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齐声呼喊要捉拿“曾妖头”。为了保全名节，曾国藩只能选择投水。

湘军连战连捷，成了太平军的克星，俨然是一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常胜之师。在眼下的大清国，能够血拼太平军、独撑危局的也只有曾国藩的这支湘军了。一旦曾国藩这副小身板挺不住了，那么大清的东南半壁也就塌了。作为湘军最高统帅的曾国藩看得明白，作为大清国最高统治者的咸丰帝更是心知肚明，一清二楚。如何能让曾国藩不遗余力地为维护大清出力，是现在最让咸丰帝动脑筋的事儿，也是当前确保大清东南半壁江山的第一要务。

要承认，咸丰帝的确为此没少费心思，这主要表现在和曾国藩说话、办事与从前迥异的姿态上。因为他深知，时逢国家危亡之际，乱世之秋，只要曾国藩能保住大清的江山，他就是活菩萨、亲祖宗。要达到这个目的，单靠皇权的**威已经不管什么用了，必须放低身段，好话相送、好脸相迎，靠哄、靠怀柔来笼络人心。这是咸丰帝现在对曾国藩对湘军唯一能够采取的方式方法。

虽然军情险恶，责任重于泰山，但曾国藩却很享受这种沉甸甸的感觉。身负重任，肩担风雨，家国系于一身，这不就是古人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高境界吗？在当今的大清国，什么王公大臣、文武百官，谁有资格、有能力敢站出来振臂一呼，说自己能够“治国平天下”，挽江山于既倒，扭转危急的乾坤？除了曾国藩一人之外，一个也没有！什么叫大丈夫？这就叫大丈夫！什么是大丈夫所为？这就是大丈夫所为！

时年四十五岁的曾国藩眯起三角眼，手捋长髯，踱着迟重的方步，感觉颇为良好，觉得自己并不壮硕的身体越来越厚重，并不挺拔的身躯越来越伟岸，原本不为皇上看好的模样也越发地俊朗起来，作为湘军的灵魂，也越来越像一个伟大的统帅。曾国藩突然有了一种类似神明般的感觉。

知足者常乐，这正是曾国藩异于他人的地方，也是他高于他人的地方。凡事不可太满、太过，“钱不可使尽，势不可用尽”是曾国藩一贯的信条。曾国藩对自己的弟弟们说：“现在但愿官阶不再进，虚名不再张，常褒此以无咎，即是持身守家之道。”[35]然而，不管这是曾国藩的真心也好，假说也罢，他现在已经没有能力左右自己的人生轨迹了。激变的历史境遇，已经把曾国藩无可选择地推上了风口浪尖，使他失去了一切自我选择、决断的可能。他只能唯圣命是从，唯江山社稷是从，唯东南半壁的局势是从。比如，曾国藩并不想在克复武汉后立即东进，但咸丰帝天天催命，不允许他“迁延观望，坐失事机”；曾国藩认为湘军虽屡胜，但并没有伤及太平军的根本，尚不具备把太平军逐出长江、直捣金陵的把握。但任凭曾国藩这么说，咸丰帝就是固执己见，饬令曾国藩继续东进，早克金陵。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在与湘军的正面作战中，太平军屡遭挫败，几乎没有胜绩，但太平军并没有因此而退缩，而是千方百计寻找一切战机打击湘军。

清咸丰四年（1854年）十一月二十日夜，就在湘军为自田家镇渡至江北后连续获得的五次胜仗而欢欣鼓舞之时，太平军从江西上游的湖口小河内放出一百多艘装满了干柴、桐油、松脂、火药的火船，顺风而下，直冲湘军水师大营。驻扎在两岸的湘军见状不妙，则赶紧边施放火箭、火球，边呐喊助威，但没有起到什么明显的作用，火船仍冲入湘军水师营中，颇扰乱湘军军心。尽管太平军的这次骚扰没有取得多大实效，但也让曾国藩和湘军大为惊悸，惊出了一身冷汗，好久才缓过神儿来。

