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到，堂堂的一国之君，竟然会拿巡抚一职“逗”曾国藩。

攻取武昌城的计划，终于摆上了曾国藩的议事日程。

继曾国藩率水师抵达金口后，湘军陆营也随后进驻札纸坊，这两处大营皆距武昌城仅六十里的路程，从客观上看业已形成对武昌的包围态势。清咸丰四年（1854年）八月十七日，曾国藩在金口，与湘军大将塔齐布、罗泽南等会合，共同筹划攻取武昌的大计。

武昌，古称沙羡、江夏、郢城等。位于湖北省东南部，长江下游南岸。始建于公元18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三国时的吴主孙权在此修建军事要塞，始现城市雏形。明洪武四年，即公元1371年，武昌城扩建并奠定城市规模。明嘉靖十四年，即公元1535年重修。古武昌县为现在的湖北省武汉市的江夏区。古武昌城为现在的湖北省鄂州市。现在的武昌地区，包括武汉市的武昌区和青山区、洪山区各一部分。

由于武昌地理位置险要，战略意义重大，湘军欲直捣金陵，必先夺取武昌。从太平军的角度而言也是如此，所以对双方来说都是势在必得。

据探查，固守在武汉的太平军约有二万之众。自沌口以下，沿江东西两岸布满了太平军的营垒，防御甚严。仅以花园的防御为例。花园外濒长江，内枕青林湖。太平军在这里建立了三座大营，挖掘了一条长约三里，宽二丈的防御深沟，把长江之水一直引到青林湖内。在防御沟内构建了防御用的木城，用砂土填实，中间设有炮眼。防御沟外密植二尺高的木桩子，相互用钉子链连接在一起。而在木桩子外面又密布竹签子，用荆棘伪装起来。在木城之内还设有砖城，内濠也层层相连，环环相扣，用曾国藩的话说“其坚固几与金川之石碉相等”[11]。内设百余尊大炮，面向长江可以阻止湘军水师的进攻，朝南可以阻止湘军陆营的进攻。而西岸的蛤蟆矶的坚固程度与花园一般无二。太平军的水师就停泊在东西两营之下，水陆互相支援。

根据这种情况，经过再三斟酌，曾国藩等初步拟定了进攻武昌的“沿江三路齐下之策”：一是走古驿路，即由油坊岭至洪山；二是走新驿路，即由湖堤至达板桥；三是走沿江路，即由金口至花园。同时，也拟定了攻取汉阳的进军路线。按照曾国藩的设想，“必以水师和无剿江面，使武汉之贼消息隔断，陆路则先攻武昌后攻汉阳”[12]。

大计已定后，曾国藩命塔齐布“暂住纸坊总要之区”，派罗泽南由金口向花园发起攻击，得手后由古驿路进攻洪山。命鄂军在长江西岸沿江发起攻击。商湖广总督杨霈攻击汉阳的后背，“以期诸军会合”，一举拿下武昌城。

根据与太平军频繁作战得来的经验，曾国藩对太平军的战法已经颇为熟络。太平军守城之法与众不同，他们不是据守在城垛子上而是守在险工要段；其精锐部队不是聚集在城里，而是驻扎在城外，往往是扼据险要筑起屏障堡垒，坚不可摧。为此，曾国藩采取对策，于八月二十一日，首先命令塔齐布所部从油坊岭出发，扼守住洪山“总汇之区”。命令罗泽南向虎踞在长江东岸花园的太平军发起攻击。命令以鄂军为主力的另一路向长江西岸的蛤蟆矶太平军发起攻击，而精锐的水师则顺长江中路直下，迫使太平军两岸不能相顾。

水师是此次战斗的主力，担负着截断太平军两岸联系的重任。然而，面对太平军严密的防御，曾国藩很为难，因为蛤蟆矶的防御能力很强，堪与花园相比肩，“贼船泊守两营之下，水陆依护”[13]易守难攻。然而，蛤蟆矶是一个拦路虎，“此关不破，则各路均无可施手也”[14]。经与李孟群等反复研究决定，把水师各营分成前后两个班，派前一个班从长江中流飞驰而下，冲过盐关，直抵鹦鹉洲，偷袭太平军背部。果然，太平军没有想到湘军会突然出现在自己的身后，便急忙掉转船头回师补救。湘军趁机分两翼自下抄绕而上。后一个班同时冲下，太平军独力难支纷纷跳水逃跑。以逸待劳的杨载福趁势放起了大火。顷刻间，驻扎在盐关的太平军二百多艘船只被“焚毁尽矣”。东岸花园的太平军水师见西岸已败便无心恋战，纷纷跳水逃命。湘军全力攻击仍然在顽强抵抗的太平军，把缴获的太平军战船全部烧毁。

