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出征,太平军就没给曾国藩留面子,而是给湘军狠狠上了一课。
开始时,咸丰帝对曾国藩没有寄予什么厚望。所以曾国藩出山的使命很简单,那就是“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宜”。这是咸丰帝下了明旨的。
曾国藩出山团练乡民、“剿匪”,进展比较顺利,同时也借助这个机会,发现、培养、锻炼了一批干才,为未来创建湘军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湖南匪祸猖獗,天下闻名,但曾国藩依靠手下江忠济、刘长佑、李辅朝、王錱等一干能员的骁勇善战,收到了显著效果。比如,清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二十二日,曾国藩接到耒阳、常宁的报告,说有大股“土匪”啸聚白沙堡,扰及嘉禾境。曾国藩自不怠慢,马上命令刘长佑、李辅朝带领楚勇五百,王錱带领湘勇三百追剿。大军还没到达,啸聚在耒阳、常宁的“土匪”便“闻风先溃”了。恰巧赶上衡山县境内的草市偷偷地兴起一股“土匪”,大军便开进衡山进剿,“一战平之”。肃清衡山后,残余分子流窜到攸县界内,刘长佑等遂督师追剿。与此同时,安仁县的“土匪”又掀起波澜,不仅劫了大狱,而且还烧了县衙。刘长佑等,与在籍候选知州张荣组所带领的镇筸勇会剿,终于平定了局势。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湖北崇阳、通城两县“匪徒大起”,聚集了数千人,曾国藩命令江忠济、刘长佑等率所部驰援,配合江忠源会剿。经过三次大战,一举全歼。曾国藩从长沙招募的千名湘勇中,抽调了三百人,交由王錱率领,赴衡阳、永州一带继续剿匪。曾国藩则带领剩下湘勇日夜操练,以求提高湘勇的战斗力。在这个时候,曾国藩发现了一个人才。他就是满人塔齐布。
塔齐布,字智亭。满族镶黄旗人,姓托尔佳氏。初由火器营护军擢三等侍卫,时任湖南长沙营都司。“忠勇冠时,人鲜知者”[2]的塔齐布,给曾国藩留下了深刻而良好的印象,认为他“忠勇奋发,习劳耐苦”[3],前途无量,一见面便“大奇之”。他命令塔齐布兼属辰勇,与湘勇一起操练,便不久“胆技精强,遂成劲旅”[4]。另外,率领辰勇的千总诸殿元也是被曾国藩看好的一个人。曾国藩称赞他“精明廉谨,胆勇过人”[5]。曾国藩没有看错,这两个人日后均成为湘军战功卓著的干才。
好钢要使在刀刃儿上。曾国藩把一项秘密使命交给信得过的塔齐布,命他密捕数名“巨盗”。塔齐布也不含糊,没有辜负曾国藩的厚望,手到擒来,“皆克获”。不久,塔齐布就因军功而擢升为抚标中军参将。
尽管曾国藩大施**威,高举屠刀,实行白色恐怖,但湖南各地的“匪情”仍然不断。先有安化县属下的兰田市的串子会“聚众谋乱”。曾国藩命令湘乡县知县朱孙诒“以练勇往捕”,一下子就抓了一百多人。接着,桂东县又有来自江西、广东边界的匪徒窜入,并且攻陷了桂东县城。曾国藩与骆秉章命令张荣组带领三百兵勇进剿,又调候补道夏廷樾率七百名湘勇随后跟进,总算平定了桂东县的局势。
形势的不稳定,让曾国藩不敢大意。他利用一切可能招兵买马,壮大实力。桂东一战后,骆秉章增募湘勇一营,曾国葆募湘勇一营,江忠源奏请招练楚勇三千人。曾国藩致函江忠源,以及江忠源的弟弟江忠濬、江忠淑,宝庆府知府魁联招募宝勇,湘乡县知县朱孙诒招募湘勇,统一到长沙操练,然后与江忠源的老部队会成一军,“以壮其势”。
