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是最好的选择(1 / 1)

面对蜂拥而至的太平军,曾国藩做好了死的准备。

时间并没有因为刀光剑影、血雨腥风而放慢脚步。相反,在生生死死的频繁交替中,往往让人觉得日子过得更快、更没有准备。

时间到了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屈指算来,曾国藩率领着他的湘军与太平军的鏖战已经进行了七八个年头了,而且还在继续。太平天国运动仍然如烈火一般,在大清的东南半壁熊熊燃烧,势如燎原。《曾国藩年谱》记曰,截止到清咸丰十年(1860年)底,“东南寇乱方剧,惟秦晋差安,其馀各行省征战之事,纷不可纪”。这说明对于大清国来说,形势依然严峻如昨,难以乐观。是年隆冬盛寒,湘军与太平军双方处于相持阶段,暂时没有大的战事,彼此之间可以松一口气了。除此之外,没有大的变化。

如果说与以往相比,一定要找出些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曾国藩已经年过半百,年纪越来越大了,身体越来越差了,他说自己精力日渐衰退,经常就像挺不住似的。然而官职却越来越大,担子越来越重了。此时,曾国藩已经身居两江总督高位,补授钦差大臣,督办整个江南军务,“任职崇高,控驭广远”,成为大清国江南“事权归一”的最高统帅。当年,曾国藩为了争取一个巡抚实职,曾煞费苦心而不可得。而如今,一人竟辖制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军务,掌控着大清东南半壁,地位之高,权势之隆,为大清入关以来第一人,也标志着曾国藩人生进入到了鼎盛时期。然而,“历练已深”、屡经沉浮的曾国藩却没有了当年的盛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似乎看淡了一切。“胸怀豁达,成败生死,不复计较,故不生烦恼耳”[15]。

说曾国藩“历练已深”有人信,说他“胸怀豁达”也没人怀疑,但说他“成败生死,不复计较,故不生烦恼耳”却说早了,说过了。因为,一场生死劫难即将发生,曾国藩不仅颇为计较,而且几乎死难。

事情的起因,不能不从曾国藩痛失李续宾说起。

清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军出走,向浙江发起进攻。此时,名为在家丁父忧、实为与咸丰较劲、讨要巡抚实权的曾国藩,突然接到了咸丰的上谕,命他再度出山,救援形势危急的浙江。早已因矫情而失宠的曾国藩,正为自己的愚蠢而悔青了肠子,现在终于有了出头的机会,便二话没说,马上答应遵旨行事,并向咸丰帝表白:“臣才质凡陋,频年饱历忧虞,待罪行间,过多功寡。伏蒙皇上鸿慈,曲加矜宥!惟有殚竭愚忱,慎勉襄事,以求稍纾宵吁忧勤!”[16]意思是说我曾国藩啥也不是,感谢皇上给我机会,我一定好好干。

由于石达开进攻浙江门户衢州受挫,便转攻福建、江西,所以曾国藩援浙并没有成行,而是滞留在江西,准备奉旨改援福建。

石达开出走后,太平军调整部署,前军主将陈玉成部攻取庐州,然后与后军主将李秀成会师大败清军于乌衣、江浦,然后一举击破清军威胁天京的江北大营。

咸丰帝闻讯后坐不住了,害怕太平军北进,威胁他的京师老巢,便不顾实际情况,在十天之内连下七道谕旨,命令湘军李续宾部驰援庐州,不料却正中太平军的下怀。

几年来的较量,太平军已经把湘军看成自己的心腹大患,头号劲敌。打破清军的江北大营以后,太平军两大重要将领陈玉成、李秀成已经可以腾出手来,准备从容地对付湘军这个宿敌了。