湘军横扫湖南、湖北两省后，挥师杀进江西。在连续攻克田家镇、蕲州等军事要塞后，曾国藩以为，就凭这个势头，“满拟九江不日而下”，“不料逆贼坚守，屡攻不克”。原来，太平军自败走田家镇后，悉数退踞九江、湖口两座城池。为了抵抗湘军来袭，太平军“浚濠坚垒，结木簰于湖口城下，以阻官军入湖之路，而别筑石于梅家洲，水陆相倚”[36]。

湘军进攻心切，在屡攻九江城不克后，转而进攻梅家洲，结果也是无果而终。连续的失利对骄横的湘军产生了影响。曾国藩认为“士卒力战于枪炮雨下之中，死伤甚众。盖陆路锐师，倏变为钝兵矣”[37]。情况的确如此，不断地厮杀、鏖战，难免没有死伤，加之屡战不克，久而久之，什么样的部队都会被拖垮。

太平军“负固坚守，殊属凶悍”，湘军接连损兵折将，“屡攻不克”。被失败吓怕了的咸丰帝不觉有些心虚，他告诫曾国藩和塔齐布，要他们“相机筹画，不可稍有孟浪，致误事机”。然而，尽管曾国藩等很用心、很小心，但接连的胜绩已使湘军骄愎渐生，似乎没把太平军放在眼里。自此，曾国藩的又一个噩梦开始了。

为最终攻取湖口创造条件，清咸丰四年（1854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十二月初一日，曾国藩命塔齐布、胡林翼向浔城发起攻击。

浔城北枕大江，东北、西南、西面均为湖、塘，东南为连绵的大山，为易守难攻的天然要隘。加之防御严密，很难攻克。塔齐布、罗泽南等向设有木城的浔城西门发动首次攻击，就遭到太平军的顽强抵抗，杀了个三进三退，终为奏效。十二月初一，湘军改变策略，变一路主攻为四面合攻。塔齐布主攻西门，罗泽南主攻东门，胡林翼主攻南门，另派副将王国才率七百水勇从北侧登陆，攻击九华门。此役仍然不顺利。先是进攻西门的塔齐布部，因“地险而路曲”，以及太平军的顽强抵抗而严重受阻。不得已，在付出伤亡一百多人的代价后收兵。胡林翼、罗泽南等也“因城上枪炮、木石交施，屡次抢登，不能得手”，也伤亡了一百多人后罢兵。至此，两日浔城血战，以湘军损兵折将而告结束。

经过总结分析，曾国藩认为此役失败的根本原因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因为浔城的太平军“穷寇死守”，湘军尽管人人用命，前赴后继，但始终没有占据过上风。二是由于湘军“攻具未备”。打攻坚战，没有配套的足够的攻城装备简直是不可想象的。那么为什么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就匆匆发动进攻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接连取得的胜利，使湘军将士的头脑发热，不自觉地飘飘然了，没有把太平军放在眼里，产生了轻敌、骄愎的思想。但眼下战事紧迫，没有时间来研究思想问题，当务之急是千方百计地尽快拿下湖口，扭转被动的局面。经过研究决定，湘军必须改变进攻的策略和主攻方向，绕开太平军固守的浔城，派胡林翼、罗泽南等先拿下湖口对岸的梅州太平军大营。调王国才及参将恒泰等由小池口渡江，与胡林翼的南军会合。

让曾国藩等没有料到的是太平军也及时地调整了战略战术，还没等湘军采取行动，太平军就来了一个先下手为强，主动向湘军发起进攻。

因没有及时跟进，恒泰部仍然驻扎在原处，形成了孤营。太平军在探得这个消息后，于初六日凌晨三点多钟，派出两千多人对恒泰所部发动了突然袭击。恒泰部拼死抵抗，才免遭灭顶之灾。初七日，四五千太平军又分兵几路扑向王国才大营。就在“贼势愈重”、王国才“势将难支”的危急时刻，塔齐布及时赶来驰援。同时，曾国藩命战船向岸上的太平军开炮，在水陆夹击之下，才使湘军没有受到更大的损失。

