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不离开,才能有机会。
俗话说,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无论是谁、做什么事,都不能蹬鼻子上脸,得寸进尺,贪得无厌。曾国藩恰恰就犯了这个大忌。
五年的军旅煎熬,让曾国藩看得很明白,没有督抚实职,根本就玩不转。即使是当今圣上,也不能光让干活而不给草料。而实际上,咸丰帝就是这样做的。
在曾国藩看来,咸丰帝对自己玩的是一套敷衍、忽悠的庸俗哲学,既要你担当,又不给予必要的支持,一切都靠你自己维持。特别是在曾国藩与地方势力发生激烈的冲突时,咸丰帝基本上都是装聋作哑,环顾左右而言他,从来就没有站在曾国藩一边,为其撑腰打气,除了忽悠几句“战功卓著,忠诚耿耿”,糊弄三岁小孩子外,没有任何实际行动。说到底,咸丰帝还是对曾国藩这位汉官能员心有余悸,放心不下。
既然已经这样了,好也好不到哪去,坏也没有什么可坏的地方,死猪不怕开水烫,曾国藩索性破釜沉舟,实话实说,来一个干脆利落的。
曾国藩直言,我这个兵部侍郎,现在所处的是“虚悬”之位,而我又没有“圆通济变”的才能。从这个角度说,恐怕最终难免贻误大局。自古以来,责权必须是统一的。如军队的统帅,必须与军队共存亡;守城的将领,必须与城池共存亡。这是天经地义,古今共同的法则。
最后,曾国藩不无威胁地说,如果做不到责权相统一,那么我仍然恳请在籍终制。多守几个月,就多尽几个月的孝心,多守一年,就多尽一年的孝心。
应该承认的是,曾国藩最后向咸丰帝摊牌要官,绝不是一时的鬼迷心窍、出于私心,其理由是很充分的,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那么咸丰帝会如何对待曾国藩的伸手要官之举呢?
清咸丰七年(1857年)七月初一,也就是曾国藩上书“沥陈办事艰难”不足一个月,他就接到了兵部火票,咸丰帝对他的一再陈情终于做出了最后的答复。
咸丰帝说,本来江西吃紧,曾国藩不应该申请“息肩”。只因为曾国藩一再陈情,情词恳切,我一向知道曾国藩并非是一个畏难苟安之人,所以按照他的申请,批准曾国藩先开兵部侍郎缺,暂行在籍守制。
就像登山,一旦登上了顶峰就失去了进取的目标。又如过河,一旦到达了彼岸,也就失去了涉水的兴致。
曾国藩一再陈情,又是请假又是开缺,这些不过都是手段而非目的。他想的是通过不断地给咸丰帝施加压力,以争取到督抚高位,拥有生杀予夺的实权而已。想不到,咸丰帝没有顺着曾国藩的思路行事,反而借坡下驴,批准他开缺。
曾国藩的愿望落空了,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这一下,曾国藩彻底傻眼了。
只有失去了,才懂得失去的可贵。
回到家乡的曾国藩,整天夜不安寝,食不甘味。每每回忆从前,尤其是这回草率地辞职,“无一不惭愧,无一不褊浅”,“心中纠缠,愧悔憧憧,不能摆脱”,因而郁郁寡欢,把肠子都悔青了。
曾国藩生活在“忧居猛省”之中。
经过深刻的反思、反省,曾国藩渐渐平静了下来,对自己这次走麦城的原因也渐渐地理出了一些头绪。他认为自己这些年命运多舛,原因固然有很多,但主要还是由自己的性格所致。其表现有四点。一是长傲。行为过于执拗,这是德行上的傲。二是多言。虽然平时说得不多,但文字上表达出来的东西不近人情,近乎狡诈争辩。曾国藩认为自己“处处获戾”,其根源就在这两个方面。而在军队这些年,就是因为一个“傲”字而百无一成。三是不敬。曾国藩认为自己在这个方面毫“无工夫”,即使五十岁了也没有什么长进。四是不恕。曾国藩自认为在做京官时,还比较注意这方面的修养。近几年在外做事,屡屡遭到一些势力小人的白眼、藐视,再加上自己本性倔强,结果物极必反,使自己为人做事几乎接近刚愎,在不知不觉之中做出了许多不恕的事,说出许多不恕的话,至今感到“愧耻无己”。
