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规军与民兵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这让文韬武略的曾国藩头痛不已。

曾国藩这个帮办既无职更无权，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裸官”。以这样的身份督办军务，要是事事顺遂那才叫见了鬼。曾国藩自己就毫不讳言道，在当时湖南的官场上，“多不以我为然”。曾国藩被逼移师衡阳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湖南的绿营兵与湘勇之间矛盾重重，不睦日久。说起来，绿营兵与湘勇交恶，应该属于“内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绿营兵并不是八旗兵，而是由汉人所组成的，与湘勇属于同根同种的一家人。可是，就是这一家人却偏偏不省心，常常闹得鸡飞狗跳墙，不亦乐乎。

照理说，绿营属于正规军，湘勇是杂货凑，无论是政治地位还是经济条件均不对等。所以，绿营兵根本就瞧不起杂七杂八、临时拼凑起来的湘勇，相互之间的嫌隙也越来越深，“断断不和”。仅仅言语相恶也就罢了，竟然还发展到动刀动枪，大打出手的地步，这让曾国藩很气愤很为难。

曾国藩自知自己的身板单薄，与蛮横的绿营辩不出个子午卯酉来，所以也就没有去跟绿营理论，而是责罚了湘勇，以求息事宁人。没想到，曾国藩的退让却助长了绿营的嚣张气焰，事态向不可遏制的方向发展。清咸丰三年（1853年）八月初四，湖南绿营永顺协兵与诸殿元的辰勇再次发生械斗。曾国藩这次没有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直接要求提督鲍起豹按军法处理滋事的绿营兵。对参倒清德一事耿耿于怀的鲍起豹，始终就想找茬儿报复曾国藩，只是没有逮到机会，没想到曾国藩竟然自己找上了门。

鲍起豹了解了完事情的缘由后鼻孔朝天，表现出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压根就没理曾国藩的那个茬儿。

鲍起豹的纵容，使绿营兵更加胆大妄为，有恃无恐。是月初六夜里，一名永顺协的小头目竟然“执仗”到参将府，欲对曾国藩颇为倚重的中军参将、兼管领辰勇的塔齐布下毒手。只是因为塔齐布藏身到菜园子里才算躲过了这一劫。

一见塔齐布跑了，绿营兵大发**威，砸了塔齐布的参将府。随即，丧心病狂的绿营兵又蜂拥至曾国藩的抚署，向院子里射箭，引起一片混乱。骆秉章闻讯后赶紧出面“饬之”，才平息了这场风波。事后，有人劝曾国藩据实上奏。曾国藩慨叹一声道，作为臣子，不能为国家消除祸乱，反而因为一些琐事给圣上添乱，我于心不安啊！

通过这件事，曾国藩对自己的这种官不官绅不绅的地位失望至极。

惹不起躲得起。

曾国藩咬牙吞下了这枚苦果。他以“衡、永、郴、桂匪徒聚集之薮”为由，上奏咸丰帝移师衡州，以便“就近调遣”。

被逼移师的曾国藩对权力有了深刻的认识，尤其是时逢乱世，如果屁股底下没有督抚之位，手里不握有生杀大权，那么必将受制于人，最终也将一事无成，抱憾终生。自此，曾国藩为了争取权力不断努力，只是苦于一时没有合适的机会。这让曾国藩的心情很不爽。

清咸丰五年（1855年）九月，曾国藩因军功而被实授兵部右侍郎之职。对这个失而复得的官职，曾国藩不太感冒。因为身在与太平军作战的第一线，兵部侍郎一职跟帮办没有多大区别，都一样没有实权。曾国藩想要的是权倾一方的督抚之位，而咸丰帝压根就没有把这样的重权交给他这个汉人的想法，即使他是一位能员也不例外。对此，曾国藩颇为愤懑，气得恨不得咬碎钢牙。可气归气，根本就不可能跟咸丰帝掰扯个里表，只能是自己跟自己纠结，自己跟自己怄气。

就在曾国藩抑郁不快之时，一个历史性的机遇终于出现了。

清咸丰七年（1857年）的二月初四，曾国藩的父亲曾竹亭病逝于老家。七天后，讣讯传到正在江西瑞州的曾国藩手里。曾国藩闻讯大骇，“仆地欲绝”。五天后，曾国藩给咸丰帝上了一道请求回家丁忧的奏折。

