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出征，太平军就没给曾国藩留面子，而是给湘军狠狠上了一课。

开始时，咸丰帝对曾国藩没有寄予什么厚望。所以曾国藩出山的使命很简单，那就是“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宜”。这是咸丰帝下了明旨的。

曾国藩出山团练乡民、“剿匪”，进展比较顺利，同时也借助这个机会，发现、培养、锻炼了一批干才，为未来创建湘军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湖南匪祸猖獗，天下闻名，但曾国藩依靠手下江忠济、刘长佑、李辅朝、王錱等一干能员的骁勇善战，收到了显著效果。比如，清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二十二日，曾国藩接到耒阳、常宁的报告，说有大股“土匪”啸聚白沙堡，扰及嘉禾境。曾国藩自不怠慢，马上命令刘长佑、李辅朝带领楚勇五百，王錱带领湘勇三百追剿。大军还没到达，啸聚在耒阳、常宁的“土匪”便“闻风先溃”了。恰巧赶上衡山县境内的草市偷偷地兴起一股“土匪”，大军便开进衡山进剿，“一战平之”。肃清衡山后，残余分子流窜到攸县界内，刘长佑等遂督师追剿。与此同时，安仁县的“土匪”又掀起波澜，不仅劫了大狱，而且还烧了县衙。刘长佑等，与在籍候选知州张荣组所带领的镇筸勇会剿，终于平定了局势。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湖北崇阳、通城两县“匪徒大起”，聚集了数千人，曾国藩命令江忠济、刘长佑等率所部驰援，配合江忠源会剿。经过三次大战，一举全歼。曾国藩从长沙招募的千名湘勇中，抽调了三百人，交由王錱率领，赴衡阳、永州一带继续剿匪。曾国藩则带领剩下湘勇日夜操练，以求提高湘勇的战斗力。在这个时候，曾国藩发现了一个人才。他就是满人塔齐布。

塔齐布，字智亭。满族镶黄旗人，姓托尔佳氏。初由火器营护军擢三等侍卫，时任湖南长沙营都司。“忠勇冠时，人鲜知者”[2]的塔齐布，给曾国藩留下了深刻而良好的印象，认为他“忠勇奋发，习劳耐苦”[3]，前途无量，一见面便“大奇之”。他命令塔齐布兼属辰勇，与湘勇一起操练，便不久“胆技精强，遂成劲旅”[4]。另外，率领辰勇的千总诸殿元也是被曾国藩看好的一个人。曾国藩称赞他“精明廉谨，胆勇过人”[5]。曾国藩没有看错，这两个人日后均成为湘军战功卓著的干才。

好钢要使在刀刃儿上。曾国藩把一项秘密使命交给信得过的塔齐布，命他密捕数名“巨盗”。塔齐布也不含糊，没有辜负曾国藩的厚望，手到擒来，“皆克获”。不久，塔齐布就因军功而擢升为抚标中军参将。

尽管曾国藩大施**威，高举屠刀，实行白色恐怖，但湖南各地的“匪情”仍然不断。先有安化县属下的兰田市的串子会“聚众谋乱”。曾国藩命令湘乡县知县朱孙诒“以练勇往捕”，一下子就抓了一百多人。接着，桂东县又有来自江西、广东边界的匪徒窜入，并且攻陷了桂东县城。曾国藩与骆秉章命令张荣组带领三百兵勇进剿，又调候补道夏廷樾率七百名湘勇随后跟进，总算平定了桂东县的局势。

形势的不稳定，让曾国藩不敢大意。他利用一切可能招兵买马，壮大实力。桂东一战后，骆秉章增募湘勇一营，曾国葆募湘勇一营，江忠源奏请招练楚勇三千人。曾国藩致函江忠源，以及江忠源的弟弟江忠濬、江忠淑，宝庆府知府魁联招募宝勇，湘乡县知县朱孙诒招募湘勇，统一到长沙操练，然后与江忠源的老部队会成一军，“以壮其势”。

