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剩下“较劲”一法(1 / 1)

曾国藩自认无功而拒绝奖掖,皇上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

赌徒的一般心理是不认输、不服输、得寸进尺、贪得无厌。这次输了,就把翻本的希望寄托于下一次;这一次赢了,希望下一次赢得更多。与太平军作战,曾国藩所抱的完全就是这种赌徒心理。

总的来说,曾国藩此次出马倒也算顺遂。发兵伊始,水陆大军并举,接连摧营拔寨,攻城略地,直打得太平军节节败退,不仅令咸丰帝“稍慰”,也让曾国藩本人有些飘飘然。然而城陵矶一战,湘军损兵折将,遭受重创,使曾国藩顿时恼怒异常而又无话可说,刚刚放下的心又提溜了起来。看来,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是没有什么定数可言的,一切只能靠老天爷,靠运气,靠命。

城陵矶一战使湘军水师迭遭重创,曾国藩只能把赌注压在了陆营身上。好在塔齐布没有让曾国藩彻底失望。

继是月十六日水师失利后,塔齐布奉命亲率陆营于二十一日黎明出兵进剿。

有勇有谋的塔齐布没有像陈辉龙等人那样浮躁,而是精心部署,稳步推进。塔齐布首先命令诸殿元、刘士宜部从中路进攻,周凤山、彭三元等部分左右两路抄截,而命罗泽南部埋伏在要地,作为接应。

部署完毕,塔齐布率大军向城陵矶挺进。即将抵达城陵矶时,远远地就发现了太平军构筑的防御土城。诸殿元部率先发起突然袭击,向土城中投掷火罐引起大火,烧毁了太平军大量营垒帐篷,然后扑了进去。睡梦中的太平军猝不及防,不得已败退下去,诸殿元部随后紧追。就在诸殿元孤军追击之时,突然从湖汊中杀出二三千名太平军,一下子就包围了诸殿元部。兵勇一见被包围便慌忙退却,诸殿元、刘士宜拼死抵抗,无奈势单力孤,寡不敌众,双双战死。

塔齐布接到诸殿元等危急的讯息后,马上率部救援,与太平军短兵相接。随后,湘军“突出横截”,逐渐控制住了局面。中路败退的湘军反戈一击,重新杀了回来,终于击溃了太平军,反败为胜。

遭受挫折的太平军没有气馁,而是由湖北派出了一万九千余名的精锐部队,于是月二十五日下午三点多钟,向湘军陆营发起攻击,并很快占据高桥,距离罗泽南的大营仅十里,距凤凰山大营十四里。湘军不敢怠慢,“彻夜巡防”。二十六日早上五点多钟,太平军率先向湘军营盘发动进攻,占领了九塘岭,烧毁了了望楼。罗泽南率部反击,逼迫太平军退出阵地。罗泽南趁势追击,杀奔高桥。太平军驻扎在东岭的部队杀出接应,被李续宾部击溃,太平军“遂狂窜”。在杀向九塘岭的同时,太平军派出一万多精锐,兵分十路扑向湘军凤凰岭大营。塔齐布命令分兵迎击。塔齐布亲自督战,率部由中路发起猛烈地反击,遭到太平军“抵死抗拒”,直至旗手牺牲,“贼阵始乱”。此时,周凤山、彭三元部抄截成功,使太平军暂时处于劣势。这时,由九塘岭追击而来的罗泽南也赶到了,三军会合,终于击溃了太平军的第一次进攻。

九塘岭、凤凰山获得胜利后,曾国藩并没有高枕无忧,而是调集部队,充实力量,准备与太平军决战。

是月二十八日,塔齐布命令陆营向高桥的太平军营垒发起攻击,命罗泽南进攻左路,周凤山进攻右路,塔齐布自己则坐镇中路先行。在接近高桥时,遭到太平军猛烈的炮火袭击,而且大股太平军陆续杀来。奉命在南侧攻击的罗泽南部包抄了太平军的后路,奋力占领了高桥的制高点。见后路被截,太平军立即撤退。这时,在北侧攻击的周凤山也率部杀到。塔齐布恐中太平军埋伏,遂命令停止攻击,只让兵勇摇旗呐喊,引诱太平军出战。太平军不知是计,果然杀了回来,遭到湘军的前后夹击,再次溃败。这一仗,直杀得昏天黑地,血流成河。曾国藩事后上奏咸丰帝说:“自辰至午,三扑三溃,力不能支,贼始全退归巢。”[1]

