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驾崩，挚友辞世，怎一个痛字了得？

自清咸丰十年（1860年）闰三月起，曾国藩命由湘来营效力的曾国荃进驻集贤关，拉开围困安庆的序幕。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六月，围城两年的曾国荃终于向安庆大举发动进攻，一举克复安庆外围菱湖，“毁贼垒十八座……一律踏平，杀贼八千，徽州克复，祁门等处平安”[1]，锋芒直指安庆。

安庆为金陵的屏障和门户。安庆若失，则金陵必然有虞。

闻之安庆危机，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亲率十万之众驰援，直扑曾国荃背部，希望以此能解安庆之围。陈玉成指挥太平军向曾国荃部连续发起六昼夜的猛攻，均遭到曾国荃的拼死抵抗，没有达到预定目的，不得已偃旗息鼓。

八月初一早上五点多钟，曾国荃所部把地道挖到了安庆城北门下，填上炸药，轰倒了北门城垣，扑进城去，残杀太平军将士两万余人。情急之下，太平军慌不择路，纷纷跳到江内、湖内逃生，却遭到湘军水师的疯狂截杀，没有一个人幸免。至于那些老弱妇女等，也遭到“擒缚”。

此时，驻扎在湘军后濠之外的陈玉成，眼睁睁地看着安庆陷落而无计可施，只能“列队远望，其胆已破，渐渐退去”[2]。

自清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克安庆至今日夺回已逾九载，湘军数次企图夺回这座重镇却屡遭败绩，颜面无存，备受耻辱。而今天一朝克复，令曾国藩欣喜不已。

曾国藩是八月初一掌灯时分接到讯报的，不由仰望苍天，感慨万千。此时，但见天空中“日月合璧、五星连珠……以为非常祥瑞”[3]。三个月前的预测，果然应验了，曾国藩喜曰：“国家中兴，庶有冀乎！”[4]

拿下了安庆，距离攻克金陵的日子不远了。曾国藩心里有底数了。

攻克重镇安庆，朝廷自然少不了奖掖。身为统帅的曾国藩在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外，被著赏加太子少保衔。立有破城首功的曾国荃，被赏加布政使衔，以按察使记名，遇缺题奏，并赏穿黄马褂。一时间，哥俩儿集军功、恩宠、荣耀于一身，好不得意。

安庆之战后，湘军犹如天助一般，摧城拔寨，连战连捷，一举“肃清”江西。据《曾国藩年谱》记曰：“凡公部诸军所向皆捷。”尤其是那位被朝廷誉为“智勇兼施”的曾国荃更是所向披靡，锐不可当，完全处于一种打疯了的状态，其锋头直指太平天国的首都金陵。

就在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取得一连串重大军事胜利、全军上下气焰嚣张之际，一个个的人祸从天而降，不期而至。

先是咸丰帝“龙驭上宾”，正在残喘之中的大清国一时塌了天。

咸丰帝是一个苦命人，从登上龙位那天起就饱经内忧外患，没过上几天舒心的日子。登基伊始，初登大宝的新鲜劲儿还没过去，湖南新宁就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湖南的事儿还没处理利索，太平天国运动又爆发了。自此，一共活了三十年、在位十二年的咸丰帝，就与太平军不离不弃地纠结在了一起。清咸丰二年（1852年），势如洪水的太平军杀出广西，一路凯歌高奏，连克湖南、湖北等州县，再克湖北武昌、江西九江、安徽安庆、江苏南京、扬州等地，并出师北伐，锋芒直指京师，眼看大清国的二百年的基业摇摇欲坠，大厦将倾。

为力保祖宗的基业不失，咸丰帝可谓殚精竭虑，寝食不安，无一刻不心急如焚，无一日不“宵旰东南”。

咸丰帝一方面派向荣、琦善等在南京城外孝陵卫和扬州分别建立江南、江北大营，妄图围困金陵和扬州。另一方面，命悍将僧格林沁驻守中原，阻止太平军北进。与此同时，命令各地方汉族官绅团练乡勇，保护乡梓，抗拒太平军。曾国藩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以团练大臣的身份粉墨登场，开始其军事生涯的。

然而，由于清军昏聩无能，上述筹划大都化为了泡影。在江南，清军苦心经营的江南、江北两座大营屡被太平军破灭，致使围困计划流产。在江北，太平军联合捻军作战，把僧格林沁死死缠在中原而无法脱身，最终战殁沙场。在清军即将全面溃败之际，只有半路出家的曾国藩还算一枝独秀，与太平军苦苦相搏，经年鏖战，总算没有让江南易主。国内烽烟遍地，而外国列强又乘虚而入。英、法侵略军悍然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并于清咸丰八年攻占天津大沽炮台，威胁北京。清廷被迫与英、法、俄、美分别签订《天津条约》。又至上海，与英、法、美分别订立《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之后，侵略军退兵。清咸丰九年，英、法侵略军再次挑起衅端，遭到驻守大沽炮台的清军反击。次年，英、法联军再陷大沽炮台，迫近北京城，逼得咸丰帝不得不逃往热河避难。最后，以英、法、俄三国强盗分别逼迫清廷签订了《北京条约》后才偃旗息鼓，住手罢兵。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六日，咸丰帝在热河行宫驾崩。此时，距离曾国荃克复安庆仅仅相差十几天的光景。

