剿捻之路吉凶莫测,曾国藩预判那是一条不归之路。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食皇家俸禄,当为国尽力——在获得利益的同时,也被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使命所约束。这是古往今来概莫能外的公理。
剿灭了太平天国的曾国藩,虽然功高盖世,位极人臣,但仍然要受皇上的驭使,没有什么人身自由可言,原因也就在这里。
清同治四年(1865年),曾国藩又获得了一连串的重量级的赏赐,比如赏加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等。这在别人的眼中,恐怕连其中的一样都是可望而不可求的。
曾国藩虽然已经官居一品、入阁拜相,登上了人生的顶峰,朝野上下无不艳羡,但他本人却把这些身外之物看得很淡。他在谢恩折中说,自己“德薄才庸”,所作所为“无裨时局”。至于他本人所荣获的“罕觏之容”“非常之宠”,并非他“一手一足之劳”,而靠的是“同泽同胞之力”。这些话,既可以认为是曾国藩的谦虚,也可以认为是曾经沧海后的淡定。
清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二十一日,曾国藩接到廷寄,同治帝在他的一等侯上又增加了“毅勇”二字,荣耀越发尊显。曾国藩仍然表现得十分淡定,甚至还有一些忧郁。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日内正以时事日非,惄然不安,加此二字,不以为荣,适以为忧”。因为曾国藩深知,权力越大责任愈重,地位愈隆则忧心愈剧。对“欲以取之,必先予之”以及“欲擒故纵”之计颇为熟烂的曾国藩知道,世上绝对没有免费的午餐,皇上也绝对不会平白无故地一味赏赐。“毅勇”二字难说是福,说不定就是祸根。曾国藩以身体不爽为由,闭门谢客,对前来祝贺的文武官员一律拒而不见。
果不其然,锡封“毅勇侯”不到一个月,曾国藩就接到了同治帝的上谕,命令身上的硝烟尚未散尽,衣襟上的血迹尚为擦干,身体孱弱、须发皆白、已经五十五岁的曾国藩重新披挂上阵,赴山东与势头正旺的捻军作战。曾国藩“深为悚惧”,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捻军转自于捻党。“捻”为淮北方言,一捻就是一群、一组、一部分的意思。捻党为清代中叶反清的结社组织,最早可以追溯到清康熙年间。发源于淮北淝水和涡河流域,其主要成员多为贫困农民、手工业者。十九世纪中叶,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下,举行抗清起义,转化为捻军,成为北方与太平天国运动遥相呼应的最重要的农民起义军,鼎盛时期,人数曾达十万之众。公元1857年,捻军接受太平天国领导和封号,蓄长发,受印信,使用太平军的旗帜,但听封不听调,保持自己独立的组织和领导系统。
命曾国藩再次挂帅出征,并不能说同治帝对他缺乏怜惜,而实在也是无奈之举。
尽管清廷“剿捻”从未停息过,但因为有南方太平军的牵制,大清的统治者没有力量来对付捻军,而只是以控制为主,希望捻军别作出太大的妖来就行了,待日后再采取霹雳手段。让清廷想不到的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捻军的势力非但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反而与太平军的余部会合,“贼势益张”,尤其是总数约十万余人的捻军,主要活动的区域是广大的中原地区,而这里是大清的心脏所在,其对京师的威胁远甚于当时的太平军。
以骑兵为主的捻军机动性高,战斗力强,经常给予清军以致命的打击。尤让清廷痛悔是同年四月二十四日,捻军在山东曹州设伏,竟然击毙了大清国最善战的名将之一、忠亲王僧格林沁,生生折断了大清一条臂膀。同时,河南的捻军乘势东进,“南逼清淮,北跃兖沂,欲近黄河”。一时间,京畿堪虞,“远近人心,为之惶骇”。同治帝看得很清楚,如不再予捻军以毁灭性的打击,非但京师难保,就是大清的江山也难说无虞。
大清国也同历朝历代一样,别看养了满朝的文武,吃俸禄拿工资的人不少,而真正能临事堪大任的却没有几人,特别是智勇双全、能统兵打仗的帅才就更是寥寥了。现在,“忠勇绝伦”的僧格林沁死了,唯一能指望的就剩下曾国藩。所以,不管曾国藩本人身体状况如何,只要他还能喘气,同治帝就只能借助他“剿灭”太平天国的余威和“曾剃头”这个令人胆寒的名号,与捻军做殊死一搏,以挽大清危局。
曾国藩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临危受命,再跨雕鞍的。
同治帝在两天之内连发三道寄谕,“严饬”曾国藩迅速启程,“星夜出省,前赴山东督剿”,“保卫畿疆”,但曾国藩颇为踌躇,没有立刻允命。
那段时间,金陵出奇的热,加上同治帝不断地催逼,弄得曾国藩很上火。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因天气奇热而北征之事茫无头绪,此心焦急,若不能自主者。”[23]