初六日，胡林翼、罗泽南等抵达距梅家州八里之遥的盔山，伺机发动攻击。

梅家洲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其尾部为鄱阳湖的拦湖嘴，也是江西内河出口的西岸。其首部便深入到鄱阳湖内，是内、外湖的必经枢纽。鉴于梅家洲如此重要，太平军派名将、冬官正丞相罗大纲率重兵驻守在这里。而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就驻扎在梅家洲东岸的湖口县，准备时刻驰援梅家洲。

为阻止湘军的进犯，太平军在此修筑了坚固的防御体系，“于口内札大木簰一座，小木簰一座；东岸县外，厚筑土城，多安炮位；两岸立木城二座，高与城等；炮眼三层，周围密排；营外木桩、竹签广布十余丈；掘濠数重，内安地雷；上用大木横斜搭架，钉铁蒺藜其上”[38]。梅家洲如此严密的防守，几乎就是一座无法摧毁的堡垒，就连曾国藩都认为，梅家洲的防御设置“较之武昌、田镇更为严密”。

太平军拼死也要守住梅家洲，而曾国藩必须要拿下梅家洲。同年十二月初六，刚刚在盔山扎下大营的胡林翼、罗泽南所部派兵出击。一场血拼在所难免。

胡林翼攻击梅家洲东路，罗泽南攻击梅家洲中路，李续宾等攻击梅家洲西路。湘军攻得猛，太平军守得牢，战斗从一开始就陷入了胶着。经过苦战，湘军终因太平军“负固不出，凭墙施放枪炮，子如骤雨”和梅家洲地势险要而功败垂成。

初七日，湘军准备再次对梅家洲发起攻击。不料，太平军主动出击，派出六七千人分三路来袭。两路隐蔽在梅家洲的柳树林里，一路从江边绕过盔山，进攻湘军的左腋。驻扎在大姑塘的太平军派出四千人攻击盔山的后背。这些部署的目的就是为了诱使湘军进攻梅家洲，而姑塘的太平军则乘机截断湘军的后路。

湘军采取了集中力量攻其一部的战略，首先击溃了后背的太平军。“洲上三路之贼，因见山后贼败，不敢前进”。湘军最终化解了这次危机。

在陆营血拼太平军之时，驻扎在湖口的水师正因无计可施而懊恼。原来，湖内道狭窄，太平军又札了一道数十丈长木簰横亘在江心，木簰的旁边设置炮船，木簰外面设有铁索、篾缆、“层层固护”，彭玉麟等“百计攻之，终不能冲入牌内”。初六日，听说陆营发起了攻击，彭玉麟等“即出队夹攻”，配合陆营的行动。这一仗直打得昏天黑地，惊心动魄，尤其是太平军将士誓死不投降，与堡垒共存亡的精神，令湘军胆寒。是日，双方血拼四个小时，湘军水师终于攻破了太平军的防御木簰。

水师攻破太平军木簰卡、陆营在梅家洲获胜后，湘军士气高涨，骄愎膨胀，欲乘太平军新败，趁机攻下梅家洲太平军大营。胡林翼、罗泽南和彭玉麟等率水陆大军，于初十日，联合发起攻击未果。十二日，陆营继续发动攻击，但因太平军“炮多垒坚，卒不能破”而无功而返。而水师却似乎得手，不仅冲入卡内，而且还焚烧了太平军八十余艘战船、民船，“自湖口至姑塘四十里，贼船肃清矣”。

初战得手，湘军水师不禁忘形。营官萧捷三等急功近利，想一鼓作气肃清“鄱湖以内”，遂率领一百二十余艘长龙、舢板等“轻便之舟，勇锐之士”，“扬帆内驶，日暮不归”，深入内湖，一直追至大姑塘以上。见湘军水师杀进内湖，太平军遂于湖口重新“设卡筑垒增栅，以断其后”。等湘军水师想回撤时已经来不及了。

