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终于可以挺挺腰杆了，这份好心情可来之不易呀。

实事求是地说，曾国藩希图巡抚实职并非完全出于私心，在很大程度上是现实的需要。前文分析过，没有督抚实职，曾国藩手中也就没有调动其他部队、查问官员、协调部队与地方的权力和资格。既然无职无权，自然而然就没有人把曾国藩当作一回事儿，因此也就不能受到各方的尊重和配合。从帮办团练至今，曾国藩饱受掣肘之苦，很多时候只能是有苦难言，无处述说。但现在一切又都落空了，除了头顶一个兵部侍郎的虚衔和自己手里的湘军外，曾国藩仍然是两手攥空拳，该得到的利益没得到，该享有的权力没到手，而不该干的活儿却一样没少。

就在曾国藩忧愤难平之时，咸丰帝又开始催命了，在曾国藩尚未愈合的伤口上又撒上了一把盐。

咸丰帝说：“曾国藩既无地方之责，即可专力进剿。但必须统筹全局，毋令逆贼南北纷窜，方为妥善。并随时知照江、皖各抚及托明阿、向荣等四路兜击，以期直捣金陵。固不可迁延观望，坐失事机；亦不可锐进贪功，致有贻误。谅曾国藩等必能兼权熟计，迅奏朕功也。”[26]

接到这样的上谕，曾国藩要是没有被气死的话，那就是因为他真的胸怀广大，修行到家了。

先说这个“既无地方之责”。怎么没有了“地方之责”？是曾国藩没有能力兼属地方吗？那还不是因为你咸丰帝出尔反尔、自食其言造成的吗？

再说那个“统筹全局”。在东南战场上，也不是只有曾国藩的团练湘勇在作战，各地督抚大员、钦差、八旗、绿营比比皆是，为什么不让那些被皇上重用而又信得过王公大臣去“统筹全局”，而偏偏让一个无职无权的曾国藩独挑大梁呢？最可气的就是那句“随时知照”。曾国藩以什么身份去“知照”各督抚、托明阿、向荣等？督抚是一省的最高行政长官，托明阿是堂堂的江宁将军，而向荣则是湖北提督，是受咸丰帝委派专办军务的钦差大臣。明眼人看得清楚，就凭曾国藩一个空头的兵部侍郎是根本“知照”不了这些地方官僚的。咸丰帝此举就是要把曾国藩放在火上烤，是典型的既让马儿跑又不让马吃草的欺侮行为。

事已至此，说什么也没多大意义。与其靠别人恩赏，不如靠自己去争取。

曾国藩忍气吞声，仍然按照既定战略，分中、南、北三路并举，实施东进计划。

在中路，曾国藩命杨载福统带水师顺流而下，仍然作为全军的先行，曾国藩自己则与李孟群随后跟进；南路，塔齐布的陆营于是月十三日拔营进剿大冶。罗泽南部进剿兴国州；北路，副都统魁玉、总兵杨昌泗于是月十七日拔营。

同月十九日，杨载福在蕲州城下大破太平军。二十一日，塔齐布克复大冶县城，罗泽南克复兴国州城。同日，曾国藩抵达黄州。

曾国藩到达黄州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前往自己当年的座师、湖广总督吴文镕殉难地祭奠，并亲作祭文。史载“词甚哀厉”。同月二十七日，曾国藩进驻道士洑，上奏咸丰帝水师克复蕲州，陆营克复兴国、大冶获胜的情况，并报告自己下一步将攻打太平军“坚垒抗拒”、铁索横江的田家镇。同时更没忘记替吴文镕申冤，在盛赞吴文镕“忠勤忧国，殉难甚烈”[27]的同时，严参了那个欺上瞒下、挟私枉奏、见死不救、倾轧同属、贪生怕死的崇纶。曾国藩怒不可遏地大声疾呼：“身为封疆大臣，无论在官去官，死难是其本分。即不死，亦不妨明言，何必倒填月日，讳其城破逃生之罪？劾人则虽死而犹诬之，处已则苟活而故讳之，岂非无耻之尤者哉？”[28]曾国藩最后下结论道：“臣自入湖北境内以来，目击疮痍，博访舆论，莫不归罪于崇纶。”[29]

咸丰帝对东南的局势似乎看出了点门道，身在前线，事权不一，令出多门，很难整合有生力量以发挥最大功效，尤其是在攻取蕲州的战斗中，因北路陆营没能及时赶到而未能克复该城一事，使咸丰帝感到军事指挥问题是一件大事，为江山社稷计，事权专一的事不能再耽误下去了。