对于曾国藩来说，咸丰帝始终是他心中一个无法言说的痛。正是这个无法言说的痛，让曾国藩踌躇百转，郁积于胸。要说圣眷，仅仅就是在清咸丰二年（1852年），咸丰帝放了曾国藩一任江西乡试正考官，而曾国藩由于母丧，也没能完成那次江西乡试的主持工作。而曾国藩“自己亥之冬入都供职时有馀年，由翰林七迁至侍郎，眷遇甚隆”[5]这些荣幸，都是道光帝赏赐的，跟咸丰帝没有一毛钱关系。要说咸丰帝，除了只知道催命而不讲道理，办事抠搜而不爽利外，就再也没有什么能让曾国藩刻骨铭心的了。

曾国藩永远都不会忘记，正是这个咸丰帝，把堂堂二品大员曾侍郎放在一个官不官、绅不绅的团练大臣的位置上的，弄得他处处为难，尴尬至极。此外，咸丰帝还乐意瞎指挥，不仅在不明了前方局势的情况下，逼迫曾国藩出兵，有时还直接调动部队、规定部队行动方向。最让曾国藩烦心的就是咸丰帝的吝啬，只要求曾国藩去干这干那，就是不给予实权，使曾国藩常常处于要兵没兵、要饷没饷、要根据地没根据地的被动局面，逼得曾国藩三番五次寻找借口变相逼宫。而咸丰帝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除了用语言忽悠曾国藩之外，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举动，这让曾国藩伤透了心。直到咸丰帝临死的头一年，也就是湘军已掌握东南军事上的主动权后，才授予曾国藩以督抚实职。但不管怎么说，咸丰帝最终还是把曾国藩擢拔到了一品大员的行列，总算没有让曾国藩白忙活一场。

接到咸丰帝的死讯后，曾国藩“恸哭失声”。《曾国藩年谱》记曰，曾国藩如此举动，源于“自以十馀年来，受上知遇，值四方多难，圣心无日不在忧勤惕厉之中。现值安庆克复，军务方有转机，不及以捷报博玉几末命之欢，尤为感恸无已”。表面上看，曾国藩所说的全是恭维咸丰帝的话，而字里行间无不隐喻着对自己多舛命运的慨叹。

家不可一日无主，国不可一日无君。

作为封疆大吏的曾国藩自然要关心国事，关心大清的前途与未来。

在接到咸丰帝“龙驭上宾”当天的日记中，曾国藩对皇上驾崩感到“天崩地坼，攀号莫及”的同时，更为国家处于“多难之秋”而“四海无主”表示忧虑，尤其是一想到“新主（同治）年仅六岁”，而国家正处于“敌国外患，纷至迭乘”之际，曾国藩实在是难以表示乐观。同时，也对在位仅十二年的咸丰帝“无日不在忧危之中”，而如今“安庆克复，大局似有转机”，为咸丰帝“竟不及闻此捷报，郁悒终古”而感到痛惜。

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十八日，朝廷颁发哀诏，举国悼念咸丰皇帝。身在前线的曾国藩，也在安庆城内率领文武员弁身穿丧服“哭临三日”，而且每天哭三次，表现得中规中矩，甚合礼法。

如果说咸丰帝驾崩塌了大清国的天，那么胡林翼之死，则是塌了曾国藩的天。

此事发生在咸丰帝晏驾仅仅一个多月后，湖北巡抚、黔军统帅、曾国藩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同盟者胡林翼，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二十六日在武昌辞世，终年五十岁。

“……可痛之极！从此共事之人，无极合心者矣。”[6]胡林翼之于曾国藩的重要性，从曾国藩的这个反应和评价中可窥一斑。

胡林翼是湖南益阳人，生于清嘉庆十七年，即公元1812年。胡林翼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其父胡达源是清嘉庆二十四年一甲第三名进士，官至正四品的詹事府少詹事。在胡林翼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授以性理诸书”，对他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年轻时的胡林翼“负才不羁”，“习闻绪论，有经世志”。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比曾国藩小一岁的胡林翼中进士，而此时的曾国藩却在当年的恩科会试中第二次落榜，陷入不第的懊丧之中。

胡林翼中进士、点翰林、选庶吉士、授编修，一路顺风顺水，仕途颇为看好。然而，在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也就是胡林翼进入官场的第四年，在担任江南副主考官时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对“正主考官文庆携举人熊少牧入闱”一事失察，被降一级使用。不久，父亲胡达源逝世，胡林翼回家丁忧。在“服阙”期间，胡林翼出资为自己捐了一个功名，使自己由从七品的翰林一跃而成为从四品的知府。

