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蹬鼻子上脸的“裸官”(1 / 1)

正规军与民兵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这让文韬武略的曾国藩头痛不已。

曾国藩这个帮办既无职更无权,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裸官”。以这样的身份督办军务,要是事事顺遂那才叫见了鬼。曾国藩自己就毫不讳言道,在当时湖南的官场上,“多不以我为然”。曾国藩被逼移师衡阳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湖南的绿营兵与湘勇之间矛盾重重,不睦日久。说起来,绿营兵与湘勇交恶,应该属于“内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绿营兵并不是八旗兵,而是由汉人所组成的,与湘勇属于同根同种的一家人。可是,就是这一家人却偏偏不省心,常常闹得鸡飞狗跳墙,不亦乐乎。

照理说,绿营属于正规军,湘勇是杂货凑,无论是政治地位还是经济条件均不对等。所以,绿营兵根本就瞧不起杂七杂八、临时拼凑起来的湘勇,相互之间的嫌隙也越来越深,“断断不和”。仅仅言语相恶也就罢了,竟然还发展到动刀动枪,大打出手的地步,这让曾国藩很气愤很为难。

曾国藩自知自己的身板单薄,与蛮横的绿营辩不出个子午卯酉来,所以也就没有去跟绿营理论,而是责罚了湘勇,以求息事宁人。没想到,曾国藩的退让却助长了绿营的嚣张气焰,事态向不可遏制的方向发展。清咸丰三年(1853年)八月初四,湖南绿营永顺协兵与诸殿元的辰勇再次发生械斗。曾国藩这次没有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直接要求提督鲍起豹按军法处理滋事的绿营兵。对参倒清德一事耿耿于怀的鲍起豹,始终就想找茬儿报复曾国藩,只是没有逮到机会,没想到曾国藩竟然自己找上了门。

鲍起豹了解了完事情的缘由后鼻孔朝天,表现出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压根就没理曾国藩的那个茬儿。

鲍起豹的纵容,使绿营兵更加胆大妄为,有恃无恐。是月初六夜里,一名永顺协的小头目竟然“执仗”到参将府,欲对曾国藩颇为倚重的中军参将、兼管领辰勇的塔齐布下毒手。只是因为塔齐布藏身到菜园子里才算躲过了这一劫。

一见塔齐布跑了,绿营兵大发**威,砸了塔齐布的参将府。随即,丧心病狂的绿营兵又蜂拥至曾国藩的抚署,向院子里射箭,引起一片混乱。骆秉章闻讯后赶紧出面“饬之”,才平息了这场风波。事后,有人劝曾国藩据实上奏。曾国藩慨叹一声道,作为臣子,不能为国家消除祸乱,反而因为一些琐事给圣上添乱,我于心不安啊!

通过这件事,曾国藩对自己的这种官不官绅不绅的地位失望至极。

惹不起躲得起。

曾国藩咬牙吞下了这枚苦果。他以“衡、永、郴、桂匪徒聚集之薮”为由,上奏咸丰帝移师衡州,以便“就近调遣”。

被逼移师的曾国藩对权力有了深刻的认识,尤其是时逢乱世,如果屁股底下没有督抚之位,手里不握有生杀大权,那么必将受制于人,最终也将一事无成,抱憾终生。自此,曾国藩为了争取权力不断努力,只是苦于一时没有合适的机会。这让曾国藩的心情很不爽。

清咸丰五年(1855年)九月,曾国藩因军功而被实授兵部右侍郎之职。对这个失而复得的官职,曾国藩不太感冒。因为身在与太平军作战的第一线,兵部侍郎一职跟帮办没有多大区别,都一样没有实权。曾国藩想要的是权倾一方的督抚之位,而咸丰帝压根就没有把这样的重权交给他这个汉人的想法,即使他是一位能员也不例外。对此,曾国藩颇为愤懑,气得恨不得咬碎钢牙。可气归气,根本就不可能跟咸丰帝掰扯个里表,只能是自己跟自己纠结,自己跟自己怄气。

就在曾国藩抑郁不快之时,一个历史性的机遇终于出现了。

清咸丰七年(1857年)的二月初四,曾国藩的父亲曾竹亭病逝于老家。七天后,讣讯传到正在江西瑞州的曾国藩手里。曾国藩闻讯大骇,“仆地欲绝”。五天后,曾国藩给咸丰帝上了一道请求回家丁忧的奏折。

