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交困(1 / 1)

太平军大兵压境,而老同年又徇私掣肘,曾国藩的日子很难过。

曾国藩的噩梦,并没有因兵败湖口而宣告结束。

太平军不给曾国藩以喘息之机,从安徽调来的大股太平军如过江之鲤,纷至沓来。曾国藩忙命悍将塔齐布、罗泽南率部渡江截击,结果是寸功未立,“挫败而还”。

形势在进一步恶化。太平军兵分两路发起新一轮的攻势。一路沿长江北岸攻击蕲州,另一路攻击广济。驻守的官军一触即溃,湖广总督杨霈先退驻汉口,再退德安。太平军攻取汉口后,溯襄河募集大批民船,剑指武昌,逼得武昌全城不得不慌忙进入戒备状态。一时间,“江、汉之间纷扰矣”。

湖北危机,曾国藩不能见死不救。他急派胡林翼、王国才等带领六千兵勇先后回援武汉。命李孟群率领四十艘战船溯江而上,回援蕲州、黄梅。

前脚刚刚派出援兵,后脚就大难临头了。

清咸丰五年(1857年)正月初四夜,突然东北风大作,掀起滔天巨浪。停泊在九江城外水师老营的战船遭到厄运。“漂沉二十二号,撞损数十号”。尚未开战便遭此重创,令曾国藩恼怒异常。

说起来也难怪曾国藩气冲斗牛。自创办水师至今,因天气的原因,漂沉、撞损战船的事儿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两次,而是多次。未战先自损,这是很伤士气、信心的事儿。既然老天爷不帮忙,曾国藩只好命令李孟群、彭玉麟,将所有外江的炮船,全部开赴湖北境内避风,“扼扎金口”。

面对天灾人祸,曾国藩实在是平息不了心头的怒火,更咽不下这口窝囊气,便亲自督战,怒不可遏地想一举拿下九江城,结果仍然是以失败而告终,令曾国藩沮丧到了极点。

湘军水师孱弱,陆营又分兵南北两岸,相互不能兼顾,加之太平军大兵压境,湘军“士卒久劳,隔江远战。主客势殊,众寡不敌”,故而造成水陆两军连吃败仗,弄得曾国藩一个劲儿地大叫“自愤!自恨!”

太平军趁湘军败退之际发起大举进攻,连战连捷。正月初一,太平军打到了武穴县。初二,打到蕲州,并声称要直取武汉。而驻防在广济的湖北防御的湖广总督杨霈,根本就不是太平军的对手,不仅连尝败绩,兵勇溃逃,最后就连他这个总督也没了音讯。曾国藩“屡次差探未确”,搞不清楚杨霈究竟跑到哪里去了。

连连得手的太平军,将沿江而上的三千部队与黄梅、广济的四五千部队汇聚于蕲州,准备一起西进。至此,曾国藩已感到独木难支,可虑者多端,光靠他的湘军“进止机宜,有万难者”。主要表现是:一,太平军进攻武汉,其意图是抄湘军后路,截断饷道,而湖北的部队又根本抵挡不住。假如太平军再“掳上游无数之民船,抢汉镇新造之战舟,梗塞江汉之间,则大江千里,上下皆贼”[40]。一旦出现这种局面,位于长江中的大部湘军就会被断绝钱粮、子药,“水勇之心断难自固”。如果太平军果然重新占据了武汉,就会“西窥荆襄南伺湘省,则防不胜防”。二,如果湘军回援武汉“则艰难百战,肃清江面,一旦委而弃之,实属可惜”。湘军水师一旦西行,驻扎在九江、湖口的太平军势必会攻犯江西,截断湘军饷道。失去外面的接应,陷于内湖的水师“从此断难冲出”。那样的话,这一年多积累起的这点精华就算全交代了,以后再“难以再振”。三,由于屡胜,陆军“士气极盛”,在攻城略地的同时,自己的损失也不小,“锐气挫损”。如果就这样一直向前打下去的话,“尚不难振制精神”。而如果回援武汉则“兵勇之雄心先减”。“加以远道跋涉,消磨精气,虽认真振厉,亦难作其方心之气”。这样分析下来,令曾国藩“反复筹思,进退两难”。

虽然局势严峻,但曾国藩仍然保持着比较清醒的头脑,在客观地看待外部因素的同时,也能比较理智地分析湘军连受挫败的主要原因。

曾国藩认为造成这样局面的主要错误有两个:一是攻克武汉后,没有留下足够的部队,实施重兵防守。原本应该留下几十艘战船“以为后路声援”。但因为江汉没有战船可留,形不成战斗力,所以致使太平军“乘虚上窜”;二是在没有攻克九江城的情况下,就匆忙地去打湖口,本希望打通“江西饷道”,但由于急功近利,机动部队单兵冒进,使一百多艘战船深陷内湖之中,结果是一支完整的水师被一分为二,造成“外江无小舟,内湖无大船”的被动局面,“顿形薄弱”。实践证明这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决策。加上老天爷不帮忙,一阵大风毁坏了多艘战船,致使“事机不顺”。

