二十万，而他自己满打满算只有两万人马。仅就兵力而言，一比十的巨大差距就已经使曾国荃处于绝对的劣势。况且，除去伤亡之外，曾国荃的手里只剩下不足七成人马，如果再加上染上瘟疫不能出战的四成，就只有三成“略好之人”。此外，太平军的武器装备远优于曾国荃，“洋炮利器最多”。曾国荃说得很清楚，以这样劣势的兵力既要防御拉得过长的战线，又不能主动出击，“终为洋炮子所困”，真是被动到了极点。照这样下去，如果一个月内还没有援兵的话，后果不堪设想。他一方面“只好日夜耐劳苦，守以待援”，另一方面连续八天致信曾国藩请求援兵，“百叩”曾国藩救援，并说个人的安危事小，将士事大，如果失利，“则令各军沮气，且于大局难堪”。

然而，此时的曾国藩也是两手攥空拳，哪里有援兵可派？只能是“忧系莫释”，反复叮嘱曾国荃要“力图自固”，尤其是“身居绝地，只有死中求生之法，且不可专盼多军，致将卒始因求助而懈驰，后因失望而气馁也”[23]。

可太平军大兵压境，光靠精神是解决不了危机的。曾国荃致信曾国藩强调：“弟与兄虽系骨肉之私，然设法拨兵来救，尤是天理人情之公也。”[24]

曾国藩的噩梦还在继续。

就在曾国荃难以招架、雨花台岌岌可危之际，另一路太平军已直扑宁国府。而驻守在那里的湘军“病勇未痊，缺额未补”，兵力捉襟见肘，宁国府危在旦夕。果然，曾国藩于九月初一日还在为“宁国之城守已固”而“稍慰”，初六日太平军就打下了宁国府。丢了宁国府不是简单地丢失一个城池的问题，而意味着“藩篱已弛”，也就是表明湘军后门顿开，其影响甚巨。丢失了宁国府，首先威胁的就是徽州、旌德等地的安全。而这两处都兵力单薄，人心惶惶，“百物皆空”，不用太平军来打就“不克支持”。曾国藩原本计划调鲍超和守旌德的兵马驰援曾国荃，没想到鲍超所部被太平军三面包围，陷在旌德而自身难保，救援曾国荃的计划也就泡汤了。最让曾国藩忧心的是太平军乘势而下，“间道”窜犯江西，直捣湘军后勤保障基地。

前方战局已经让曾国藩“忧心如焚”，如果后方再出现差池，那么湘军可真要被太平军前后夹击，成了瓮中捉鳖了。此外，曾国藩还获得消息称，河南的捻军“窜扰”湖北，有取道皖北回援金陵的可能。刹那间，山雨已来，风满湘楼。曾国藩“反复筹思”，但“殊无完策”。

然而，曾国藩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

曾国藩顿时“寸心方乱”，为此“彻夜不能成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