随着太平军攻势加剧，兵马渐壮的曾国藩已不可能永远偏安一隅。不管曾国藩愿意还是不愿意，与太平军刀兵相见已成必然，无非就是时间早或晚的问题。

清咸丰三年（1853年）四月，太平军以数百条战船组成的庞大船队，从金陵出发，逆长江而上，迅速攻陷安庆，直抵湖口，威胁南昌。驻扎在江西九江的江忠源，急忙回师南昌以强化防御。谁知刚刚部署完毕，太平军就已经兵临城下了。江忠源害怕有失，连忙向湖南求援。湖南接到江西的警报后，没来得及考虑如何驰援，先人心浮动，惊慌失措，自乱了阵脚。

转眼间，曾国藩已经离开家有半年的时间了，眼看就到母亲的“小祥之祭”，曾国藩打算于六月初返乡祭母。但由于太平军将大兵压境，情形危急，曾国藩不得已取消了返乡计划。

与太平军作战，这可迥异于以往剿匪，是完完全全截然不同的两码事。尽管曾国藩还没有与太平军直接交过手，但太平军攻无不取，战无不胜的事儿早就塞满了他的耳朵。因此，曾国藩不敢有一丝一毫的疏忽、怠慢，而是积极筹划，多方运筹，调兵遣将。首先，曾国藩命令张荣组进驻永州，王錱进驻郴州，以防御南路的土匪趁机起事。其次，调夏廷樾、罗泽南的湘勇回援长沙。

曾国藩刚刚部署完毕，咸丰帝的上谕就到了。

咸丰帝告诫湖南方面，太平军的船队逆流而上，有回攻长沙，兼有骚扰南昌的企图，饬令各有关督抚要严加防范，并命令曾国藩与骆秉章会筹整个防御大计。

鉴于形势危急，骆秉章要湖南巡抚鲍起豹调绿营兵来长沙，同时“札饬”江忠濬等所招募的宝勇、曾国葆所招募的湘勇共三千余人驻留在长沙随时听候调遣。

是年六月十二日，曾国藩与骆秉章会奏咸丰帝有关防堵事宜的准备情况，曾国藩又专折向咸丰帝奏请关于继续严办土匪的想法，同时顺便向咸丰帝报告了一下私事。

曾国藩说，我母亲逝世已经到了“初周”，我原本打算回家“修小祥之礼”。恰逢太平军“回窜”江西，而“湖南与之壤地相接唇齿相依，人心惊惶，纷纷迁徙”[6]，我应当责无旁贷地留在长沙“会筹防堵”，“不敢以事权不属，军旅未娴，稍存推诿；又何敢以军旅未娴，阴怀畏葸之心。惟有殚竭愚忱，昼夜不懈”[7]。也就是在同一天，曾国藩与骆秉章会折参奏清德，“请旨革职，以儆疲玩而肃军政”。同时又专折保奏塔齐布、诸殿元，“恳恩破格超擢”，并撂下狠话说，日后，如果在这两个人身上发生临阵退缩的事，就把我和他们一并治罪。这个话说得很实在，很坚决，而且很庄重。不仅充分体现了曾国藩治军该罚则罚、该奖则奖的基本理念，同时也表现出曾国藩对塔齐布、诸殿元二人的真正信任和倚重。

江西危局未解，湖南又风声鹤唳。曾国藩继续调动兵马，完善驰援与防御大计。适时，江忠淑、朱孙诒的部队抵达长沙。曾国藩命令江忠淑由浏阳、朱孙诒由醴陵共率二千二百人驰援江西，调夏廷樾、郭嵩焘、罗泽南率一千四百人，由醴陵继进。这支由三千六百人组成的大军，浩浩****地奔赴江西南昌。这是自曾国藩团练湘勇以来首次出省作战，《曾国藩年谱》记曰，这次行动“是为湘勇出境剿贼之始”，不仅打破了咸丰帝给曾国藩的关于“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的谕令，而且拉开了曾国藩军事生涯的真正序幕。

