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自认无功而拒绝奖掖，皇上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

赌徒的一般心理是不认输、不服输、得寸进尺、贪得无厌。这次输了，就把翻本的希望寄托于下一次；这一次赢了，希望下一次赢得更多。与太平军作战，曾国藩所抱的完全就是这种赌徒心理。

总的来说，曾国藩此次出马倒也算顺遂。发兵伊始，水陆大军并举，接连摧营拔寨，攻城略地，直打得太平军节节败退，不仅令咸丰帝“稍慰”，也让曾国藩本人有些飘飘然。然而城陵矶一战，湘军损兵折将，遭受重创，使曾国藩顿时恼怒异常而又无话可说，刚刚放下的心又提溜了起来。看来，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是没有什么定数可言的，一切只能靠老天爷，靠运气，靠命。

城陵矶一战使湘军水师迭遭重创，曾国藩只能把赌注压在了陆营身上。好在塔齐布没有让曾国藩彻底失望。

继是月十六日水师失利后，塔齐布奉命亲率陆营于二十一日黎明出兵进剿。

有勇有谋的塔齐布没有像陈辉龙等人那样浮躁，而是精心部署，稳步推进。塔齐布首先命令诸殿元、刘士宜部从中路进攻，周凤山、彭三元等部分左右两路抄截，而命罗泽南部埋伏在要地，作为接应。

部署完毕，塔齐布率大军向城陵矶挺进。即将抵达城陵矶时，远远地就发现了太平军构筑的防御土城。诸殿元部率先发起突然袭击，向土城中投掷火罐引起大火，烧毁了太平军大量营垒帐篷，然后扑了进去。睡梦中的太平军猝不及防，不得已败退下去，诸殿元部随后紧追。就在诸殿元孤军追击之时，突然从湖汊中杀出二三千名太平军，一下子就包围了诸殿元部。兵勇一见被包围便慌忙退却，诸殿元、刘士宜拼死抵抗，无奈势单力孤，寡不敌众，双双战死。

塔齐布接到诸殿元等危急的讯息后，马上率部救援，与太平军短兵相接。随后，湘军“突出横截”，逐渐控制住了局面。中路败退的湘军反戈一击，重新杀了回来，终于击溃了太平军，反败为胜。

遭受挫折的太平军没有气馁，而是由湖北派出了一万九千余名的精锐部队，于是月二十五日下午三点多钟，向湘军陆营发起攻击，并很快占据高桥，距离罗泽南的大营仅十里，距凤凰山大营十四里。湘军不敢怠慢，“彻夜巡防”。二十六日早上五点多钟，太平军率先向湘军营盘发动进攻，占领了九塘岭，烧毁了了望楼。罗泽南率部反击，逼迫太平军退出阵地。罗泽南趁势追击，杀奔高桥。太平军驻扎在东岭的部队杀出接应，被李续宾部击溃，太平军“遂狂窜”。在杀向九塘岭的同时，太平军派出一万多精锐，兵分十路扑向湘军凤凰岭大营。塔齐布命令分兵迎击。塔齐布亲自督战，率部由中路发起猛烈地反击，遭到太平军“抵死抗拒”，直至旗手牺牲，“贼阵始乱”。此时，周凤山、彭三元部抄截成功，使太平军暂时处于劣势。这时，由九塘岭追击而来的罗泽南也赶到了，三军会合，终于击溃了太平军的第一次进攻。

九塘岭、凤凰山获得胜利后，曾国藩并没有高枕无忧，而是调集部队，充实力量，准备与太平军决战。

是月二十八日，塔齐布命令陆营向高桥的太平军营垒发起攻击，命罗泽南进攻左路，周凤山进攻右路，塔齐布自己则坐镇中路先行。在接近高桥时，遭到太平军猛烈的炮火袭击，而且大股太平军陆续杀来。奉命在南侧攻击的罗泽南部包抄了太平军的后路，奋力占领了高桥的制高点。见后路被截，太平军立即撤退。这时，在北侧攻击的周凤山也率部杀到。塔齐布恐中太平军埋伏，遂命令停止攻击，只让兵勇摇旗呐喊，引诱太平军出战。太平军不知是计，果然杀了回来，遭到湘军的前后夹击，再次溃败。这一仗，直杀得昏天黑地，血流成河。曾国藩事后上奏咸丰帝说：“自辰至午，三扑三溃，力不能支，贼始全退归巢。”[1]