湘军与太平军的最后的决战,爆发在这个月的二十九日。

这一天,太平军兵分几路扑向湘军。塔齐布亲自督战中路,迎击太平军的正面进攻。周凤山部抵御太平军三千多人在右路发动的进攻。双方的战斗很快就进入胶着状态。湘军尽管有救兵驰援,但终难抵抗大批太平军的猛攻,周凤山只好与塔齐布合兵一处拼死抵抗。在左路进攻的太平军秘密潜至山顶,力图占据制高点,遭到事先潜伏在那里的罗泽南部突击。随着湘军各路兵马趱到,太平军被分割包围,在损失五百多人和大量装备后退却。

在陆营血拼太平军的同时,曾国藩密令水师分左右进击,并派一路为策应,突袭城陵矶太平军水师。太平军水师没有防备,只能被动挨打,遭受重创。此役,太平军共伤亡近千人,被烧毁战船二十余艘,被夺去大小船只六十余艘,以及大量武器装备。

对于水师的胜利,曾国藩不无得意地说:“故水战仅三时,而毙贼近千。陆战血战六时之久,而毙贼不过五六百,然功则极大。”[2]

经数次大战,太平军锐气受到重挫。曾国藩认为“岳州应可保无虞”[3]了。

接到曾国藩《岳州水陆官军四获胜仗折》后,咸丰帝没有像曾国藩那样乐观,他被一次次的惨败早弄得没了信心,任凭曾国藩说得再天花乱坠也难遂其心愿。尽管咸丰帝表扬曾国藩“既未尝遇败而怯”,更要求他“定不致乘胜而骄”,提醒他“总宜于妥速之中,持以慎重,则楚省贼踪,渐可扫**”[4]。还是要曾国藩稳稳当当地办事,别来个骄兵必败,无法收拾。

接到这样的上谕,曾国藩的郁闷是可想而知的,就是破口大骂咸丰帝一通也不为过。

好在湘军很给曾国藩增光,继续在军事上对太平军保持全胜的战绩。同年闰七月初二,塔齐布攻破太平军十三座营垒,残杀太平军将士二千余人;杨载福水师用火攻的方式尽毁太平军的战船,并乘胜追击,扫平了沿长江的太平军营垒,穷追二百余里至湖北境内的嘉鱼县。至此,曾国藩终于可以大出一口气了,因为湖南战局已稳,他终于可以督师杀出湖南了。

战功卓著的曾国藩很谦虚,在上奏了获胜的战况后,没有忘记忽悠咸丰帝几句,并给他戴上了一顶英明决策的高帽。曾国藩说:“然臣等仍当慎之又慎,步步为营。谨遵屡次训谕,谋安后战,不敢轻于一掷。”[5]

曾国藩的意思很明白,强调湘军虽然获得巨大的胜利,但却不敢得意忘形,而是牢记皇上的教训,谨慎从事,步步为营,从而把功劳记在了咸丰帝的头上。

有了功劳归领导,有了错误归自己——这既是客套,也是策略,更是经验。

湖南局势向好,咸丰帝必须认可曾国藩的努力。就连骆秉章都承认,因为有了曾国藩的水师才有了今天的湘潭、岳州大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对曾国藩的功绩熟视无睹的话,那就是没人味,更难服人了。所以,咸丰帝除了嘉许曾国藩“办理甚合机宜”外,还赏给曾国藩一个三品顶戴,令其继续统领水陆官军直捣武汉。

曾国藩第一次戴三品的顶戴花翎,还是清道光二十六年的事儿,那时曾国藩仅仅三十六岁,距今已经八年了。面对久违的配有蓝宝石和蓝色明玻璃的顶戴、九蟒五爪的蟒袍和孔雀补服,曾国藩的心情应该是很复杂很难言的。

难道这就是人生吗?从一个堂堂二品大员,到在籍侍郎;从团练大臣,到被革职严议的“裸官”,在短短的不足一年的时间里,曾国藩经历了无法想象的大起大落,感受到了人间的冷暖,这其中的悲欢惆怅,苦辣酸甜,是用任何语言都无法描述的,而区区三品顶戴又怎么能偿付自己所付出的这一切呢?

