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功而返，曾国藩觉得自己真的老了。

在与太平军的多年对垒中，曾国藩业已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军事思想，对于战略战术、选将、用人、兵机、管理等，均有独到的见解。最终战胜太平军的巨大功绩，更使得曾国藩一举成名，成为清一代最伟大的军事家，他的军事思想被誉为攻无不取、战无不胜的法宝。对此，曾国藩本人似乎也很自得。面对新的搏杀，曾国藩心有定数，他决定把已经屡试不爽的战略战术，全盘搬到“剿捻”的战场上。孰不知，曾国藩的这个决定，使他走上了经验主义的险途。

“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是曾国藩军事思想中的核心所在。早在僧格林沁与捻军搏杀之时，曾国藩就初步认识到了捻军的行动规律与特点，为僧格林沁跟在“势亦飙忽”的捻军屁股后面，“日驰百数十里不息”的打法颇为担忧。这一点，就连身居大内的同治帝也看得很清楚，认为僧格林沁此法不妥，屡次饬谕他以“持重为戒”。曾国藩曾就此专门给同治帝写过一道密疏，请皇上下令让僧格林沁的部队“稍暇以养锐”。然而，没等曾国藩的密疏上奏，僧格林沁已经战殁。曾国藩的担忧，终于变成了难以挽回的现实。

有了僧格林沁这个前车之鉴，曾国藩自然要吸取教训，也就越发的“稳当”起来。

在给同治帝的奏折中，曾国藩阐述了自己要采取的“扼要设防，分道兜剿”的战略战术。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务使捻匪东出西没，皆不能出吾罗网之外，庶几彼劳我逸，致人而不至于人”[25]的战略目标。同时，曾国藩对如何守护畿辅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畿辅有虞，自然应该调集各路人马急援，但以后就不要再这样做了。应该责成河北总督“另筹防兵”，“不可调南岸之师，往来渡黄，疲于奔命”。此外，河南、山东的重点地区由大臣督办外，其他地区，两省也要另筹防兵，“不可使剿捻之师追逐千里，永无归宿”。其实，曾国藩的想法很明确，他的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贼”的战略战术，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不打无准备之仗，牢牢把握战争的主动权。

在曾国藩看来，要对付捻军，这种战略战术是唯一的选择。因为，当时捻军的总兵力已达十数万之众，多以骑兵为主要作战力量，战略战术机动灵活，纵横驰骋在黄河以南，淮河、汉水以北数千里的广袤平原上，“分合不常，往来飙忽”，官军只能被动地跟在捻军的屁股后面，“或求一战而不可得”。更严重的是疲惫不堪的官军不堪一击。在溃败后，往往丢弃大批的“军火粟马”，悉数成为捻军的战利品和给养，是真正的“赔了夫人又折兵”，其情其景惨不忍睹。

甫至前线，曾国藩就按照自己的既定方针开始排兵布阵。他首先把四省十三府州分成四大战区，即以临淮为根据地的安徽战区；以周家口为根据地的河南战区；以徐州为根据地的江苏战区和以济宁为根据地的山东战区。四大战区均驻守重兵，备足武器、弹药、粮食，以逸待劳。这样做的好处是，“一省有急，三省往援”。由于后勤保障无虞，“庶几往来神速，呼吸相通”，“四路专泛之兵，颇敷广布”。除此之外，曾国藩还准备设立了一支机动部队，以配合四大战区作战。

确保粮饷供给无虞，始终是战争获胜的第一要义。为此，曾国藩采取了迥异于僧格林沁专赖陆路运输的做法，充分利用水运以保证后勤保障。具体是：周家口、临淮两军以淮河、颍河“为运道”，济宁、徐州两军以运河“为运道”。趁着水势丰盈，率先将粮食、枪支弹药等全部运抵四大战区，储存备用。曾国藩认为，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只要能确保后勤供给的话，四大战区就没有了后顾之忧，则“四省有首尾相应之象，而诸军无疲于奔命之虞；或可以速补迟，徐图功效”[26]。

关于排兵布阵，曾国藩倒说得头头是道，但他的心里却是另一番景象。尚未与捻军接战，曾国藩就在家书中说“捻贼已成流寇，断难收拾，余亦做一日算一日而已”[27]。有这样“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思想作基础，想打胜仗也是枉然。

