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虽然恼怒，但草民一个的曾国藩实在是没有什么官职可撤了。

兵败靖港成为曾国藩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不仅湘军损兵折将，损失大半，而且曾国藩本人也遭到朝野诟辱，十几年京官所积累起来的良好形象**然无存，尤其是咸丰帝对曾国藩的看法和印象更是一落千丈，对曾国藩自请治罪的折子竟然给了“此奏太不明白，岂已昏聩耶？”的朱批，局面到了几乎无法收拾的地步。对曾国藩的最终处理意见也拿出来了，“著加恩免其治罪，即行革职”。历经十四年苦熬甘休才得来的“卿二”之位，转眼间便烟消云散，没了踪迹，曾国藩变成了一个老百姓。但是，此次兵败并不都是坏事，也有意外的斩获。首先是咸丰帝革了那个“从未带兵出省，迭次奏报军务，仅止列衔会奏”“似守株无能，实属大负委任”的湖南提督鲍起豹。其次，咸丰帝给予湘军一个最大也是最重要的赏赐，那就是把鲍起豹所留下的提督之位，交给了由曾国藩力荐的那个骁勇善战的塔齐布暂行署理。塔齐布一跃而成为统辖湖南水陆各营的最高军事长官。

治罪也好，免职也罢，这些对胸怀大志的曾国藩都无所谓，他没有闲工夫去计较这些小事、俗事，他说：“吾惟尽一分心作一日事，至于成败，则不能复计较矣。”[33]他更看重的是在这次兵败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要积极分析、总结、汲取惨败的经验教训。

首先，湘军纪律废弛，形同虚设。主要表现：一是战败脱逃，把开小差当成家常便饭。团练湘勇的最早组织者之一朱孙诒，在岳州战败后就逃了回来，在宁乡战败时，更是“逃奔数次”。当官的尚且如此，兵勇们便自然效仿，都把保命当做第一要务。有时一个营就有几十个人开小差，最多时竟达上百人之众。清咸丰四年（1854年）三月二十八日，湘军各营逃跑者共计三四百人。曾国藩无奈地说“不待初二靖江战败，而后有其一溃也”[34]。二是掠夺成性，甚至抢劫军用物资。如果要是打了胜仗，那么劫掠就越加疯狂。劫掠者一旦得手便“登岸逃归”，“听战船漂流河中，丢失货物”[35]。三是弄虚作假。彭玉麟给水手发放功牌。为了得到功牌，“水手见忽有顶戴，遂自言并册上姓名全是假的”[36]。而更可恨的是，在应招之时就胡乱捏造姓名，开空头支票，为的就是将来开小差后，官方“不能执册以相索”[37]。曾国藩怒骂：“湘勇之丧心昧良，已可概见。”[38]就是把这样的散兵游勇重新招回来，“则断难得力”。不仅兵勇作假，就连王錱这样的湘军头领也难免俗。比如把“杀残贼三十人，遂报假胜仗，言杀贼数百人”[39]，此种行径，不能不令曾国藩“深恶之”。

其次是水勇的质量不高。前文说过，湘人没有见过水师，甚至不知水师为何物，所以应募者寥寥。被逼无奈，曾国藩只好把那些水手船工招募至麾下，匆匆编成一军。正所谓物以稀为贵。能招来就不错了，根本没有考虑质量的余地。以这样的水勇应战，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再次是训练严重不足。水师从组建到出征，训练时间不到一个月。陆勇虽然接受过一定的训练，但却没有任何实战经验。一遇到挫折便惊慌失措，没有应对之策，甚至未战先溃。曾国藩没有埋怨兵勇不用命，而是说这些兵勇“亦须随同久战之兵接仗一二乃可期得力”——跟随那些有经验的士兵一起，参加一二回实战才可能有效果。

兵败使曾国藩猛醒。他体会到，作为一名统帅，除了打仗勇猛外，天文地理、治军练兵、战略机谋缺一不可。这些血的教训和经验是曾国藩用生命换取的，极其宝贵。在曾国藩日后的军事生涯中，这次经验教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对培养造就一支战无不胜的、名满天下的湘军更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东南的危局并未扭转，曾国藩虽然被革了职，可咸丰帝要他“仍赶紧督勇剿贼，带罪自效”，其军事生涯并没有就此完结的迹象。要想继续走下去，不把湘军练好是断无出路的。

摸了一回阎王爷鼻子的曾国藩痛定思痛，下决心要好好整治让人失望至极的湘军。

曾国藩从兵勇的招募、完善指挥系统、加强装备、建立和完善赏罚机制等方面入手，展开大规模的整军活动。

经过为期两个多月的长沙整军，湘军不仅渐渐地恢复了元气，同时还壮大了不少实力。

曾国藩对整军的效果还是满意的。他心里头始终憋着一股劲，无时无刻不在等待复仇时机的到来，他不仅要让咸丰帝，让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痛的朝野官绅，见识见识曾国藩到底是何许人也，更要重创太平军，“以雪挫败之耻，而赎迟延之罪”[40]。