作为长子,曾国藩必须回家为父亲披麻戴孝,以尽孝道。在奉行“父为子纲”的大清国,这是曾国藩请求丁忧的最充分的理由。接着,曾国藩又据实陈述,强调“丁忧”是自己的一贯思想。

曾国藩说,我回家奔母丧,未经百日就奉旨出山饬办团练。当时,恰逢武昌失守,震动数省乃至全国。我在墨绖出山的奏折中就有言在先,等大局稍有好转就立刻回籍终制,这是记录在案,有据可查的。咸丰三年(1853年)冬天,我连续奉旨救援湖北、安徽、江西。咸丰四年(1854年)八月,我再次声明,我是丁忧人员,如果稍立战功,无论有什么样的奖励,什么样的表彰,我一律不敢接受。只求形势稍有起色,当即回籍守制,这也是有据可查的。咸丰五年(1855年)九月,蒙恩补授兵部右侍郎,当时虽然已经接受任命,但我私下里仍然常常未没能在家守制而感到遗憾。现在又需要丁父忧。自我入仕以来,二十年来没有亲自侍候爹娘一天。上一次我母亲逝世时,我就未能妥善地办理完丧事,现值我父亲逝世,又未能亲眼看到他入殓。而我在军营已经数年,一向是功劳少而过错多,对于国家来说,我是一个毫无作用的人,对于家庭来说,我有百身莫赎之罪。“椎胸自责,抱痛何极!”[45]况且,“惟臣猝遭父丧,苫块昏迷,不复能料理营务。合无吁请天恩准臣在籍守制,稍尽人子之心,而广教孝之典,全家感戴皇仁,实无既极”[46]。

在交代了手边的一些工作后,曾国藩不等咸丰帝的批准,就立刻踏上返乡之路。

作为一名统帅,不经朝廷批准而擅离职守,这是大忌、大过,而曾国藩根本就没理那个茬儿,来了一个边斩边奏,连声“拜拜”都没说,就拍拍屁股走人了。同月二十一日,曾国藩和三弟曾国华一起从瑞州返乡,四弟曾国荃从吉安返乡。

曾国藩未经批准就擅离职守,这让咸丰帝气冲斗牛,简直动了杀人之心。但咸丰帝并不是愚蠢之人,震怒过后,他从曾国藩的奏折中读出了一些东西,那就是既有丁父忧之需,更有不满之实,而一句“在国为一毫无补之人”就已经把满腹的牢骚暴露无遗了。

尽管曾国藩并没有把话说绝,表示满假之后,仍然愿意候旨回营效力,但咸丰帝明白,这不过仅仅就是一个姿态而已。曾国藩的心思已经不在那里,他到底还能不能重返前线已经很难说了。

事已至此,再指责曾国藩擅离职守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咸丰帝只好装聋作哑,采取了息事宁人的办法,安抚曾国藩那颗冰凉冰凉的心。咸丰帝于同月三十日下了一道谕旨,絮絮叨叨地说,现在江西军务吃紧,从古制上说,朝廷完全可以夺情,不批准曾国藩回家奔丧,而让他墨绖从戎。考虑到已经有了一回夺情之举,再这样做就不近人情了。所以批准曾国藩三个月的假期,并发给四百两抚恤金以示关怀。

曾国藩冒险违制,擅离职守,咸丰帝非但没有怪罪,反而给予抚慰,曾国藩似乎一下子认识到了自己现在的分量,他把这归结为自己敢叫板敢强硬的成果。既然这样做效果不错,曾国藩决定要把强硬进行到底。

咸丰帝果然掐到了曾国藩的脉搏。“守制”的煽情剧还将继续上演。

曾国藩在三月二十六日的谢恩折里,再次贬斥自己“才识庸劣,军旅未娴。数载从戎,过多功少”,假惺惺地说,看到战火未消,对自己调度无方深感愧疚。现在又突遭丧父之重大变故,解职离开了军营。自己忧虑惊惧很深,想跟圣上陈述陈述可是又很紧张恐惧。临了又加上了一句“凡臣子难言之隐,早在圣明体谅之中。不匮之思,锡类罔遗于一物;非常之典,殊恩下贲于九泉。国藩惟有殚竭愚忱,勉图报称。战战兢兢,常怀屡薄临深之义;子子孙孙,永矢衔环结草之忧”[47]。

话虽不糙,理也通,甚至还挺感人,但曾国藩究竟有什么“难言之隐”却没有明说,让咸丰帝如坠雾中,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只好不断加以抚慰,仍然希望曾国藩“假满后,着仍遵前旨,即赴江西督办军务”。

