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蜂拥而至的太平军，曾国藩做好了死的准备。

时间并没有因为刀光剑影、血雨腥风而放慢脚步。相反，在生生死死的频繁交替中，往往让人觉得日子过得更快、更没有准备。

时间到了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屈指算来，曾国藩率领着他的湘军与太平军的鏖战已经进行了七八个年头了，而且还在继续。太平天国运动仍然如烈火一般，在大清的东南半壁熊熊燃烧，势如燎原。《曾国藩年谱》记曰，截止到清咸丰十年（1860年）底，“东南寇乱方剧，惟秦晋差安，其馀各行省征战之事，纷不可纪”。这说明对于大清国来说，形势依然严峻如昨，难以乐观。是年隆冬盛寒，湘军与太平军双方处于相持阶段，暂时没有大的战事，彼此之间可以松一口气了。除此之外，没有大的变化。

如果说与以往相比，一定要找出些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曾国藩已经年过半百，年纪越来越大了，身体越来越差了，他说自己精力日渐衰退，经常就像挺不住似的。然而官职却越来越大，担子越来越重了。此时，曾国藩已经身居两江总督高位，补授钦差大臣，督办整个江南军务，“任职崇高，控驭广远”，成为大清国江南“事权归一”的最高统帅。当年，曾国藩为了争取一个巡抚实职，曾煞费苦心而不可得。而如今，一人竟辖制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军务，掌控着大清东南半壁，地位之高，权势之隆，为大清入关以来第一人，也标志着曾国藩人生进入到了鼎盛时期。然而，“历练已深”、屡经沉浮的曾国藩却没有了当年的盛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似乎看淡了一切。“胸怀豁达，成败生死，不复计较，故不生烦恼耳”[15]。

说曾国藩“历练已深”有人信，说他“胸怀豁达”也没人怀疑，但说他“成败生死，不复计较，故不生烦恼耳”却说早了，说过了。因为，一场生死劫难即将发生，曾国藩不仅颇为计较，而且几乎死难。

事情的起因，不能不从曾国藩痛失李续宾说起。

清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军出走，向浙江发起进攻。此时，名为在家丁父忧、实为与咸丰较劲、讨要巡抚实权的曾国藩，突然接到了咸丰的上谕，命他再度出山，救援形势危急的浙江。早已因矫情而失宠的曾国藩，正为自己的愚蠢而悔青了肠子，现在终于有了出头的机会，便二话没说，马上答应遵旨行事，并向咸丰帝表白：“臣才质凡陋，频年饱历忧虞，待罪行间，过多功寡。伏蒙皇上鸿慈，曲加矜宥！惟有殚竭愚忱，慎勉襄事，以求稍纾宵吁忧勤！”[16]意思是说我曾国藩啥也不是，感谢皇上给我机会，我一定好好干。

由于石达开进攻浙江门户衢州受挫，便转攻福建、江西，所以曾国藩援浙并没有成行，而是滞留在江西，准备奉旨改援福建。

石达开出走后，太平军调整部署，前军主将陈玉成部攻取庐州，然后与后军主将李秀成会师大败清军于乌衣、江浦，然后一举击破清军威胁天京的江北大营。

咸丰帝闻讯后坐不住了，害怕太平军北进，威胁他的京师老巢，便不顾实际情况，在十天之内连下七道谕旨，命令湘军李续宾部驰援庐州，不料却正中太平军的下怀。

几年来的较量，太平军已经把湘军看成自己的心腹大患，头号劲敌。打破清军的江北大营以后，太平军两大重要将领陈玉成、李秀成已经可以腾出手来，准备从容地对付湘军这个宿敌了。

最先看到这种危机的是曾国藩。他不由在心里为李续宾捏了一把汗。

李续宾，号迪安，生于公元1818年，与曾国藩同为湖南湘乡的老乡。贡生出身，为罗泽南最得意的弟子。清咸丰二年，李续宾协助老师罗泽南在当地募勇，于次年至长沙，追随曾国藩开始其短暂的戎马生涯，自此成为曾国藩的嫡系中的嫡系，精锐中的精锐。