要扭转眼下的危机,曾国藩考虑了以下四种应对策略:一是赶紧在湖北添置装备、修补损毁的战船,迅速恢复外江水师的战斗力,以巩固“荆湘门户”;二是立刻命令湖北的兵勇及胡林翼所部先后回援武昌;三是准备亲自到南昌“修整内湖水师”,恢复其战斗力;四是命令围攻九江的陆军“有进无退,攻克浔城”,然后按原计划“仍当鼓行东下,直捣金陵”[41]。

其实,客观地看,曾国藩的这些策略只能算是权宜之计,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眼下的被动。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咸丰帝也拿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来。他在给曾国藩的回复中,没有具体肯定他所提出的那些办法可行还是不可行,只有不得已的劝慰,并给他输血打气,说:“曾国藩既定直捣金陵之计,即著迅速设法攻克九江,合军东下,毋得再存顾虑。”[42]咸丰帝的意思很明白,既然你曾国藩已经拿定了主意,就别再磨叽了,赶紧去实施吧。

清咸丰五年(1857年)正月十二,曾国藩离开凶险万丈的九江老营,于十六日抵达江西省城南昌。此时的曾国藩,心情十分复杂。

曾几何时,横扫湖南、湖北的湘军,攻无不取,战无不胜,成为大清唯一能与太平军相抗衡的劲旅,屡屡蒙受隆恩,叙优奖掖,何等自是、何等惬意?而如今兵损将陨,樯摧楫折,连遭败绩,惶惶乎不知所踪;曾几何时,力挽狂澜、独撑半壁的曾国藩,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被视为大清智勇双全的军事统帅,为圣上所独倚,为朝野所仰望,何等自豪、何等荣光?而如今却屡赴阴曹,死里逃生,凄凄然如丧家之犬。这真是命也时也运也。

曾国藩莅临南昌,没有见到欢迎的人群,没有迎接的官吏,更没有见到自己的同年、时任江西巡抚的陈启迈。曾国藩虽然一时无所适从,但自己心里还是很清楚的,身为败军之将,的确也没有什么脸面示人。曾国藩只能打肿了脸充胖子,把苦水往自己的肚子里咽。他在家书中违心地说,自到南昌后,“官绅相待甚好”,“一切尚为顺平”,但癣疾却大发。

曾国藩的神情很沮丧,很愁苦。纵横捭阖的日子结束了,现在不得不开始寄人篱下的新生活。

兵败如山倒。曾国藩败走九江,其颓势一发而不可收。驻扎在蕲州的太平军趁机渡江向南杀来,接连攻占兴国、通山、崇阳、通城、咸宁等城池,“扰陷殆遍”,其影响直至江西武宁县境,武昌危在旦夕,不得不再次戒严。驻守在武昌城的湖北巡抚陶恩培,心惊胆寒,束手无策,只能向曾国藩“飞书请援”,而曾国藩还没有来得及施以援手,湖北就失守了。

闻之湖北失守,湘军将士无不动容。想不到苦战经年才打下的湖北,说丢就丢了,曾国藩甚觉“可惜可恨”。现在,曾国藩想到的已不是如何去救援湖北,而首先想到的是老家湖南的安全。可是湘军现在远在江西,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都没有条件“回救桑梓”。曾国藩把未能回救湖南的原因告诉了自己的弟弟们。曾国藩说,人数少回去无济于事,回去的人多了,则“口粮无出”;如果全军都回去,可是战船都陷在鄱阳湖内,“又富无人统领,殊不放心”。

没有办法保护桑梓,让曾国藩很是不安,而此时发生的一些事情,也让曾国藩烦心,弄得他一会儿是“癣疾大发”,一会儿是“火气甚旺”,一会儿又“用心尤甚,夜不能寐”,甚是郁闷。那么曾国藩到底为什么如此烦心而郁郁不得其乐呢?

总的来讲,自曾国藩到南昌后,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就没有遇到过什么顺心的事儿,尤其是湘军内部本不该发生的几件事儿,让曾国藩很上火很纠结,叹曰:“军事愈办愈难,有非一言所能尽者,诸为心照。”[43]