咸丰帝的绥靖之策,进一步助长了曾国藩的矫情。

清咸丰七年(1857年)五月二十二日,曾国藩再次上书咸丰帝,大倒苦水,大述苦衷。

曾国藩说:“臣通籍时,祖父母、父母皆无恙。在京十四年,在军五年,堂上四人,先后见背。生前未伸一日之养,没后又不克守三年之制,寸心愧负,实为难安!前代及我朝夺情之案被人弹劾者,层见叠出。而两次夺情,则从古所无。臣到籍以来,辗转思维,欲终制,则无以报吾君高厚生成之德;欲夺情,,则无以报吾亲恩勤鞠育之怀。欲再从军,则无以谢后世之清议;欲不出,则无以谢患难从之军士。进退狼狈,不知所裁。”[48]

在分析了当前局势,煽了一番情后,曾国藩酸溜溜地说:“得将军、巡抚办理裕如,添臣一人,未必有益;少臣一人,不见其损。”[49]希望效仿先例,恳请咸丰帝延长他的假期,并强调“微臣报国心长,治军才短;守制之日有限,事君之日无穷”[50],批准他“在籍终制”。

面对曾国藩的纠缠,咸丰帝只能继续无奈地好言相劝。表示理解他恳请终制“原属人子不得已之苦心”,只是现在江西军务没有办完,湘军又一向听从曾国藩的指挥。在“剿贼吃紧”的当口,曾国藩应该假满回营,尽力报效。

官迷心窍的曾国藩根本就理咸丰帝的那个茬儿,而是得寸进尺,欲蹬鼻子上脸。未出一个月,即在同年六月初六日,曾国藩又给咸丰帝上了一道《恭谢天恩并吁请开缺折》,继续矫情。

曾国藩说:我本来就是一个才华和智慧皆庸俗愚钝之人,办事又经常遇到很多不顺利的时候。我独自深思,自己福分浅薄,最终也不能立功报效圣上,为此经常暗自神伤。

接着,一向不迷信的曾国藩也搬出了迷信的那一套。

曾国藩说,我两次失去亲人,自度是一个不祥之人,“决非宏济时艰,挽回大局之象”[51]。所以,仍然恳请咸丰帝开除他兵部侍郎的缺。

曾国藩这一次上书,已经不单单是要求回家守制的事儿了,干脆连兵部侍郎的职位都不要了。这无疑就是破罐子破摔,跟咸丰帝直接抬杠、叫板了。与此同时,曾国藩在同一天又给咸丰帝上了一道《沥陈办事艰难仍垦终制折》,更是一改欲言又止,遮遮掩掩,玩文字游戏老做派,而是把多年的积怨、委屈、不解和愤懑一股脑地倒了出来,终于说出了郁积已久的心里话。

曾国藩开宗明义:“奏为沥陈微臣办事艰难竭蹶,终恐贻误,吁请在籍守制……”[52]——因为事很难办,经济又很困难,恐贻误大事,所以恳请在籍守制。

理由很简单,话说得也很明白,很直接。

曾国藩接着说:“遭逢圣明,得行其志,较之古来疆场之臣,掣肘万端者,何止霄壤之别。惟以臣之愚,处臣之位,历年所植之时势,亦殊有艰难情状无以自申者。不得不略陈于圣主之前。”[53]

曾国藩从三个方面,陈述了其所谓的“办事艰难竭蹶”。

第一是在用人方面。主要有三个问题。一是曾国藩要提拔的人提拔不了。虽然与巡抚、提督在一起带兵打仗,但曾国藩没有用人权,一旦有了实缺,只能先可着正规军挑补。因为曾国藩所部为“募勇”,不仅像参将、游击、都司、守备这样的较高职位“无缺可补”,就像千总、把总这样可以从外面委派的较低职位,也没有份儿。曾国藩的部下只能干着急“望官兴叹”。偶然有了一个实缺,必须要曾国藩亲自出面,与巡抚、提督、总兵反复“婉商”,说尽好话,请人家酌情考虑,甚是低三下四。二是“未奉统兵之旨”。因为咸丰帝只让曾国藩帮办本省团练,并没有授予他统兵之权,所以,曾国藩“不敢奏调满汉各营官兵”。而“实缺将领太少,大小不足以相维”,名不副实,“权位不足以相辖”。三是所保举的人员,不能实现品级与待遇同步。比如说,一个当哨长的,虽然被保举为二品、三品官,也仅仅就是一个虚衔,所享受到待遇仍然是哨长的待遇。用曾国藩的话说“徒有保举之名,永无履任之实”。综上所述,曾国藩虽然身为兵部侍郎(堂堂的国防部副部长),而处理具体事务的权力往往还不如提(一省的绿营兵长官)、镇(师一级军事长官)一级的官员,这怎能不让曾国藩恼火?