湘军与太平军的最后的决战，爆发在这个月的二十九日。

这一天，太平军兵分几路扑向湘军。塔齐布亲自督战中路，迎击太平军的正面进攻。周凤山部抵御太平军三千多人在右路发动的进攻。双方的战斗很快就进入胶着状态。湘军尽管有救兵驰援，但终难抵抗大批太平军的猛攻，周凤山只好与塔齐布合兵一处拼死抵抗。在左路进攻的太平军秘密潜至山顶，力图占据制高点，遭到事先潜伏在那里的罗泽南部突击。随着湘军各路兵马趱到，太平军被分割包围，在损失五百多人和大量装备后退却。

在陆营血拼太平军的同时，曾国藩密令水师分左右进击，并派一路为策应，突袭城陵矶太平军水师。太平军水师没有防备，只能被动挨打，遭受重创。此役，太平军共伤亡近千人，被烧毁战船二十余艘，被夺去大小船只六十余艘，以及大量武器装备。

对于水师的胜利，曾国藩不无得意地说：“故水战仅三时，而毙贼近千。陆战血战六时之久，而毙贼不过五六百，然功则极大。”[2]

经数次大战，太平军锐气受到重挫。曾国藩认为“岳州应可保无虞”[3]了。

接到曾国藩《岳州水陆官军四获胜仗折》后，咸丰帝没有像曾国藩那样乐观，他被一次次的惨败早弄得没了信心，任凭曾国藩说得再天花乱坠也难遂其心愿。尽管咸丰帝表扬曾国藩“既未尝遇败而怯”，更要求他“定不致乘胜而骄”，提醒他“总宜于妥速之中，持以慎重，则楚省贼踪，渐可扫**”[4]。还是要曾国藩稳稳当当地办事，别来个骄兵必败，无法收拾。

接到这样的上谕，曾国藩的郁闷是可想而知的，就是破口大骂咸丰帝一通也不为过。

好在湘军很给曾国藩增光，继续在军事上对太平军保持全胜的战绩。同年闰七月初二，塔齐布攻破太平军十三座营垒，残杀太平军将士二千余人；杨载福水师用火攻的方式尽毁太平军的战船，并乘胜追击，扫平了沿长江的太平军营垒，穷追二百余里至湖北境内的嘉鱼县。至此，曾国藩终于可以大出一口气了，因为湖南战局已稳，他终于可以督师杀出湖南了。

战功卓著的曾国藩很谦虚，在上奏了获胜的战况后，没有忘记忽悠咸丰帝几句，并给他戴上了一顶英明决策的高帽。曾国藩说：“然臣等仍当慎之又慎，步步为营。谨遵屡次训谕，谋安后战，不敢轻于一掷。”[5]

曾国藩的意思很明白，强调湘军虽然获得巨大的胜利，但却不敢得意忘形，而是牢记皇上的教训，谨慎从事，步步为营，从而把功劳记在了咸丰帝的头上。

有了功劳归领导，有了错误归自己——这既是客套，也是策略，更是经验。

湖南局势向好，咸丰帝必须认可曾国藩的努力。就连骆秉章都承认，因为有了曾国藩的水师才有了今天的湘潭、岳州大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对曾国藩的功绩熟视无睹的话，那就是没人味，更难服人了。所以，咸丰帝除了嘉许曾国藩“办理甚合机宜”外，还赏给曾国藩一个三品顶戴，令其继续统领水陆官军直捣武汉。

曾国藩第一次戴三品的顶戴花翎，还是清道光二十六年的事儿，那时曾国藩仅仅三十六岁，距今已经八年了。面对久违的配有蓝宝石和蓝色明玻璃的顶戴、九蟒五爪的蟒袍和孔雀补服，曾国藩的心情应该是很复杂很难言的。

难道这就是人生吗？从一个堂堂二品大员，到在籍侍郎；从团练大臣，到被革职严议的“裸官”，在短短的不足一年的时间里，曾国藩经历了无法想象的大起大落，感受到了人间的冷暖，这其中的悲欢惆怅，苦辣酸甜，是用任何语言都无法描述的，而区区三品顶戴又怎么能偿付自己所付出的这一切呢？

