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师还没有模样,咸丰帝就要求出战,简直就是要把曾国藩逼疯。
常言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尤其是兴兵作战,更不能凭一腔热血,感情用事。需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可年轻的咸丰帝却没有这份耐心,他恨不能一个早晨就灭了洪秀全这个孽畜,扫**出一个清平世界来。所以,远在京师的咸丰帝,常常不太考虑战场的实际情况,往往下达一些很幼稚很唐突的旨意,逼迫曾国藩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弄得曾国藩无所适从,左右为难。
太平军杀出广西,一路过关斩将,所向披靡,直杀得清军屁滚尿流,溃不成军。太平军之所以能够连战连捷,战无不胜,除了万众一心,兵将用命外,所采用的战略战术是获胜的关键。比如,太平军很重视运用水师,充分利用长江这条天然的大动脉,与陆军相互配合、策应,纵横驰骋,灵活机动地打击清军,使清军应接不暇,穷于应付。清咸丰三年(1853年)初,太平军相继攻陷武昌、汉阳,掌握了军事上的主动权。而后,太平军马不停蹄,立即征集了数千艘民船,趁势顺江而下,势不可挡,又接连攻克了九江府、安庆和江宁等政治、经济和军事要地,把大清的东南半壁玩弄于股掌之中。
太平军的水师机动性好,攻击能力强,给清军以沉重打击。而水师不治恰恰是清军的软肋。当时,奉旨授湖北臬司,正在扬州江南大营帮办军务的江忠源最先发现了这个问题。
江忠源赶紧上书曾国藩说,现在要想战胜太平军,必须整合江西、湖南、安徽各省的力量,制造出几百艘战船,再调集几千名福建、广东的水师,先肃清长江江面,而后收复所失城池。江忠源预言,如不治水师的话,沿江各省将“后患方长”。
实事求是地说,在江忠源上书之前,曾国藩的确没有办水师的想法,正是江忠源的这个建议,触动了曾国藩的神经。《曾国藩年谱》记述曰:“公治水师之议,萌芽于是矣。”
江忠源的预言不幸言中了。同年四月初七,太平军数百艘战船,从金陵出发,逆流而上,攻陷安庆,直抵湖口,然后回攻长沙,有直取南昌之意。清军顿时手忙脚乱,急忙调兵布防。七月二十四日,太平军包围南昌,利用地道轰城。在这种情况下,江忠源再次致书曾国藩说,现在,在长江上下,太平军的战船任意往来,我们的部队没有敢过问的。当务之急,只有先置办炮船,以打击水上的太平军。
这个时候,郭嵩焘也在江忠源的幕府中,他也同意创办水师。先有江忠源的两次上书,后有郭嵩焘积极附和,创办水师之事便顺理成章地被曾国藩提到了议事日程,同时也引起了咸丰帝的关注。他在给各督抚的寄谕中,屡次提及创办水师的事情。
为了扭转不利的战局,曾国藩与骆秉章商议后,奏请咸丰帝饬调广东琼州的红单船进入长江,以打击太平军的下游;调广东内江的快船由梧州府经漓江、顺湘江而下,进入长江,以期收到上下夹击之效。这一部署,不仅仅是第一次将水师纳入了清军的作战体系,而且对创办水师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据《曾国藩年谱》记载:“长江水师之议,自此始。”
创办水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需要有一个筹措的复杂过程。
大计已定后,曾国藩便紧锣密鼓地开始水师的筹建工作。
然而,瞬息万变的战局并不顾忌曾国藩的感受,也不给他这个时间。太平军该攻城攻城,该掠地掠地,不给曾国藩以喘息的机会。咸丰帝接连两道圣旨饬令曾国藩迅速出师,驰援湖北。而当时曾国藩的水师还刚刚处于筹措阶段,“所造木簰,既不可用,水师舟舰,无人经见”[32],拒绝出兵。而是集中精力造船,加快水师的筹建进度。曾国藩上奏咸丰帝云:太平军以战船为巢穴,在千里长江上任意横行。要想有效地打击太平军,“惟以战船为第一先务”。我现在已经开始在衡州“试行赶办”,一旦有些头绪,就亲自统领奔赴下游参战。
