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太平军团团包围之际，曾国藩能想到的最好结局就是杀身成仁。

靖港市位于湖南省的东部，坐落在湘江下游西岸，距省城长沙约为三十公里的路程。因水运优势而闻名的靖港市，为三湘物资集散地，也是湖南最重要的米盐经销口岸之一，自古以来就是商贾云集，富庶繁华之所，素有“小汉口”之誉。

靖港市古名沩江。唐朝大将李靖平定江南后曾驻军于此，镇守湘江。因李靖战功卓著，治军严谨，很受百姓拥戴。李靖离开后，当地百姓为了纪念他，而将沩江更名为靖港。时隔二百多年后，又一位大将兵临此地。不过，他没有像李靖那样因治军严谨、战功卓著而被百姓广为传颂，却因深陷绝境、一败涂地而留名。这位大将，就是湘军统帅曾国藩。

在太平军众将中，有一个让曾国藩部恨得咬牙切齿的人物。正是这位，自清咸丰三年（1853年）起，围南昌，取九江，克广济，大败清军于田家镇，进而攻占蕲州、黄州，接连攻陷汉阳、汉口。清咸丰四年（1854年）二月，大败湖广总督吴文镕于黄州，连克汉阳、汉口。旋入湖南，接连夺取岳州、湘阴，打得曾国藩很没面子，使湘军威风扫地，没脸见人。这个人就是石祥祯。

石祥祯生于约公元1815年。广西贵县人，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从兄，较早参加太平军。石祥祯从参加太平军直到攻取天京为止，始终没有参与具体的军事活动。他的军事活动起始于清咸丰三年（1853年）。这一年，石祥祯奉命与太平天国北王韦昌辉的弟弟韦志俊一道领兵助攻江西南昌，从此开始其短暂而辉煌的军事生涯。

兵败岳州后，曾国藩退踞长沙，太平军随即跟进，继续采取攻势，给予长沙巨大的军事压力。曾国藩调整部署，力保长沙，使太平军一时难以攻取。于是，太平军也重新调整部署，决定由石祥祯扼守靖港，派太平天国春官又副丞相林绍章率主力袭扰宁乡，直取湘潭，截断湘军后路，以达到全歼长沙守敌之目的。林绍章部与湘军在宁乡展开激战，大败湘军，并于是月二十七日攻陷湘潭。为防止湘军来犯，太平军在湘潭城外“筑垒自固，于湘水上游掠民船数百号，竖立木城，以阻援师”[23]。

危急关头，曾国藩急令塔齐布由陆路督军驰至湘潭，以减轻长沙的压力。

凭着以往与太平军作战的经验，塔齐布认为太平军惯用“以守为战，反客为主”的战法，如果不及时进剿，一旦太平军站稳脚跟，要想取胜就难了。于是，塔齐布于是月二十八日下午一时，突然向湘潭城发起攻击。与此同时，曾国藩派出二千六百多名援兵驰援湘潭。随后，曾国藩又派褚汝航率五个营的水师支援塔齐布。水陆并进，互相支援，形成了比较有利的态势。是月二十九日早晨五点钟，塔齐布等再次向湘潭城发动攻击。经过四昼夜激战，太平军渐渐失势，不得不乘船顺流而下，进行战略转移。

不料，在转移途中，太平军遭到湘军水师追击，损失较大，而在由陆路返回湘潭时又遇伏兵，损失数千人马，数百只战船，太平军最后败走湘潭。此役，太平军损失惨重。据《曾国藩年谱》载：“官军力战杀贼之多，实自此役始。”

接连兵败岳州、宁乡，使曾国藩抑郁于胸，不能释怀。现在湘潭的太平军遭受重创，曾国藩以为靖港的太平军一定会前来救援，正好可以“乘机攻剿”，直取太平军老巢。

曾国藩为自己“意欲同时并举”的想法而激动。冥冥之中，曾国藩似乎看到了复仇的希望并为此窃喜。而此时，曾国藩手里兵力并不足，外派的外派，阵亡的阵亡，遣散的遣散，有战斗力的只有陆勇两个营共千余人而已，曾国藩自知“难以得力”，但“事机所在，又不敢不急切图之”[24]，曾国藩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冒险出击，夺回靖港市，使太平军首尾不能相顾。

清咸丰四年（1854年）四月初二，曾国藩亲率五个营的水师，计战船四十艘，陆勇八百人，杀气腾腾地直扑靖港市，扎营在靖港市上游二十里地白沙洲，“相机进剿”。至此，进军顺利，畅行无阻，曾国藩认为机遇难得，把握满满。

就在曾国藩为自己的英明决策沾沾自喜的时候，老天爷却给他戴一个眼罩。这一天的中午十一点，江面上突然西南风大作，水流迅急，战船顺风行驶到靖港却无论如何也停不下来，而且“更番迭击”，拥挤到一起。用曾国藩的话说“是日风太顺，水太溜；进战则疾驶如飞；退回则寸步难挽”[25]。这一下，原来的优势转眼间就变成了劣势。

