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驾崩,挚友辞世,怎一个痛字了得?
自清咸丰十年(1860年)闰三月起,曾国藩命由湘来营效力的曾国荃进驻集贤关,拉开围困安庆的序幕。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六月,围城两年的曾国荃终于向安庆大举发动进攻,一举克复安庆外围菱湖,“毁贼垒十八座……一律踏平,杀贼八千,徽州克复,祁门等处平安”[1],锋芒直指安庆。
安庆为金陵的屏障和门户。安庆若失,则金陵必然有虞。
闻之安庆危机,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亲率十万之众驰援,直扑曾国荃背部,希望以此能解安庆之围。陈玉成指挥太平军向曾国荃部连续发起六昼夜的猛攻,均遭到曾国荃的拼死抵抗,没有达到预定目的,不得已偃旗息鼓。
八月初一早上五点多钟,曾国荃所部把地道挖到了安庆城北门下,填上炸药,轰倒了北门城垣,扑进城去,残杀太平军将士两万余人。情急之下,太平军慌不择路,纷纷跳到江内、湖内逃生,却遭到湘军水师的疯狂截杀,没有一个人幸免。至于那些老弱妇女等,也遭到“擒缚”。
此时,驻扎在湘军后濠之外的陈玉成,眼睁睁地看着安庆陷落而无计可施,只能“列队远望,其胆已破,渐渐退去”[2]。
自清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克安庆至今日夺回已逾九载,湘军数次企图夺回这座重镇却屡遭败绩,颜面无存,备受耻辱。而今天一朝克复,令曾国藩欣喜不已。
曾国藩是八月初一掌灯时分接到讯报的,不由仰望苍天,感慨万千。此时,但见天空中“日月合璧、五星连珠……以为非常祥瑞”[3]。三个月前的预测,果然应验了,曾国藩喜曰:“国家中兴,庶有冀乎!”[4]
拿下了安庆,距离攻克金陵的日子不远了。曾国藩心里有底数了。
攻克重镇安庆,朝廷自然少不了奖掖。身为统帅的曾国藩在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外,被著赏加太子少保衔。立有破城首功的曾国荃,被赏加布政使衔,以按察使记名,遇缺题奏,并赏穿黄马褂。一时间,哥俩儿集军功、恩宠、荣耀于一身,好不得意。
安庆之战后,湘军犹如天助一般,摧城拔寨,连战连捷,一举“肃清”江西。据《曾国藩年谱》记曰:“凡公部诸军所向皆捷。”尤其是那位被朝廷誉为“智勇兼施”的曾国荃更是所向披靡,锐不可当,完全处于一种打疯了的状态,其锋头直指太平天国的首都金陵。
就在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取得一连串重大军事胜利、全军上下气焰嚣张之际,一个个的人祸从天而降,不期而至。
先是咸丰帝“龙驭上宾”,正在残喘之中的大清国一时塌了天。
咸丰帝是一个苦命人,从登上龙位那天起就饱经内忧外患,没过上几天舒心的日子。登基伊始,初登大宝的新鲜劲儿还没过去,湖南新宁就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湖南的事儿还没处理利索,太平天国运动又爆发了。自此,一共活了三十年、在位十二年的咸丰帝,就与太平军不离不弃地纠结在了一起。清咸丰二年(1852年),势如洪水的太平军杀出广西,一路凯歌高奏,连克湖南、湖北等州县,再克湖北武昌、江西九江、安徽安庆、江苏南京、扬州等地,并出师北伐,锋芒直指京师,眼看大清国的二百年的基业摇摇欲坠,大厦将倾。
为力保祖宗的基业不失,咸丰帝可谓殚精竭虑,寝食不安,无一刻不心急如焚,无一日不“宵旰东南”。
咸丰帝一方面派向荣、琦善等在南京城外孝陵卫和扬州分别建立江南、江北大营,妄图围困金陵和扬州。另一方面,命悍将僧格林沁驻守中原,阻止太平军北进。与此同时,命令各地方汉族官绅团练乡勇,保护乡梓,抗拒太平军。曾国藩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以团练大臣的身份粉墨登场,开始其军事生涯的。
