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大兵压境，而老同年又徇私掣肘，曾国藩的日子很难过。

曾国藩的噩梦，并没有因兵败湖口而宣告结束。

太平军不给曾国藩以喘息之机，从安徽调来的大股太平军如过江之鲤，纷至沓来。曾国藩忙命悍将塔齐布、罗泽南率部渡江截击，结果是寸功未立，“挫败而还”。

形势在进一步恶化。太平军兵分两路发起新一轮的攻势。一路沿长江北岸攻击蕲州，另一路攻击广济。驻守的官军一触即溃，湖广总督杨霈先退驻汉口，再退德安。太平军攻取汉口后，溯襄河募集大批民船，剑指武昌，逼得武昌全城不得不慌忙进入戒备状态。一时间，“江、汉之间纷扰矣”。

湖北危机，曾国藩不能见死不救。他急派胡林翼、王国才等带领六千兵勇先后回援武汉。命李孟群率领四十艘战船溯江而上，回援蕲州、黄梅。

前脚刚刚派出援兵，后脚就大难临头了。

清咸丰五年（1857年）正月初四夜，突然东北风大作，掀起滔天巨浪。停泊在九江城外水师老营的战船遭到厄运。“漂沉二十二号，撞损数十号”。尚未开战便遭此重创，令曾国藩恼怒异常。

说起来也难怪曾国藩气冲斗牛。自创办水师至今，因天气的原因，漂沉、撞损战船的事儿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两次，而是多次。未战先自损，这是很伤士气、信心的事儿。既然老天爷不帮忙，曾国藩只好命令李孟群、彭玉麟，将所有外江的炮船，全部开赴湖北境内避风，“扼扎金口”。

面对天灾人祸，曾国藩实在是平息不了心头的怒火，更咽不下这口窝囊气，便亲自督战，怒不可遏地想一举拿下九江城，结果仍然是以失败而告终，令曾国藩沮丧到了极点。

湘军水师孱弱，陆营又分兵南北两岸，相互不能兼顾，加之太平军大兵压境，湘军“士卒久劳，隔江远战。主客势殊，众寡不敌”，故而造成水陆两军连吃败仗，弄得曾国藩一个劲儿地大叫“自愤！自恨！”

太平军趁湘军败退之际发起大举进攻，连战连捷。正月初一，太平军打到了武穴县。初二，打到蕲州，并声称要直取武汉。而驻防在广济的湖北防御的湖广总督杨霈，根本就不是太平军的对手，不仅连尝败绩，兵勇溃逃，最后就连他这个总督也没了音讯。曾国藩“屡次差探未确”，搞不清楚杨霈究竟跑到哪里去了。

连连得手的太平军，将沿江而上的三千部队与黄梅、广济的四五千部队汇聚于蕲州，准备一起西进。至此，曾国藩已感到独木难支，可虑者多端，光靠他的湘军“进止机宜，有万难者”。主要表现是：一，太平军进攻武汉，其意图是抄湘军后路，截断饷道，而湖北的部队又根本抵挡不住。假如太平军再“掳上游无数之民船，抢汉镇新造之战舟，梗塞江汉之间，则大江千里，上下皆贼”[40]。一旦出现这种局面，位于长江中的大部湘军就会被断绝钱粮、子药，“水勇之心断难自固”。如果太平军果然重新占据了武汉，就会“西窥荆襄南伺湘省，则防不胜防”。二，如果湘军回援武汉“则艰难百战，肃清江面，一旦委而弃之，实属可惜”。湘军水师一旦西行，驻扎在九江、湖口的太平军势必会攻犯江西，截断湘军饷道。失去外面的接应，陷于内湖的水师“从此断难冲出”。那样的话，这一年多积累起的这点精华就算全交代了，以后再“难以再振”。三，由于屡胜，陆军“士气极盛”，在攻城略地的同时，自己的损失也不小，“锐气挫损”。如果就这样一直向前打下去的话，“尚不难振制精神”。而如果回援武汉则“兵勇之雄心先减”。“加以远道跋涉，消磨精气，虽认真振厉，亦难作其方心之气”。这样分析下来，令曾国藩“反复筹思，进退两难”。

虽然局势严峻，但曾国藩仍然保持着比较清醒的头脑，在客观地看待外部因素的同时，也能比较理智地分析湘军连受挫败的主要原因。

曾国藩认为造成这样局面的主要错误有两个：一是攻克武汉后，没有留下足够的部队，实施重兵防守。原本应该留下几十艘战船“以为后路声援”。但因为江汉没有战船可留，形不成战斗力，所以致使太平军“乘虚上窜”；二是在没有攻克九江城的情况下，就匆忙地去打湖口，本希望打通“江西饷道”，但由于急功近利，机动部队单兵冒进，使一百多艘战船深陷内湖之中，结果是一支完整的水师被一分为二，造成“外江无小舟，内湖无大船”的被动局面，“顿形薄弱”。实践证明这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决策。加上老天爷不帮忙，一阵大风毁坏了多艘战船，致使“事机不顺”。