咸丰帝对曾国藩仍然是火火的，基本上不给他好脸色看。朱批上也尽是刻薄尖酸的语言。比如“此奏太不明白，岂以昏愦耶？”“调度无方，实难辞咎”“曾国藩以在籍绅士，若专顾湖南，不为通筹全局之计，平日所以自许者安在？”等。咸丰帝这些寡情薄义之语，等于在曾国藩那颗早已破碎的心上再撒上了一把盐。

既有皇上的悻怒，还有官绅的讥弹，又有市井小人的诟辱，作为败军之将，曾国藩自然无话可说无言以辩，只是感到“人心之坏，又处处使人寒心”处境十分艰难，日子很不好过。曾国藩的二弟曾国潢见他“诸事不顺，为人欺侮，愈加愤激，肝火上炎，不免时时恼怒，盛气向人”[41]。而“事事被人欺侮，故人得而玩易之也”[42]。曾国藩此语中满是无奈与凄楚。

咸丰帝让失败搞怕了。他深知曾国藩手里剩下的这四千人马“兵力太单”，仅凭这点力量是不可能东进的。所以，咸丰帝一方面饬谕曾国藩添修战船，重新招募水勇，赶紧解决湖南问题，然后驰援武汉。另一方面破例准许曾国藩遇有军情时可以“单衔奏事”，同时没忘叮嘱曾国藩“尤应谋定后战，务期确有把握，万不可徒事孟浪，再致挫失”[43]。那么，咸丰帝如何变得体恤下属、充满了人情味呢？原因就在于能在长江上与太平军放手一搏的，只有曾国藩这一支水师。如果曾国藩一败再败，那么后果不堪设想。

就在曾国藩忙于操练水师、加强军备之时，已经退出湖南的太平军卷土重来，南路很快就先后“陷华容、踞岳州，分扰洞庭之西湖”，攻取龙阳、常德。接着，北路又以雷霆之势，溯汉水而上，占领德安、随州，致使“江汉城邑，大半残破”。太平军的攻势并没有到此结束，继续经过宜都、枝江，由太平口南进入洞庭湖，与西湖的太平军会师，然后攻取澧州、安乡。

骤变的形势，让咸丰帝惊恐万状，恼怒异常。他一方面将丢了随州的“署总督事”的将军台涌革职查办，尤其是把败走武昌的湖北学政青麟就地正法。另一方面急令曾国藩发兵，以解武昌之围。

好在曾国藩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船厂修造的战船已经完工；广东总兵陈辉龙也已经赶到了长沙，新添造了两艘浅水拖罟；李孟群所招募的千余名广西水勇也会聚长沙，与曾国藩的所招募的水勇共同操练，不分昼夜。

清咸丰四年（1854年）六月十三日，曾国藩率二万水陆大军，再次踏上征程。水陆方面，曾国藩命褚汝航率四个营的水师顺流直下。陆路方面，以塔齐布为中路，驻营新墙；以胡林翼为西路，直取常德；以江忠淑、林恩源为东路，出平江，逼近崇阳、通州。

一是曾国藩整军见效在前，二有太平军给曾国藩面子在后。随着湘军迫近，太平军竟然主动放弃了常德、澧州，退守岳州，使曾国藩兵不血刃就获得了首胜，得以来了一个“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开门红。

是月二十二日，塔齐布攻占新墙，进逼岳州。同月底，褚汝航的水师夺取了南津港，太平军连夜撤退。

七月初一，塔齐布等攻占岳州。太平军虽一度反攻但未果。至此，湖南境内已经没有太平军的身影了。

接到曾国藩的奏报后，咸丰帝长出了一口气，朱批道：“览奏稍慰朕怀。”[44]

仅仅解决了湖南的问题是满足不了咸丰帝的心愿的，他关心的重点是湖北是武汉。所以，他饬令曾国藩“乘此声威，迅速东下，力捣武汉贼巢，以冀**平群丑”[45]。

湘军水师继续扩大战果。继攻破岳州后，又两败太平军于道林矶、城陵矶。是月十五日，湘军统帅曾国藩抵达岳州城。检看初战成果后，曾国藩深感欣慰。可就在曾国藩面露喜色、心怀愉悦的当口，老天爷却又给湘军下了一个绊子。

曾国藩抵达岳州的时候，遭受湘军打击的太平军并没有溃散，而是收缩据守在城陵矶下游一带。同时，屯聚在汉口的数千艘战船倾巢出动，逆流而上，浩浩****的船队绵延数十里。得知太平军来犯，总兵陈辉龙马上请战，急欲亲率四百余名广东水师出战。这个建议没有得到曾国藩的批准，曾国藩劝他少安毋躁，“缓其行”。曾国藩的理由是：大军刚至岳州，一路鞍马劳顿，此刻不宜出战，“必须相机渐行”。塔齐布支持曾国藩的意见。不料求战心切的陈辉龙也自有一番道理。他说，自从四月下旬来到湖南，因为船、炮没有备齐无法出战，而白白耗费两三个月的饷银。出征以来，又因为风向的原因耽搁日久，心里“胶着难名，急思杀敌自效”[46]。眼下，我们的水陆大军应当先扼守城陵矶，以巩固湖南西川的门户。如果现在我们不赶紧乘胜进剿，让太平军占据了这个地方，那么对我们的进剿来说就会越来越困难。