咸丰帝当机立断，饬谕：“曾国藩经朕畀以剿贼重任，事权不可不专，自桂明（绿营提督）以下文武各员，均归节制，倘有不遵调遣，或迁延畏葸贻误时机者，即著该侍郎专衔参奏，以肃戎行。”[30]在赋予曾国藩指挥权的同时，对曾国藩奏保的人员也一律准保。其中，胡林翼调湖北按察使，杨载福补湖南常德协副将，罗泽南授浙江宁绍台道，从而为发挥湘的战斗力创造了比较好的客观环境。

该得到的得了，该保的也恩准了。咸丰帝的这个举动，着实让曾国藩心里幸福了不少。

什么叫幸福？幸福就是你的欲望能够及时得到满足。

得到幸福的曾国藩及其部属，就像被注射了兴奋剂，信心满满地把精力投入到一场即将到来的恶战之中。

湘军夺取兴国、大冶后，太平军被迫转移，从长江下游转进至长江北岸，在距蕲州四十里的田家镇挖濠埋栅，构筑防御工事；在长江上用木簰截断江面，并安装两道相距十余丈的粗大铁索，横亘南北。而在铁索之下，排列着数十条小船，配以枪炮掩护，以阻止湘军水师进犯；派数千太平军进驻蕲州城，据险固守；而在临江的一面，修筑堡垒安置大炮，威慑江面。

根据太平军的防御设置和去年田家镇失守的教训，曾国藩认为要破田家镇，一定要先夺取南岸这个必争之地。而南岸的半壁山和富池口两个要隘，为太平军重兵把守。曾国藩上奏咸丰帝，决定避开田家镇的正面，集中力量攻打其对岸的半壁山和富池口，夺取其险关要隘，斩断横江铁索，为水师突进创造条件，然后回过头来再打田家镇。

然而，半壁山并不好打，其防御能力比田家镇毫不逊色。曾国藩在给咸丰帝的奏折中曾这样描写半壁山的险峻：“见该处孤峰峻峙，俯瞰大江，与田镇诸山相雄长。上札大营一座，小营四座；挖沟深丈余，阔三四丈不等；引内湖之水环灌之，沟内竖立炮台、木栅；沟外密钉竹签、木桩；其坚固与前次花园贼垒相埒，而地险过之。”[31]

清咸丰四年（1854年）九月二十八日，塔齐布所部自兴国开至富池口；罗泽南部进扎半壁山。同年十月初一一大早，罗泽南、普承尧、李续宾等率领二千七百兵勇，分成前后两个梯队扑向半壁山。抵近距半壁山二三里之遥的马岭坳，罗泽南等登高眺望，观察地形，不想被太平军发现。罗泽南等还没来得及扎下大营，数千太平军就掩杀过来。驻守在田家镇的太平军发现对岸有情况，忙派出数千人渡江助战，而藏匿在民房中的太平军也纷纷杀出。在半壁山至马岭坳之间，仅有两条勉强可以通行的窄窄堤坝，而堤坝下便是纷错的湖汊。双方就在这两条堤坝上展开了激战。任凭罗泽南所部拼死厮杀，但太平军上下配合，直杀得湘军只有招架之功而没有还手之力。太平军越杀越多，而且炮火猛烈，双方处于胶着状态，直到李续宾的后续部队赶到才扭转了战局，太平军被迫退却。见来了援兵，湘军将士士气大振，“乘胜直逼”，杀得太平军大败。

进逼蕲州的湘军水师本没有开战的想法，但因为一件偶然的事件却引发了一场大战。

本月二十九日早，营官白人虎等驾十余艘战船往下游巡哨。因为风平浪静，顺风顺水，战船很快抵近蕲州城。蕲州的太平军发现湘军来犯，遂派出一百多艘船只包围上来，湘军在损失了两艘战船后撤退。太平军乘胜追击，“遂乘东风大作，饱帆来追，凡尾追十余里，乘势上犯”[32]，直逼水师大营。

太平军来袭大出湘军意料。左营彭玉麟、右营杨载礼“亲往救应”。中营也马上派出快蟹、长龙等大船参加战斗，“逆风开枪，排轰而下”。哨官任星元、李升元、鲍超等则顺着江南岸偷偷潜行，冲到蕲州城下的钓鱼台，截住太平军的去路，“然后逆击而上”。太平军原本是乘风追击，进易退难，被湘军包围在中间水域。