曾国藩告诉弟弟曾国荃,“治军之道,总以能战为第一义”,“能爱民为第二义”,“能和协上下官绅为第三义”。尤其是第三义,这在从前的曾国藩是绝对不会说出来的。
曾国藩匆匆去职,未经批准就置危局和二万将士于不顾而擅离前线,这既让咸丰帝恼怒异常,也同时引起了朝野上下的一片哗然,几乎所有的人都对曾国藩无视王法、公然违制的行为口诛笔伐,大加鞭挞。就连曾国藩的老友左宗棠也大骂曾国藩违背了自己躬身临事、挺膺负责的信条,危难之际临阵脱逃,愧对家国。更有大臣直接上奏咸丰帝弹劾曾国藩。
事已至此,再后悔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尽管曾国藩身居湘乡,但心思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前线,时刻关注着局势的发展,在胶着之中,等待东山再起的早日到来。
自曾国藩去职后,前线的战局时好时坏,甚是胶着,始终未见根本好转。
清咸丰七年(1857年)四月,太平军名将陈玉成由安徽进攻湖北北部,屡获战绩。翼王石达开对江西、湖南发动进攻,策应陈玉成。在太平军的打击下,八旗兵、绿营兵疲于奔命,接连受挫,根本发挥不了作用,仅靠曾国藩的湘军苦撑危局。为此,湘军损兵折将,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周凤山、王錱接连遭重创,王国才、刘腾鸿等悍将先后阵亡。一时间,江西、湖北、湖南均告急。在这个时候,一筹莫展的咸丰帝终于又想起了那个蹬鼻子上脸、赋闲在家的曾国藩。他给曾国藩下了一道谕旨。
咸丰帝说,昨天,给事中李鹤年奏报说,曾国藩自从丁父忧以后,屡次受到皇上的“赐金给假”,“褒奖慰留”。此后,曾国藩墨绖从容,应当得到了世人的谅解,怎么能够容忍他仍以终制为目的,轻慢地再三恳请,请求立刻命令他仍然赶赴江西,及时图报皇恩。由于军情紧迫而夺情,原来就属于不得已而为之。我并不想让你立即就回前线,然而李鹤年所奏,也可以认为是把尽孝转化成为国尽忠,将遵守纲常与报效国家结合起来,必然会有公论。现在江西的军务……虽无须你亲自料理,但湖南比邻贵州、广东,太平军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组织团练运筹防御,均事关紧要。你身负湖南乡梓的众望,自当极力想方设法维持……
清咸丰七年(1857年)八月十四日,经湖南巡抚骆秉章之手,曾国藩接到了咸丰帝的这道上谕。曾国藩读后感到哭笑不得。因为此时的湖南,已经没有太平军和“土匪”的踪影,这与咸丰帝所说的“贼氛未息”大相径庭,心里不由暗骂这个死要面子的咸丰帝真不是个好东西。
曾国藩也没客气,直接给咸丰帝上了一道折子,说江西的事儿现在办得很顺利,自然不用我去了。湖南全境眼下也很安全,我仍然应该在家守制。如果再有事,我一定会和骆秉章一起商量,然后奏报。最后,曾国藩又在附片中补充说,以后自己不再轻易地给皇上上折奏事了……
曾国藩接连拒绝圣谕的行为,可以说是胆大包天,好像要与咸丰帝抬杠抬到底。对曾国藩的忤逆之举,咸丰帝还真就没有什么好办法。你再是金口玉牙,总不能剥夺人家为父亲尽孝的权力吧?
