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师能否成为救星，太平军的克星？

太平军依仗着强大的水师，在长江流域纵横驰骋，锐不可当，配合陆军给清军以沉重的打击。相比之下，清军则靠陆军单兵种作战，加上战斗力差，对太平军又深怀恐惧，所以往往未战自悚，闻风而溃。这是一个难堪而极其危险的局面。曾国藩看得明白，如果长此以往，不要说长江流域不保，东南半壁有虞，就连大清的江山也恐易主。

认识到这个问题严重性的，除了曾国藩以外，还有诸如江忠源、郭嵩焘等人。

清咸丰三年（1853年）七月二十四日，当湘勇与太平军首战失利后，曾国藩就与骆秉章联署上书咸丰帝，请求敕调广东琼州的红单船[9]参与作战。远在京师的咸丰帝似乎也认识到水师在与太平军作战中的这种特殊作用。他在给相关督抚的寄谕中屡次谈到这个问题。同年九月，太平军大举来犯，相继攻陷了湖北的黄州、汉阳，同时北部威胁德安，南部威胁兴国、湖南。咸丰帝命令曾国藩派出兵勇，并“酌拨炮船”驰援湖北。没过几天，咸丰帝的又一道上谕来催，“着曾国藩遵照前旨，赶紧督带兵勇船炮”驰赴湖北。

一道接一道上谕让曾国藩颇费踌躇，派陆勇容易，可派炮船就难办了。因田家镇一仗战败，业已筹备的“一切战船、炮位尽为贼有。水勇溃散，收合为难”[10]。曾国藩是要船没船，要人没人，根本无法遵命行事。

为船所困的曾国藩被迫土法上马，仿效江忠源的办法，制造数十具木簰，上面安装大炮暂时充用。

木簰虽然造好了，可新问题又出现了。由于湖南当地的木料比较薄脆，又很沉重，在水上一试验，“钝滞难用”，不得已只好放弃，改用民船改造。

由于各路大军陆续驰援，武昌之围得以解除。曾国藩立即给咸丰帝上了一道《暂缓赴鄂并请筹备战船折》。曾国藩在奏折中指出，太平军以千舸百艘为“剿穴”，在千里长江上游弋往来，任意横行，而清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沿江地区的城池、口岸一一失陷，大小船只被掳掠，却因“舟师未备”而无能为力。曾国藩强调，如果单纯地要保护省会的话，有数千兵勇就可以保证“坚守无虞”，但要想保护全湖南，就必须多置办炮船，才能“堵剿兼施”。而具体情况又如何呢？曾国藩无奈地说：“现在两湖地方无一舟可为战舰，无一卒习于水师。”所以，曾国藩强调，现在“总以办船为第一先务”。咸丰帝认为曾国藩“所虑俱是”。自此，曾国藩把创办水师正式摆上了议事日程，同时也把身家性命押在了水师上，数步并行，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水师的创办工作之中。

第一是做出规划。按照曾国藩的设想，他的舰队计划包括炮船二百艘，这是作战的主要力量。同时雇用民船二百艘，作为补充。曾国藩在衡州、湘潭设立船厂，委派专人督造战船。造的战船包括大船（快蟹）和长龙，把从民间购买的钓钩船改造成炮船。此外，又添置了数十号的舢板、小艇。

第二是解决相关经费。在这个方面，曾国藩采取了三个途径。一是节省。由于武昌之围已解，曾国藩上奏咸丰帝，建议原来准备驰援湖北的三千湘勇暂缓出发，省下军费。因为三千大军出动，仅一个月就要耗费白银二万两。二是截留。因为湖北道路不畅，由广东解往江南大营的十万两饷银留驻长沙。曾国藩上奏咸丰帝恳请截留四万两，以作为筹办船炮、招募水勇的费用。三是劝捐。筹备船炮、招募水勇，仅这几万两银子显然是不够的。不足部分，曾国藩决定以“设法劝捐添凑”。

第三是招募水勇。按照湘勇的建制，每一营为三百六十人，加上夫役一百四十人，共计五百人。曾国藩准备招募十二个营，计六千人。加上江忠源的旧部四千人，组成了一万人的水师规模。

第四是选将。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将官对部队战斗力的影响可见一斑。关于选将，曾国藩有自己的一套标准，即一是才干足以治民，二是不怕死，三是不急功近利，四是能够吃苦耐劳。

第五是改善装备。派专人赴广东，购买了千余门外国及广东生产的大炮。同时，为了解决维修等事宜，把工匠一并从广东带回湖南备用。

就在曾国藩一心一意筹备水师之际，太平军又杀将而来，湖北再度告急。咸丰帝马上命令江忠源暂留湖北，同时命令曾国藩的水师迅速出洞庭湖，在长江上游迎头截击太平军，与江忠源形成水陆夹击之势，以挽湖北危局。