然而,由于清军昏聩无能,上述筹划大都化为了泡影。在江南,清军苦心经营的江南、江北两座大营屡被太平军破灭,致使围困计划流产。在江北,太平军联合捻军作战,把僧格林沁死死缠在中原而无法脱身,最终战殁沙场。在清军即将全面溃败之际,只有半路出家的曾国藩还算一枝独秀,与太平军苦苦相搏,经年鏖战,总算没有让江南易主。国内烽烟遍地,而外国列强又乘虚而入。英、法侵略军悍然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并于清咸丰八年攻占天津大沽炮台,威胁北京。清廷被迫与英、法、俄、美分别签订《天津条约》。又至上海,与英、法、美分别订立《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之后,侵略军退兵。清咸丰九年,英、法侵略军再次挑起衅端,遭到驻守大沽炮台的清军反击。次年,英、法联军再陷大沽炮台,迫近北京城,逼得咸丰帝不得不逃往热河避难。最后,以英、法、俄三国强盗分别逼迫清廷签订了《北京条约》后才偃旗息鼓,住手罢兵。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六日,咸丰帝在热河行宫驾崩。此时,距离曾国荃克复安庆仅仅相差十几天的光景。
对于曾国藩来说,咸丰帝始终是他心中一个无法言说的痛。正是这个无法言说的痛,让曾国藩踌躇百转,郁积于胸。要说圣眷,仅仅就是在清咸丰二年(1852年),咸丰帝放了曾国藩一任江西乡试正考官,而曾国藩由于母丧,也没能完成那次江西乡试的主持工作。而曾国藩“自己亥之冬入都供职时有馀年,由翰林七迁至侍郎,眷遇甚隆”[5]这些荣幸,都是道光帝赏赐的,跟咸丰帝没有一毛钱关系。要说咸丰帝,除了只知道催命而不讲道理,办事抠搜而不爽利外,就再也没有什么能让曾国藩刻骨铭心的了。
曾国藩永远都不会忘记,正是这个咸丰帝,把堂堂二品大员曾侍郎放在一个官不官、绅不绅的团练大臣的位置上的,弄得他处处为难,尴尬至极。此外,咸丰帝还乐意瞎指挥,不仅在不明了前方局势的情况下,逼迫曾国藩出兵,有时还直接调动部队、规定部队行动方向。最让曾国藩烦心的就是咸丰帝的吝啬,只要求曾国藩去干这干那,就是不给予实权,使曾国藩常常处于要兵没兵、要饷没饷、要根据地没根据地的被动局面,逼得曾国藩三番五次寻找借口变相逼宫。而咸丰帝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除了用语言忽悠曾国藩之外,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举动,这让曾国藩伤透了心。直到咸丰帝临死的头一年,也就是湘军已掌握东南军事上的主动权后,才授予曾国藩以督抚实职。但不管怎么说,咸丰帝最终还是把曾国藩擢拔到了一品大员的行列,总算没有让曾国藩白忙活一场。
接到咸丰帝的死讯后,曾国藩“恸哭失声”。《曾国藩年谱》记曰,曾国藩如此举动,源于“自以十馀年来,受上知遇,值四方多难,圣心无日不在忧勤惕厉之中。现值安庆克复,军务方有转机,不及以捷报博玉几末命之欢,尤为感恸无已”。表面上看,曾国藩所说的全是恭维咸丰帝的话,而字里行间无不隐喻着对自己多舛命运的慨叹。
家不可一日无主,国不可一日无君。
作为封疆大吏的曾国藩自然要关心国事,关心大清的前途与未来。
在接到咸丰帝“龙驭上宾”当天的日记中,曾国藩对皇上驾崩感到“天崩地坼,攀号莫及”的同时,更为国家处于“多难之秋”而“四海无主”表示忧虑,尤其是一想到“新主(同治)年仅六岁”,而国家正处于“敌国外患,纷至迭乘”之际,曾国藩实在是难以表示乐观。同时,也对在位仅十二年的咸丰帝“无日不在忧危之中”,而如今“安庆克复,大局似有转机”,为咸丰帝“竟不及闻此捷报,郁悒终古”而感到痛惜。
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十八日,朝廷颁发哀诏,举国悼念咸丰皇帝。身在前线的曾国藩,也在安庆城内率领文武员弁身穿丧服“哭临三日”,而且每天哭三次,表现得中规中矩,甚合礼法。
如果说咸丰帝驾崩塌了大清国的天,那么胡林翼之死,则是塌了曾国藩的天。
此事发生在咸丰帝晏驾仅仅一个多月后,湖北巡抚、黔军统帅、曾国藩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同盟者胡林翼,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二十六日在武昌辞世,终年五十岁。
“……可痛之极!从此共事之人,无极合心者矣。”[6]胡林翼之于曾国藩的重要性,从曾国藩的这个反应和评价中可窥一斑。
胡林翼是湖南益阳人,生于清嘉庆十七年,即公元1812年。胡林翼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其父胡达源是清嘉庆二十四年一甲第三名进士,官至正四品的詹事府少詹事。在胡林翼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授以性理诸书”,对他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年轻时的胡林翼“负才不羁”,“习闻绪论,有经世志”。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比曾国藩小一岁的胡林翼中进士,而此时的曾国藩却在当年的恩科会试中第二次落榜,陷入不第的懊丧之中。
