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不离开，才能有机会。

俗话说，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无论是谁、做什么事，都不能蹬鼻子上脸，得寸进尺，贪得无厌。曾国藩恰恰就犯了这个大忌。

五年的军旅煎熬，让曾国藩看得很明白，没有督抚实职，根本就玩不转。即使是当今圣上，也不能光让干活而不给草料。而实际上，咸丰帝就是这样做的。

在曾国藩看来，咸丰帝对自己玩的是一套敷衍、忽悠的庸俗哲学，既要你担当，又不给予必要的支持，一切都靠你自己维持。特别是在曾国藩与地方势力发生激烈的冲突时，咸丰帝基本上都是装聋作哑，环顾左右而言他，从来就没有站在曾国藩一边，为其撑腰打气，除了忽悠几句“战功卓著，忠诚耿耿”，糊弄三岁小孩子外，没有任何实际行动。说到底，咸丰帝还是对曾国藩这位汉官能员心有余悸，放心不下。

既然已经这样了，好也好不到哪去，坏也没有什么可坏的地方，死猪不怕开水烫，曾国藩索性破釜沉舟，实话实说，来一个干脆利落的。

曾国藩直言，我这个兵部侍郎，现在所处的是“虚悬”之位，而我又没有“圆通济变”的才能。从这个角度说，恐怕最终难免贻误大局。自古以来，责权必须是统一的。如军队的统帅，必须与军队共存亡；守城的将领，必须与城池共存亡。这是天经地义，古今共同的法则。

最后，曾国藩不无威胁地说，如果做不到责权相统一，那么我仍然恳请在籍终制。多守几个月，就多尽几个月的孝心，多守一年，就多尽一年的孝心。

应该承认的是，曾国藩最后向咸丰帝摊牌要官，绝不是一时的鬼迷心窍、出于私心，其理由是很充分的，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那么咸丰帝会如何对待曾国藩的伸手要官之举呢？

清咸丰七年（1857年）七月初一，也就是曾国藩上书“沥陈办事艰难”不足一个月，他就接到了兵部火票，咸丰帝对他的一再陈情终于做出了最后的答复。

咸丰帝说，本来江西吃紧，曾国藩不应该申请“息肩”。只因为曾国藩一再陈情，情词恳切，我一向知道曾国藩并非是一个畏难苟安之人，所以按照他的申请，批准曾国藩先开兵部侍郎缺，暂行在籍守制。

就像登山，一旦登上了顶峰就失去了进取的目标。又如过河，一旦到达了彼岸，也就失去了涉水的兴致。

曾国藩一再陈情，又是请假又是开缺，这些不过都是手段而非目的。他想的是通过不断地给咸丰帝施加压力，以争取到督抚高位，拥有生杀予夺的实权而已。想不到，咸丰帝没有顺着曾国藩的思路行事，反而借坡下驴，批准他开缺。

曾国藩的愿望落空了，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这一下，曾国藩彻底傻眼了。

只有失去了，才懂得失去的可贵。

回到家乡的曾国藩，整天夜不安寝，食不甘味。每每回忆从前，尤其是这回草率地辞职，“无一不惭愧，无一不褊浅”，“心中纠缠，愧悔憧憧，不能摆脱”，因而郁郁寡欢，把肠子都悔青了。

曾国藩生活在“忧居猛省”之中。

经过深刻的反思、反省，曾国藩渐渐平静了下来，对自己这次走麦城的原因也渐渐地理出了一些头绪。他认为自己这些年命运多舛，原因固然有很多，但主要还是由自己的性格所致。其表现有四点。一是长傲。行为过于执拗，这是德行上的傲。二是多言。虽然平时说得不多，但文字上表达出来的东西不近人情，近乎狡诈争辩。曾国藩认为自己“处处获戾”，其根源就在这两个方面。而在军队这些年，就是因为一个“傲”字而百无一成。三是不敬。曾国藩认为自己在这个方面毫“无工夫”，即使五十岁了也没有什么长进。四是不恕。曾国藩自认为在做京官时，还比较注意这方面的修养。近几年在外做事，屡屡遭到一些势力小人的白眼、藐视，再加上自己本性倔强，结果物极必反，使自己为人做事几乎接近刚愎，在不知不觉之中做出了许多不恕的事，说出许多不恕的话，至今感到“愧耻无己”。

