剿捻之路吉凶莫测，曾国藩预判那是一条不归之路。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食皇家俸禄，当为国尽力——在获得利益的同时，也被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使命所约束。这是古往今来概莫能外的公理。

剿灭了太平天国的曾国藩，虽然功高盖世，位极人臣，但仍然要受皇上的驭使，没有什么人身自由可言，原因也就在这里。

清同治四年（1865年），曾国藩又获得了一连串的重量级的赏赐，比如赏加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等。这在别人的眼中，恐怕连其中的一样都是可望而不可求的。

曾国藩虽然已经官居一品、入阁拜相，登上了人生的顶峰，朝野上下无不艳羡，但他本人却把这些身外之物看得很淡。他在谢恩折中说，自己“德薄才庸”，所作所为“无裨时局”。至于他本人所荣获的“罕觏之容”“非常之宠”，并非他“一手一足之劳”，而靠的是“同泽同胞之力”。这些话，既可以认为是曾国藩的谦虚，也可以认为是曾经沧海后的淡定。

清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二十一日，曾国藩接到廷寄，同治帝在他的一等侯上又增加了“毅勇”二字，荣耀越发尊显。曾国藩仍然表现得十分淡定，甚至还有一些忧郁。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日内正以时事日非，惄然不安，加此二字，不以为荣，适以为忧”。因为曾国藩深知，权力越大责任愈重，地位愈隆则忧心愈剧。对“欲以取之，必先予之”以及“欲擒故纵”之计颇为熟烂的曾国藩知道，世上绝对没有免费的午餐，皇上也绝对不会平白无故地一味赏赐。“毅勇”二字难说是福，说不定就是祸根。曾国藩以身体不爽为由，闭门谢客，对前来祝贺的文武官员一律拒而不见。

果不其然，锡封“毅勇侯”不到一个月，曾国藩就接到了同治帝的上谕，命令身上的硝烟尚未散尽，衣襟上的血迹尚为擦干，身体孱弱、须发皆白、已经五十五岁的曾国藩重新披挂上阵，赴山东与势头正旺的捻军作战。曾国藩“深为悚惧”，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捻军转自于捻党。“捻”为淮北方言，一捻就是一群、一组、一部分的意思。捻党为清代中叶反清的结社组织，最早可以追溯到清康熙年间。发源于淮北淝水和涡河流域，其主要成员多为贫困农民、手工业者。十九世纪中叶，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下，举行抗清起义，转化为捻军，成为北方与太平天国运动遥相呼应的最重要的农民起义军，鼎盛时期，人数曾达十万之众。公元1857年，捻军接受太平天国领导和封号，蓄长发，受印信，使用太平军的旗帜，但听封不听调，保持自己独立的组织和领导系统。

命曾国藩再次挂帅出征，并不能说同治帝对他缺乏怜惜，而实在也是无奈之举。

尽管清廷“剿捻”从未停息过，但因为有南方太平军的牵制，大清的统治者没有力量来对付捻军，而只是以控制为主，希望捻军别作出太大的妖来就行了，待日后再采取霹雳手段。让清廷想不到的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捻军的势力非但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反而与太平军的余部会合，“贼势益张”，尤其是总数约十万余人的捻军，主要活动的区域是广大的中原地区，而这里是大清的心脏所在，其对京师的威胁远甚于当时的太平军。

以骑兵为主的捻军机动性高，战斗力强，经常给予清军以致命的打击。尤让清廷痛悔是同年四月二十四日，捻军在山东曹州设伏，竟然击毙了大清国最善战的名将之一、忠亲王僧格林沁，生生折断了大清一条臂膀。同时，河南的捻军乘势东进，“南逼清淮，北跃兖沂，欲近黄河”。一时间，京畿堪虞，“远近人心，为之惶骇”。同治帝看得很清楚，如不再予捻军以毁灭性的打击，非但京师难保，就是大清的江山也难说无虞。

大清国也同历朝历代一样，别看养了满朝的文武，吃俸禄拿工资的人不少，而真正能临事堪大任的却没有几人，特别是智勇双全、能统兵打仗的帅才就更是寥寥了。现在，“忠勇绝伦”的僧格林沁死了，唯一能指望的就剩下曾国藩。所以，不管曾国藩本人身体状况如何，只要他还能喘气，同治帝就只能借助他“剿灭”太平天国的余威和“曾剃头”这个令人胆寒的名号，与捻军做殊死一搏，以挽大清危局。

曾国藩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临危受命，再跨雕鞍的。

同治帝在两天之内连发三道寄谕，“严饬”曾国藩迅速启程，“星夜出省，前赴山东督剿”，“保卫畿疆”，但曾国藩颇为踌躇，没有立刻允命。

那段时间，金陵出奇的热，加上同治帝不断地催逼，弄得曾国藩很上火。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因天气奇热而北征之事茫无头绪，此心焦急，若不能自主者。”[23]

在反复“筹思”之后，曾国藩上了一道《遵旨赴山东剿贼并陈万难迅速情形折》，将种种“万难”，向同治帝“缕晰陈之”。

曾国藩万难“迅速”的理由主要有三条，均与时间有关。

一是募勇需要时间。打下金陵后，湘军裁撤殆尽，只剩下三千人作为曾国藩的护卫。另外还存在楚勇忌讳远离故土，“不愿北征”的可能。曾国藩对此表示自己“不复相强”。如果另募新勇的话，则需要三四个月“乃训练成军”。所以不可能立刻启程。