曾国藩一面派出大军驰援江西，一面命令塔齐布负责，加紧操练留守长沙的数千兵勇。塔齐布尽心尽责，“逐日抽调操阅，暑雨不辍”[8]，得到曾国藩的赞许。可就在曾国藩厉兵秣马、大练兵勇，准备与太平军一战时，清军内部却出现了不和谐音，一场内讧不期而至，而挑起事端的竟然是湖南军事的最高长官、提督鲍起豹。

绿营兵平日里散漫惯了，经不起塔齐布这样没白天没黑夜的苦练。没多久，就叫苦不迭，怨声载道，私下里大骂塔齐布和曾国藩，只是不敢明说罢了。就在这时，提督鲍起豹来到了长沙，这些绿营兵就好像盼来了救星，纷纷跑到鲍起豹那里添油加醋地诉苦诉冤。

因为弹劾清德的事儿，鲍起豹早就对曾国藩大为不满。一听说曾国藩又“暑雨不辍”苦练兵勇，一向骄横的鲍起豹就火了。心说：你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团练大臣，练一练你的湘勇也就罢了，还敢连我的绿营兵一块指挥，这不是没了王法了吗？你要是能指挥绿营，那还要我这个堂堂的绿营最高长官干什么？

鲍起豹当众怒吼天尊一般地骄横道：自古以来，哪有三伏天练兵的？这不是在练兵而是在虐兵，是纯粹祸害人。

由于鲍起豹这一番不负责任的言论，犹如火上浇油，彻底激化了湘勇与绿营之间矛盾，从此两军争讧不断，终于同年七月十三日爆发了械斗，为后来绿营兵欲加害塔齐布、逼曾国藩出走衡州埋下了伏笔。

既然是首次出省援江，曾国藩给予了足够的重视，除了尽遣精锐外，还把手下最有作战经验的江忠淑、朱孙诒、夏廷樾、郭嵩焘、罗泽南等大将悉数派往江西，希望与太平军的首战能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打出湘勇的威风，竖起湘勇的威望。

见长沙的防务基本就绪，援江的大军业已成行，曾国藩才得空喘了一口气，并趁隙于同年七月十四日回家省亲。想不到，曾国藩前脚刚刚到家，后脚就接到了噩耗，曾国藩的脑袋一下子就大了。

原来，由江忠淑所率领的新宁勇行进至瑞州时，接到警报，还没见到太平军的面，心怀恐惧的湘勇便不战自溃，逃之夭夭，一路溃散到义宁才重新收拢住部队。而由朱孙诒率领的湘勇倒是顺利抵达南昌，于二十四日与太平军开战。结果，缺乏实战经验的湘勇根本就不是太平军的对手，一战即溃，大损兵将，遭致惨败。阵亡了谢邦翰、易良干、罗信东、罗镇南等四名营官及八十名湘勇。此役，致使朱孙诒部损失了四分之一的力量。

本想旗开得胜，打出个局面，来一个开门红，想不到首战即败，狼狈不堪，令曾国藩异常窝心和惊骇。他急急忙忙结束了省亲之旅，匆匆赶往衡州。

曾国藩分析了眼下的局势后认为，从现在起，自己的主要任务恐怕要从后方完全转移到前方，直接面对太平军应是家常便饭，在所难免。太平军之众志成城、英勇善战，绝非一般土匪能比，而无论是湘勇的数量、其军事素质，或是军事装备，都不足以与太平军相抗衡。尤其是光有陆军没有水师，这就犹如折断了一只臂膀，根本无法应对太平军水陆并进的联合作战。要想在与太平军的对话中获得话语权，不仅要大力提升兵勇的战斗力，还要创办水师，加强装备。而这已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山雨未来，却已风满湘楼。

一想到今后要经常与太平军刀兵相见，曾国藩除了“悚惕”之外，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加起十二分的小心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