罗泽南部兵分三路，向固守在花园的太平军陆营同时发动攻击，很快突破了太平军的防线，纵火烧毁了太平军的大营。与此同时，奉命进攻西岸蛤蟆矶的部队也得了手。此役，太平军损失惨重。湘军仅以伤亡十七人的代价，就摧毁了太平军沿江分布的九座大营，焚毁船只五百余艘，直接毙伤、生擒太平军两千多人，而被烧溺者尚不在此列。“贼众逾墙四窜，窜出江者，被炮轰击；窜入湖者，被……伏兵围剿，尸横遍野。两岸焚营之火，与江中三百余船之火，烟焰相合，天为之赤”[15]；“日已西坠……纵火大烧贼舟又数十号，叫杀之声，与该逆号哭之声相杂，江水为沸。忽延烧其火药大船，霹雳一声，众船皆飞，贼尸有自半空落下者……”[16]

从曾国藩的这些记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战场上的惨烈——在被烧红了天地之间，炮火声、哭嚎声、爆炸声、喊杀声相互交织，不绝于耳，恰似人间地狱。

是夜收兵后，曾国藩并没有就此罢手，而是派出小股水师骚扰太平军，使其彻夜不得休息。翌日再战，曾国藩仍然是三路进击。李孟群一路攻烧鲇鱼套太平军之余船，得手后迅速西渡，进攻汉阳朝宗门土城。杨载福一路直下塘角。第三路直攻汉口两城。此役，湘军又大获全胜。曾国藩不无得意地上奏咸丰帝：“自有此两日大战，省河上下无一贼船；武汉城外无一贼营。”[17]

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分析太平军绝对没有再困守孤城的道理了，用不了几天，太平军就会弃城而逃。果不其然，就在八月二十四日，湘军准备进攻武昌城之际，城内的太平军除留数百人“在西南城摇旗呐喊，故作坚守之状”外，其余人马则于四更从东北门弃城而去。汉阳的太平军也如法炮制。湘军按计划攻城。湘军水师及东路陆营炮击汉阳、望山等城门，同时派遣小部队从僻静处“攀堞而登”，打开城门，湘军冲进武昌城。围攻西岸汉阳的湘军，从南门“梯绳而入”，并在西门外湖堤设伏截剿大批溃逃的太平军。到中午时分，武昌、汉阳两座城池均被湘军克复。塔齐布一路在武昌东北洪山一带四处设伏，截断太平军陆路撤退的必经之路。太平军不知湘军会突然杀到，前临大敌，后濒危城，左边是梁子湖，右隔阳孙湖，完全陷入了绝境。太平军欲置死地而后生，拼死突围。无奈寡不敌众，遭遇灭顶之灾。但见“红巾浮波，须臾即没。湖汊浅处，贼尸塞满。后至者践尸而逃；行至中流，亦皆漂溺”[18]。

三天内三战三捷，湘军取得重大军事胜利，连克武昌、汉阳两座重镇。

“惟三日之内，焚舟千余，蹋尽坚垒；每次纵火，辄遇顺风。杀贼数千，而官军伤亡不满二百人”[19]。而水陆各营或弥补或策应，皆配合默契，“事机之顺，处处凑泊”。本来以为的恶战、大战，竟然如此迅速地获得了胜利。面对如此辉煌的战绩，就连曾国藩本人都不太敢相信，他只能说这是“仗我皇上威福，天心笃祜；不特非臣等筹谋所能到，亦并非臣等梦想所敢期也”[20]。

打仗并非人人用命，而请功者却大有人在，甚至是急不可耐。

就在曾国藩等浴血沙场之时，驻军在汉阳以北的湖广总督杨霈急急忙忙地给咸丰帝上了一道奏折，想抢了克复武昌的第一功。但因为他不了解战局的实情，只能上奏个大概情形。这一次咸丰帝倒是明察秋毫，没理杨霈那一套，而是专等曾国藩的奏报。

四天后，曾国藩《官军水陆大捷武汉两城同日克复折》终于传递到京师。读完曾国藩的奏报，咸丰帝终于露出了笑模样，表示“感慰实深！”，同时也承认“获此大胜，殊非意料所及”。一高兴，咸丰帝不仅夸奖曾国藩“运筹决策，甚合机宜”，而且赏给曾国藩二品顶戴，署理湖北巡抚，并加恩赏戴花翎。