曾国藩告诉弟弟曾国荃，“治军之道，总以能战为第一义”，“能爱民为第二义”，“能和协上下官绅为第三义”。尤其是第三义，这在从前的曾国藩是绝对不会说出来的。

曾国藩匆匆去职，未经批准就置危局和二万将士于不顾而擅离前线，这既让咸丰帝恼怒异常，也同时引起了朝野上下的一片哗然，几乎所有的人都对曾国藩无视王法、公然违制的行为口诛笔伐，大加鞭挞。就连曾国藩的老友左宗棠也大骂曾国藩违背了自己躬身临事、挺膺负责的信条，危难之际临阵脱逃，愧对家国。更有大臣直接上奏咸丰帝弹劾曾国藩。

事已至此，再后悔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尽管曾国藩身居湘乡，但心思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前线，时刻关注着局势的发展，在胶着之中，等待东山再起的早日到来。

自曾国藩去职后，前线的战局时好时坏，甚是胶着，始终未见根本好转。

清咸丰七年（1857年）四月，太平军名将陈玉成由安徽进攻湖北北部，屡获战绩。翼王石达开对江西、湖南发动进攻，策应陈玉成。在太平军的打击下，八旗兵、绿营兵疲于奔命，接连受挫，根本发挥不了作用，仅靠曾国藩的湘军苦撑危局。为此，湘军损兵折将，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周凤山、王錱接连遭重创，王国才、刘腾鸿等悍将先后阵亡。一时间，江西、湖北、湖南均告急。在这个时候，一筹莫展的咸丰帝终于又想起了那个蹬鼻子上脸、赋闲在家的曾国藩。他给曾国藩下了一道谕旨。

咸丰帝说，昨天，给事中李鹤年奏报说，曾国藩自从丁父忧以后，屡次受到皇上的“赐金给假”，“褒奖慰留”。此后，曾国藩墨绖从容，应当得到了世人的谅解，怎么能够容忍他仍以终制为目的，轻慢地再三恳请，请求立刻命令他仍然赶赴江西，及时图报皇恩。由于军情紧迫而夺情，原来就属于不得已而为之。我并不想让你立即就回前线，然而李鹤年所奏，也可以认为是把尽孝转化成为国尽忠，将遵守纲常与报效国家结合起来，必然会有公论。现在江西的军务……虽无须你亲自料理，但湖南比邻贵州、广东，太平军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组织团练运筹防御，均事关紧要。你身负湖南乡梓的众望，自当极力想方设法维持……

清咸丰七年（1857年）八月十四日，经湖南巡抚骆秉章之手，曾国藩接到了咸丰帝的这道上谕。曾国藩读后感到哭笑不得。因为此时的湖南，已经没有太平军和“土匪”的踪影，这与咸丰帝所说的“贼氛未息”大相径庭，心里不由暗骂这个死要面子的咸丰帝真不是个好东西。

曾国藩也没客气，直接给咸丰帝上了一道折子，说江西的事儿现在办得很顺利，自然不用我去了。湖南全境眼下也很安全，我仍然应该在家守制。如果再有事，我一定会和骆秉章一起商量，然后奏报。最后，曾国藩又在附片中补充说，以后自己不再轻易地给皇上上折奏事了……

曾国藩接连拒绝圣谕的行为，可以说是胆大包天，好像要与咸丰帝抬杠抬到底。对曾国藩的忤逆之举，咸丰帝还真就没有什么好办法。你再是金口玉牙，总不能剥夺人家为父亲尽孝的权力吧？

