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土匪还是文臣武将，谁挡了路，都没有好下场。
曾国藩是读书人出身，从小熟读的是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接受的是仁义礼智信的儒家教育，恪守的是三纲五常和温良恭俭让的儒家规范，是那种地地道道的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就连走路都怕踩死蚂蚁的一介儒生。但在历史上，曾国藩却有过一个与其出身和行为极不相配的称呼——“曾剃头”。一个在世人眼中尽忠尽孝、厚友薄己、温文尔雅的曾国藩，怎么会获得这样一个充满邪恶、阴森和恐怖的不雅之名呢？
从公元1644年满人入关，建立起大一统的满清王朝起，满人就认为天下是满人的，满人是天经地义的主人。虽然后来沿袭汉制，任用汉官，宣传满汉平等，但从来就没有过真正的平等。在大清的历代当权者的心中，似乎只有满人是最可靠的，只有满人才能对自己的国家有责任心、责任感。所以，上至国家下至地方，所有的重要岗位、重要官职，均由满人担任，最被信得过的汉官也只能担任副职。至于肩负守土卫国之责的精锐军队，更是由清一色的满人子弟组成，是为八旗兵。不能否认满人对大清的责任感，也不能对八旗兵的能征惯战视而不见。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太平日子过久了的满人，也不可避免地会腐败、贪婪、懒散、堕落，以至于一个在马背上诞生的民族、一个靠骁勇善战夺取天下的民族，面对由农民组成的太平军时，竟然丢盔卸甲，一败涂地。不能不令人错愕，不能不让人心悸于温床的可怕。
随着太平军的日益做大，大清国越来越暴露出外强中干的本质，不管派王爷、大学士，还是什么督抚大员；不管是派八旗兵，抑或绿营兵，都一律不顶事，均难逃一触即溃、狼奔豕突的下场。短短的几年光景，大清不仅丢失了广西、湖南、湖北、安徽、江西，乃至整个长江流域，最后竟险些把整个江山也丢了。这充分证明了满官和八旗军队的颓废与无能。在世人面前，大清国这张二百多年的老脸简直丢得拾不起来。到了清咸丰四年，湖广江皖四省，只剩下汉官曾国藩所统率的一支尚可战斗的“游击队”了。
曾国藩虽身份尴尬，但使命光荣，即便被处处掣肘，也不容他回避所面临的矛盾。
血的经验让曾国藩明白，无论是抵抗兵强马壮的太平军，还是清剿多如牛毛的土匪，仅仅依靠温良恭俭让那一套是玩不转的，不仅不能战胜太平军，剿灭土匪，就连那些地方官僚都对付不了。面对内忧外患，曾国藩不得不改弦更张，强硬起来，亮出了一副完全迥异于过去的狰狞面孔。
咸丰帝交给曾国藩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帮办湖南团练，搜剿土匪。曾国藩奉旨行事，首先就拿土匪试手开杀戒，让世人见识见识，书生一旦丧心病狂地杀起人来也并不手软。
湖南峰高林密，山环水绕，自古以来就是土匪的“乐园”。湖南的土匪除了具有共性以外，还有自己的特点，那就是多以“会党”的名义出现，被官方称之为“会匪”。“会匪”的名目繁多，用曾国藩的话说“湖南会匪之多，人所共知”。如曾国藩在给咸丰帝的奏折中点到的天地会、串子会、红黑会、半边钱会、一股香会等，都是些势力很大的“会匪”。
曾国藩经过调查，掌握了第一手的材料，他向咸丰帝详细地报告了湖南“会匪”的特点、分布范围，以及给对方造成的混乱局面。
曾国藩说：这些不绝如缕的“会匪”，往往结群成党，啸聚山谷。尤其是湖南东南方向的衡阳、永州、郴州、桂阳，西南部的宝庆、靖州、万山丛薄等地，尤其是“会匪”繁衍孵化之地。这些“会匪”往往与太平军相互配合，给清军以沉重的打击，如“去年粤逆入楚凡入天地会者，大半附之而去。然尚有余孽未尽”[37]。
曾国藩不是那种看问题只看表面的莽夫，而是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经过研究，他认为产生“会匪”、诱使“会匪”滋生的根本原因是：“盖缘近年有司亦深知会匪之不可遏，特不欲其祸自我而起，相与掩饰弥缝，以苟且一日为安。”[38]——是因为当地的地方官深知“会匪”的发展势头不可遏制，非常不愿意在自己管辖的一亩三分地首先引发祸端，所以就装聋作哑，彼此掩盖弥缝，以求苟且一天是一天。累积了数十年该办理的案子也不办理，而任其拖延；累积数十年该杀的人也不杀，而任其横行，所以才酿成现在的巨匪。现在乡里的无赖乡民，嚣张而得不到平定，他们见往常的那些杀人案、盗窃案的首犯经常逍遥法外；又看见近年来的广东太平军和各路“土匪”肆意横行，表现得都很猖獗但并没有受到什么制裁。于是就都以为国家的法律没有什么了不起，地方的官员也不可怕。一些“无赖的贫民”造谣滋事，蛊惑人心，大白天就明目张胆地抢劫而毫无忌惮……