曾国藩这边正在厉兵秣马，准备与捻军开战，被称为“完善之区”的山西却先告了急。手心手背都是肉，哪里有恙都牵扯着同治帝的心。不管曾国藩这边准备得如何，同治帝一连下了几道上谕，饬令曾国藩赶紧派水陆大军“驰赴洛阳以西，扼要驻扎”，并指名道姓地要调名将刘铭传部前往。这一通瞎指挥，把曾国藩的鼻子都气歪了。开始时，曾国藩根本就置之不理，没有给予同治帝任何答复。

曾国藩消极怠工，让同治帝大为光火，严词斥责曾国藩“疲玩因循”，居心不良。

曾国藩只好上书同治帝，阐述拒绝执行圣命的原因。

曾国藩言之凿凿地说，河南战区的老营周家口，现在八面受敌，“最为扼要”，全仗着“人数较多，将略较优”的刘铭传扼守。如果把刘铭传调往洛阳以西，“反置劲旅于无用之地”。同时，曾国藩对捻军觊觎陕西、山西一说表示怀疑。他直截了当地说：我听说陕西“残破更甚于河南，似非该逆之所垂涎”。山西虽属完善之区，但因为有黄河天险，“似非该逆所能遽渡”。另外考虑到陆路的优劣、船炮的配置等问题，曾国藩得出的结论是：“刘铭传西去，窃恐无益于晋，而有损于豫。”[28]

在拒绝援晋后，曾国藩的犟脾气又上来了，继续跟同治帝磨叽“固辞”之事。

曾国藩说：我已经三次上疏“固辞”，都没有得到批准。以我的能力水平，就是解决一个省的问题都“难专任”。但是我“受恩深重”，虽然交给我几个省“亦当通筹”。可是我私下里想了想，捻军现在的活动范围共分为三路，大约涉及八个省，我所说的十三府州，属于捻军的东路；黄河以北的直隶、山西两省及河南的一部属于北路；湖北、陕西两省及河南以南一部属于西路。从用兵的“缓急先后之序”来看，则东路最重，西路次之，北路又次之。从我的才识、所部兵力来看，即使就是东路这纵横千里的十三府州，“已嫌汛地太宽”，“动虞疏失”，实在是没有能力兼顾西路，更不可能“谋及”北路。现在皇上命我“兼顾晋省”，“一似三路之前截后追”，防为“剿捻”，这自然都是我应该办的。但是我哪有能力承担这样的重任呢？哪里有能力承担这样的责备？

曾国藩以僧格林沁为例，认为像僧格林沁那样贤德，那样“忠可以泣鬼神，勇可以回山岳”的悍将能臣，“剿捻”五年都没有取得成功。现在“捻匪”的马匹越来越多，而“时论”却“视贼愈轻”，好像几个月或在可以预定的时间里“可望肃清”，我怎么能“奏此速效”？我“自揣殚竭愚忱”，能在一两年内或可把东路这十三府州的局面逐渐地稳定下来就算不错了。至于“北路防河之法，西路督剿之方”，都不是我所能办到的了。对此，曾国藩提出一个建议，请同治帝“敕下九卿科道，八省督抚，会议剿捻事宜”，也就是搞联合行动，共同对付捻军。

与捻军交战之初，曾国藩的“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贼”的战略战术还是发挥了一定作用，取得了一些战绩。比如，刘铭传大败捻军于颍州；清军击败进犯徐州、丰县的捻军等。尤其是清同治四年（1865年）八月二十日，捻军图谋山东“膏腴之地”，曾国藩命潘鼎新部扼守运河，从江苏战区调集步兵、骑兵驰赴山东，调集安徽战区的部队接防徐州，并派出一部支援山东，调集周盛波部移驻河南战区的归德，留刘铭传部驻守周家口，用曾国藩的话说，此番调度达到了“东顾齐省，西顾豫省，中间兼顾徐州、临淮两处”[29]，实现了曾国藩所谓“一处有急，三处往援，有首尾相应之像”[30]的战略构想。但随着形势发生的不断变化，捻军改变了策略，以动制静、以变应不变的战略战术，应对曾国藩的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的战略战术，试图打破他“以逸待劳”之策。