见湘军上下包抄上来，太平军只好纷纷弃船登岸。从上游杀来的湘军水师开炮轰击登岸的太平军，而任星元、李升元、鲍超等则纵火焚烧停泊在钓鱼台的太平军战船。在太平军水师出动之际，另有千余人太平军沿岸逆上，与湘军陆勇杀得难解难分。后来，湘军在援兵和水师的援助下才勉强击溃太平军。

这一仗，湘军先挫后胜，共烧毁太平军战船八十余艘，俘获大小船只四十六艘，巨炮六十三尊，而湘军也受到一定的损失，营官白人虎、前任江西巡检石炽岩、浙江监生徐国本等战死，其他兵勇也有不同程度的伤亡。

水陆接战，湘军虽然均获得了胜利，但并不顺利，既没有取得战略上的主动权，更距实现夺取半壁山、田家镇的战略目标相去甚远。

曾国藩无奈地上奏咸丰帝道：“伏查该逆自武汉败窜，即全数防守田家镇，盖以南岸之大冶兴国，北岸之蕲州广济，向为众贼之渊薮，而田镇与半壁山又实为天然之关隘。故上游之贼并萃于此。复自下游江皖纠集满发老贼，来此拚拒，阻我东下之师。现在铁索尚牢击江心，两岸众贼尚近四万；计日内必须大战数次。臣等谋定后发，断不敢稍涉疏虞。”[33]在随后给咸丰帝的谢恩折中，曾国藩“慷慨誓师，枕戈待旦，拯生民于水火，纾宵旰之忧勤……”[34]。面对曾国藩的信誓旦旦，咸丰帝只冷冰冰地赏了三个字：知道了。

尽管前有咸丰帝催命，后有太平军据守，但在曾国藩看来这些都是外部因素，要坚决打下半壁山、田家镇的内因是他自己需要这个战绩。他要用一场在别人看来不可能取得的胜利，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与价值，让那些瞎了眼的朝野官绅，也包括咸丰帝在内，好好认识认识曾国藩到底是何许人也。

同年十月初八，曾国藩命水师攻打蕲州，逼迫太平军退守田家镇南岸，北岸的铁索被湘军砍断。杨载福、彭玉麟的水师攻断江中的铁索，乘东南风“舟师飞浆而下，至邬穴纵火焚贼舟”。太平军伤亡万人，四千五百多艘船只被焚毁殆尽，致使“田家镇北岸之贼大溃，毁营而遁”。曾国藩上奏咸丰帝报告战况，并第一次理直气壮地要求咸丰帝命令军械处把江南、江北两座大营现在的情况和红单船停泊在什么地方随时禀告，以便自己掌握全局。

十月十四日，据守蕲州的太平军弃城，湘军水师随后追击，直至九江城下。在水师频频得手之际，塔齐布的陆营也攻占了南岸的富池口，并与罗泽南部率师渡江北进。二十一日，曾国藩驾临田家镇。

湘军继续不断扩大战果，接连克复莲花桥、广济，大败太平军水师于九江城外。进入十一月，湘军又陆续大败太平军于双城驿、复新桥，克复黄梅县城。曾国藩一扫积郁，心情大好，一下子就奏保水陆两军员弁表演三百四十人，向咸丰帝“开单请奖”。

湘军这支民兵部队纵横长江上下，接连拔城摧寨，屡战屡胜，成为稳定东南、唯一可以与太平军相抗衡的官军，同时也彻底验证了平日里那些骄横跋扈的八旗兵、绿营兵的孱弱无能。这使咸丰帝不得不对曾国藩另眼相看，也不得不赋予曾国藩更多的权力。比如，咸丰帝饬谕，包括湖广总督杨霈、江西臬司恽光宸、总兵赵如胜等在内的一干地方大员，悉归曾国藩节制。而曾国藩奏保、调人、查办官员、添置装备等要求，无一例外地都能得到咸丰帝的批准。

清咸丰四年（1854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览奏之馀，实堪嘉慰”的咸丰帝，“优奖”劳苦功高的曾国藩，不仅赏穿黄马褂，还颁赐狐皮黄马褂一件，四喜扳指一个，白玉巴图鲁翎管一个，小刀一把，火镰一个，福字一幅，大小荷包三对，以示恩宠。

皇上认可，将士用命，这让曾国藩很满意，心情很不错。从表面上看，曾国藩似乎已经一扫积久的愤懑，从此走出了人生的低谷，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恐怕就连曾国藩自己都不得不这样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