林绍章因奇袭宁乡、湘潭，带走了太平军的主力，只留下少量部队给石祯祥扼守靖港。因此，石祯祥不敢贸然出击，只能凭借城防阻击湘军。

见湘军扑来，石祯祥命令太平军居高临下，猛烈开炮，只打得湘军鬼哭狼嚎，抱头鼠窜。水勇们慌忙退守靖港市对岸的铜官渚。

石祯祥乘胜追击，指挥太平军乘坐二百多艘小划船，顺西风扑向湘军水师大营。湘军水勇慌忙开炮。可是由于炮位高而船位低，炮弹浪费不少却根本击不中。而炮船又因为“牵挽维艰”，当太平军杀进水师大营时，想跑都来不及，不是纵火自焚，就是被缴获。顷刻间，水师就损失了三分之一的战船和四分之一的炮械。

坐镇白沙洲的曾国藩闻讯，马上命令陆勇分三路扑向靖港市太平军大营，希望以围魏救赵之计，分散铜官渚太平军的注意力，以此减轻水师的压力。然而，陆勇一见水师失利，未战先怯，“虽小有斩获，旋即却退”[26]。

兵败如山倒。尽管曾国藩等以杀人的办法督战，却无法遏止兵勇的溃逃。曾国藩在家书中痛心疾首地说：仅半顿饭的工夫，“陆勇奔溃，水勇亦纷纷奔窜。二千余人，竟至全数溃散，弃船炮而不顾，深可痛恨！”[27]只有未出战的几艘战船略剩下一些火药、大炮，但水手全跑光了。“红船之水手仅存三人，馀船竟无一水手，实为第一可怪之事”[28]。

难道这就是自己一手创建的湘军吗？难道这就是寄予了自己全部希望的湘军吗？

失魂落魄的曾国藩，不敢相信已经发生的这一切，他无法面对眼前的惨败。

从出山至今，究竟受过上自咸丰帝，下至地方官绅以及民间的多少欺辱、讥讽、鄙夷、诟骂，连曾国藩自己都说不清楚，但曾国藩都咬牙挺过来了。究其原因，不就是因为他手里尚有一支可恃的湘军吗？可就是这支素负厚望的湘军，在小小的靖港市竟然被太平军打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数千人马瞬间作鸟兽散，使他这个统帅几乎成了光杆司令。

曾国藩痛定思痛，他实在是无法面对阴阳怪气、只知道催命的咸丰帝，无法面对家乡的父老，更无法面对跟着他出生入死，血染沙场的湘乡子弟。

曾国藩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够活于世上。与其让人耻笑诟骂，倒不如一死了之。

活，既然活不起，那么死还死不起吗？

已经钻到牛角尖里的曾国藩无法排解心中的抑郁，他趁人不备，一头扎进了被鲜血染成了红色的滚滚湘江。

也是曾国藩命不该绝。

曾国藩的异常举动为属下所洞悉。就在曾国藩投水的一刹那，就被属下救起。曾国藩就此逃过一劫。

在曾国藩生前，他兵败自杀一事密不可闻。不仅他自己讳莫如深，他的那些部属也是绝口不提。

曾国藩倒是没有隐瞒自杀以赎的想法，只不过说的角度与实情存在差异。曾国藩在给咸丰帝的奏折上说：“清夜以思，负罪甚大！愧愤之余，但思以一死塞责。”[29]这的确是曾国藩当时真实的心理写照。在奏折的后面，曾国藩没有提自己投水一节，而是笔锋一转说：“然使想效匹夫之小谅，置大局于不顾！又恐此军立归无有。我皇上所倚以为肃清江面之具者，一旦绝望。则臣身虽死，臣罪更大！是以忍耻偷生，一面俯首待罪；一面急图补救。”[30]就这么一转，曾国藩提高了自己的思想境界——我死事小，影响皇上的战略决策、影响到国家的安危事大，所以还不能一死了之。既然不能一死了之，那就得承担战败之责。曾国藩从来就不吝啬承担责任。他上奏咸丰帝道：“孤愤有余，智略不足，仰累圣主知人之明！请旨将臣交部从重治罪，以示大公。并吁恳皇上天恩，特派大臣总统此军。臣非敢因时事万难，遂推诿而不复自任。未经赴部之先，仍当竭尽血诚，一力经理。”[31]

靖港之败，使曾国藩苦心经营的湘军损失十分之七八，只剩下水师五个营计两千人，陆路两千人，实在是“太觉孤单”。面对惨败，苟且偷生的曾国藩心如死灰，落寞到了极点，慨叹自己“虚有讨贼之志，毫无用兵之才”，只能寄希望于尽快恢复元气，重整旗鼓。

曾国藩率领残兵败将退回长沙，因无颜进城，暂时驻扎在南城外高峰寺。曾国藩深陷苦痛之中，仍然不能自拔。

接连的惨败使湘军名誉尽失，威风扫地，成为市井之中被经常“诟辱”的对象，就是在那些不明真相的官绅之中也不乏“讥弹”之人，甚至有湖南的地方高官直接要上奏咸丰帝弹劾曾国藩，裁撤湘军。这些屈辱敌视和不公平，越发地加重了曾国藩本就抑郁不开的心思。赏罚不明，是非不分，只是一味地讥诮、诋毁，使曾国藩不胜悲叹，于是“公愤欲自裁者屡矣”[32]——悲愤之下，曾国藩屡次想自杀。

就在曾国藩厌世之意决然之时，塔齐布所部传来捷报，不仅大破太平军，而且收复了湘潭，使濒死的曾国藩看到了一线生机。

看到湘军总算没有把脸全部丢尽，自己付出的心血没有白费，曾国藩这才多了几许活下去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