胡林翼中进士、点翰林、选庶吉士、授编修,一路顺风顺水,仕途颇为看好。然而,在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也就是胡林翼进入官场的第四年,在担任江南副主考官时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对“正主考官文庆携举人熊少牧入闱”一事失察,被降一级使用。不久,父亲胡达源逝世,胡林翼回家丁忧。在“服阙”期间,胡林翼出资为自己捐了一个功名,使自己由从七品的翰林一跃而成为从四品的知府。
胡林翼并非曾国藩的嫡系。若论军事生涯,胡林翼还早于曾国藩好几年。道光三十年(1850年),在胡林翼署贵州安顺、镇远知府时,就运用“明戚继光法练勇士”,用以镇压地方民众的起义,“以功赐花翎”,擢升道员,得到总督吴文镕、巡抚乔用迁的赏识,“并荐堪大用”。清咸丰元年(1851年),胡林翼补任黎平知府,大搞保甲团练,“严扼要隘,储谷备城守”,尽管“地临湘、桂”,但“匪戢而民安”。在贵州的那几年,胡林翼无疑成为那里的消防队员,哪里有问题就被派到哪里灭火。胡林翼也真不含糊,工作效率、质量均属上乘,往往是一击即中,手到病除,一时间声名远播,成为当时一个很有些影响的人物。这样的人才,小小的黎平、小小的贵州显然是难以留住的。果然,清咸丰三年(1853年),胡林翼便奉旨走出了贵州的群山峻岭,率领他的黔勇赴湖北作战,同时也正式开始了他短暂而辉煌的军事生涯。
曾国藩与胡林翼并肩作战始于清咸丰三年(1853年)八月。
当时,吴文镕由黔入鄂,在出任湖广总督后,马上奏调能员胡林翼至湖北差遣,得到恩准。清咸丰四年(1854年)正月下旬,当胡林翼率领六百黔勇赶至湖北金口时,太平军大败清军于黄州,吴文镕也在作战中阵亡,胡林翼不仅失去了政治上的依靠,而且还“坐困于金口洪山一带,劳身焦思。不特无兵无饷,亦无官无幕。自两司以至州县佐杂,相远隔北岸数百里外。一钱一粟,皆亲作书函,向人求贷,情词深痛!残破之余,十不应一”[7]。实在没有办法,胡林翼只好拿出自己家里的粮食当作军粮,以解燃眉之急,尽管“士卒为之感动”,但却是无奈之举。
就在胡林翼所部陷于困境,情况危急的紧要关头,是曾国藩向胡林翼伸出了援助之手,不但向胡林翼所部提供了火药、帐篷等物资,及饷银两千两外,还考虑到岳州是南北的咽喉,战略地位重要,奏请咸丰帝把胡林翼所部留在了岳州附近候用。可以说,是曾国藩在关键的时刻挽救了胡林翼,也挽救了黔勇。从此以后,胡林翼所部并入湘军,在曾国藩的麾下听调。
初一晤面,胡林翼就给以善于识人著称的曾国藩留下了深刻印象。在给咸丰帝的奏报中,曾国藩直言胡林翼的才干比自己高出十倍,对胡林翼寄予厚望。在日后的接触中,曾国藩更是坦言“遇事咨询,尤服其进德之猛”[8]。
胡林翼没有辜负曾国藩的一片赤诚与希望,用实际行动不断证实自身存在的价值。在军情万变的战场上,胡林翼如鱼得水,良好的个人素质和卓越的军事素养帮助他屡建奇功,很快就在人才济济的湘军中脱颖而出,宦途也颇为顺遂。胡林翼由一名道员而湖北按察使、江苏布政使、湖北布政使最后官至湖北巡抚,前后只用了不到半年的工夫。后来,胡林翼回援湖北,与湘军正式脱离了隶属关系,但与曾国藩和湘军所建立起的血肉关系则维系一生。尤其是在湖北局势稳定以后,胡林翼全力支援湘军东征,为曾国藩后来立下不世之功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对胡林翼,曾国藩感佩有加,举荐更是不遗余力。
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初一,清军克复安庆。曾国藩在给咸丰帝的上奏中,几乎把功劳都推给了胡林翼。曾国藩说:“至楚军围攻安庆已逾两年。其谋始于胡林翼一人。画图决策,商之官文与臣,并遍告各统领。前后布置,谋剿援贼,皆胡林翼所定。”[9]
在曾国藩的心目中,胡林翼“赤心以忧国家,小心以事友朋,苦心以护诸将,天下宁复有似斯人者哉”[10]。
对胡林翼之死,曾国藩在痛彻心扉以外,还努力通过自己的影响为老友争取尽可能多的利益。曾国藩亲自上奏朝廷,历陈与自己“共处日久,相知颇深”的胡林翼之“忠勤勋绩”,“伏乞”朝廷能够“饬付国史馆查照实行”,同时希望朝廷能够“出自逾格鸿慈”,“加恩”胡林翼那个“读书聪慧”的儿子胡子勋。作为同僚,曾国藩能想到的都想了;作为朋友,曾国藩能做到的都做到了。至此,曾国藩才稍得宽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