首先是一个叫万瑞书的水师哨官就把曾国藩气了个半死。

事情发生在去年腊月二十五那个惊心动魄之夜。太平军趁夜来袭,火烧湘军水师大营,各船纷纷开动逃命。而粮台所雇的那些民船更是“仓皇失措”,水手们“惊逃上岸”,有的全船竟然没有一个人看守。这个时候,水师右营哨官万瑞书趁火打劫,跑到空船上大肆盗抢。三十日,闻讯后的曾国藩饬令永州知府,一下子就从万瑞书的船上搜出盗抢的白银一千二百多两。让曾国藩怒不可遏的是,就在准备将万瑞书“严讯究办”之时,万瑞书却驾船逃跑了,至于是跑到了武汉,还是逃回了湖南老家,均未可知。这把曾国藩气得火冒三丈,当即向咸丰帝请旨,严饬湖南巡抚骆秉章,在水师营内及万瑞书的湘阴原籍进行缉拿,一旦到案,即行正法。而那个奉旨缉拿万瑞书的骆秉章,却不知是为了乡情还是为了与曾国藩作对,竟然“不欲杀之”——偏偏不想将万瑞书就地正法,还非常过分地要向咸丰帝求情,对万瑞书予以“开释”。闻之此事,曾国藩不胜悻然。自打曾国藩退守江西,与骆秉章之间的沟通就不太顺利,在一些问题上意见很难统一,曾国藩不得不承认世事维艰,很难处理。结果,这件事一直拖了六个月之久才办妥。

其次是为湘军将士保奏请功的事。

应该说,曾国藩是一个很会用人的统帅,尤其是在笼络人心、奖掖部属方面,从来没有吝啬过。自去年十月出征以来,曾国藩数次向咸丰帝奏保,经他保奏而屡屡迁升的将士无数,其中最大的已经官至巡抚,成为一方大员,简直跟曾国藩本人的肩膀头一般齐了。及时的“奖叙”,令“军士用命,无坚不摧”,赢得了“极顺”的局面。然而至湘军南下后,局势每况愈下。不仅北岸的黄梅、广济、蕲州等地全部失陷,“复为贼踪往来之地”,就连田家镇等地,也由于水师精锐深陷内湖、老营两次遭袭、湘军败退江西而重新成了太平军的势力范围。这样一来,一连串的失利湮没了从前的辉煌。这就是寻常人看问题的角度和思维定势,既能一俊遮百丑,也会一条鱼腥了一锅汤。曾国藩无奈地慨叹:“前此战功竟成空虚,可愤!或恨!”[44]

内心的苦楚只能隐藏在心里。在失败面前,曾国藩还是表现出一个统帅应有的襟怀和气度——我可以承担全部责任,但将士们用生命与鲜血拼来的功劳不能抹杀。他上奏咸丰帝直言:“事机之不顺,调度之失宜,咎在臣等”[45],而湘军将士“血战十余次,伤亡千余人,其劳勋究不可没。”[46]

曾国藩分析后认为,假如咸丰帝因湘军作战失利而有功不赏的话,很可能造成消极的后果。比如,现在军营里“贤愚不一”,尤其是那些“诡滑者”,一看到情况不妙,就心怀“退志”;而那些“志朴”可以依靠的人,都是前几次在战斗中“力战受伤之人”。这些人旧伤未愈,一见战局不利就“愈愤极思战”。对于这些军卒,只有不辱没他们“既往之功,乃益作其将来之气”。曾国藩的这番话说得大义凛然,但也颇含蓄。事实上,由于战事紧张,曾国藩没有及时给那些立有战功的将士请功保奏,引起了他们的不满,甚至影响到了军心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不得不向咸丰帝“开单汇奏,吁恳天恩!俯如所请,以资激劝”[47]。

这事儿,说起来一点都不奇怪。没有好处谁会用命?利益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原动力。古今一理,概莫能外。

注释:

[1][2][3]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四年闰七月初三日之《岳州水陆官军四获胜仗折》。

[4][6][22][26][30][36][42] 《曾国藩全集??年谱》。

[5]《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四年闰七月初九日之《岳州水陆大捷踏平贼营进扎螺山折》。

[7][8][9]《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四年八月十九日之《谢三品顶戴恩折》。

[11][13][14][15][16][17][18][19][20]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四年八月二十七日之《官军水陆大捷武汉两城同日克复折》。

[12]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四年八月二十二日之《水陆续获胜仗现筹进兵折》。

[21]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咸丰四年九月十三日谕诸弟。

[23][24]《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四年十月初七日之《谢兵部侍郎衔恩折》。

[25]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咸丰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之谕诸弟。

[27][28][29]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四年九月二十七日之《缕陈鄂省前任督抚优劣折》。

[31][32][33]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四年十月初七日之《陆军踏破半壁山贼营水师续获大胜折》。

[34]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四年十月初七日之《谢兵部侍郎衔恩折》。

[35]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咸丰四年十一月初七日之谕诸弟。

[37]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咸丰五年正月初二日之谕诸弟。

[38]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四年十二月十四日之《浔城逆党两次扑营均经击败折》。

[39]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之《水师三次获胜两次败挫折》。

[40]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五年正月初五日之《陆军剿小池口贼并陈近日军情折》。

[41]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五年正月初八日之《大风击坏战船并陈近日剿办情形折》。

[43]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咸丰五年四月二十四日之谕诸弟。

[44][45][46][47]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五年正月二十七日之《遵旨保奖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