按照曾国藩的战略构想，除了在四大战区驻守重兵扼守外，必须建立一支机动性很强的“游击之师”。从已有的经验来看，与捻军作战，没有这样一支机动部队参战，就难以“纵横追逐”，把握主动。而建立机动部队，首先就要有骑兵，可曾国藩手里恰恰就是骑兵太少，新募的马勇又“其数无多，其技尤劣”，这样的部队是不敢投入战斗、“驱之向敌”的。由于“久未办成游击之师”，曾国藩“自问尚无破寇之术”。曾国藩为此“日夜焦思，弥深愧悚”[31]。

此时，同治帝又来瞎指挥，说河南的骑兵单薄，直隶的河防“渐松”，要把副都统安住所带的骑兵调给河南使用。这显然是同治帝对曾国藩专注山东防务，尤其是仅仅拘泥于十三府州的做法表示不满。按照同治帝的想法，曾国藩应该像僧格林沁那样与捻军“纵横追逐，使之不得休息”。而这却是曾国藩最忌讳的。

曾国藩据理力争，上书阐述自己的主张。他说自己之所以注重东路，是因为山东“北邻畿辅”，是天下的根本所在；“南邻江苏”，是粮饷器械的供应地，是部队的根本所在。捻军之所以注重东路，是因为山东的运河以北“平衍富饶”，不像河南、安徽那样难以解决后勤保障问题。如果不经过几次“痛剿”而重创捻军的话，那么捻军“断不能忘情于山东”。所以，曾国藩认为山东的问题一日不解决，就不可能驰援直隶，并希望把要调走的骑兵调回原处，同时要考虑增加一些步兵。至于河南的防务问题，一旦捻军有所动作，曾国藩表示自己将与河南的地方督抚协商行动，或者派安住的骑兵驰援，也会“添派大枝游击之师”参加会剿。

曾国藩所称的“大枝游击之师”指的就是刘铭传所部。曾国藩下决心把刘铭传部由固守之军，变成游击之师，遵照同治帝的要求，“随贼所向，跟踪追剿”。

开始时，包括同治帝在内，几乎所有的清朝统治者，没怎么把捻军当成一回事儿，即使损失了僧格林沁也没有谁在意。而刚刚剿灭了太平天国的曾国藩封侯拜相，威风八面，正是声名显赫、不可一世的时候，自然也不会把捻军放在眼里。试问，捻军还能比太平军更强大吗？比太平军更具战斗力吗？此外，清廷会剿捻军多年，基本上没有多大成效，那些参加会剿的官员没有几个跟同治帝说实话的，使同治帝很难了解捻军的真实情况，这也是他对捻军掉以轻心的主要原因之一。

待曾国藩与捻军交手后不由大惊，他发现与捻军作战，敢情和与太平军作战完全是两码事。如果说太平军是正规军的话，那么捻军就是游击队；如果说太平军作战还讲究点儿战略战术的话，那么捻军则完全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这大概就是清廷攻剿十年，而捻军却“奔突六省，久成流寇之症”的原因所在。

曾国藩上奏同治帝说，过去的那些奏报，“每多粉饰虚浮”，更有甚者“或无战事，而开单请奖”，不仅虚冒战功，而且欺君罔上，把同治帝蒙在鼓里。曾国藩检讨自己“剿贼”十个月而没有取得多大成效，为至今也没有找到有把握的“制寇之方”而“终夜以思，且忧且愧”。曾国藩力劝同治帝千万“弗轻视此贼”，应该“博取将才，求为可继，稽核奏报，戒其勿欺”[32]。