被曾国藩称作“含宏渊默，大让无形”的李续宾，能征惯战，战功卓著，几乎参加了湘军创办以来的所有重要战事，并在曾国藩的屡屡奏保之下而不断晋身。

公元1854年，李续宾擢知县；继而参与攻取湖北崇阳、咸宁、武昌等重大战役，擢升为知州；田家镇战役后，李续宾升任安庆知府。此后，仍然跟随曾国藩东挡西杀，晋为记名道员。公元1856年，湘军开创者之一的罗泽南辞世，李续宾接手其军，成为湘军一线的将领。同年十二月，李续宾协同胡林翼、杨载福等破武昌、取大冶、下兴国，授记名按察使。不久，李续宾相继参与了打得安、困九江、取广济、夺小池口、战湖口、梅家洲等恶战，晋升为主管一省财赋、地方官考绩的浙江布政使。公元1858年再陷九江后，加巡抚衔。李续宾由一名贡生到从二品高官，仅仅用了六年的时间。这一是说明了李续宾军功之著，二是说明了曾国藩奏保之力。

对于李续宾来说，打仗就像喝凉水那么容易。可现在的主要问题并不在于李续宾能不能打，而是要看他的部队是不是能顶得住。

早在清军的江北大营与陈玉成、李秀成鏖战之时，李续宾便奉命策应，乘虚攻取了安徽太湖、潜山、桐城、舒城，并向太平军的粮饷重地三河镇发起攻击。

三河镇位于庐州南部五十余里的地方，不仅是太平天国最重要的钱粮等物资供应地，堪称太平天国的经济命脉所在，而且地处咽喉，向北直逼庐州，向南威胁安庆，战略地位显著。

三河镇那边一告急，洪秀全就接到了陈玉成的奏报，马上命陈玉成、李秀成两大太平军主力联袂杀奔三河镇。这样一来，孤军冒进的李续宾所部立刻陷入危急之中。

此时，李续宾所部不仅长途奔袭，鞍马劳顿，而且势单力孤，手里只有区区五千兵马。但在咸丰帝催逼之下，李续宾不敢抗旨不遵，他早已没有了退路，只能咬牙挺着，向咸丰帝表示，即使拼了命也要报答皇上的“恩遇”。悲剧由此拉开了帷幕。

由于湖北方面拒发援兵，李续宾只好孤军作战，血拼三河镇。湘军以伤亡上千人的代价，连续攻克了三河镇外围的九座堡垒，但并没有最终攻克三河镇。

形势在瞬息万变。

一方面，三河镇内的太平军守军踞城待援。另一方面，陈玉成的援军日夜兼程赶来增援，抢占三河镇东南方的白石山和西南方的金牛镇，对李续宾部形成了反包围，并截断了其后路。与此同时，李秀成的援兵也接踵而来。更要命的是北面的捻军也掺和进来了，与庐州守军一起南下，掐断了舒城湘军的驰援之路。一时间，李续宾所部被太平军、捻军十数万大军团团围困而深陷重围，想撤退已经来不及了。

清咸丰八年（1858年）十一月十四日，陈玉成率部杀来。困兽犹斗的李续宾与陈玉成血拼在一起。太平军前锋遇挫而退。李续宾部乘胜追击。

次日黎明时分，适逢大雾弥漫。李续宾所部越过了陈玉成大营。陈玉成率部从后面杀出，湘军大败。李续宾闻讯前来救援。此时，驻扎在白石山的李秀成所部杀将过来，而三河镇内的太平军也趁机杀出，李续宾所部四千多人马顿时陷入绝境。

惨烈的战斗，从黎明一直持续到深夜。

曾国藩在事后给咸丰帝的奏折中描述道：“我军四面被围……贼踞其垒，断我军去路。”[17]