在曾国藩的“不识时务”面前，咸丰帝又一次妥协了。他说，江西的军务已经逐渐有了起色，即使是湖南也将肃清；你可以暂时在家守制，但仍应该等候圣旨。临了，咸丰帝教训曾国藩道，大臣行事，应该以国事为重。尽忠报国就是“全孝”，你所说惧怕清流派说长道短，我觉得你过于“拘执”了。

时间进入到清咸丰八年（1858年）。在太平军的大举进攻下，八旗兵仍然疲软，整个大清唯靠湘军独撑东南危局的局面依然没有改观。年初以来，湘军接连获得胜利，军中大将屡获超擢。

消息传到湘乡，已在家赋闲一年多的曾国藩有些坐不住了，他非但没有因湘军的胜利而欢欣鼓舞，反倒增添了心思。面对自己亲手创办的湘军，在别人的指挥下流血牺牲，自己却成了局外人的现实，曾国藩心里很不是滋味。如果长此以往，自己这位湘军统帅就将被彻底边缘化，成为局外人。曾国藩越想越闹心，越想越郁闷。“精力日减”“肺气日弱”、夜不酣眠，各种毛病都找上门来。曾国藩写信告诉曾国荃，“余心绪尤劣，愧恨交集”。从自己的经历出发，曾国藩告诫曾国荃千万要珍惜“上下交誉，军民咸服”的大好局面，“不可错过时会，当尽心竭力，做成一个局面”。这既是曾国藩对弟弟的厚望，同时也是他总结自己教训的经验之谈。

曾国藩急欲复出，他的朋友们也在积极地想办法，为曾国藩东山再起创造条件。最先奏请咸丰帝启用曾国藩的是湖北巡抚胡林翼。

胡林翼在清咸丰七年（1857年）九月二十四日，就上奏咸丰帝说，水师是曾国藩一手创立的，水师的统帅杨载福、彭玉麟更是曾国藩亲手选拔培养出来的，水师的所有将士都是曾国藩的旧部。意欲请曾国藩出山，统一指挥水师。咸丰帝以曾国藩“恳请终制，情词恳切，且江西军务渐有起色”为由，让曾国藩继续“暂守礼庐”，从而拒绝了胡林翼的建议。

为解安徽危局，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胡林翼会奏东征大局。拟调驻扎在江西东路的湘军入浙驰援。考虑到负责浙江“防剿”事宜的浙江总兵周天受资历声望都比较浅，不能统率全军，奏请监督江浙军务的钦差大臣和春前往浙江督办。恰巧和春大病未愈，到不了任。曾国藩复出的时机就出现在这个时刻。

首先是“东南大局攸关”，所以必须要有一员“声威素著之大员督率各军，方能措置裕如”。其次，派往浙江的萧启江、张运兰、王开化等均为曾国藩的老部下。与此同时，湖南巡抚骆秉章也上奏咸丰帝，指出现在驰援浙江的各军将领，都是曾国藩非常了解的，不是同乡就是老部下，如果能命他统领赴浙江，一定能将士一心，对挽救大局有很大的作用。另外，江、浙都是泽国，利于发挥水师的作用。而杨载福、彭玉麟两支水师，都是曾国藩的旧部。如果能得到水师的支援，不仅江南的大军可以免除后顾之忧，就是驰援浙江的陆军也可以得到有力的支援。骆秉章的这个意见与咸丰帝的想法完全吻合。所以，咸丰帝终于同意曾国藩出山，派他“迅赴江西，督率萧启江等星驰赴援浙境”。

清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初三，曾国藩接到咸丰帝的谕旨。这一次，曾国藩没有再跟咸丰帝讨价还价，而是痛快麻溜地遵旨照办。初七，曾国藩就急不可耐地从老家启程了。咸丰帝及时给予嘉勉，认为曾国藩此举“足证关心大局，忠勇可尚”。