在曾国藩的“不识时务”面前,咸丰帝又一次妥协了。他说,江西的军务已经逐渐有了起色,即使是湖南也将肃清;你可以暂时在家守制,但仍应该等候圣旨。临了,咸丰帝教训曾国藩道,大臣行事,应该以国事为重。尽忠报国就是“全孝”,你所说惧怕清流派说长道短,我觉得你过于“拘执”了。
时间进入到清咸丰八年(1858年)。在太平军的大举进攻下,八旗兵仍然疲软,整个大清唯靠湘军独撑东南危局的局面依然没有改观。年初以来,湘军接连获得胜利,军中大将屡获超擢。
消息传到湘乡,已在家赋闲一年多的曾国藩有些坐不住了,他非但没有因湘军的胜利而欢欣鼓舞,反倒增添了心思。面对自己亲手创办的湘军,在别人的指挥下流血牺牲,自己却成了局外人的现实,曾国藩心里很不是滋味。如果长此以往,自己这位湘军统帅就将被彻底边缘化,成为局外人。曾国藩越想越闹心,越想越郁闷。“精力日减”“肺气日弱”、夜不酣眠,各种毛病都找上门来。曾国藩写信告诉曾国荃,“余心绪尤劣,愧恨交集”。从自己的经历出发,曾国藩告诫曾国荃千万要珍惜“上下交誉,军民咸服”的大好局面,“不可错过时会,当尽心竭力,做成一个局面”。这既是曾国藩对弟弟的厚望,同时也是他总结自己教训的经验之谈。
曾国藩急欲复出,他的朋友们也在积极地想办法,为曾国藩东山再起创造条件。最先奏请咸丰帝启用曾国藩的是湖北巡抚胡林翼。
胡林翼在清咸丰七年(1857年)九月二十四日,就上奏咸丰帝说,水师是曾国藩一手创立的,水师的统帅杨载福、彭玉麟更是曾国藩亲手选拔培养出来的,水师的所有将士都是曾国藩的旧部。意欲请曾国藩出山,统一指挥水师。咸丰帝以曾国藩“恳请终制,情词恳切,且江西军务渐有起色”为由,让曾国藩继续“暂守礼庐”,从而拒绝了胡林翼的建议。
为解安徽危局,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胡林翼会奏东征大局。拟调驻扎在江西东路的湘军入浙驰援。考虑到负责浙江“防剿”事宜的浙江总兵周天受资历声望都比较浅,不能统率全军,奏请监督江浙军务的钦差大臣和春前往浙江督办。恰巧和春大病未愈,到不了任。曾国藩复出的时机就出现在这个时刻。
首先是“东南大局攸关”,所以必须要有一员“声威素著之大员督率各军,方能措置裕如”。其次,派往浙江的萧启江、张运兰、王开化等均为曾国藩的老部下。与此同时,湖南巡抚骆秉章也上奏咸丰帝,指出现在驰援浙江的各军将领,都是曾国藩非常了解的,不是同乡就是老部下,如果能命他统领赴浙江,一定能将士一心,对挽救大局有很大的作用。另外,江、浙都是泽国,利于发挥水师的作用。而杨载福、彭玉麟两支水师,都是曾国藩的旧部。如果能得到水师的支援,不仅江南的大军可以免除后顾之忧,就是驰援浙江的陆军也可以得到有力的支援。骆秉章的这个意见与咸丰帝的想法完全吻合。所以,咸丰帝终于同意曾国藩出山,派他“迅赴江西,督率萧启江等星驰赴援浙境”。
清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初三,曾国藩接到咸丰帝的谕旨。这一次,曾国藩没有再跟咸丰帝讨价还价,而是痛快麻溜地遵旨照办。初七,曾国藩就急不可耐地从老家启程了。咸丰帝及时给予嘉勉,认为曾国藩此举“足证关心大局,忠勇可尚”。
从清咸丰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去职,到清咸丰八年六月初七复出,历时一年零三个月。曾国藩总算结束了这段令他“胸多抑郁”“无一不惭愧,无一不褊浅”的日子。
破茧重出的曾国藩,已经在苦苦的反躬自省中大彻大悟。面对来之不易的机遇,曾国藩要求自己“约旨卑思,脚踏实地,但求精而不求阔”[55]。但他最终将以何种面貌示人还不得而知。
曾国藩自六月初七离家,至八月初八初八抵达江西河口军营,先后整整两个月的时间。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曾国藩用实际行动,展现给世人一个迥异于从前的曾国藩。
重出江湖的曾国藩,与从前的刚愎、倔犟相比,秉性大变,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谦恭、随性、低调。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应酬周到,有信必复”,“无不批之禀,无不复之信。往年之嫌隙尤悔,业已消去十分之七八”[56]。出山做的头一件事就是放低身段,以谦谦君子之风,到处拜山门、拜码头,对于过去的和现在的同僚、朋友,曾国藩均亲自登门拜访,态度极其谦卑,极其冲融。这在从前是绝无仅有的。以会见左宗棠为例,从是月十二日到长沙起,曾国藩一连五天,几乎天天与这位老友晤谈,消除误解,沟通感情,共谋大业。其谦恭的表现与从前大相径庭。