曾国藩还没成行，咸丰帝的第二道圣谕又到了。

原来，太平军又向安徽发起了大举进攻。接连攻陷桐城、舒城，逼近卢郡，工部左侍郎兼刑部左侍郎、帮办安徽团练大臣吕贤基殉难，安徽巡抚江忠源病重，安徽局势十分危急。因为长江之上没有清军水师拦截追剿，太平军的战船往来自如，打得清军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败得是一片狼藉，不可收拾。

尽管咸丰帝急得火上房，但还是虚情假意地先夸曾国藩“乡望素孚，人乐为用”，然后才直截了当地命令曾国藩“着即赶办炮位，并前募勇六千”，与江忠源水陆夹击，赶紧驰援安徽。末了，咸丰帝仍然没忘忽悠曾国藩几句，称赞他“忠诚素著，兼有胆识”，且“必能统筹全局，不负委任也”。

咸丰帝说什么都没用，尽管一再催逼，曾国藩也急得直冒汗，但就是无法出征。原因是“所造木簰既不可用，水师舟舰，无人经见”[11]，也就是说，曾国藩现在徒有水师之名而尚无水师之实。

曾国藩着急上火，殚精竭虑地日夜操持。一方面，曾国藩不遗余力地加快筹备进度。首先是把相关人员调到行辕，了解拖罟、长龙、快蟹、舢板各种船只的样式，召集工匠照葫芦画瓢仿制，可见外行要领导内行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当年奉旨修缮文庙，曾国藩就被迫干了一回这样的事儿，现在又是鸳梦重温，逼得曾国藩不得不“研精覃思，不遗馀力”[12]。其次是提拔曾国葆力荐的彭玉麟、杨载福等为其所用，加强水师领导层的建设。再次是截留广西原本要解往湖北的二百尊大炮和护解水手，用来训练水师。另一方面，曾国藩赶紧上奏咸丰帝，说明了迟迟没有动身的原因，以消除咸丰帝的误解。

同年十二月，太平军杀了一个回马枪，转回湖北，攻克了黄州。曾国藩致书湖广总督吴文镕指出，当下的湖南、湖北两省，皆以坚守省会为主，一定要等待水师办成以后“乃可以言剿”。

吴文镕同意曾国藩的意见，但湖北巡抚崇纶却大唱反调。他以“闭城株守”为由，参了吴文镕一本。吴文镕无奈，只好亲自出马，督战黄州。临行前，吴文镕给曾国藩写了一封遗书。吴文镕在遗书中说，我的意见是坚守，等你东下，这是正路。现在为人所逼，只能以死报国，没有别的指望了。你所操练的水、陆各军，一定要等到稍有把握的时候才可以出而应战。你现在不要因为我的缘故东下。东南的大局，现在就靠你一个人了，“务以持重为意”，在你之后恐怕再没有继任者了。

读到吴文镕的遗书，曾国藩辛酸不已，对座师的安危更是“深忧之”，希望吴文镕设想的“以死报国”的那一幕悲剧不要发生。

咸丰帝因曾国藩按兵不动而大发雷霆，把他骂得狗血喷头。任凭咸丰帝大发虎狼之威，曾国藩牢记吴文镕的话，没有把握决不出兵。他一面上奏咸丰帝说明缘由，一面加紧练兵，准备出征。

一般的湖南人没有见过水师，也不知道水师是干什么的，所以应募的人很少。没有办法，曾国藩只好招募那些不怕风浪的船户水手，然而船户水手毕竟有限，所需的人数迟迟凑不齐，真真是急死了曾国藩。

清咸丰四年（1854年）正月，噩耗接二连三地传来。先是在太平军重兵围困之下，吴文镕不幸战死黄州，以身殉国。再有庐州失陷，悍将江忠源遇难。连失座师、好友，令曾国藩痛彻心扉，“心逾迫矣”。

是月十三日，曾国藩接到上谕，仍然是催促曾国藩出兵安徽。军情似火，咸丰帝也来不及考虑曾国藩的实际情况，只是一个劲儿地下旨催逼发兵。

曾国藩尽管头冒烟火上房，仍然是干着急使不上劲，迟迟发不出兵来。原来，水师的筹办又陷入了窘境。

第一是保障方面出现了问题。一个是筹办水师耗费巨大，不是几个小钱就能办妥的事儿。尽管曾国藩想方设法地筹措，但总是难以为继。另一个是吃饭问题。无论是筹办水勇还是陆勇，无论是训练还是打仗，都需要大量的米、油、柴，而连年的战乱，严重破坏了地方经济，用曾国藩的话说：“自湖北以下，沿江市镇逃徙一空；千里萧条，百货俱无可买。”情急之下，曾国藩只好动“漕米”的脑筋，弥补不足。

