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屈徐图(1 / 1)

曾国藩终于可以挺挺腰杆了,这份好心情可来之不易呀。

实事求是地说,曾国藩希图巡抚实职并非完全出于私心,在很大程度上是现实的需要。前文分析过,没有督抚实职,曾国藩手中也就没有调动其他部队、查问官员、协调部队与地方的权力和资格。既然无职无权,自然而然就没有人把曾国藩当作一回事儿,因此也就不能受到各方的尊重和配合。从帮办团练至今,曾国藩饱受掣肘之苦,很多时候只能是有苦难言,无处述说。但现在一切又都落空了,除了头顶一个兵部侍郎的虚衔和自己手里的湘军外,曾国藩仍然是两手攥空拳,该得到的利益没得到,该享有的权力没到手,而不该干的活儿却一样没少。

就在曾国藩忧愤难平之时,咸丰帝又开始催命了,在曾国藩尚未愈合的伤口上又撒上了一把盐。

咸丰帝说:“曾国藩既无地方之责,即可专力进剿。但必须统筹全局,毋令逆贼南北纷窜,方为妥善。并随时知照江、皖各抚及托明阿、向荣等四路兜击,以期直捣金陵。固不可迁延观望,坐失事机;亦不可锐进贪功,致有贻误。谅曾国藩等必能兼权熟计,迅奏朕功也。”[26]

接到这样的上谕,曾国藩要是没有被气死的话,那就是因为他真的胸怀广大,修行到家了。

先说这个“既无地方之责”。怎么没有了“地方之责”?是曾国藩没有能力兼属地方吗?那还不是因为你咸丰帝出尔反尔、自食其言造成的吗?

再说那个“统筹全局”。在东南战场上,也不是只有曾国藩的团练湘勇在作战,各地督抚大员、钦差、八旗、绿营比比皆是,为什么不让那些被皇上重用而又信得过王公大臣去“统筹全局”,而偏偏让一个无职无权的曾国藩独挑大梁呢?最可气的就是那句“随时知照”。曾国藩以什么身份去“知照”各督抚、托明阿、向荣等?督抚是一省的最高行政长官,托明阿是堂堂的江宁将军,而向荣则是湖北提督,是受咸丰帝委派专办军务的钦差大臣。明眼人看得清楚,就凭曾国藩一个空头的兵部侍郎是根本“知照”不了这些地方官僚的。咸丰帝此举就是要把曾国藩放在火上烤,是典型的既让马儿跑又不让马吃草的欺侮行为。

事已至此,说什么也没多大意义。与其靠别人恩赏,不如靠自己去争取。

曾国藩忍气吞声,仍然按照既定战略,分中、南、北三路并举,实施东进计划。

在中路,曾国藩命杨载福统带水师顺流而下,仍然作为全军的先行,曾国藩自己则与李孟群随后跟进;南路,塔齐布的陆营于是月十三日拔营进剿大冶。罗泽南部进剿兴国州;北路,副都统魁玉、总兵杨昌泗于是月十七日拔营。

同月十九日,杨载福在蕲州城下大破太平军。二十一日,塔齐布克复大冶县城,罗泽南克复兴国州城。同日,曾国藩抵达黄州。

曾国藩到达黄州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前往自己当年的座师、湖广总督吴文镕殉难地祭奠,并亲作祭文。史载“词甚哀厉”。同月二十七日,曾国藩进驻道士洑,上奏咸丰帝水师克复蕲州,陆营克复兴国、大冶获胜的情况,并报告自己下一步将攻打太平军“坚垒抗拒”、铁索横江的田家镇。同时更没忘记替吴文镕申冤,在盛赞吴文镕“忠勤忧国,殉难甚烈”[27]的同时,严参了那个欺上瞒下、挟私枉奏、见死不救、倾轧同属、贪生怕死的崇纶。曾国藩怒不可遏地大声疾呼:“身为封疆大臣,无论在官去官,死难是其本分。即不死,亦不妨明言,何必倒填月日,讳其城破逃生之罪?劾人则虽死而犹诬之,处已则苟活而故讳之,岂非无耻之尤者哉?”[28]曾国藩最后下结论道:“臣自入湖北境内以来,目击疮痍,博访舆论,莫不归罪于崇纶。”[29]

咸丰帝对东南的局势似乎看出了点门道,身在前线,事权不一,令出多门,很难整合有生力量以发挥最大功效,尤其是在攻取蕲州的战斗中,因北路陆营没能及时赶到而未能克复该城一事,使咸丰帝感到军事指挥问题是一件大事,为江山社稷计,事权专一的事不能再耽误下去了。