清同治五年（1866年），捻军进入河南、安徽境内，继续机动灵活地打击清军，迫使曾国藩部疲于奔命，穷于应付。

曾国藩认识到，捻军的目的就是要拖垮清军，然后歼灭之。所以，必须抓住主动权，再一味地这样被动应付下去肯定是不行了，难免有朝一日重蹈僧格林沁的覆辙。

除了曾国藩以外，同样认识到这个问题的还有刘铭传。

早在上一年，刘铭传就在进入河南查看地形之时，向曾国藩提过扼守东部沙河，“驱贼于沙河以南，以蹙其势”[33]的建议。但当时由于兵力不足，刘铭传的建议没有被曾国藩所采纳。现在的情形发生了很大变化，捻军张总愚、牛洪等部渡过沙河，进入河南南部，捻军任柱、赖文光等部也将南渡沙河、淮河。由于重点防守运河取得初步成效，曾国藩觉得应该在沙河照此办理，“俾贼骑稍有遮拦，庶军事渐有归宿”[34]。据此，曾国藩召集地方督抚大员、清军众将，做出分段防守沙河、贾鲁河的战略部署。

待曾国藩筹划已定，捻军却改变了进军路线，变南渡为西扰东进，彻底打破了曾国藩精心筹划的河防战略。曾国藩哀叹“防河之策，断难遽行”[35]。

面对失策，曾国藩只能承担责任。上奏同治帝道：“臣既自憾调度乖方，军务毫无起色。又恐饥民失所，不免从贼，以图偷生。剿办、抚绥、雨具束手。筹思反覆，忧愧实深。”[36]而在给曾国荃家书中坦言，因“军务毫无起色，加之大水成灾，酷热迥异异常，心绪实为恶劣”[37]。

屋漏偏逢连夜雨。河防失败后，曾国藩于同年七月进入江苏境内。本月十五日，曾国藩在江苏王家圩遭遇大风。这是继清道光戊戌年襄河、清咸丰甲寅年岳州两次遭遇大风之后的第三次。水师的八条舢板倾覆，兵勇死了五个。

曾国藩病了，不仅“感受风寒，发汗腹泻，浑身酸痛”，而且老态渐显。

通过与捻军的不断较量，曾国藩切实感到要想战胜捻军，仅凭一己之力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请同治帝颁旨，饬令李鸿章出驻徐州，与山东地方会办东路；饬令曾国荃移驻南阳，与河南地方会办西路；曾国藩自己驻守周家口，“居数省之中，庶可联络一气，呼吸相通”。

捻军声东击西，飘忽不定，而曾国藩“剿捻”乏力，令朝野上下一片怨声载道，以御史朱镇、卢士杰、朱学笃等为代表的一干人等纷纷弹劾曾国藩“办理不善”。御史稽香阿不仅向同治帝弹劾曾国藩督师日久无功，而且还“请量加谴责”。这些望风而奏的弹劾，快把曾国藩气傻了，逼疯了。倒是同治帝心里还有点数，知道眼下“剿捻”，满朝只有曾国藩一人可依，所以极尽笼络，不但对御史弹劾曾国藩的所奏“着勿庸议”，而且还把那些折子都抄给了曾国藩看。这一方面表示对曾国藩的信任不变，另一方面也是在给曾国藩施加压力，催促他尽快拿出“剿捻”的绩效来。

外“剿捻”无功，内毁谤不断，在这种的情况下，曾国藩终于挺不住了。

清同治五年（1866年）十月，曾国藩以“病势日重”为由，请开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实缺，并另派能臣接办军务，自己愿放弃所有调度、赏罚之权，以“散员”身份留营效力。在附片中，请求同治帝“暂行注销”所有封爵，“谨法古人自贬之义”，以明“抱歉之忱”。

同月二十五日，曾国藩接到寄谕，同治帝没有答应他去职的请求，而是给了他一个月的假调理身体，具体工作暂时交给李鸿章去办理，等曾国藩身体有所好转，要他立即进京“陛见”。至于“自贬”和“暂注销封爵”等，“着勿庸议”。

清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初，捻军西路大军攻进陕西境内，东路大军“回窜”河阳，其中一支则南渡沙河。曾国藩急忙调兵遣将，围追堵截，力保捻军不越过黄河天险。

历经年余的剿捻实践，同治帝总算看明白了，现在的曾国藩已经不是那个杀伐决断、所向披靡的“曾剃头”了，真的是有些江郎才尽，难堪朝廷之倚重。

同年十一月初六日，曾国藩接到上谕，“曾国藩著回两江总督本任，暂缓来京陛见。江苏巡抚李鸿章著授钦差大臣，专办剿匪事宜。”[38]

