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虽然恼怒,但草民一个的曾国藩实在是没有什么官职可撤了。
兵败靖港成为曾国藩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不仅湘军损兵折将,损失大半,而且曾国藩本人也遭到朝野诟辱,十几年京官所积累起来的良好形象**然无存,尤其是咸丰帝对曾国藩的看法和印象更是一落千丈,对曾国藩自请治罪的折子竟然给了“此奏太不明白,岂已昏聩耶?”的朱批,局面到了几乎无法收拾的地步。对曾国藩的最终处理意见也拿出来了,“著加恩免其治罪,即行革职”。历经十四年苦熬甘休才得来的“卿二”之位,转眼间便烟消云散,没了踪迹,曾国藩变成了一个老百姓。但是,此次兵败并不都是坏事,也有意外的斩获。首先是咸丰帝革了那个“从未带兵出省,迭次奏报军务,仅止列衔会奏”“似守株无能,实属大负委任”的湖南提督鲍起豹。其次,咸丰帝给予湘军一个最大也是最重要的赏赐,那就是把鲍起豹所留下的提督之位,交给了由曾国藩力荐的那个骁勇善战的塔齐布暂行署理。塔齐布一跃而成为统辖湖南水陆各营的最高军事长官。
治罪也好,免职也罢,这些对胸怀大志的曾国藩都无所谓,他没有闲工夫去计较这些小事、俗事,他说:“吾惟尽一分心作一日事,至于成败,则不能复计较矣。”[33]他更看重的是在这次兵败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要积极分析、总结、汲取惨败的经验教训。
首先,湘军纪律废弛,形同虚设。主要表现:一是战败脱逃,把开小差当成家常便饭。团练湘勇的最早组织者之一朱孙诒,在岳州战败后就逃了回来,在宁乡战败时,更是“逃奔数次”。当官的尚且如此,兵勇们便自然效仿,都把保命当做第一要务。有时一个营就有几十个人开小差,最多时竟达上百人之众。清咸丰四年(1854年)三月二十八日,湘军各营逃跑者共计三四百人。曾国藩无奈地说“不待初二靖江战败,而后有其一溃也”[34]。二是掠夺成性,甚至抢劫军用物资。如果要是打了胜仗,那么劫掠就越加疯狂。劫掠者一旦得手便“登岸逃归”,“听战船漂流河中,丢失货物”[35]。三是弄虚作假。彭玉麟给水手发放功牌。为了得到功牌,“水手见忽有顶戴,遂自言并册上姓名全是假的”[36]。而更可恨的是,在应招之时就胡乱捏造姓名,开空头支票,为的就是将来开小差后,官方“不能执册以相索”[37]。曾国藩怒骂:“湘勇之丧心昧良,已可概见。”[38]就是把这样的散兵游勇重新招回来,“则断难得力”。不仅兵勇作假,就连王錱这样的湘军头领也难免俗。比如把“杀残贼三十人,遂报假胜仗,言杀贼数百人”[39],此种行径,不能不令曾国藩“深恶之”。
其次是水勇的质量不高。前文说过,湘人没有见过水师,甚至不知水师为何物,所以应募者寥寥。被逼无奈,曾国藩只好把那些水手船工招募至麾下,匆匆编成一军。正所谓物以稀为贵。能招来就不错了,根本没有考虑质量的余地。以这样的水勇应战,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再次是训练严重不足。水师从组建到出征,训练时间不到一个月。陆勇虽然接受过一定的训练,但却没有任何实战经验。一遇到挫折便惊慌失措,没有应对之策,甚至未战先溃。曾国藩没有埋怨兵勇不用命,而是说这些兵勇“亦须随同久战之兵接仗一二乃可期得力”——跟随那些有经验的士兵一起,参加一二回实战才可能有效果。
兵败使曾国藩猛醒。他体会到,作为一名统帅,除了打仗勇猛外,天文地理、治军练兵、战略机谋缺一不可。这些血的教训和经验是曾国藩用生命换取的,极其宝贵。在曾国藩日后的军事生涯中,这次经验教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对培养造就一支战无不胜的、名满天下的湘军更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东南的危局并未扭转,曾国藩虽然被革了职,可咸丰帝要他“仍赶紧督勇剿贼,带罪自效”,其军事生涯并没有就此完结的迹象。要想继续走下去,不把湘军练好是断无出路的。
摸了一回阎王爷鼻子的曾国藩痛定思痛,下决心要好好整治让人失望至极的湘军。
曾国藩从兵勇的招募、完善指挥系统、加强装备、建立和完善赏罚机制等方面入手,展开大规模的整军活动。
经过为期两个多月的长沙整军,湘军不仅渐渐地恢复了元气,同时还壮大了不少实力。
曾国藩对整军的效果还是满意的。他心里头始终憋着一股劲,无时无刻不在等待复仇时机的到来,他不仅要让咸丰帝,让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痛的朝野官绅,见识见识曾国藩到底是何许人也,更要重创太平军,“以雪挫败之耻,而赎迟延之罪”[40]。
咸丰帝对曾国藩仍然是火火的,基本上不给他好脸色看。朱批上也尽是刻薄尖酸的语言。比如“此奏太不明白,岂以昏愦耶?”“调度无方,实难辞咎”“曾国藩以在籍绅士,若专顾湖南,不为通筹全局之计,平日所以自许者安在?”等。咸丰帝这些寡情薄义之语,等于在曾国藩那颗早已破碎的心上再撒上了一把盐。