陈辉龙的意见不无道理，而且得到了褚汝航、夏銮等人的支持，他们也纷纷请求与陈辉龙同时出战。这就让曾国藩难办了。若论水战，经营水师四十年的陈辉龙“老成练达”，是眼下这些人的先辈，拥有绝对的权威和地位。曾国藩在直觉上就相信他“必能相机而行”。而褚汝航等将领又均为“屡胜之将”，“每论战守皆合机宜”，曾国藩认为他们“当不至于贻误”，所以也就没有再阻止。

尽管陈辉龙、褚汝航等人言之凿凿，振振有词，曾国藩不能否认他们的建议，但还是心有余悸，函告他们：“下游水急，进易退难。知遇南风，不必开仗。且沿江港汊虑有埋伏。获胜后，仍勿穷追。”[47]陈辉龙对曾国藩的提醒“深以为然”，并请塔齐布派陆勇策应。

是月十六日上午辰时，即七点钟至九点钟期间，“时风色尚平静”，陈辉龙亲率战船前行出征，褚汝航、夏銮随后跟进。彭玉麟、杨载福也拨出战船声援。行至城陵矶，陈辉龙正好与逆流而来的太平军遭遇，双方遂展开激战。陈辉龙首先得手，枪炮齐发，“轰毙贼匪数十名，烧毁贼船数只”，逼迫太平军后撤。见太平军不支，游击沙镇邦以为得计，便趁势急追。此时，陈辉龙见南风越来越大，便插旗收兵，但沙镇邦已经远离了主力，收撤不及。因怕沙镇邦有失，陈辉龙只好督船队继续前进，接应沙镇邦。由于拖罟的船身太沉太大，“胶浅于漩涡激流之中”，寸步难行，陷入一片混乱。见此状，早已埋伏于湖港之中的太平军立即蜂拥而出，两路包抄。这时，又有数百太平军在岸上“护纤夹攻”。方寸大乱的广东水师和广西的战船急忙“奔往救护”，但为时已晚。强劲的南风把这些前来救护的战船“横吹而下，互相拥挤，枪炮难施”。太平军的战船从四面包围上来，湘军陷入重围，不能进退，除了被杀死的以外，其余的都跳水逃生。而那位“急思杀贼自效”的陈辉龙和立功心切的沙镇邦均当即阵亡。随后跟进的褚汝航、夏銮等一看陈辉龙身陷重围，便“义不独生”，急忙前来救援，但终因数量上处于劣势而力不能支。最后，褚汝航、夏銮均因伤落水殉难。负责在陆路策应的陆勇却“因隔港不能飞跃”，干着急而使不上劲，无从救援，眼看水师惨败。是役，湘军损失惨重。陈辉龙一营船炮尽失；褚汝航、夏銮的两个营损失快蟹四艘，舢板六条；营官李孟群一营损失快蟹四艘，波山艇一条，长龙两艘，舢板四条。而只负声援之责的彭玉麟、杨载福部没有受到任何损失。

刚刚有些起色的湘军遭此大败，作为统帅的曾国藩自然难辞其咎。在“伤心陨涕”之时，不得不向咸丰帝请罪。

曾国藩虽为湘军统帅，但早已无官无职，身份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已经没有什么可撤可免的了。事已至此，咸丰帝又能如何？只是批评曾国藩“不能详细调度”而已，“仍责令督饬水师将弁奋力攻剿，断不可因一挫之后，遂观望不前。”[48]

注释：

[1]　王定安：《湘军记》。

[2][4][8][11][12][13][16][20][23][32][43][44][45][48]　《曾国藩全集??年谱》。

[3][5]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三年六月十二日之《保参将塔齐布千总诸殿元折》。

[6][7]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三年六月十二日之《拿匪正法并现在帮办防堵折》。

[9]　广东商船，清代多用于作战。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三年十月二十四日之《暂缓赴鄂并请筹备战船折》。

[14]　《曾国藩全集??文集》：《讨粤匪檄》。

[15]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四年二月初二日之《报东征启程日期折》。

[17]　唐树义（1793~1855），字子方，江西遵义人。时任湖北按察使。

[18]《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四年二月二十五日之《请派大员办捐济饷折》。

[19]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四年三月初五日之《贼踪退出南省现驻岳州折》。

[21][22]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四年三月二十日之《岳州战败自请治罪折》。

[24][26]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四年四月十二日之《会奏湘潭靖港水陆胜负情形折》。

[25][29][30][31]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四年四月十二日之《靖港败溃自请治罪折》。

[27][28]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咸丰四年四月初四日之谕诸弟。

[34][35][36][37][38][39][41]《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咸丰四年四月二十日午刻之谕诸弟。

[40]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四年五月初八日之《恭谢天恩折》。

[42]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咸丰四年五月初一日之谕诸弟。

[46][47]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四年七月二十一日之《水师失利陆军获胜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