随着太平军攻势加剧,兵马渐壮的曾国藩已不可能永远偏安一隅。不管曾国藩愿意还是不愿意,与太平军刀兵相见已成必然,无非就是时间早或晚的问题。
清咸丰三年(1853年)四月,太平军以数百条战船组成的庞大船队,从金陵出发,逆长江而上,迅速攻陷安庆,直抵湖口,威胁南昌。驻扎在江西九江的江忠源,急忙回师南昌以强化防御。谁知刚刚部署完毕,太平军就已经兵临城下了。江忠源害怕有失,连忙向湖南求援。湖南接到江西的警报后,没来得及考虑如何驰援,先人心浮动,惊慌失措,自乱了阵脚。
转眼间,曾国藩已经离开家有半年的时间了,眼看就到母亲的“小祥之祭”,曾国藩打算于六月初返乡祭母。但由于太平军将大兵压境,情形危急,曾国藩不得已取消了返乡计划。
与太平军作战,这可迥异于以往剿匪,是完完全全截然不同的两码事。尽管曾国藩还没有与太平军直接交过手,但太平军攻无不取,战无不胜的事儿早就塞满了他的耳朵。因此,曾国藩不敢有一丝一毫的疏忽、怠慢,而是积极筹划,多方运筹,调兵遣将。首先,曾国藩命令张荣组进驻永州,王錱进驻郴州,以防御南路的土匪趁机起事。其次,调夏廷樾、罗泽南的湘勇回援长沙。
曾国藩刚刚部署完毕,咸丰帝的上谕就到了。
咸丰帝告诫湖南方面,太平军的船队逆流而上,有回攻长沙,兼有骚扰南昌的企图,饬令各有关督抚要严加防范,并命令曾国藩与骆秉章会筹整个防御大计。
鉴于形势危急,骆秉章要湖南巡抚鲍起豹调绿营兵来长沙,同时“札饬”江忠濬等所招募的宝勇、曾国葆所招募的湘勇共三千余人驻留在长沙随时听候调遣。
是年六月十二日,曾国藩与骆秉章会奏咸丰帝有关防堵事宜的准备情况,曾国藩又专折向咸丰帝奏请关于继续严办土匪的想法,同时顺便向咸丰帝报告了一下私事。
曾国藩说,我母亲逝世已经到了“初周”,我原本打算回家“修小祥之礼”。恰逢太平军“回窜”江西,而“湖南与之壤地相接唇齿相依,人心惊惶,纷纷迁徙”[6],我应当责无旁贷地留在长沙“会筹防堵”,“不敢以事权不属,军旅未娴,稍存推诿;又何敢以军旅未娴,阴怀畏葸之心。惟有殚竭愚忱,昼夜不懈”[7]。也就是在同一天,曾国藩与骆秉章会折参奏清德,“请旨革职,以儆疲玩而肃军政”。同时又专折保奏塔齐布、诸殿元,“恳恩破格超擢”,并撂下狠话说,日后,如果在这两个人身上发生临阵退缩的事,就把我和他们一并治罪。这个话说得很实在,很坚决,而且很庄重。不仅充分体现了曾国藩治军该罚则罚、该奖则奖的基本理念,同时也表现出曾国藩对塔齐布、诸殿元二人的真正信任和倚重。
江西危局未解,湖南又风声鹤唳。曾国藩继续调动兵马,完善驰援与防御大计。适时,江忠淑、朱孙诒的部队抵达长沙。曾国藩命令江忠淑由浏阳、朱孙诒由醴陵共率二千二百人驰援江西,调夏廷樾、郭嵩焘、罗泽南率一千四百人,由醴陵继进。这支由三千六百人组成的大军,浩浩****地奔赴江西南昌。这是自曾国藩团练湘勇以来首次出省作战,《曾国藩年谱》记曰,这次行动“是为湘勇出境剿贼之始”,不仅打破了咸丰帝给曾国藩的关于“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的谕令,而且拉开了曾国藩军事生涯的真正序幕。