最先看到这种危机的是曾国藩。他不由在心里为李续宾捏了一把汗。

李续宾,号迪安,生于公元1818年,与曾国藩同为湖南湘乡的老乡。贡生出身,为罗泽南最得意的弟子。清咸丰二年,李续宾协助老师罗泽南在当地募勇,于次年至长沙,追随曾国藩开始其短暂的戎马生涯,自此成为曾国藩的嫡系中的嫡系,精锐中的精锐。

被曾国藩称作“含宏渊默,大让无形”的李续宾,能征惯战,战功卓著,几乎参加了湘军创办以来的所有重要战事,并在曾国藩的屡屡奏保之下而不断晋身。

公元1854年,李续宾擢知县;继而参与攻取湖北崇阳、咸宁、武昌等重大战役,擢升为知州;田家镇战役后,李续宾升任安庆知府。此后,仍然跟随曾国藩东挡西杀,晋为记名道员。公元1856年,湘军开创者之一的罗泽南辞世,李续宾接手其军,成为湘军一线的将领。同年十二月,李续宾协同胡林翼、杨载福等破武昌、取大冶、下兴国,授记名按察使。不久,李续宾相继参与了打得安、困九江、取广济、夺小池口、战湖口、梅家洲等恶战,晋升为主管一省财赋、地方官考绩的浙江布政使。公元1858年再陷九江后,加巡抚衔。李续宾由一名贡生到从二品高官,仅仅用了六年的时间。这一是说明了李续宾军功之著,二是说明了曾国藩奏保之力。

对于李续宾来说,打仗就像喝凉水那么容易。可现在的主要问题并不在于李续宾能不能打,而是要看他的部队是不是能顶得住。

早在清军的江北大营与陈玉成、李秀成鏖战之时,李续宾便奉命策应,乘虚攻取了安徽太湖、潜山、桐城、舒城,并向太平军的粮饷重地三河镇发起攻击。

三河镇位于庐州南部五十余里的地方,不仅是太平天国最重要的钱粮等物资供应地,堪称太平天国的经济命脉所在,而且地处咽喉,向北直逼庐州,向南威胁安庆,战略地位显著。

三河镇那边一告急,洪秀全就接到了陈玉成的奏报,马上命陈玉成、李秀成两大太平军主力联袂杀奔三河镇。这样一来,孤军冒进的李续宾所部立刻陷入危急之中。

此时,李续宾所部不仅长途奔袭,鞍马劳顿,而且势单力孤,手里只有区区五千兵马。但在咸丰帝催逼之下,李续宾不敢抗旨不遵,他早已没有了退路,只能咬牙挺着,向咸丰帝表示,即使拼了命也要报答皇上的“恩遇”。悲剧由此拉开了帷幕。

由于湖北方面拒发援兵,李续宾只好孤军作战,血拼三河镇。湘军以伤亡上千人的代价,连续攻克了三河镇外围的九座堡垒,但并没有最终攻克三河镇。

形势在瞬息万变。

一方面,三河镇内的太平军守军踞城待援。另一方面,陈玉成的援军日夜兼程赶来增援,抢占三河镇东南方的白石山和西南方的金牛镇,对李续宾部形成了反包围,并截断了其后路。与此同时,李秀成的援兵也接踵而来。更要命的是北面的捻军也掺和进来了,与庐州守军一起南下,掐断了舒城湘军的驰援之路。一时间,李续宾所部被太平军、捻军十数万大军团团围困而深陷重围,想撤退已经来不及了。

清咸丰八年(1858年)十一月十四日,陈玉成率部杀来。困兽犹斗的李续宾与陈玉成血拼在一起。太平军前锋遇挫而退。李续宾部乘胜追击。

次日黎明时分,适逢大雾弥漫。李续宾所部越过了陈玉成大营。陈玉成率部从后面杀出,湘军大败。李续宾闻讯前来救援。此时,驻扎在白石山的李秀成所部杀将过来,而三河镇内的太平军也趁机杀出,李续宾所部四千多人马顿时陷入绝境。