咸丰帝当机立断,饬谕:“曾国藩经朕畀以剿贼重任,事权不可不专,自桂明(绿营提督)以下文武各员,均归节制,倘有不遵调遣,或迁延畏葸贻误时机者,即著该侍郎专衔参奏,以肃戎行。”[30]在赋予曾国藩指挥权的同时,对曾国藩奏保的人员也一律准保。其中,胡林翼调湖北按察使,杨载福补湖南常德协副将,罗泽南授浙江宁绍台道,从而为发挥湘的战斗力创造了比较好的客观环境。

该得到的得了,该保的也恩准了。咸丰帝的这个举动,着实让曾国藩心里幸福了不少。

什么叫幸福?幸福就是你的欲望能够及时得到满足。

得到幸福的曾国藩及其部属,就像被注射了兴奋剂,信心满满地把精力投入到一场即将到来的恶战之中。

湘军夺取兴国、大冶后,太平军被迫转移,从长江下游转进至长江北岸,在距蕲州四十里的田家镇挖濠埋栅,构筑防御工事;在长江上用木簰截断江面,并安装两道相距十余丈的粗大铁索,横亘南北。而在铁索之下,排列着数十条小船,配以枪炮掩护,以阻止湘军水师进犯;派数千太平军进驻蕲州城,据险固守;而在临江的一面,修筑堡垒安置大炮,威慑江面。

根据太平军的防御设置和去年田家镇失守的教训,曾国藩认为要破田家镇,一定要先夺取南岸这个必争之地。而南岸的半壁山和富池口两个要隘,为太平军重兵把守。曾国藩上奏咸丰帝,决定避开田家镇的正面,集中力量攻打其对岸的半壁山和富池口,夺取其险关要隘,斩断横江铁索,为水师突进创造条件,然后回过头来再打田家镇。

然而,半壁山并不好打,其防御能力比田家镇毫不逊色。曾国藩在给咸丰帝的奏折中曾这样描写半壁山的险峻:“见该处孤峰峻峙,俯瞰大江,与田镇诸山相雄长。上札大营一座,小营四座;挖沟深丈余,阔三四丈不等;引内湖之水环灌之,沟内竖立炮台、木栅;沟外密钉竹签、木桩;其坚固与前次花园贼垒相埒,而地险过之。”[31]

清咸丰四年(1854年)九月二十八日,塔齐布所部自兴国开至富池口;罗泽南部进扎半壁山。同年十月初一一大早,罗泽南、普承尧、李续宾等率领二千七百兵勇,分成前后两个梯队扑向半壁山。抵近距半壁山二三里之遥的马岭坳,罗泽南等登高眺望,观察地形,不想被太平军发现。罗泽南等还没来得及扎下大营,数千太平军就掩杀过来。驻守在田家镇的太平军发现对岸有情况,忙派出数千人渡江助战,而藏匿在民房中的太平军也纷纷杀出。在半壁山至马岭坳之间,仅有两条勉强可以通行的窄窄堤坝,而堤坝下便是纷错的湖汊。双方就在这两条堤坝上展开了激战。任凭罗泽南所部拼死厮杀,但太平军上下配合,直杀得湘军只有招架之功而没有还手之力。太平军越杀越多,而且炮火猛烈,双方处于胶着状态,直到李续宾的后续部队赶到才扭转了战局,太平军被迫退却。见来了援兵,湘军将士士气大振,“乘胜直逼”,杀得太平军大败。

进逼蕲州的湘军水师本没有开战的想法,但因为一件偶然的事件却引发了一场大战。

本月二十九日早,营官白人虎等驾十余艘战船往下游巡哨。因为风平浪静,顺风顺水,战船很快抵近蕲州城。蕲州的太平军发现湘军来犯,遂派出一百多艘船只包围上来,湘军在损失了两艘战船后撤退。太平军乘胜追击,“遂乘东风大作,饱帆来追,凡尾追十余里,乘势上犯”[32],直逼水师大营。

太平军来袭大出湘军意料。左营彭玉麟、右营杨载礼“亲往救应”。中营也马上派出快蟹、长龙等大船参加战斗,“逆风开枪,排轰而下”。哨官任星元、李升元、鲍超等则顺着江南岸偷偷潜行,冲到蕲州城下的钓鱼台,截住太平军的去路,“然后逆击而上”。太平军原本是乘风追击,进易退难,被湘军包围在中间水域。