要扭转眼下的危机，曾国藩考虑了以下四种应对策略：一是赶紧在湖北添置装备、修补损毁的战船，迅速恢复外江水师的战斗力，以巩固“荆湘门户”；二是立刻命令湖北的兵勇及胡林翼所部先后回援武昌；三是准备亲自到南昌“修整内湖水师”，恢复其战斗力；四是命令围攻九江的陆军“有进无退，攻克浔城”，然后按原计划“仍当鼓行东下，直捣金陵”[41]。

其实，客观地看，曾国藩的这些策略只能算是权宜之计，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眼下的被动。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咸丰帝也拿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来。他在给曾国藩的回复中，没有具体肯定他所提出的那些办法可行还是不可行，只有不得已的劝慰，并给他输血打气，说：“曾国藩既定直捣金陵之计，即著迅速设法攻克九江，合军东下，毋得再存顾虑。”[42]咸丰帝的意思很明白，既然你曾国藩已经拿定了主意，就别再磨叽了，赶紧去实施吧。

清咸丰五年（1857年）正月十二，曾国藩离开凶险万丈的九江老营，于十六日抵达江西省城南昌。此时的曾国藩，心情十分复杂。

曾几何时，横扫湖南、湖北的湘军，攻无不取，战无不胜，成为大清唯一能与太平军相抗衡的劲旅，屡屡蒙受隆恩，叙优奖掖，何等自是、何等惬意？而如今兵损将陨，樯摧楫折，连遭败绩，惶惶乎不知所踪；曾几何时，力挽狂澜、独撑半壁的曾国藩，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被视为大清智勇双全的军事统帅，为圣上所独倚，为朝野所仰望，何等自豪、何等荣光？而如今却屡赴阴曹，死里逃生，凄凄然如丧家之犬。这真是命也时也运也。

曾国藩莅临南昌，没有见到欢迎的人群，没有迎接的官吏，更没有见到自己的同年、时任江西巡抚的陈启迈。曾国藩虽然一时无所适从，但自己心里还是很清楚的，身为败军之将，的确也没有什么脸面示人。曾国藩只能打肿了脸充胖子，把苦水往自己的肚子里咽。他在家书中违心地说，自到南昌后，“官绅相待甚好”，“一切尚为顺平”，但癣疾却大发。

曾国藩的神情很沮丧，很愁苦。纵横捭阖的日子结束了，现在不得不开始寄人篱下的新生活。

兵败如山倒。曾国藩败走九江，其颓势一发而不可收。驻扎在蕲州的太平军趁机渡江向南杀来，接连攻占兴国、通山、崇阳、通城、咸宁等城池，“扰陷殆遍”，其影响直至江西武宁县境，武昌危在旦夕，不得不再次戒严。驻守在武昌城的湖北巡抚陶恩培，心惊胆寒，束手无策，只能向曾国藩“飞书请援”，而曾国藩还没有来得及施以援手，湖北就失守了。

闻之湖北失守，湘军将士无不动容。想不到苦战经年才打下的湖北，说丢就丢了，曾国藩甚觉“可惜可恨”。现在，曾国藩想到的已不是如何去救援湖北，而首先想到的是老家湖南的安全。可是湘军现在远在江西，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都没有条件“回救桑梓”。曾国藩把未能回救湖南的原因告诉了自己的弟弟们。曾国藩说，人数少回去无济于事，回去的人多了，则“口粮无出”；如果全军都回去，可是战船都陷在鄱阳湖内，“又富无人统领，殊不放心”。

没有办法保护桑梓，让曾国藩很是不安，而此时发生的一些事情，也让曾国藩烦心，弄得他一会儿是“癣疾大发”，一会儿是“火气甚旺”，一会儿又“用心尤甚，夜不能寐”，甚是郁闷。那么曾国藩到底为什么如此烦心而郁郁不得其乐呢？

总的来讲，自曾国藩到南昌后，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就没有遇到过什么顺心的事儿，尤其是湘军内部本不该发生的几件事儿，让曾国藩很上火很纠结，叹曰：“军事愈办愈难，有非一言所能尽者，诸为心照。”[43]