既有皇上的悻怒,还有官绅的讥弹,又有市井小人的诟辱,作为败军之将,曾国藩自然无话可说无言以辩,只是感到“人心之坏,又处处使人寒心”处境十分艰难,日子很不好过。曾国藩的二弟曾国潢见他“诸事不顺,为人欺侮,愈加愤激,肝火上炎,不免时时恼怒,盛气向人”[41]。而“事事被人欺侮,故人得而玩易之也”[42]。曾国藩此语中满是无奈与凄楚。
咸丰帝让失败搞怕了。他深知曾国藩手里剩下的这四千人马“兵力太单”,仅凭这点力量是不可能东进的。所以,咸丰帝一方面饬谕曾国藩添修战船,重新招募水勇,赶紧解决湖南问题,然后驰援武汉。另一方面破例准许曾国藩遇有军情时可以“单衔奏事”,同时没忘叮嘱曾国藩“尤应谋定后战,务期确有把握,万不可徒事孟浪,再致挫失”[43]。那么,咸丰帝如何变得体恤下属、充满了人情味呢?原因就在于能在长江上与太平军放手一搏的,只有曾国藩这一支水师。如果曾国藩一败再败,那么后果不堪设想。
就在曾国藩忙于操练水师、加强军备之时,已经退出湖南的太平军卷土重来,南路很快就先后“陷华容、踞岳州,分扰洞庭之西湖”,攻取龙阳、常德。接着,北路又以雷霆之势,溯汉水而上,占领德安、随州,致使“江汉城邑,大半残破”。太平军的攻势并没有到此结束,继续经过宜都、枝江,由太平口南进入洞庭湖,与西湖的太平军会师,然后攻取澧州、安乡。
骤变的形势,让咸丰帝惊恐万状,恼怒异常。他一方面将丢了随州的“署总督事”的将军台涌革职查办,尤其是把败走武昌的湖北学政青麟就地正法。另一方面急令曾国藩发兵,以解武昌之围。
好在曾国藩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船厂修造的战船已经完工;广东总兵陈辉龙也已经赶到了长沙,新添造了两艘浅水拖罟;李孟群所招募的千余名广西水勇也会聚长沙,与曾国藩的所招募的水勇共同操练,不分昼夜。
清咸丰四年(1854年)六月十三日,曾国藩率二万水陆大军,再次踏上征程。水陆方面,曾国藩命褚汝航率四个营的水师顺流直下。陆路方面,以塔齐布为中路,驻营新墙;以胡林翼为西路,直取常德;以江忠淑、林恩源为东路,出平江,逼近崇阳、通州。
一是曾国藩整军见效在前,二有太平军给曾国藩面子在后。随着湘军迫近,太平军竟然主动放弃了常德、澧州,退守岳州,使曾国藩兵不血刃就获得了首胜,得以来了一个“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开门红。
是月二十二日,塔齐布攻占新墙,进逼岳州。同月底,褚汝航的水师夺取了南津港,太平军连夜撤退。
七月初一,塔齐布等攻占岳州。太平军虽一度反攻但未果。至此,湖南境内已经没有太平军的身影了。
接到曾国藩的奏报后,咸丰帝长出了一口气,朱批道:“览奏稍慰朕怀。”[44]
仅仅解决了湖南的问题是满足不了咸丰帝的心愿的,他关心的重点是湖北是武汉。所以,他饬令曾国藩“乘此声威,迅速东下,力捣武汉贼巢,以冀**平群丑”[45]。
湘军水师继续扩大战果。继攻破岳州后,又两败太平军于道林矶、城陵矶。是月十五日,湘军统帅曾国藩抵达岳州城。检看初战成果后,曾国藩深感欣慰。可就在曾国藩面露喜色、心怀愉悦的当口,老天爷却又给湘军下了一个绊子。
曾国藩抵达岳州的时候,遭受湘军打击的太平军并没有溃散,而是收缩据守在城陵矶下游一带。同时,屯聚在汉口的数千艘战船倾巢出动,逆流而上,浩浩****的船队绵延数十里。得知太平军来犯,总兵陈辉龙马上请战,急欲亲率四百余名广东水师出战。这个建议没有得到曾国藩的批准,曾国藩劝他少安毋躁,“缓其行”。曾国藩的理由是:大军刚至岳州,一路鞍马劳顿,此刻不宜出战,“必须相机渐行”。塔齐布支持曾国藩的意见。不料求战心切的陈辉龙也自有一番道理。他说,自从四月下旬来到湖南,因为船、炮没有备齐无法出战,而白白耗费两三个月的饷银。出征以来,又因为风向的原因耽搁日久,心里“胶着难名,急思杀敌自效”[46]。眼下,我们的水陆大军应当先扼守城陵矶,以巩固湖南西川的门户。如果现在我们不赶紧乘胜进剿,让太平军占据了这个地方,那么对我们的进剿来说就会越来越困难。
陈辉龙的意见不无道理,而且得到了褚汝航、夏銮等人的支持,他们也纷纷请求与陈辉龙同时出战。这就让曾国藩难办了。若论水战,经营水师四十年的陈辉龙“老成练达”,是眼下这些人的先辈,拥有绝对的权威和地位。曾国藩在直觉上就相信他“必能相机而行”。而褚汝航等将领又均为“屡胜之将”,“每论战守皆合机宜”,曾国藩认为他们“当不至于贻误”,所以也就没有再阻止。
尽管陈辉龙、褚汝航等人言之凿凿,振振有词,曾国藩不能否认他们的建议,但还是心有余悸,函告他们:“下游水急,进易退难。知遇南风,不必开仗。且沿江港汊虑有埋伏。获胜后,仍勿穷追。”[47]陈辉龙对曾国藩的提醒“深以为然”,并请塔齐布派陆勇策应。