部属苦劝李续宾“突围退保”，遭到李续宾断然拒绝。李续宾说，我身经百战，每一次出征都没有指望还活着回来。今天“固必死”。“此有不愿从死者，请各为计”——有不想死的，你们自己想招儿吧。众员弁“皆跪泣”不愿离开，表示愿意跟随李续宾同生共死。李续宾“具衣冠望关叩首”。

二更时分，李续宾“怒马直出”，冲向了战场。最终，李续宾战死疆场。与之一起殉难的还有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及六千余人，几乎全军覆没。

此役，既让曾国藩痛失股肱，尽失精锐，使湘军“元气尽伤”，同时败出安徽。

闻讯后的曾国藩“悲恸填膺，减食数日”。由此，曾国藩对陈玉成、李秀成等心怀大恨，发誓要为爱将和弟弟报仇雪恨。

也是冤家路窄。清咸丰十年（1860年）初，湘军准备进攻军事重镇安庆。曾国藩与陈玉成、李秀成两位老冤家终于将在诡异的祁门兵戎相见，一决生死。

清咸丰十年（1860年）一月，曾国藩以四路大军扑向安庆。开始时，进攻颇为顺遂，仅潜山一战，太平军就损失了两万之众。同年六月十一日，曾国藩开进安徽祁门，“以窥安庆”。

祁门，位于安徽的西南部，沿江环山，地理位置很重要。曾国藩看重这里，主要是有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进可攻。在祁门可以“东以联张芾徽州之声援”，攻打芜湖，威胁天京。二是退可守。“西以保江右饶州之门户”。三是还可以策应围困安庆的曾国荃。

曾国藩等一干人马甫至祁门，坏消息就一个接一个地传来，打破了曾国藩的计划。

先是太平军攻陷了祁门东面的宁国府，守将死难。接着，被曾国藩派到徽州接办防务的李元度，仅仅到任十天就丢了徽州。气势如虹的太平军洪水般扑向祁门。一时间，“贼趋祁门甚急”。至同年底，湘军与太平军互有胜负，势成僵持。就在曾国藩苦寻破局之策而不得的时候，京师又出了事。

此时，正逢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在无理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悍然攻占大沽口、塘沽，进而侵占天津，攻打北京。咸丰帝被迫逃往热河避难。

京师危急，圣上有虞，这是天大的事。曾国藩与胡林翼赶紧上书请求进京勤王护驾。

就在曾国藩等“日夜筹商北援之策”时，传来了咸丰帝的饬谕。

咸丰帝，说安徽南北情况都很吃紧，你们一旦北上，难保太平军不乘虚“窜扰完善之区”，从而拒绝了曾国藩等进京的请求。

咸丰帝不顾个人安危拒绝勤王护驾的举动，令曾国藩等不解。后来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原来，大清国既没有与外侮抗战的本钱，更没有拼个鱼死网破的决心和勇气。在强虏面前，咸丰帝最终选择了投降，同意与英法联军签订了不平等的条约。既然选择了苟且偷安，自然也就无须什么勤王护驾了。

进入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军尽管屡次受挫，但攻取祁门之心不泯。

见一时难以攻克祁门，太平军遂调整部署，以全部的精锐攻陷了江西的景德镇，“冀绝官军饷道”。

这是一招妙棋。曾国藩光想着攻打太平军，却忽略了自己的后路。情急之下，曾国藩只有迅速拿下徽州，“可通浙江之米”这一条路可走了。

同年三月，曾国藩派九千之众，分两路进攻徽州，并亲赴徽州西南的休宁督战。然而，在太平军的坚决抵抗下，湘军一再遭受挫败。因为景德镇失守，湘军失去后援，太平军得以空出手来，从四面八方包围祁门、黟县、休宁三个县的湘军，并截断其粮道，使曾国藩的湘军“有坐困之势”。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也没了主意。与各军统领、营官商量，最终的结果仍然是只有“力攻徽州，以图克复”这一条路可走。曾国藩紧急致函左宗棠等，命他们夹攻景德镇，以减轻皖南的巨大军事压力。