曾国藩以“病体不能胜任”为由，上奏同治帝拒回本任。曾国藩的理由有两条。一是病体未愈。曾国藩说，两江总督“公牍之烦，数倍于军营。而疆吏统辖文武，尤以接见僚属为要义。臣精力日衰，用心久则汗出，说话多则舌蹇。不能多见宾客，不能多阅文牍”[39]。一句话，就是身体不顶硬了。二是怕别人说闲话。曾国藩说，自己平日里教导属下要“每以坚忍尽忠未法，以畏难取巧为戒”[40]。如果现在自己因病离开军营，离开凶险万丈的前线而回金陵衙署享清福的话，那么就与自己说过的话自相矛盾，“迹涉取巧”，“不特畏请议之交讥，亦恐为部下所耻笑”[41]。基于上述原因，曾国藩说，我既考虑了我的身体情况，也考虑了“大义”，认为只要能减轻负担就可以了，而回两江总督之任则不可以。所以，曾国藩只请求开缺，而不离开军营，仍留在军营效力。

曾国藩在给曾国荃的家书中说得更直白：“若地方大吏小有隔阂，则步步皆成荆棘。住京养病尤易招怨丛谤。余反复筹思，仍以散员留营为中下之策，此外皆下下也。”[42]

同治帝劝说曾国藩“不必以避就逸为嫌，致多顾虑”，“惟两江总督责任綦重”，还要供给“剿捻”部队的粮饷，所以要曾国藩速回本任。

尽管同治帝苦口婆心地说，让曾国藩回去当两江总督“与前督军，同为朝廷倚赖”[43]，但曾国藩仍然固执地请开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实缺。

曾国藩的磨磨叽叽，到底把同治帝给惹火了，言辞斥责曾国藩“当仰体朝廷之义，为国家分忧，岂可稍涉疑虑，固执己见？著即懔遵前旨，克期回任……”[44]

以军起、以军兴、以军隆的一代军事大家曾国藩，在“剿捻”一年有余而无功的情况下，身背毁谤，黯然地离开了战场，从此再与军事无缘，从而也结束了其波澜壮阔、毁誉参半的军事生涯。

这个结局，出乎曾国藩的预料。正如同自己所言“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45]。尽管可能“尽人力之所能为”，但“天事则听之彼苍”——老天爷不帮忙，谁都没有招儿，连曾国藩也概莫能外。

注释：

[1][15][24][32][38][43][44]　《曾国藩全集??年谱》。

[2][3][4]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五年六月十二日之《奏参江西巡抚陈启迈折》。

[5]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咸丰五年六月十六日之谕诸弟。

[6][7][8]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五年七月初六日之《拟移浔军会剿湖口折》。

[9][11]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之《湖南提督塔齐布因病出缺折》。

[12][13]《曾国藩全集??事略》。

[14]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咸丰五年四月初八日谕诸弟。

[16]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八年六月十一日之《恭报起程日期折》。

[17]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九年正月十一日之《李续宾死事甚烈功绩最多折》。

[18]　《曾国藩全集??日记》：清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三日。

[19][20][21][22]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三日谕曾纪泽、曾纪鸿。

[23]　《曾国藩全集??日记》：清同治四年五月初六日。

[25]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同治四年五月十三日之《谨陈筹办情形并收回成命折》。

[26]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同治四年闰五月二十一日之《贼众全萃皖境先赴临淮折》。

[27]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同治四年闰五月五月二十四日之谕澄侯、沅甫。

[28]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同治四年七月二十四日之《遵旨覆陈并请中外臣工会议剿捻事宜折》。

[29][30][31]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同治四年九月初一日之《铭军迭胜逼贼东窜现筹布置折》。

[33][34]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同治五年六月十四日之《汇报军情檄调各军防剿折》。

[35][36]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同治五年七月初四日之《任赖股匪回窜东路调兵分剿折》。

[37]《曾国藩全集??日记》：清同治五年七月初三日。

[39][40][41]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同治五年十一月十七日之《钦奉谕旨复陈折》。

[42]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同治五年十一月初起日之谕沅甫。

[45]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咸丰十一年四月初三日之谕沅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