是月十六日上午辰时,即七点钟至九点钟期间,“时风色尚平静”,陈辉龙亲率战船前行出征,褚汝航、夏銮随后跟进。彭玉麟、杨载福也拨出战船声援。行至城陵矶,陈辉龙正好与逆流而来的太平军遭遇,双方遂展开激战。陈辉龙首先得手,枪炮齐发,“轰毙贼匪数十名,烧毁贼船数只”,逼迫太平军后撤。见太平军不支,游击沙镇邦以为得计,便趁势急追。此时,陈辉龙见南风越来越大,便插旗收兵,但沙镇邦已经远离了主力,收撤不及。因怕沙镇邦有失,陈辉龙只好督船队继续前进,接应沙镇邦。由于拖罟的船身太沉太大,“胶浅于漩涡激流之中”,寸步难行,陷入一片混乱。见此状,早已埋伏于湖港之中的太平军立即蜂拥而出,两路包抄。这时,又有数百太平军在岸上“护纤夹攻”。方寸大乱的广东水师和广西的战船急忙“奔往救护”,但为时已晚。强劲的南风把这些前来救护的战船“横吹而下,互相拥挤,枪炮难施”。太平军的战船从四面包围上来,湘军陷入重围,不能进退,除了被杀死的以外,其余的都跳水逃生。而那位“急思杀贼自效”的陈辉龙和立功心切的沙镇邦均当即阵亡。随后跟进的褚汝航、夏銮等一看陈辉龙身陷重围,便“义不独生”,急忙前来救援,但终因数量上处于劣势而力不能支。最后,褚汝航、夏銮均因伤落水殉难。负责在陆路策应的陆勇却“因隔港不能飞跃”,干着急而使不上劲,无从救援,眼看水师惨败。是役,湘军损失惨重。陈辉龙一营船炮尽失;褚汝航、夏銮的两个营损失快蟹四艘,舢板六条;营官李孟群一营损失快蟹四艘,波山艇一条,长龙两艘,舢板四条。而只负声援之责的彭玉麟、杨载福部没有受到任何损失。
刚刚有些起色的湘军遭此大败,作为统帅的曾国藩自然难辞其咎。在“伤心陨涕”之时,不得不向咸丰帝请罪。
曾国藩虽为湘军统帅,但早已无官无职,身份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已经没有什么可撤可免的了。事已至此,咸丰帝又能如何?只是批评曾国藩“不能详细调度”而已,“仍责令督饬水师将弁奋力攻剿,断不可因一挫之后,遂观望不前。”[48]
注释:
[1] 王定安:《湘军记》。
[2][4][8][11][12][13][16][20][23][32][43][44][45][48] 《曾国藩全集??年谱》。
[3][5]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三年六月十二日之《保参将塔齐布千总诸殿元折》。
[6][7]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三年六月十二日之《拿匪正法并现在帮办防堵折》。
[9] 广东商船,清代多用于作战。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三年十月二十四日之《暂缓赴鄂并请筹备战船折》。
[14] 《曾国藩全集??文集》:《讨粤匪檄》。
[15]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四年二月初二日之《报东征启程日期折》。
[17] 唐树义(1793~1855),字子方,江西遵义人。时任湖北按察使。
[18]《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四年二月二十五日之《请派大员办捐济饷折》。
[19]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四年三月初五日之《贼踪退出南省现驻岳州折》。
[21][22]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四年三月二十日之《岳州战败自请治罪折》。
[24][26]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四年四月十二日之《会奏湘潭靖港水陆胜负情形折》。
[25][29][30][31]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四年四月十二日之《靖港败溃自请治罪折》。
[27][28]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咸丰四年四月初四日之谕诸弟。
[34][35][36][37][38][39][41]《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咸丰四年四月二十日午刻之谕诸弟。
[40]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四年五月初八日之《恭谢天恩折》。
[42]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咸丰四年五月初一日之谕诸弟。
[46][47]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四年七月二十一日之《水师失利陆军获胜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