曾国藩一面派出大军驰援江西,一面命令塔齐布负责,加紧操练留守长沙的数千兵勇。塔齐布尽心尽责,“逐日抽调操阅,暑雨不辍”[8],得到曾国藩的赞许。可就在曾国藩厉兵秣马、大练兵勇,准备与太平军一战时,清军内部却出现了不和谐音,一场内讧不期而至,而挑起事端的竟然是湖南军事的最高长官、提督鲍起豹。
绿营兵平日里散漫惯了,经不起塔齐布这样没白天没黑夜的苦练。没多久,就叫苦不迭,怨声载道,私下里大骂塔齐布和曾国藩,只是不敢明说罢了。就在这时,提督鲍起豹来到了长沙,这些绿营兵就好像盼来了救星,纷纷跑到鲍起豹那里添油加醋地诉苦诉冤。
因为弹劾清德的事儿,鲍起豹早就对曾国藩大为不满。一听说曾国藩又“暑雨不辍”苦练兵勇,一向骄横的鲍起豹就火了。心说:你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团练大臣,练一练你的湘勇也就罢了,还敢连我的绿营兵一块指挥,这不是没了王法了吗?你要是能指挥绿营,那还要我这个堂堂的绿营最高长官干什么?
鲍起豹当众怒吼天尊一般地骄横道:自古以来,哪有三伏天练兵的?这不是在练兵而是在虐兵,是纯粹祸害人。
由于鲍起豹这一番不负责任的言论,犹如火上浇油,彻底激化了湘勇与绿营之间矛盾,从此两军争讧不断,终于同年七月十三日爆发了械斗,为后来绿营兵欲加害塔齐布、逼曾国藩出走衡州埋下了伏笔。
既然是首次出省援江,曾国藩给予了足够的重视,除了尽遣精锐外,还把手下最有作战经验的江忠淑、朱孙诒、夏廷樾、郭嵩焘、罗泽南等大将悉数派往江西,希望与太平军的首战能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打出湘勇的威风,竖起湘勇的威望。
见长沙的防务基本就绪,援江的大军业已成行,曾国藩才得空喘了一口气,并趁隙于同年七月十四日回家省亲。想不到,曾国藩前脚刚刚到家,后脚就接到了噩耗,曾国藩的脑袋一下子就大了。
原来,由江忠淑所率领的新宁勇行进至瑞州时,接到警报,还没见到太平军的面,心怀恐惧的湘勇便不战自溃,逃之夭夭,一路溃散到义宁才重新收拢住部队。而由朱孙诒率领的湘勇倒是顺利抵达南昌,于二十四日与太平军开战。结果,缺乏实战经验的湘勇根本就不是太平军的对手,一战即溃,大损兵将,遭致惨败。阵亡了谢邦翰、易良干、罗信东、罗镇南等四名营官及八十名湘勇。此役,致使朱孙诒部损失了四分之一的力量。
本想旗开得胜,打出个局面,来一个开门红,想不到首战即败,狼狈不堪,令曾国藩异常窝心和惊骇。他急急忙忙结束了省亲之旅,匆匆赶往衡州。
曾国藩分析了眼下的局势后认为,从现在起,自己的主要任务恐怕要从后方完全转移到前方,直接面对太平军应是家常便饭,在所难免。太平军之众志成城、英勇善战,绝非一般土匪能比,而无论是湘勇的数量、其军事素质,或是军事装备,都不足以与太平军相抗衡。尤其是光有陆军没有水师,这就犹如折断了一只臂膀,根本无法应对太平军水陆并进的联合作战。要想在与太平军的对话中获得话语权,不仅要大力提升兵勇的战斗力,还要创办水师,加强装备。而这已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山雨未来,却已风满湘楼。
一想到今后要经常与太平军刀兵相见,曾国藩除了“悚惕”之外,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加起十二分的小心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