曾国藩对此嗤之以鼻，他想要的远远不止是个三品而是更大，只是不好明言罢了。距离那一天，不过还需要等待一个恰当的时机，一个无法漠视的事实而已。

正在湘军肃清了湖南境内的太平军后准备驰援武汉之际，大批太平军已向武汉杀来，仅崇阳一处就聚集了二万多名太平军，从而崇阳成为蒲圻、咸宁等地依靠的大本营。

军情紧急，曾国藩率领湘军挥戈北进，杀进湖北境内。曾国藩与塔齐布分路进剿。曾国藩这一路，由他亲督水师搜缴濒江的太平军船只，进而扼守湖北军事要冲金口。太平军几欲夺取金口，但屡次发起攻击均未奏效。塔齐布这一路主攻崇阳，接连冲破太平军的防线，于是月二十六日，攻取羊楼司，太平军遭致溃败。塔齐布乘胜一直追到崇阳城下。八月初四，塔齐布收复崇阳。初九，塔齐布继续追击太平军至咸宁，并一举攻克之。与此同时，湖北将军官文所派遣的五千人马与曾国藩会师于金口。然后水陆并进，击败驻扎在沌口的太平军。至此，曾国藩出湖南不足一个月，湘军屡战屡胜，创下赫赫声威。但咸丰帝仍嫌不足，提醒曾国藩“由此声威，岂可自馁！惟利在速战，莫待两下相持”[6]。

接到咸丰帝这样的上谕，曾国藩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做事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没完没了。打了胜仗不仅不嘉许，反而越加地催命，这简直就不拿他曾国藩和湘军当人待。

曾国藩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但并没有什么反击的手段，想来想去只剩下“较劲”一法，便一怒之下，给咸丰帝上了一个折子，要和那个不顾人死活的咸丰帝掰扯掰扯，让他也闹闹心。

曾国藩说，我见识少而又才疏学浅，实在是过错多而功劳少。去年回家丁忧，奉旨帮办团练，本来就不应该出山。时值武昌失守，我不忍心置身事外，这才同意出山帮办团练……去年，我奉命救援湖北、安徽，肃清长江江面。我深知此事艰难责任重大，不是我所能胜任的，只是因为东南几个省大局“糜烂”，凡是作为臣子的无论有职无职，有才无才，都应该“毕力竭诚，图补救于万一”[7]。所以，我“自忘其愚陋，日夜焦思”[8]，希望能收到哪怕是一尺一寸的成效。然而，我守制没有结束，我的内心常常对神明有负疚之感。虽然我治军几个月，但始终腰里系着孝带穿戴着素服素帽，一切都如同在家守制一般，对于“夺情视事，此心终难自安”[9]。月前岳州取得大捷，都是塔齐布和罗泽南、杨载福等人的功劳，我则毫无功劳胜绩可言。受到皇上的奖掖，只是增加了我的惭愧和惶恐。眼下崇阳已经克复，陆营由蒲圻、咸宁北趋，即日就可以两面夹击，“疾捣武汉”，仰仗着皇上的天威，嗣后湖南一军或者可以继续克复城池，再立功绩，但无论皇上再给予“何项褒荣，何项议叙”，我一律不敢接受。叩请皇上体谅我的“愚忱”，使我这个在家守制之人，与在任者有一个明显的区别，不能得到一样的“希荣”。这是朝廷教孝的传统，而在大的方面更是皇上成全了我。倘若得到皇上的训斥教诲，事情办理得有所起色，江面上逐渐廓清，我一定据实奏明，回籍继续守制，“补行心丧”，以达到作为人子的“至情”，实现我最初的志愿。出山而讨伐太平军，回籍则守制，“公私两尽，名义无亏”[10]。

对于曾国藩这道充满酸腐味道的奏折，咸丰帝想必是又好气又好笑，就因为自己是在籍守制人员，竟然连皇上的奖掖、朝廷的恩赏都不要了，而且还说这样做是为了维护朝纲的尊严，使在籍者与在任者有一个明显的区别，这个曾国藩究竟想干什么？这分明就是对三品顶戴的蔑视，是正话反说，是隐喻的反抗。

咸丰帝也没客气，抬笔就给曾国藩批了几行字，字里行间满是连讽刺带打击。

咸丰帝说，你断不必这样固执。你能为了国家而放弃小家，鞠躬尽瘁，正可以告慰你亡故亲人的志愿。尽孝之道，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犒赏褒奖，这是国家的制度要求，绝对不能因为你的请求而稍有不同。你的隐情初衷我知道了，天下人也没有不知道的。

咸丰帝言外之意就是告诫曾国藩，你就消停点，别显摆了，是夺情还是批准你守制，这都得以国家的大局为重，不是由你说了算的。

曾国藩在心里继续与咸丰帝较劲，只不过这一回没有体现在笔墨上，而是在心里——他要在拿下武昌城后再看咸丰帝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