曾国藩对此嗤之以鼻,他想要的远远不止是个三品而是更大,只是不好明言罢了。距离那一天,不过还需要等待一个恰当的时机,一个无法漠视的事实而已。

正在湘军肃清了湖南境内的太平军后准备驰援武汉之际,大批太平军已向武汉杀来,仅崇阳一处就聚集了二万多名太平军,从而崇阳成为蒲圻、咸宁等地依靠的大本营。

军情紧急,曾国藩率领湘军挥戈北进,杀进湖北境内。曾国藩与塔齐布分路进剿。曾国藩这一路,由他亲督水师搜缴濒江的太平军船只,进而扼守湖北军事要冲金口。太平军几欲夺取金口,但屡次发起攻击均未奏效。塔齐布这一路主攻崇阳,接连冲破太平军的防线,于是月二十六日,攻取羊楼司,太平军遭致溃败。塔齐布乘胜一直追到崇阳城下。八月初四,塔齐布收复崇阳。初九,塔齐布继续追击太平军至咸宁,并一举攻克之。与此同时,湖北将军官文所派遣的五千人马与曾国藩会师于金口。然后水陆并进,击败驻扎在沌口的太平军。至此,曾国藩出湖南不足一个月,湘军屡战屡胜,创下赫赫声威。但咸丰帝仍嫌不足,提醒曾国藩“由此声威,岂可自馁!惟利在速战,莫待两下相持”[6]。

接到咸丰帝这样的上谕,曾国藩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做事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没完没了。打了胜仗不仅不嘉许,反而越加地催命,这简直就不拿他曾国藩和湘军当人待。

曾国藩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但并没有什么反击的手段,想来想去只剩下“较劲”一法,便一怒之下,给咸丰帝上了一个折子,要和那个不顾人死活的咸丰帝掰扯掰扯,让他也闹闹心。

曾国藩说,我见识少而又才疏学浅,实在是过错多而功劳少。去年回家丁忧,奉旨帮办团练,本来就不应该出山。时值武昌失守,我不忍心置身事外,这才同意出山帮办团练……去年,我奉命救援湖北、安徽,肃清长江江面。我深知此事艰难责任重大,不是我所能胜任的,只是因为东南几个省大局“糜烂”,凡是作为臣子的无论有职无职,有才无才,都应该“毕力竭诚,图补救于万一”[7]。所以,我“自忘其愚陋,日夜焦思”[8],希望能收到哪怕是一尺一寸的成效。然而,我守制没有结束,我的内心常常对神明有负疚之感。虽然我治军几个月,但始终腰里系着孝带穿戴着素服素帽,一切都如同在家守制一般,对于“夺情视事,此心终难自安”[9]。月前岳州取得大捷,都是塔齐布和罗泽南、杨载福等人的功劳,我则毫无功劳胜绩可言。受到皇上的奖掖,只是增加了我的惭愧和惶恐。眼下崇阳已经克复,陆营由蒲圻、咸宁北趋,即日就可以两面夹击,“疾捣武汉”,仰仗着皇上的天威,嗣后湖南一军或者可以继续克复城池,再立功绩,但无论皇上再给予“何项褒荣,何项议叙”,我一律不敢接受。叩请皇上体谅我的“愚忱”,使我这个在家守制之人,与在任者有一个明显的区别,不能得到一样的“希荣”。这是朝廷教孝的传统,而在大的方面更是皇上成全了我。倘若得到皇上的训斥教诲,事情办理得有所起色,江面上逐渐廓清,我一定据实奏明,回籍继续守制,“补行心丧”,以达到作为人子的“至情”,实现我最初的志愿。出山而讨伐太平军,回籍则守制,“公私两尽,名义无亏”[10]。

对于曾国藩这道充满酸腐味道的奏折,咸丰帝想必是又好气又好笑,就因为自己是在籍守制人员,竟然连皇上的奖掖、朝廷的恩赏都不要了,而且还说这样做是为了维护朝纲的尊严,使在籍者与在任者有一个明显的区别,这个曾国藩究竟想干什么?这分明就是对三品顶戴的蔑视,是正话反说,是隐喻的反抗。

咸丰帝也没客气,抬笔就给曾国藩批了几行字,字里行间满是连讽刺带打击。

咸丰帝说,你断不必这样固执。你能为了国家而放弃小家,鞠躬尽瘁,正可以告慰你亡故亲人的志愿。尽孝之道,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犒赏褒奖,这是国家的制度要求,绝对不能因为你的请求而稍有不同。你的隐情初衷我知道了,天下人也没有不知道的。

咸丰帝言外之意就是告诫曾国藩,你就消停点,别显摆了,是夺情还是批准你守制,这都得以国家的大局为重,不是由你说了算的。

曾国藩在心里继续与咸丰帝较劲,只不过这一回没有体现在笔墨上,而是在心里——他要在拿下武昌城后再看咸丰帝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