惨烈的战斗,从黎明一直持续到深夜。

曾国藩在事后给咸丰帝的奏折中描述道:“我军四面被围……贼踞其垒,断我军去路。”[17]

部属苦劝李续宾“突围退保”,遭到李续宾断然拒绝。李续宾说,我身经百战,每一次出征都没有指望还活着回来。今天“固必死”。“此有不愿从死者,请各为计”——有不想死的,你们自己想招儿吧。众员弁“皆跪泣”不愿离开,表示愿意跟随李续宾同生共死。李续宾“具衣冠望关叩首”。

二更时分,李续宾“怒马直出”,冲向了战场。最终,李续宾战死疆场。与之一起殉难的还有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及六千余人,几乎全军覆没。

此役,既让曾国藩痛失股肱,尽失精锐,使湘军“元气尽伤”,同时败出安徽。

闻讯后的曾国藩“悲恸填膺,减食数日”。由此,曾国藩对陈玉成、李秀成等心怀大恨,发誓要为爱将和弟弟报仇雪恨。

也是冤家路窄。清咸丰十年(1860年)初,湘军准备进攻军事重镇安庆。曾国藩与陈玉成、李秀成两位老冤家终于将在诡异的祁门兵戎相见,一决生死。

清咸丰十年(1860年)一月,曾国藩以四路大军扑向安庆。开始时,进攻颇为顺遂,仅潜山一战,太平军就损失了两万之众。同年六月十一日,曾国藩开进安徽祁门,“以窥安庆”。

祁门,位于安徽的西南部,沿江环山,地理位置很重要。曾国藩看重这里,主要是有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进可攻。在祁门可以“东以联张芾徽州之声援”,攻打芜湖,威胁天京。二是退可守。“西以保江右饶州之门户”。三是还可以策应围困安庆的曾国荃。

曾国藩等一干人马甫至祁门,坏消息就一个接一个地传来,打破了曾国藩的计划。

先是太平军攻陷了祁门东面的宁国府,守将死难。接着,被曾国藩派到徽州接办防务的李元度,仅仅到任十天就丢了徽州。气势如虹的太平军洪水般扑向祁门。一时间,“贼趋祁门甚急”。至同年底,湘军与太平军互有胜负,势成僵持。就在曾国藩苦寻破局之策而不得的时候,京师又出了事。

此时,正逢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在无理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悍然攻占大沽口、塘沽,进而侵占天津,攻打北京。咸丰帝被迫逃往热河避难。

京师危急,圣上有虞,这是天大的事。曾国藩与胡林翼赶紧上书请求进京勤王护驾。

就在曾国藩等“日夜筹商北援之策”时,传来了咸丰帝的饬谕。

咸丰帝,说安徽南北情况都很吃紧,你们一旦北上,难保太平军不乘虚“窜扰完善之区”,从而拒绝了曾国藩等进京的请求。

咸丰帝不顾个人安危拒绝勤王护驾的举动,令曾国藩等不解。后来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原来,大清国既没有与外侮抗战的本钱,更没有拼个鱼死网破的决心和勇气。在强虏面前,咸丰帝最终选择了投降,同意与英法联军签订了不平等的条约。既然选择了苟且偷安,自然也就无须什么勤王护驾了。

进入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军尽管屡次受挫,但攻取祁门之心不泯。

见一时难以攻克祁门,太平军遂调整部署,以全部的精锐攻陷了江西的景德镇,“冀绝官军饷道”。

这是一招妙棋。曾国藩光想着攻打太平军,却忽略了自己的后路。情急之下,曾国藩只有迅速拿下徽州,“可通浙江之米”这一条路可走了。

同年三月,曾国藩派九千之众,分两路进攻徽州,并亲赴徽州西南的休宁督战。然而,在太平军的坚决抵抗下,湘军一再遭受挫败。因为景德镇失守,湘军失去后援,太平军得以空出手来,从四面八方包围祁门、黟县、休宁三个县的湘军,并截断其粮道,使曾国藩的湘军“有坐困之势”。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也没了主意。与各军统领、营官商量,最终的结果仍然是只有“力攻徽州,以图克复”这一条路可走。曾国藩紧急致函左宗棠等,命他们夹攻景德镇,以减轻皖南的巨大军事压力。