第二是炮船建造颇为不顺。一方面是因为工匠数量比较少，技术也不是很熟练，对造船的进度影响很大。另一方面是因为造的船吨位太小，不够规模，既压不住风浪，更经不起大炮的震动。曾国藩找来一名有造船经验的守备，依据广东的拖罟、快蟹样式进行仿造。按照曾国藩的想法，每艘船的中心位置必须要能装载千余斤的大炮，船的两侧应该装载数百斤的大炮。只有达到这个水平才像战船的样子。

第三是时间问题。造船是一个很费时日的工程。比如说，“上油未干，如水既虞其重涩；捻灰未固，放炮又患其酥松”。按照技术要求，一艘船从建造到下水，必须要一个月以上的时间。改造旧船虽然比较节省时间，但因为有二三百艘之多，数量比较大，也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而负责仿造拖罟船只的武昌、衡州等地的进展很不平衡。由于“匠少技拙”，衡州甚至没有开工。从广东找来的工匠也迟迟到不了岗，严重影响了整个造船的进度。

第四是装备不到位。虽然现在手里有四百五十尊大炮，但主要都调往湖北和作为城防使用了，剩下装备战船的已寥寥无几。此外，还有募勇、管理等问题。总之，依眼下的情况，断不能发兵，如果就这样盲目参战，其结果无非就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

曾国藩在奏折上把情况说得很清楚了，所以，不能说他是抗旨不遵，故意拖延。然而咸丰帝不买账，尽管曾国藩有充足的不能发兵的理由，所谈的问题也是客观存在的，但咸丰帝还是很恼怒，认为曾国藩太固执己见，而且进展太慢。

是月二十六日，曾国藩所需的战船总算建造完毕了，即共建成快蟹四十艘，长龙五十艘，舢板一百五十艘，拖罟一艘。改造炮船数十艘，还雇用了一百多艘民船，用来装载辎重。招募水勇的工作也完成了，共招募了十个营，共计五千余人。其中，湘潭水勇四个营，以褚汝航、夏銮、胡嘉垣、胡作霖为营官；衡州水勇六个营，以成名标、诸殿元、杨载福、彭玉麟、邹汉章、龙献琛为营官。

是月二十八日，水师自衡州起锚，与陆军会师于湘潭。与此同时，共计五千余人的陆军也调配完毕，其首领分别是塔齐布、周凤山、朱孙诒、储玫躬、林源恩、邹吉琦、扬名声、曾国葆。曾国藩命令褚汝航为水路各营总头领，塔齐布为陆军先锋。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近一年的紧张筹备，曾国藩的水陆大军已颇具规模，共有官员、兵勇、夫役一万七千余人，配有大炮五百尊，军械数千件，子药二十余万斤。其他煤、油、盐应有尽有。可谓战将如云，军卒如潮，旌旗漫卷，军容甚盛。

在筹建水师的这一年的时间里，曾国藩事必躬亲，不分巨细，累得够呛。“每事必躬自考察，材木之坚脆，纵广之榘度，帆樯楼橹之位，火器之用，营阵之式，下至米盐细事，皆经于目而成于心”[13]。

曾国藩豪情勃发，亲自作了一篇《讨粤匪檄文》，“布告远近”，传檄天下，为自己师出有名大造舆论。

曾国藩在檄文中列举了洪秀全、杨秀清种种大逆不道的恶行后，信誓旦旦地道：“本部堂奉天子之命，统帅二万，水陆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敛此凶逆！”[14]

曾国藩即将踏上征程。他上奏咸丰帝表白道：“臣才智浅薄，素乏阅历，本不足统此大众。然当此时事艰难，人心涣散之秋，若非广为号召，大振声威，则未与贼遇之先，而士卒已消沮不前矣……竭力经营，图此一举。事之成败，不暇深思；饷之有无，亦不暇熟计。但期稍振人心而作士气，即臣区区效命之微诚也。”[15]

斗大的“曾”字帅旗迎风飘扬。曾国藩伫立船头，沐浴着猎猎江风，胸中鼓胀着一股英雄气。然而，在曾国藩平静的背后也深藏着不为人知的隐忧。虽然檄文发了，“水陆兼进”的架势也摆开了，那么真正与太平军交上手其结果会如何？就凭着刚刚创办的这支队伍，能否达到咸丰帝所希望的“速殄贼氛”的目的？创办水师这个宝究竟押得对不对？

曾国藩一遍又一遍地自问，因为他的心里实在是没有多少底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