眼望“曾”字帅旗,沐浴着猎猎雄风,曾国藩总是出了一口长气。经历了一年多的蛰伏,曾国藩认清了一个道理,自己过去倡导的“不问收获,只问耕耘”的理念过于幼稚。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光知道低头耕耘是行不通的。至于那些个性、脾气也都没有什么意思。要想在尔虞我诈、风云变幻的官场上存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学会“低头下气”,“委屈徐图”,遇事“千万忍耐,忍耐千万”。此外,曾国藩还有一个收获,那就是无论干什么,都不能一个心眼地讲实在,必须借助以必要的形式,曾国藩认为自己生平只讲“真意”不讲文饰,结果“真意”往往没有什么用,有时就根本“行不动”。作为一个聪明人,要想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必须讲求方式方法,也就是必要的形式,而不能由着性子来。
曾国藩完全迥异于以往的表现,令包括咸丰帝在内的所有人感到惊艳。孰不知,曾国藩的脱胎换骨既出于大彻大悟,更是出于无奈。还是曾国藩自己说的最清楚,概括得最精到:“米已成饭,木已成舟,只好听之任之。”[57]
注释:
[1] 《曾国藩全集??首卷》:《谕赐祭文》。
[2] 《论语??子路》语句。
[3] 《论语??泰伯》语句。
[4][5][7][8][11][12][13][14][17][18]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之《敬陈团练查匪大概规模折》。
[6] 《吕氏春秋??正名》语句。
[9] 《曾胡治兵语录》。
[15][16] 《曾国藩全集??杂著》:《晓谕新募湘勇》。
[19] 《曾国藩全集??首卷》:《江苏巡抚何璟》。
[20][21]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同治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谕沅弟。
[22][23][24][25][26][27][28][29][30]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四年二月十五日之《请派大员办捐济饷折》。
[31] 《无题》:明??于谦。
[32][33][34][35] 《曾国藩全集??年谱》。
[36]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三年(1853年)二月十二日之《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
[37][38][39][40][41]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三年二月十二日之《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
[42][43]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咸丰四年四月二十日谕诸弟。
[44]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三年六月十二日之《特参副将清德折》。
[45][46]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四年二月二十六日之《报丁父忧折》。
[47]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七年三月二十六日之《呈请代奏谢恩折》。
[48][49][50]《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之《沥陈下情恳请终制折》。
[51]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七年六月初六日之《恭谢天恩并吁请开缺折》。
[52][53][54]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七年六月初六日之《沥陈办事艰难仍恳终制折》。
[55]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咸丰八年六月初四日之谕沅甫。
[56]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咸丰九年五月初六日谕澄侯。
[57]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同治六年正月初四日谕国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