首先是一个叫万瑞书的水师哨官就把曾国藩气了个半死。

事情发生在去年腊月二十五那个惊心动魄之夜。太平军趁夜来袭，火烧湘军水师大营，各船纷纷开动逃命。而粮台所雇的那些民船更是“仓皇失措”，水手们“惊逃上岸”，有的全船竟然没有一个人看守。这个时候，水师右营哨官万瑞书趁火打劫，跑到空船上大肆盗抢。三十日，闻讯后的曾国藩饬令永州知府，一下子就从万瑞书的船上搜出盗抢的白银一千二百多两。让曾国藩怒不可遏的是，就在准备将万瑞书“严讯究办”之时，万瑞书却驾船逃跑了，至于是跑到了武汉，还是逃回了湖南老家，均未可知。这把曾国藩气得火冒三丈，当即向咸丰帝请旨，严饬湖南巡抚骆秉章，在水师营内及万瑞书的湘阴原籍进行缉拿，一旦到案，即行正法。而那个奉旨缉拿万瑞书的骆秉章，却不知是为了乡情还是为了与曾国藩作对，竟然“不欲杀之”——偏偏不想将万瑞书就地正法，还非常过分地要向咸丰帝求情，对万瑞书予以“开释”。闻之此事，曾国藩不胜悻然。自打曾国藩退守江西，与骆秉章之间的沟通就不太顺利，在一些问题上意见很难统一，曾国藩不得不承认世事维艰，很难处理。结果，这件事一直拖了六个月之久才办妥。

其次是为湘军将士保奏请功的事。

应该说，曾国藩是一个很会用人的统帅，尤其是在笼络人心、奖掖部属方面，从来没有吝啬过。自去年十月出征以来，曾国藩数次向咸丰帝奏保，经他保奏而屡屡迁升的将士无数，其中最大的已经官至巡抚，成为一方大员，简直跟曾国藩本人的肩膀头一般齐了。及时的“奖叙”，令“军士用命，无坚不摧”，赢得了“极顺”的局面。然而至湘军南下后，局势每况愈下。不仅北岸的黄梅、广济、蕲州等地全部失陷，“复为贼踪往来之地”，就连田家镇等地，也由于水师精锐深陷内湖、老营两次遭袭、湘军败退江西而重新成了太平军的势力范围。这样一来，一连串的失利湮没了从前的辉煌。这就是寻常人看问题的角度和思维定势，既能一俊遮百丑，也会一条鱼腥了一锅汤。曾国藩无奈地慨叹：“前此战功竟成空虚，可愤！或恨！”[44]

内心的苦楚只能隐藏在心里。在失败面前，曾国藩还是表现出一个统帅应有的襟怀和气度——我可以承担全部责任，但将士们用生命与鲜血拼来的功劳不能抹杀。他上奏咸丰帝直言：“事机之不顺，调度之失宜，咎在臣等”[45]，而湘军将士“血战十余次，伤亡千余人，其劳勋究不可没。”[46]

曾国藩分析后认为，假如咸丰帝因湘军作战失利而有功不赏的话，很可能造成消极的后果。比如，现在军营里“贤愚不一”，尤其是那些“诡滑者”，一看到情况不妙，就心怀“退志”；而那些“志朴”可以依靠的人，都是前几次在战斗中“力战受伤之人”。这些人旧伤未愈，一见战局不利就“愈愤极思战”。对于这些军卒，只有不辱没他们“既往之功，乃益作其将来之气”。曾国藩的这番话说得大义凛然，但也颇含蓄。事实上，由于战事紧张，曾国藩没有及时给那些立有战功的将士请功保奏，引起了他们的不满，甚至影响到了军心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不得不向咸丰帝“开单汇奏，吁恳天恩！俯如所请，以资激劝”[47]。

这事儿，说起来一点都不奇怪。没有好处谁会用命？利益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原动力。古今一理，概莫能外。

注释：

[1][2][3]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四年闰七月初三日之《岳州水陆官军四获胜仗折》。

[4][6][22][26][30][36][42]　《曾国藩全集??年谱》。

[5]《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四年闰七月初九日之《岳州水陆大捷踏平贼营进扎螺山折》。

[7][8][9]《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四年八月十九日之《谢三品顶戴恩折》。

[11][13][14][15][16][17][18][19][20]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四年八月二十七日之《官军水陆大捷武汉两城同日克复折》。

[12]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四年八月二十二日之《水陆续获胜仗现筹进兵折》。

[21]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咸丰四年九月十三日谕诸弟。

[23][24]《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四年十月初七日之《谢兵部侍郎衔恩折》。

[25]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咸丰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之谕诸弟。

[27][28][29]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四年九月二十七日之《缕陈鄂省前任督抚优劣折》。

[31][32][33]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四年十月初七日之《陆军踏破半壁山贼营水师续获大胜折》。

[34]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四年十月初七日之《谢兵部侍郎衔恩折》。

[35]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咸丰四年十一月初七日之谕诸弟。

[37]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咸丰五年正月初二日之谕诸弟。

[38]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四年十二月十四日之《浔城逆党两次扑营均经击败折》。

[39]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之《水师三次获胜两次败挫折》。

[40]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五年正月初五日之《陆军剿小池口贼并陈近日军情折》。

[41]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五年正月初八日之《大风击坏战船并陈近日剿办情形折》。

[43]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咸丰五年四月二十四日之谕诸弟。

[44][45][46][47]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五年正月二十七日之《遵旨保奖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