咸丰帝对曾国藩的态度和做法很欣赏,夸奖曾国藩考虑得很周到很正确,认为他如果能充分能斟酌轻重缓急的话,“堪属可嘉”。但咸丰帝是个急性子,他希望曾国藩能够尽快扭转东南的不利战局。所以,曾国藩那边的水师还没有模样,他就命令曾国藩“酌配炮船,筹雇船只”[33],率军出洞庭湖,在长江上截杀太平军,消灭太平军的水上力量,肃清长江江面。
咸丰帝的上谕,令曾国藩哭笑不得。拿着还没有模样的水师去与太平军拼命,无疑就是自取灭亡。在曾国藩看来,咸丰帝不是傻了就是疯了,绝非一个正常人。
咸丰帝的圣旨,既违背客观规律,也不符合曾国藩“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息,既要精到,又要简捷”的军事思想,所以曾国藩没有理会咸丰帝的圣谕,而是咬住牙硬是挺住没动。
没过几天,咸丰帝的上谕又到了。
这次的内容除了继续命令曾国藩顺流东下,救援安徽,与固守庐州的江忠源形成水陆夹击之势外,还增加了一些“忽悠”曾国藩的词句,称“该侍郎忠诚素著,兼有胆识,朕所素知,必能统筹全局,不负委任也”[34]。
尽管如此,曾国藩仍然不为所动。
那么,曾国藩究竟为什么左推由挡,迟迟不出兵呢?是故意推诿,还是另有隐情?事实上,曾国藩是真的没有出战的本钱,更没有决胜的把握。曾国藩上奏咸丰帝,解释不出兵的原因。他说,自己正在筹备水路部队,准备赴安徽参加“会剿”,只是船炮和水军还没有准备就绪,等购置的外国大炮和广东的大炮到位后就可以出发了。
曾国藩三番两次置上谕于不顾,迟迟不发救兵,眼看着失城陷地,江忠源、吴文镕两大地方主官双双战死疆场,这彻底激怒了咸丰帝。
咸丰帝拍案而起, 严词斥责曾国藩:“现在安省待援甚急,若必偏执已见,则太觉迟缓。朕知汝尚能激发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济燃眉。”[35]咸丰帝说,现在安徽非常急迫地等待救援,你如果一定固执己见,那么就太迟了。我知道你还能激发天地良心,所以才命你去救援以解燃眉之急。
咸丰帝又道:现在我看了你的奏折,我一直把几个省的军务交给你一个人承担,我想问问,凭你的才华和能力到底是胜任还是不能胜任?你平时自矜自诩,漫夸海口,以为没有能超过你的人。现在到了危急关头,你如果能话符前言固然很好;如果涉及盲目张狂,岂不是贻笑天下?现在命令你想方设法赶紧赴安徽救援,能早到一步,就能收到一步的实效……话既然出自你的口,你就必须言行一致,办给我看。
本来挚友江忠源战死,已令曾国藩痛彻心扉;老师吴文镕殉国,同样令曾国藩悲痛不已。曾国藩认为自己对这二人之死,不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更有道义上的亏欠。但悲痛归悲痛,不能贸然出击、以卵击石的原则是必须坚持的。现在皇上发怒了,上谕已经完全不是平时的语气,每句话每个字似乎都喷着不可遏制的怒气,迸发着火星子,完全可以用歇斯底里、气急败坏来形容。这已经不是单纯的语气问题,而是上纲上线的政治问题了。
事已至此,沉默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曾国藩只能破釜沉舟,摆出不能贸然出战的五条原因据理力争。
一是启程可以,但前提是必须要等广东的装备到齐了才行。二是赴皖必先扫清黄州、巴河等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三是欲救皖,必先力保位于金陵上游的武昌。四是兵力分散,所部正在地方剿匪,所以一下子不能马上撤回,要等到装备到齐后,一起出征。五是表达“不敢避死”之心。曾国藩说:“饷乏兵单,成效不敢必,唯有愚诚,不敢避死而已。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葸不前之罪”[36]。
后人在评价曾国藩时,总不会忘记提到他的“坚韧”,提到他“挺”的精神。事实上,曾国藩的“挺”是有许多苦衷的。所以说,曾国藩的坚挺,不过是无奈的代名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