二是练骑兵需要时间。湘军的优势在于水陆并进，互为依存。而捻军则以骑兵为主，流动作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机动性很强。在黄淮大平原上作战，步兵是根本无法与骑兵相抗衡的，水师就更派不上用场了。即使有“贲育之勇，亦将不战自靡”。如果要争取主动，就必须放弃已有的优势，改变业已形成的传统战法，“忝练马队”，大打骑兵战。而要训练一支这样的骑兵部队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需要相当的时日。

三是办水师需要时间。同治帝最关心的就是不能让捻军渡过黄河天堑，威胁京畿的安全。这也是曾国藩最关心的事儿。因为曾国藩看得很明白，如果自己出山“剿捻”不力，捻军一旦渡过黄河的话，则朝野上下必定“手忙脚乱，万目悬望，万口讥议”，那么他就会成为众矢之的，“难乎免于大戾矣”。而要防止捻军北上，主要的手段就是要守住黄河天险。曾国藩认为“防河之策，自为目前第一要义”。要依靠黄河天险就必须建立黄河水师，而“黄河水师办成，畿辅可永无捻匪之患”。水师要达到能够作战的水平，也需要四五个月的工夫。

总之，由于时间来不及，所以不一切都可能“迅速”。

此外，曾国藩还强调了一个“不能处处兼顾”的问题。僧格林沁剿捻一年有余，“周历湖北、安徽、河南、江苏、山东五省”，曾国藩说自己是“断不能兼顾五省”的，如果以徐州为根据地的话，就只能“办兖、沂、曹、济四郡”，“河南只能办归、陈两郡”，“江苏只能办淮、徐、海三郡”，“安徽只能办庐、凤、颖、泗四郡”。因为上述这十三个州府纵横千里，是“捻匪出没最熟之区”。曾国藩表示自己愿意把精力主要投入在这些地区，而其他的地方应该交给各省的督抚办理。最后，曾国藩说出了自己的无奈。曾国藩说，捻军“已成流寇”，且“飘忽靡常”，“宜各练有定之兵，乃可制无定之贼”。但现在“贤帅新陨，剧寇方张”，自己却不能“速援山东”，更“不能兼顾畿辅”，而曾国藩预测半年后，北路最重要的战事“莫如畿辅”，所以曾国藩建议保护畿辅当须“另筹防兵”。因为此言可能涉及推卸保护畿辅之责，所以曾国藩说自己的这个建议是“骇人听闻”，自然免不了受到朝野上下的“纷腾文章责备”。但是“筹思累日”，认为“非专力于捻匪最熟之十三府州，不足以弭流寇之祸”。

上完了折子后，曾国藩觉得还没有完全说明白，于是又补了一个《请另简知兵大员督办北路军务片》。奏称自己“精力颓惫不能再任艰巨”，而“近则衰态更增”。所说的那十三个府州自问是“能言而不能行之”，请同治帝派人督办北路军务，为自己减轻一些负担。

曾国藩以为自己的理由很充分，同治帝应该有所体谅。孰不知，就在他上奏的同一天，同治帝催兵的上谕又到了。

同治帝办事，不像咸丰帝“既让马儿跑，又不给马吃草”那样磨磨叽叽、抠抠搜搜的不讲究，而是实行责权利三结合，慷慨地赋予曾国藩全权。

同治帝诏曰：所有直隶、山东、河南三省绿旗各营及文武员弁均著归曾国藩节制，如文武不遵调度，即由该大臣指名严参。接着，同治帝的另一道圣旨又到了，催曾国藩“督率亲军轻骑就道兼程北上”，并饬令曾国藩“不可意存谦抑”，“致往返再有耽延”。

曾国藩一看全明白了，他说的那些话根本就没有用，同治帝压根就没打算给他准备时间。

事已至此，曾国藩已经毫无办法，只得从命。上书同治帝“收回成命”，立即出兵，但仍然坚辞“节制三省”。

同治帝给曾国藩的上谕很幽默，说曾国藩不肯节制三省，看得出他“谦抑为怀，不自假满”。但如果没有节制三省的权力，“恐呼应未能灵通”，所以告诉曾国藩“勿再固辞”。这和当年咸丰帝的做法正好相反。

同治帝的意见已经很明确，但曾国藩的“固辞”的态度也很坚决。

曾国藩深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道理。出兵是没有办法的事儿，但节制三省的权力是死活不能接受的。

从表面上看，权大可以约众，其实可能就是祸根。曾国藩对此表示“深为悚惧”。所以，曾国藩虽然答应出兵，但仍要将“固辞”进行到底。直到有一天惹急了同治帝，斥责他妄图以拖延战报、不答复谕旨等拙劣的手段，来达到“借此获咎，冀卸节制三省仔肩”的目的，质问他如此行事，“何以仰副朝廷倚任之重？谅该大臣公忠体国之心，何忍出此！”[24]同治帝的这番话，说得够严、够狠、够重。

按理说，就凭曾国藩的头皮，无论如何也是承担不起同治帝这样的严词厉色的，但曾国藩依然咬牙坚持，不肯就范。

清同治五年（1866年）五月二十五日，“精力日衰，不任艰巨，更事愈久，心胆愈小”的曾国藩，由金陵出发，再一次被迫踏上了征战之路。时年五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