第二是责权不统一。主要也是三个问题。一是“视臣为客”。按照国家的惯例,对干部实行程序化的管理,即一级管一级。如督抚为地方的最高决策者,手里握有决定各省文臣武将、州县各级官员的“黜陟之权”。他们的喜怒哀乐,关乎这些地方官员的“荣辱进退”。曾国藩以帮办身份出仕,手里无职无权,那些地方上的文臣武将自然把他看作是客人,这还是比较客气的,有的根本就不拿曾国藩当一回事,更没有人在乎他的意见,眼睛里只有督抚,只服从督抚的命,看督抚的眼色行事。二是“呼应断难灵通”。无论是征战还是筹饷,出于私利,那些地方州、县往往故意阻挠掣肘。如果任凭地方势力猖獗,又怕形成习惯,以后事情更不好办;如果严惩地方势力,又怕与督抚大吏激化矛盾。在这种处处受制于人的情况下,曾国藩左右为难,实在是无法与地方沟通。三是无权难以行事。以筹措饷银为例。曾国藩既希望能顺利筹到饷银,而又不希望给民间带来痛苦。如何合理地“劝谕捐输”,曾国藩的确有一整套使民间“屡捐而不怨,竭脂膏奉公上,而不以为苦”的想法。但想法只能是想法,而不能去实施。因为这些事儿,属于巡抚的职责范畴。曾国藩“身为客官,职在军旅”,没有权力来“越俎代庖”。即使曾国藩想发布一个告示,纠正地方势力的胡作非为,以安抚老百姓也办不到。因为他不是督抚大吏,那些地方州县没有谁会执行,老百姓也不会相信。

第三是名不正言不顺。出山伊始,曾国藩所使用的关防(印鉴)是“钦命帮办团防,查匪事务,前任礼部右侍郎之关防”。这代表了曾国藩的身份,也就是告诉世人他是干什么的。清咸丰四年八月,曾国藩奉命出湖南“剿匪”。湖南巡抚送给曾国藩一颗木质的印鉴,上刻“钦命办理军务,前任礼部侍郎关防”。此后,关防几经变化,主要是“钦命”换成了“钦差”。如“钦差兵部侍郎衔前礼部侍郎关防”“钦差兵部右侍郎之关防”。就因为关防更换频繁,被人认为是“伪造”的。因此还闹出过许多的不愉快。比如,曾国藩的手下被地方拘押、捐生被多次勒索时,拿出盖有曾国藩关防的证明都不被相信。还有细心人专门给曾国藩来信,以求证关防的真伪。曾国藩无奈地说“今若再赴军营,又须另刻关防,歧舛愈,凭信愈难”[54]。此外,曾国藩奉援湖北、安徽,筹备炮船,肃清长江江面等上谕,都不是咸丰帝经内阁直接给曾国藩下的圣旨,而一律经由军机处交由兵部寄来的。这在程度上就有了很大的差别,也给专门喜好挑刺的小人留下了诟病之口实。比如,就有人讥讽道,这些都是曾国藩“自请出征”,不应该领取官饷。又如,说曾国藩“未奉明诏”,不应该自称“钦差”,甚至有人更加直白地说,曾国藩是一个被革职的官员,不应该也没有资格向皇上“专折奏事”。另外,朝廷的官僚主义也很严重。曾国藩于清咸丰四年、六年分别申请的“部照”“实官执照”始终没有音讯,该收到的文件收不到,所有的上谕、咨文都是由地方督抚转交,非常耽误事。

总之,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很具体,很扰人,很影响情绪。

理由陈述完了,到了该揭示主题的收官时候了。

曾国藩说,我仔细地思考了现在的局势,不就任巡抚一职,拥有“察吏”之权,绝对不能治理军队!即使能治理,决不能兼及筹饷。

在大清国,买官的有,跑官的也有,要官的也不在少数。但明目张胆地伸手直接向最高当局要官的,曾国藩绝对是开天辟地的第一人。然而,曾国藩的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