曾国藩闻讯后大惊。要知道，攻入内湖的那百十条舢板、两千多精锐兵勇，几乎是水师的全部机动部队。从现在的观点来看，如果说那些快蟹、长龙等大船是航空母舰、战略舰的话，那么舢板、小划就是其巡洋舰、驱逐舰、护卫舰、鱼雷艇。如果那些机动性差、掉转不灵，且自身的护卫能力又比较差的快蟹、长龙，一旦失去舢板等附属船只的护卫，就等于失去了脉络、血液和保护伞。曾国藩判断，太平军一旦获悉这个情报，一定会派船来袭。那样的话，水师危在旦夕。果不其然，太平军“以小艇乘夜来袭”。

是夜三更，太平军又派出三四十艘小划，冲入湘军水师老营。屯扎在两岸的太平军边施放火箭、喷筒，边“呼声震天”。而湘军水师皆因“小船未归”，那些快蟹、长龙只能挺着挨打，“无以御之”，结果被太平军一下子就烧毁了大小战船几十艘。突变之下，猝不及防的湘军水勇阵脚大乱，纷纷升帆驾船逃命，以求自保，就连彭玉麟、李孟群的命令也没人听了。等到天明时分，能逃出来的水师兵勇溃退回九江大营。曾国藩闻讯后“不胜愤懑”已极。因为尽管损失不算太大，但精锐的机动部队深陷内湖，“业被贼卡隔绝”，湖外所剩下的“多笨重船只，运槕不灵。如鸟去翼，如虫去足，实觉无以自立”。如果面对这样的情况都能做到安之若素的话，那曾国藩简直就不是人而是神了。

湘军被迫撤离湖口后，整个形势发生了逆转，变得不可收拾。聚集在九江城外湖口的太平军抓住战机，化被动为主动，分成若干股渡江作战。虎踞在小池口的安徽太平军则逆流而上，攻入湖北境内。主动与被动的转换，几乎就在一瞬间。方才还信心满满的曾国藩，现在则不得不改变部署，应对太平军的进攻。他急忙派周凤山的陆营渡江驰援，进攻小池口太平军营垒，企图以围魏救赵之计，减轻湖北的压力。结果是周凤山大败而归。

水师陷在内湖难以自保，陆营又受挫，曾国藩坐不住了。他急忙调胡林翼、罗泽南回剿九江，在确保大营无虞的同时，增强对九江城的军事压力。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是月二十五日夜三更时分，太平军数十艘小船“乘月黑迷漫”，分别从浔城和小池口出发，突袭湘军水师大营。一时间，太平军“火弹、喷筒，百枝齐发”，湘军水师防备不及，顿时就乱成了一锅粥，“各哨慌乱，挂帆上驶”，曾国藩亲自督阵，下令不许开船。无奈“江阔船多”，说什么都没有用了。曾国藩一露面便暴露了身份，太平军闻讯迅速包围了曾国藩的坐船，齐声呼喊要捉拿“曾妖头”。情急之下，曾国藩选择了投水自杀，幸被部属救起，仓皇逃到罗泽南营中才算脱险。

太平军的这一次突袭，使骄愎的湘军损兵折将，遭致惨败，也令曾国藩的威风扫地，颜面尽失。他不仅将咸丰帝赏赐给他的那些扳指、翎管、小刀、火镰等物品，连同书籍、地图、上谕、奏章、家书、二年以来的信件、部照、实收、功牌、账目一起全都丢了，而且自己还险些命丧黄泉，狼狈至极。曾国藩越想越窝囊，越想越没脸，干脆“欲策马赴敌以死”，被罗泽南、刘公蓉等“力止之”。

曾国藩上奏咸丰帝：“伏查水师，自岳州以来，屡获大捷。武汉田镇，声威尤震。自湖口，若战经月，破簰焚船，费尽气力，贼舟所存无几。讵意各营，长龙、三板过于勇鸷，冲入内河，竟夜不归。而外江老营，两次为该逆所偷袭，实堪愤恨！”[39]责备自己“调度无方”，请求咸丰帝将自己交部严议。

对于此时的曾国藩，咸丰帝想哄还来不及，哪还能斥责严议？他安慰曾国藩“偶有小挫，尚与大局无损”，对曾国藩“自请严议之处”，“著加恩宽勉”。

事情虽然过去了，但湖口兵败却成了曾国藩揪心之痛，抱惭之耻，终生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