作为长子，曾国藩必须回家为父亲披麻戴孝，以尽孝道。在奉行“父为子纲”的大清国，这是曾国藩请求丁忧的最充分的理由。接着，曾国藩又据实陈述，强调“丁忧”是自己的一贯思想。

曾国藩说，我回家奔母丧，未经百日就奉旨出山饬办团练。当时，恰逢武昌失守，震动数省乃至全国。我在墨绖出山的奏折中就有言在先，等大局稍有好转就立刻回籍终制，这是记录在案，有据可查的。咸丰三年（1853年）冬天，我连续奉旨救援湖北、安徽、江西。咸丰四年（1854年）八月，我再次声明，我是丁忧人员，如果稍立战功，无论有什么样的奖励，什么样的表彰，我一律不敢接受。只求形势稍有起色，当即回籍守制，这也是有据可查的。咸丰五年（1855年）九月，蒙恩补授兵部右侍郎，当时虽然已经接受任命，但我私下里仍然常常未没能在家守制而感到遗憾。现在又需要丁父忧。自我入仕以来，二十年来没有亲自侍候爹娘一天。上一次我母亲逝世时，我就未能妥善地办理完丧事，现值我父亲逝世，又未能亲眼看到他入殓。而我在军营已经数年，一向是功劳少而过错多，对于国家来说，我是一个毫无作用的人，对于家庭来说，我有百身莫赎之罪。“椎胸自责，抱痛何极！”[45]况且，“惟臣猝遭父丧，苫块昏迷，不复能料理营务。合无吁请天恩准臣在籍守制，稍尽人子之心，而广教孝之典，全家感戴皇仁，实无既极”[46]。

在交代了手边的一些工作后，曾国藩不等咸丰帝的批准，就立刻踏上返乡之路。

作为一名统帅，不经朝廷批准而擅离职守，这是大忌、大过，而曾国藩根本就没理那个茬儿，来了一个边斩边奏，连声“拜拜”都没说，就拍拍屁股走人了。同月二十一日，曾国藩和三弟曾国华一起从瑞州返乡，四弟曾国荃从吉安返乡。

曾国藩未经批准就擅离职守，这让咸丰帝气冲斗牛，简直动了杀人之心。但咸丰帝并不是愚蠢之人，震怒过后，他从曾国藩的奏折中读出了一些东西，那就是既有丁父忧之需，更有不满之实，而一句“在国为一毫无补之人”就已经把满腹的牢骚暴露无遗了。

尽管曾国藩并没有把话说绝，表示满假之后，仍然愿意候旨回营效力，但咸丰帝明白，这不过仅仅就是一个姿态而已。曾国藩的心思已经不在那里，他到底还能不能重返前线已经很难说了。

事已至此，再指责曾国藩擅离职守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咸丰帝只好装聋作哑，采取了息事宁人的办法，安抚曾国藩那颗冰凉冰凉的心。咸丰帝于同月三十日下了一道谕旨，絮絮叨叨地说，现在江西军务吃紧，从古制上说，朝廷完全可以夺情，不批准曾国藩回家奔丧，而让他墨绖从戎。考虑到已经有了一回夺情之举，再这样做就不近人情了。所以批准曾国藩三个月的假期，并发给四百两抚恤金以示关怀。

曾国藩冒险违制，擅离职守，咸丰帝非但没有怪罪，反而给予抚慰，曾国藩似乎一下子认识到了自己现在的分量，他把这归结为自己敢叫板敢强硬的成果。既然这样做效果不错，曾国藩决定要把强硬进行到底。

咸丰帝果然掐到了曾国藩的脉搏。“守制”的煽情剧还将继续上演。

曾国藩在三月二十六日的谢恩折里，再次贬斥自己“才识庸劣，军旅未娴。数载从戎，过多功少”，假惺惺地说，看到战火未消，对自己调度无方深感愧疚。现在又突遭丧父之重大变故，解职离开了军营。自己忧虑惊惧很深，想跟圣上陈述陈述可是又很紧张恐惧。临了又加上了一句“凡臣子难言之隐，早在圣明体谅之中。不匮之思，锡类罔遗于一物；非常之典，殊恩下贲于九泉。国藩惟有殚竭愚忱，勉图报称。战战兢兢，常怀屡薄临深之义；子子孙孙，永矢衔环结草之忧”[47]。

话虽不糙，理也通，甚至还挺感人，但曾国藩究竟有什么“难言之隐”却没有明说，让咸丰帝如坠雾中，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只好不断加以抚慰，仍然希望曾国藩“假满后，着仍遵前旨，即赴江西督办军务”。