咸丰帝的这次恩赏，甚合曾国藩脾益。督抚之职，正是曾国藩梦寐以求而又无法明说的。现在，咸丰帝终于睁开了眼，曾国藩美梦成真了。这距上一次升属广东督抚，已经过去了整整七年的时间。

面对巡抚一职，一向看重名节的曾国藩自然喜不自禁，但他已经屡次向咸丰帝表白过，作为在籍守制之人，概不接受任何褒荣、议叙，恐怕世人说他墨绖出山就是为了谋求高位。在同年九月十三日的家书中，曾国藩对弟弟们说得很直白。他说：“兄意母丧未除，断不敢受官职。若一经受职，则二年来苦心孤诣，似全为博取高官美职，何以对吾母于地下？何以对宗族乡党？方寸之地，何以自安？是以决计具摺辞谢，想诸弟亦以为然也。”[21]

曾国藩在表白了一番后，给自己留了一个活口。那就是他要辞谢，“但未知圣意果能俯从否？”

“人之好名，谁不如我？”——一向把名节看得很重的曾国藩不想给世人留下一个“似专为一己希荣徼功之地”的话把。所以，曾国藩于写完家书的当日，给咸丰帝上了一道《谢恩仍辞属鄂抚折》，把跟弟弟们说过的话又向咸丰帝说了一遍。史上普遍认为，曾国藩此番辞谢，仅仅就是做一个姿态而已，并非真心。从曾国藩的心理分析看，他认为自己这一回的功劳要比收复岳州大得多，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上一次非但辞谢未果，反而遭到咸丰帝一通训饬。那么这一回，曾国藩仍寄希望于咸丰帝能像上一次那样批评自己“殊不必如此固执”，“酬庸褒绩，国家政令所在，断不能因汝请，稍有参差”。但这一次曾国藩失算了，咸丰帝竟然真的收回了成命，说他未卜先知地料定曾国藩一定不肯受职，想到曾国藩还要整师东下，署理巡抚一职也就是一个空名，所以已经降旨，同意曾国藩不用署理湖北巡抚了，赏给了一个空头的兵部侍郎虚衔。

事情到此还没完。

因为曾国藩的辞谢折子上没有属上“巡抚”的官衔，所以又遭到咸丰帝一顿狗屁呲，说他：“好名之过尚小，违旨之罪甚大！着严行申饬！”[22]

这真是没有打着狐狸，却惹了一身的骚。

身上硝烟还未散尽的曾国藩拼死拼活，到头来刚刚到手的巡抚实职还没捂热就又飞了，充其量算混了个官复原职，而这一切竟然因“朕料汝必辞”，所以没等曾国藩辞谢的折子到达京师，咸丰帝就已经把巡抚一职给了别人。能证明这个说法的是《曾国藩年谱》中的记述：“公前奉上谕‘曾国藩虽系署任巡抚，而剿贼之事重于地方’等因。是摺未奏到时，奉上谕：‘曾国藩着赏给兵部侍郎衔，办理军务，毋庸署理湖北巡抚。陶恩培著补授湖北巡抚。未到任以前，著杨霈兼属。’”

聪明反被聪明误。此次失算让曾国藩尴尬至极，忧愤至极。这一次，咸丰帝既没有了规劝，更没有强调“国家政令所在”，反倒理所当然地收回了成命，还逼得曾国藩不得不违心地感谢咸丰帝“圣慈垂念，体恤周详”，使自己得以“内不亏于名义，外得效乎驰驱”。但曾国藩也没忘了给咸丰帝扔下两句反话正说的硬词儿，比如“乃前折尚未赉到”就被“免其署理巡抚之任”[23]——说明你咸丰帝出尔反尔，言而无信；“凡私衷不敢上达之隐，无一念不在洞鉴之中，感激涕零！莫可言喻。”[24]——是我啥都没说，你就能知道我的心思，真让我无话可说。

咸丰帝此举，在曾国藩和一切人看来简直就是开涮，简直就是拿曾国藩当猴耍，简直就是拿豆包不当干粮。自此，曾国藩不仅对咸丰帝有了深刻的认识，更对清廷对汉官的猜忌和不信任有了切身的感受。

“吾惟忍辱包羞，屈心抑志，以求军事之万有一济……吾实不愿久居宦场，自取烦恼……”[25]。

到了这步田地，曾国藩还能说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