在反复“筹思”之后,曾国藩上了一道《遵旨赴山东剿贼并陈万难迅速情形折》,将种种“万难”,向同治帝“缕晰陈之”。
曾国藩万难“迅速”的理由主要有三条,均与时间有关。
一是募勇需要时间。打下金陵后,湘军裁撤殆尽,只剩下三千人作为曾国藩的护卫。另外还存在楚勇忌讳远离故土,“不愿北征”的可能。曾国藩对此表示自己“不复相强”。如果另募新勇的话,则需要三四个月“乃训练成军”。所以不可能立刻启程。
二是练骑兵需要时间。湘军的优势在于水陆并进,互为依存。而捻军则以骑兵为主,流动作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机动性很强。在黄淮大平原上作战,步兵是根本无法与骑兵相抗衡的,水师就更派不上用场了。即使有“贲育之勇,亦将不战自靡”。如果要争取主动,就必须放弃已有的优势,改变业已形成的传统战法,“忝练马队”,大打骑兵战。而要训练一支这样的骑兵部队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需要相当的时日。
三是办水师需要时间。同治帝最关心的就是不能让捻军渡过黄河天堑,威胁京畿的安全。这也是曾国藩最关心的事儿。因为曾国藩看得很明白,如果自己出山“剿捻”不力,捻军一旦渡过黄河的话,则朝野上下必定“手忙脚乱,万目悬望,万口讥议”,那么他就会成为众矢之的,“难乎免于大戾矣”。而要防止捻军北上,主要的手段就是要守住黄河天险。曾国藩认为“防河之策,自为目前第一要义”。要依靠黄河天险就必须建立黄河水师,而“黄河水师办成,畿辅可永无捻匪之患”。水师要达到能够作战的水平,也需要四五个月的工夫。
总之,由于时间来不及,所以不一切都可能“迅速”。
此外,曾国藩还强调了一个“不能处处兼顾”的问题。僧格林沁剿捻一年有余,“周历湖北、安徽、河南、江苏、山东五省”,曾国藩说自己是“断不能兼顾五省”的,如果以徐州为根据地的话,就只能“办兖、沂、曹、济四郡”,“河南只能办归、陈两郡”,“江苏只能办淮、徐、海三郡”,“安徽只能办庐、凤、颖、泗四郡”。因为上述这十三个州府纵横千里,是“捻匪出没最熟之区”。曾国藩表示自己愿意把精力主要投入在这些地区,而其他的地方应该交给各省的督抚办理。最后,曾国藩说出了自己的无奈。曾国藩说,捻军“已成流寇”,且“飘忽靡常”,“宜各练有定之兵,乃可制无定之贼”。但现在“贤帅新陨,剧寇方张”,自己却不能“速援山东”,更“不能兼顾畿辅”,而曾国藩预测半年后,北路最重要的战事“莫如畿辅”,所以曾国藩建议保护畿辅当须“另筹防兵”。因为此言可能涉及推卸保护畿辅之责,所以曾国藩说自己的这个建议是“骇人听闻”,自然免不了受到朝野上下的“纷腾文章责备”。但是“筹思累日”,认为“非专力于捻匪最熟之十三府州,不足以弭流寇之祸”。
上完了折子后,曾国藩觉得还没有完全说明白,于是又补了一个《请另简知兵大员督办北路军务片》。奏称自己“精力颓惫不能再任艰巨”,而“近则衰态更增”。所说的那十三个府州自问是“能言而不能行之”,请同治帝派人督办北路军务,为自己减轻一些负担。
曾国藩以为自己的理由很充分,同治帝应该有所体谅。孰不知,就在他上奏的同一天,同治帝催兵的上谕又到了。
同治帝办事,不像咸丰帝“既让马儿跑,又不给马吃草”那样磨磨叽叽、抠抠搜搜的不讲究,而是实行责权利三结合,慷慨地赋予曾国藩全权。
同治帝诏曰:所有直隶、山东、河南三省绿旗各营及文武员弁均著归曾国藩节制,如文武不遵调度,即由该大臣指名严参。接着,同治帝的另一道圣旨又到了,催曾国藩“督率亲军轻骑就道兼程北上”,并饬令曾国藩“不可意存谦抑”,“致往返再有耽延”。
曾国藩一看全明白了,他说的那些话根本就没有用,同治帝压根就没打算给他准备时间。
事已至此,曾国藩已经毫无办法,只得从命。上书同治帝“收回成命”,立即出兵,但仍然坚辞“节制三省”。
同治帝给曾国藩的上谕很幽默,说曾国藩不肯节制三省,看得出他“谦抑为怀,不自假满”。但如果没有节制三省的权力,“恐呼应未能灵通”,所以告诉曾国藩“勿再固辞”。这和当年咸丰帝的做法正好相反。
同治帝的意见已经很明确,但曾国藩的“固辞”的态度也很坚决。
曾国藩深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道理。出兵是没有办法的事儿,但节制三省的权力是死活不能接受的。
从表面上看,权大可以约众,其实可能就是祸根。曾国藩对此表示“深为悚惧”。所以,曾国藩虽然答应出兵,但仍要将“固辞”进行到底。直到有一天惹急了同治帝,斥责他妄图以拖延战报、不答复谕旨等拙劣的手段,来达到“借此获咎,冀卸节制三省仔肩”的目的,质问他如此行事,“何以仰副朝廷倚任之重?谅该大臣公忠体国之心,何忍出此!”[24]同治帝的这番话,说得够严、够狠、够重。
按理说,就凭曾国藩的头皮,无论如何也是承担不起同治帝这样的严词厉色的,但曾国藩依然咬牙坚持,不肯就范。
清同治五年(1866年)五月二十五日,“精力日衰,不任艰巨,更事愈久,心胆愈小”的曾国藩,由金陵出发,再一次被迫踏上了征战之路。时年五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