见湘军上下包抄上来,太平军只好纷纷弃船登岸。从上游杀来的湘军水师开炮轰击登岸的太平军,而任星元、李升元、鲍超等则纵火焚烧停泊在钓鱼台的太平军战船。在太平军水师出动之际,另有千余人太平军沿岸逆上,与湘军陆勇杀得难解难分。后来,湘军在援兵和水师的援助下才勉强击溃太平军。

这一仗,湘军先挫后胜,共烧毁太平军战船八十余艘,俘获大小船只四十六艘,巨炮六十三尊,而湘军也受到一定的损失,营官白人虎、前任江西巡检石炽岩、浙江监生徐国本等战死,其他兵勇也有不同程度的伤亡。

水陆接战,湘军虽然均获得了胜利,但并不顺利,既没有取得战略上的主动权,更距实现夺取半壁山、田家镇的战略目标相去甚远。

曾国藩无奈地上奏咸丰帝道:“伏查该逆自武汉败窜,即全数防守田家镇,盖以南岸之大冶兴国,北岸之蕲州广济,向为众贼之渊薮,而田镇与半壁山又实为天然之关隘。故上游之贼并萃于此。复自下游江皖纠集满发老贼,来此拚拒,阻我东下之师。现在铁索尚牢击江心,两岸众贼尚近四万;计日内必须大战数次。臣等谋定后发,断不敢稍涉疏虞。”[33]在随后给咸丰帝的谢恩折中,曾国藩“慷慨誓师,枕戈待旦,拯生民于水火,纾宵旰之忧勤……”[34]。面对曾国藩的信誓旦旦,咸丰帝只冷冰冰地赏了三个字:知道了。

尽管前有咸丰帝催命,后有太平军据守,但在曾国藩看来这些都是外部因素,要坚决打下半壁山、田家镇的内因是他自己需要这个战绩。他要用一场在别人看来不可能取得的胜利,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与价值,让那些瞎了眼的朝野官绅,也包括咸丰帝在内,好好认识认识曾国藩到底是何许人也。

同年十月初八,曾国藩命水师攻打蕲州,逼迫太平军退守田家镇南岸,北岸的铁索被湘军砍断。杨载福、彭玉麟的水师攻断江中的铁索,乘东南风“舟师飞浆而下,至邬穴纵火焚贼舟”。太平军伤亡万人,四千五百多艘船只被焚毁殆尽,致使“田家镇北岸之贼大溃,毁营而遁”。曾国藩上奏咸丰帝报告战况,并第一次理直气壮地要求咸丰帝命令军械处把江南、江北两座大营现在的情况和红单船停泊在什么地方随时禀告,以便自己掌握全局。

十月十四日,据守蕲州的太平军弃城,湘军水师随后追击,直至九江城下。在水师频频得手之际,塔齐布的陆营也攻占了南岸的富池口,并与罗泽南部率师渡江北进。二十一日,曾国藩驾临田家镇。

湘军继续不断扩大战果,接连克复莲花桥、广济,大败太平军水师于九江城外。进入十一月,湘军又陆续大败太平军于双城驿、复新桥,克复黄梅县城。曾国藩一扫积郁,心情大好,一下子就奏保水陆两军员弁表演三百四十人,向咸丰帝“开单请奖”。

湘军这支民兵部队纵横长江上下,接连拔城摧寨,屡战屡胜,成为稳定东南、唯一可以与太平军相抗衡的官军,同时也彻底验证了平日里那些骄横跋扈的八旗兵、绿营兵的孱弱无能。这使咸丰帝不得不对曾国藩另眼相看,也不得不赋予曾国藩更多的权力。比如,咸丰帝饬谕,包括湖广总督杨霈、江西臬司恽光宸、总兵赵如胜等在内的一干地方大员,悉归曾国藩节制。而曾国藩奏保、调人、查办官员、添置装备等要求,无一例外地都能得到咸丰帝的批准。

清咸丰四年(1854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览奏之馀,实堪嘉慰”的咸丰帝,“优奖”劳苦功高的曾国藩,不仅赏穿黄马褂,还颁赐狐皮黄马褂一件,四喜扳指一个,白玉巴图鲁翎管一个,小刀一把,火镰一个,福字一幅,大小荷包三对,以示恩宠。

皇上认可,将士用命,这让曾国藩很满意,心情很不错。从表面上看,曾国藩似乎已经一扫积久的愤懑,从此走出了人生的低谷,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恐怕就连曾国藩自己都不得不这样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