从清咸丰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去职，到清咸丰八年六月初七复出，历时一年零三个月。曾国藩总算结束了这段令他“胸多抑郁”“无一不惭愧，无一不褊浅”的日子。

破茧重出的曾国藩，已经在苦苦的反躬自省中大彻大悟。面对来之不易的机遇，曾国藩要求自己“约旨卑思，脚踏实地，但求精而不求阔”[55]。但他最终将以何种面貌示人还不得而知。

曾国藩自六月初七离家，至八月初八初八抵达江西河口军营，先后整整两个月的时间。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曾国藩用实际行动，展现给世人一个迥异于从前的曾国藩。

重出江湖的曾国藩，与从前的刚愎、倔犟相比，秉性大变，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谦恭、随性、低调。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应酬周到，有信必复”，“无不批之禀，无不复之信。往年之嫌隙尤悔，业已消去十分之七八”[56]。出山做的头一件事就是放低身段，以谦谦君子之风，到处拜山门、拜码头，对于过去的和现在的同僚、朋友，曾国藩均亲自登门拜访，态度极其谦卑，极其冲融。这在从前是绝无仅有的。以会见左宗棠为例，从是月十二日到长沙起，曾国藩一连五天，几乎天天与这位老友晤谈，消除误解，沟通感情，共谋大业。其谦恭的表现与从前大相径庭。

眼望“曾”字帅旗，沐浴着猎猎雄风，曾国藩总是出了一口长气。经历了一年多的蛰伏，曾国藩认清了一个道理，自己过去倡导的“不问收获，只问耕耘”的理念过于幼稚。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光知道低头耕耘是行不通的。至于那些个性、脾气也都没有什么意思。要想在尔虞我诈、风云变幻的官场上存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学会“低头下气”，“委屈徐图”，遇事“千万忍耐，忍耐千万”。此外，曾国藩还有一个收获，那就是无论干什么，都不能一个心眼地讲实在，必须借助以必要的形式，曾国藩认为自己生平只讲“真意”不讲文饰，结果“真意”往往没有什么用，有时就根本“行不动”。作为一个聪明人，要想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必须讲求方式方法，也就是必要的形式，而不能由着性子来。

曾国藩完全迥异于以往的表现，令包括咸丰帝在内的所有人感到惊艳。孰不知，曾国藩的脱胎换骨既出于大彻大悟，更是出于无奈。还是曾国藩自己说的最清楚，概括得最精到：“米已成饭，木已成舟，只好听之任之。”[57]

注释：

[1]　《曾国藩全集??首卷》：《谕赐祭文》。

[2]　《论语??子路》语句。

[3]　《论语??泰伯》语句。

[4][5][7][8][11][12][13][14][17][18]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之《敬陈团练查匪大概规模折》。

[6]　《吕氏春秋??正名》语句。

[9]　《曾胡治兵语录》。

[15][16]　《曾国藩全集??杂著》：《晓谕新募湘勇》。

[19]　《曾国藩全集??首卷》：《江苏巡抚何璟》。

[20][21]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同治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谕沅弟。

[22][23][24][25][26][27][28][29][30]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四年二月十五日之《请派大员办捐济饷折》。

[31]　《无题》：明??于谦。

[32][33][34][35]　《曾国藩全集??年谱》。

[36]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三年（1853年）二月十二日之《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

[37][38][39][40][41]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三年二月十二日之《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

[42][43]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咸丰四年四月二十日谕诸弟。

[44]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三年六月十二日之《特参副将清德折》。

[45][46]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四年二月二十六日之《报丁父忧折》。

[47]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七年三月二十六日之《呈请代奏谢恩折》。

[48][49][50]《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之《沥陈下情恳请终制折》。

[51]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七年六月初六日之《恭谢天恩并吁请开缺折》。

[52][53][54]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七年六月初六日之《沥陈办事艰难仍恳终制折》。

[55]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咸丰八年六月初四日之谕沅甫。

[56]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咸丰九年五月初六日谕澄侯。

[57]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同治六年正月初四日谕国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