面对这样的局面，曾国藩阴险地说：“若非严刑峻法，痛加诛戮，必无以折其不逞之志，而销其逆乱之萌。”[39]曾国藩咬牙切齿地提出，要实现上述目标，必“欲纯用重典，以除强暴”，只要老百姓能过上安生的日子，哪怕是牺牲了自己的名誉，“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也在所不惜。这样做，“但愿通省无不破之案，即剿办有棘手万难之处，亦不敢辞”[40]。寄希望于通过白色恐怖，“誓当尽除湖南大小各会匪，涤瑕去秽，扫**廓清；不敢稍留余孽，以贻君父之忧”[41]。
曾国藩的态度很坚决，咸丰帝也感同身受。在给曾国藩的朱批中，咸丰帝杀气腾腾地说：“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
曾国藩本就是一个言必行，行必果的人，历来说到做到。现在又得到了最高当局的首肯，曾国藩自然雷厉风行，对“会匪”痛下杀手。对于“会匪”比较集中的地方，曾国藩亲自带兵清剿，在地方团练和特务的配合下，“就近查办”。除了严厉全力剿杀“会匪”外，曾国藩还把教匪、盗匪、痞匪和游匪也纳入了打击范围，并且与“会匪”同等对待。
为了加大打击力度，提高打击效率，曾国藩特意在长沙城的鱼塘口行辕设立审案局，自己授予自己司法大权，对抓捕的各类“土匪”“立予严训”。只要背上“土匪”的罪名，基本上就是死路一条，不是“用巡抚令旗即行正法”，就地处决，就是直接“毙之杖下”，乱棍打死。曾国藩以在籍官员之身，大搞捕、审、决一条龙审判，行使司法权力，其行为是违反大清律例的。
曾国藩以剿匪为名，究竟杀了多少人，恐怕不会有一个准确的统计，这里仅举一个例子说明一下曾国藩的残暴。
据《曾国藩年谱》记载，自曾国藩摆出大开杀戒的架势后，各州县解往长沙的“土匪”日渐增多。曾国藩一律不留情面，“严刑鞫讯”，每天都有被乱棍打死的人。在审案局成立前后，被杀的就有二百多人。曾国藩的学生、时任湖南益阳知县的李翰章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上书曾国藩“劝以缓刑”。曾国藩非但置之不理，而且变本加厉，发展到最后，竟然连审都不审，对搜拿的“土匪”，“随时正法”。曾国藩“剃头”的本色，由此可见一斑。
曾国藩的强硬，不仅表现在对待“土匪”的态度上，还表现在对那些处处掣肘的所谓军方、地方的实力派上。
曾国藩尽管品级高但没有实职，仅仅就是一个帮办而已。给面子的，尊一声“曾大人”；不给面子的，连搭理都不愿意搭理。曾国藩出山伊始，像这样的气没少受，但这种情况大多还都是局限在背地里，当着曾国藩的面还没有太过分的。曾国藩也只好暗生闷气，无处发泄。曾国藩在家书中诉苦道：“余在省日日恼郁，诸事皆不顺手，只得委屈徐图……”[42]曾国藩既恼怒又无奈地慨叹，“官场中多不以我为然。将来事无一成，孤负皇上委托之意，惟有自愧自恨而已，岂能怨人乎？怨人又岂有益乎？大抵世之乱也，必先由于是非不明、黑白不分”[43]。
终于有一天，一个冒失鬼撞到了曾国藩“枪口”上，彻底激怒了一向以“忍忍”为上的曾国藩，并成为曾国藩的杀一儆百的试刀者。这个人就是长沙绿营的协副将清德。
所谓协，是清陆军的一个编制单位，相当于现在的一个旅，下辖两个标（团），归提督辖制。
清德仗着自己的地位和与提督鲍起豹的密切关系，一向牛皮哄哄，对无职无权的团练大臣曾国藩很不待见，处处与曾国藩对着干。
清德要是真牛也就罢了，却偏偏有一屁股的屎没擦净，终于让曾国藩逮住了的机会，便毫不客气地同湖广总督张亮基一起，上奏咸丰帝将清德革职拿下。
曾国藩参奏清德的理由很具体。一是说清德从来不参加操练；二是不服从命令；三是敲诈勒索；四是耽于享乐，以养花种草为乐事，即使是在剿匪期间也命令署下“购买花盆，装载船头”；五是不理营务，对“营务武备，茫然不知，形同木偶”。
点完清德的罪状，曾国藩话锋一转道：“现值粤贼窜逼江西，楚省防堵吃紧之际，该将疲玩如此，何以督率士卒？相应请旨将长沙协副将清德革职！以励将士，而振军威。”[44]
写到这里，曾国藩还觉得不够劲儿，又上了一个附片，把去年的一件事也搬了出来。
曾国藩说，去年九月十八日，太平军开挖地道，轰陷长沙南城。就在人心惶惶之际，清德却贪生怕死，摘下顶戴，藏在民房之中。上行下效。清德所带的兵丁也如法炮制，吩咐脱去军服，扔了满大街都是，成为流传至今的一大笑柄。
曾国藩强调道，在这样一个危急时刻，绿营将士畏缩不前，“疲玩”已成痼疾。劝也不听，威吓也不惧怕，没有任何可以激励的办法。所以，请求将清德革职，解交刑部从严治罪！以起到杀一儆百，整肃军威，鼓舞士气的作用。
最后，曾国藩咬牙切齿地说，我最痛恨文官取巧，武将退缩……要治清德的罪，我绝对不是出于私心，请皇上严查。一旦查实，可以治我欺君之罪！
话说到这个份儿，咸丰帝就是存有偏心也不好再讲什么。
就这样，一个堂堂的绿营兵旅长，为自己的牛皮哄哄付出了惨重代价，跌倒在曾国藩的强硬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