三月十二日,曾国藩亲自督战湘军再攻徽州。

太平军不仅顽强抵抗,而且还毅然杀出城外,来了一个反突击,打了湘军一个措手不及。一败涂地的湘军连夜败回休宁。

坐镇休宁的曾国藩,是于当夜四更时分得到湘军溃败消息的。消息称当晚二更时分,湘军遭到太平军偷袭,“官军惊溃,已奔回休宁城下”。

闻此噩耗,曾国藩不由睡意全无,“忧灼之至”。立即披衣起床,一直坐到天明。尽管四处打探,但最后也没弄清损失的确切数字,其混乱程度堪与湖口之战相比。曾国藩不由“浩然长叹”,“老怀尤觉难遣”,慨叹“不知天意如何”。

十三日一大早,曾国藩就起了床,继续打听徽州挫败的具体情况,仍然没有确切的消息。一直到上午辰时,曾国藩才接到准确的报告。

据报告称,在进攻徽州的二十二个营中,有八个营被太平军彻底击溃,其他各营也伤亡近百人。令曾国藩想不到的是,太平军并没有以击溃围攻徽州的湘军为目的,反而乘胜追击,直扑休宁而来,这令曾国藩“闻警愤甚”。

到下午的时候,情况已经十分危急。

面对从四面八方扑来的太平军,曾国藩感到了情况的严重,“旦夕恐蹈不测”的事儿即将发生。想到这儿,曾国藩提笔给自己的兄弟、儿子分别写信,用曾国藩的话说“略似写遗嘱之式”[18]。

在写给曾纪泽、曾纪鸿的书信中,曾国藩说:“余自从军以来,即怀见危授命之志。丁、戊年在家抱病,常恐溘逝牖下,渝我初志,失信于世。起复再出,意尤坚定。此次若遂不测,毫无牵恋。”[19]而“毫无牵恋”的原因,曾国藩说自己“贫窭无知”而竟然“官至一品,寿逾五十,薄有浮名,兼秉兵权”,按理说已经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要说还有嫌隙的话,那就是在“古文与诗”两个方面。

曾国藩自认为在这两个方面“用力颇深,探索颇苦”,而没有实现“介然用之,独辟康庄”的理想。另外一个就是“作字”,即书法。“三者无一所成,不无耿耿”。至于带兵打仗,曾国藩坦言并非他的长处,虽“屡有克捷”,但“已为侥幸”。所以,曾国藩希望自己的儿子长大以后“且不可涉历兵间”,因为“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尤易于诒万世口实”[20]。

曾国藩说:“余久处行间,日日如坐针毡,所差不负吾心,不负所学者,未尝须臾忘爱民之意耳。近来阅历愈多,深谙督师之苦。尔曹惟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作官。”[21]

曾国藩在重申了他一贯的“教子弟”的“八本、三致祥”和安身立命的“劳”“俭”二字后说:“吾当军事极危,辄将二字叮嘱一遍,此外亦别无遗训之语……”[22]

在这封家书中,我们除了可以看到曾国藩对儿女的殷殷舐犊之情外,还可以看到他已经充分做好了死的准备。此时此刻,对尝尽了当官之苦、做人之苦、督师之苦的曾国藩来说,一死了之未必是痛苦难抉的,而可能恰恰是他脱离苦海的一条捷径。“死即瞑目,毫无悔憾”——曾国藩在给弟弟们的家书中说得更直接,更直白。

天不灭曾国藩。就在曾国藩及湘军即将遭受灭顶之灾的时候,左宗棠从天而降,在其他部属的协助下,危急得以解除。年逾五十的曾国藩再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