咸丰帝的绥靖之策，进一步助长了曾国藩的矫情。

清咸丰七年（1857年）五月二十二日，曾国藩再次上书咸丰帝，大倒苦水，大述苦衷。

曾国藩说：“臣通籍时，祖父母、父母皆无恙。在京十四年，在军五年，堂上四人，先后见背。生前未伸一日之养，没后又不克守三年之制，寸心愧负，实为难安！前代及我朝夺情之案被人弹劾者，层见叠出。而两次夺情，则从古所无。臣到籍以来，辗转思维，欲终制，则无以报吾君高厚生成之德；欲夺情，，则无以报吾亲恩勤鞠育之怀。欲再从军，则无以谢后世之清议；欲不出，则无以谢患难从之军士。进退狼狈，不知所裁。”[48]

在分析了当前局势，煽了一番情后，曾国藩酸溜溜地说：“得将军、巡抚办理裕如，添臣一人，未必有益；少臣一人，不见其损。”[49]希望效仿先例，恳请咸丰帝延长他的假期，并强调“微臣报国心长，治军才短；守制之日有限，事君之日无穷”[50]，批准他“在籍终制”。

面对曾国藩的纠缠，咸丰帝只能继续无奈地好言相劝。表示理解他恳请终制“原属人子不得已之苦心”，只是现在江西军务没有办完，湘军又一向听从曾国藩的指挥。在“剿贼吃紧”的当口，曾国藩应该假满回营，尽力报效。

官迷心窍的曾国藩根本就理咸丰帝的那个茬儿，而是得寸进尺，欲蹬鼻子上脸。未出一个月，即在同年六月初六日，曾国藩又给咸丰帝上了一道《恭谢天恩并吁请开缺折》，继续矫情。

曾国藩说：我本来就是一个才华和智慧皆庸俗愚钝之人，办事又经常遇到很多不顺利的时候。我独自深思，自己福分浅薄，最终也不能立功报效圣上，为此经常暗自神伤。

接着，一向不迷信的曾国藩也搬出了迷信的那一套。

曾国藩说，我两次失去亲人，自度是一个不祥之人，“决非宏济时艰，挽回大局之象”[51]。所以，仍然恳请咸丰帝开除他兵部侍郎的缺。

曾国藩这一次上书，已经不单单是要求回家守制的事儿了，干脆连兵部侍郎的职位都不要了。这无疑就是破罐子破摔，跟咸丰帝直接抬杠、叫板了。与此同时，曾国藩在同一天又给咸丰帝上了一道《沥陈办事艰难仍垦终制折》，更是一改欲言又止，遮遮掩掩，玩文字游戏老做派，而是把多年的积怨、委屈、不解和愤懑一股脑地倒了出来，终于说出了郁积已久的心里话。

曾国藩开宗明义：“奏为沥陈微臣办事艰难竭蹶，终恐贻误，吁请在籍守制……”[52]——因为事很难办，经济又很困难，恐贻误大事，所以恳请在籍守制。

理由很简单，话说得也很明白，很直接。

曾国藩接着说：“遭逢圣明，得行其志，较之古来疆场之臣，掣肘万端者，何止霄壤之别。惟以臣之愚，处臣之位，历年所植之时势，亦殊有艰难情状无以自申者。不得不略陈于圣主之前。”[53]

曾国藩从三个方面，陈述了其所谓的“办事艰难竭蹶”。

第一是在用人方面。主要有三个问题。一是曾国藩要提拔的人提拔不了。虽然与巡抚、提督在一起带兵打仗，但曾国藩没有用人权，一旦有了实缺，只能先可着正规军挑补。因为曾国藩所部为“募勇”，不仅像参将、游击、都司、守备这样的较高职位“无缺可补”，就像千总、把总这样可以从外面委派的较低职位，也没有份儿。曾国藩的部下只能干着急“望官兴叹”。偶然有了一个实缺，必须要曾国藩亲自出面，与巡抚、提督、总兵反复“婉商”，说尽好话，请人家酌情考虑，甚是低三下四。二是“未奉统兵之旨”。因为咸丰帝只让曾国藩帮办本省团练，并没有授予他统兵之权，所以，曾国藩“不敢奏调满汉各营官兵”。而“实缺将领太少，大小不足以相维”，名不副实，“权位不足以相辖”。三是所保举的人员，不能实现品级与待遇同步。比如说，一个当哨长的，虽然被保举为二品、三品官，也仅仅就是一个虚衔，所享受到待遇仍然是哨长的待遇。用曾国藩的话说“徒有保举之名，永无履任之实”。综上所述，曾国藩虽然身为兵部侍郎（堂堂的国防部副部长），而处理具体事务的权力往往还不如提（一省的绿营兵长官）、镇（师一级军事长官）一级的官员，这怎能不让曾国藩恼火？