三月十二日，曾国藩亲自督战湘军再攻徽州。

太平军不仅顽强抵抗，而且还毅然杀出城外，来了一个反突击，打了湘军一个措手不及。一败涂地的湘军连夜败回休宁。

坐镇休宁的曾国藩，是于当夜四更时分得到湘军溃败消息的。消息称当晚二更时分，湘军遭到太平军偷袭，“官军惊溃，已奔回休宁城下”。

闻此噩耗，曾国藩不由睡意全无，“忧灼之至”。立即披衣起床，一直坐到天明。尽管四处打探，但最后也没弄清损失的确切数字，其混乱程度堪与湖口之战相比。曾国藩不由“浩然长叹”，“老怀尤觉难遣”，慨叹“不知天意如何”。

十三日一大早，曾国藩就起了床，继续打听徽州挫败的具体情况，仍然没有确切的消息。一直到上午辰时，曾国藩才接到准确的报告。

据报告称，在进攻徽州的二十二个营中，有八个营被太平军彻底击溃，其他各营也伤亡近百人。令曾国藩想不到的是，太平军并没有以击溃围攻徽州的湘军为目的，反而乘胜追击，直扑休宁而来，这令曾国藩“闻警愤甚”。

到下午的时候，情况已经十分危急。

面对从四面八方扑来的太平军，曾国藩感到了情况的严重，“旦夕恐蹈不测”的事儿即将发生。想到这儿，曾国藩提笔给自己的兄弟、儿子分别写信，用曾国藩的话说“略似写遗嘱之式”[18]。

在写给曾纪泽、曾纪鸿的书信中，曾国藩说：“余自从军以来，即怀见危授命之志。丁、戊年在家抱病，常恐溘逝牖下，渝我初志，失信于世。起复再出，意尤坚定。此次若遂不测，毫无牵恋。”[19]而“毫无牵恋”的原因，曾国藩说自己“贫窭无知”而竟然“官至一品，寿逾五十，薄有浮名，兼秉兵权”，按理说已经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要说还有嫌隙的话，那就是在“古文与诗”两个方面。

曾国藩自认为在这两个方面“用力颇深，探索颇苦”，而没有实现“介然用之，独辟康庄”的理想。另外一个就是“作字”，即书法。“三者无一所成，不无耿耿”。至于带兵打仗，曾国藩坦言并非他的长处，虽“屡有克捷”，但“已为侥幸”。所以，曾国藩希望自己的儿子长大以后“且不可涉历兵间”，因为“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尤易于诒万世口实”[20]。

曾国藩说：“余久处行间，日日如坐针毡，所差不负吾心，不负所学者，未尝须臾忘爱民之意耳。近来阅历愈多，深谙督师之苦。尔曹惟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作官。”[21]

曾国藩在重申了他一贯的“教子弟”的“八本、三致祥”和安身立命的“劳”“俭”二字后说：“吾当军事极危，辄将二字叮嘱一遍，此外亦别无遗训之语……”[22]

在这封家书中，我们除了可以看到曾国藩对儿女的殷殷舐犊之情外，还可以看到他已经充分做好了死的准备。此时此刻，对尝尽了当官之苦、做人之苦、督师之苦的曾国藩来说，一死了之未必是痛苦难抉的，而可能恰恰是他脱离苦海的一条捷径。“死即瞑目，毫无悔憾”——曾国藩在给弟弟们的家书中说得更直接，更直白。

天不灭曾国藩。就在曾国藩及湘军即将遭受灭顶之灾的时候，左宗棠从天而降，在其他部属的协助下，危急得以解除。年逾五十的曾国藩再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