胡林翼并非曾国藩的嫡系。若论军事生涯，胡林翼还早于曾国藩好几年。道光三十年（1850年），在胡林翼署贵州安顺、镇远知府时，就运用“明戚继光法练勇士”，用以镇压地方民众的起义，“以功赐花翎”，擢升道员，得到总督吴文镕、巡抚乔用迁的赏识，“并荐堪大用”。清咸丰元年（1851年），胡林翼补任黎平知府，大搞保甲团练，“严扼要隘，储谷备城守”，尽管“地临湘、桂”，但“匪戢而民安”。在贵州的那几年，胡林翼无疑成为那里的消防队员，哪里有问题就被派到哪里灭火。胡林翼也真不含糊，工作效率、质量均属上乘，往往是一击即中，手到病除，一时间声名远播，成为当时一个很有些影响的人物。这样的人才，小小的黎平、小小的贵州显然是难以留住的。果然，清咸丰三年（1853年），胡林翼便奉旨走出了贵州的群山峻岭，率领他的黔勇赴湖北作战，同时也正式开始了他短暂而辉煌的军事生涯。

曾国藩与胡林翼并肩作战始于清咸丰三年（1853年）八月。

当时，吴文镕由黔入鄂，在出任湖广总督后，马上奏调能员胡林翼至湖北差遣，得到恩准。清咸丰四年（1854年）正月下旬，当胡林翼率领六百黔勇赶至湖北金口时，太平军大败清军于黄州，吴文镕也在作战中阵亡，胡林翼不仅失去了政治上的依靠，而且还“坐困于金口洪山一带，劳身焦思。不特无兵无饷，亦无官无幕。自两司以至州县佐杂，相远隔北岸数百里外。一钱一粟，皆亲作书函，向人求贷，情词深痛！残破之余，十不应一”[7]。实在没有办法，胡林翼只好拿出自己家里的粮食当作军粮，以解燃眉之急，尽管“士卒为之感动”，但却是无奈之举。

就在胡林翼所部陷于困境，情况危急的紧要关头，是曾国藩向胡林翼伸出了援助之手，不但向胡林翼所部提供了火药、帐篷等物资，及饷银两千两外，还考虑到岳州是南北的咽喉，战略地位重要，奏请咸丰帝把胡林翼所部留在了岳州附近候用。可以说，是曾国藩在关键的时刻挽救了胡林翼，也挽救了黔勇。从此以后，胡林翼所部并入湘军，在曾国藩的麾下听调。

初一晤面，胡林翼就给以善于识人著称的曾国藩留下了深刻印象。在给咸丰帝的奏报中，曾国藩直言胡林翼的才干比自己高出十倍，对胡林翼寄予厚望。在日后的接触中，曾国藩更是坦言“遇事咨询，尤服其进德之猛”[8]。

胡林翼没有辜负曾国藩的一片赤诚与希望，用实际行动不断证实自身存在的价值。在军情万变的战场上，胡林翼如鱼得水，良好的个人素质和卓越的军事素养帮助他屡建奇功，很快就在人才济济的湘军中脱颖而出，宦途也颇为顺遂。胡林翼由一名道员而湖北按察使、江苏布政使、湖北布政使最后官至湖北巡抚，前后只用了不到半年的工夫。后来，胡林翼回援湖北，与湘军正式脱离了隶属关系，但与曾国藩和湘军所建立起的血肉关系则维系一生。尤其是在湖北局势稳定以后，胡林翼全力支援湘军东征，为曾国藩后来立下不世之功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对胡林翼，曾国藩感佩有加，举荐更是不遗余力。

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初一，清军克复安庆。曾国藩在给咸丰帝的上奏中，几乎把功劳都推给了胡林翼。曾国藩说：“至楚军围攻安庆已逾两年。其谋始于胡林翼一人。画图决策，商之官文与臣，并遍告各统领。前后布置，谋剿援贼，皆胡林翼所定。”[9]

在曾国藩的心目中，胡林翼“赤心以忧国家，小心以事友朋，苦心以护诸将，天下宁复有似斯人者哉”[10]。

对胡林翼之死，曾国藩在痛彻心扉以外，还努力通过自己的影响为老友争取尽可能多的利益。曾国藩亲自上奏朝廷，历陈与自己“共处日久，相知颇深”的胡林翼之“忠勤勋绩”，“伏乞”朝廷能够“饬付国史馆查照实行”，同时希望朝廷能够“出自逾格鸿慈”，“加恩”胡林翼那个“读书聪慧”的儿子胡子勋。作为同僚，曾国藩能想到的都想了；作为朋友，曾国藩能做到的都做到了。至此，曾国藩才稍得宽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