第二是责权不统一。主要也是三个问题。一是“视臣为客”。按照国家的惯例，对干部实行程序化的管理，即一级管一级。如督抚为地方的最高决策者，手里握有决定各省文臣武将、州县各级官员的“黜陟之权”。他们的喜怒哀乐，关乎这些地方官员的“荣辱进退”。曾国藩以帮办身份出仕，手里无职无权，那些地方上的文臣武将自然把他看作是客人，这还是比较客气的，有的根本就不拿曾国藩当一回事，更没有人在乎他的意见，眼睛里只有督抚，只服从督抚的命，看督抚的眼色行事。二是“呼应断难灵通”。无论是征战还是筹饷，出于私利，那些地方州、县往往故意阻挠掣肘。如果任凭地方势力猖獗，又怕形成习惯，以后事情更不好办；如果严惩地方势力，又怕与督抚大吏激化矛盾。在这种处处受制于人的情况下，曾国藩左右为难，实在是无法与地方沟通。三是无权难以行事。以筹措饷银为例。曾国藩既希望能顺利筹到饷银，而又不希望给民间带来痛苦。如何合理地“劝谕捐输”，曾国藩的确有一整套使民间“屡捐而不怨，竭脂膏奉公上，而不以为苦”的想法。但想法只能是想法，而不能去实施。因为这些事儿，属于巡抚的职责范畴。曾国藩“身为客官，职在军旅”，没有权力来“越俎代庖”。即使曾国藩想发布一个告示，纠正地方势力的胡作非为，以安抚老百姓也办不到。因为他不是督抚大吏，那些地方州县没有谁会执行，老百姓也不会相信。

第三是名不正言不顺。出山伊始，曾国藩所使用的关防（印鉴）是“钦命帮办团防，查匪事务，前任礼部右侍郎之关防”。这代表了曾国藩的身份，也就是告诉世人他是干什么的。清咸丰四年八月，曾国藩奉命出湖南“剿匪”。湖南巡抚送给曾国藩一颗木质的印鉴，上刻“钦命办理军务，前任礼部侍郎关防”。此后，关防几经变化，主要是“钦命”换成了“钦差”。如“钦差兵部侍郎衔前礼部侍郎关防”“钦差兵部右侍郎之关防”。就因为关防更换频繁，被人认为是“伪造”的。因此还闹出过许多的不愉快。比如，曾国藩的手下被地方拘押、捐生被多次勒索时，拿出盖有曾国藩关防的证明都不被相信。还有细心人专门给曾国藩来信，以求证关防的真伪。曾国藩无奈地说“今若再赴军营，又须另刻关防，歧舛愈，凭信愈难”[54]。此外，曾国藩奉援湖北、安徽，筹备炮船，肃清长江江面等上谕，都不是咸丰帝经内阁直接给曾国藩下的圣旨，而一律经由军机处交由兵部寄来的。这在程度上就有了很大的差别，也给专门喜好挑刺的小人留下了诟病之口实。比如，就有人讥讽道，这些都是曾国藩“自请出征”，不应该领取官饷。又如，说曾国藩“未奉明诏”，不应该自称“钦差”，甚至有人更加直白地说，曾国藩是一个被革职的官员，不应该也没有资格向皇上“专折奏事”。另外，朝廷的官僚主义也很严重。曾国藩于清咸丰四年、六年分别申请的“部照”“实官执照”始终没有音讯，该收到的文件收不到，所有的上谕、咨文都是由地方督抚转交，非常耽误事。

总之，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很具体，很扰人，很影响情绪。

理由陈述完了，到了该揭示主题的收官时候了。

曾国藩说，我仔细地思考了现在的局势，不就任巡抚一职，拥有“察吏”之权，绝对不能治理军队！即使能治理，决不能兼及筹饷。

在大清国，买官的有，跑官的也有，要官的也不在少数。但明目张胆地伸手直接向最高当局要官的，曾国藩绝对是开天辟地的第一人。然而，曾国藩的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