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师还没有模样，咸丰帝就要求出战，简直就是要把曾国藩逼疯。

常言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尤其是兴兵作战，更不能凭一腔热血，感情用事。需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可年轻的咸丰帝却没有这份耐心，他恨不能一个早晨就灭了洪秀全这个孽畜，扫**出一个清平世界来。所以，远在京师的咸丰帝，常常不太考虑战场的实际情况，往往下达一些很幼稚很唐突的旨意，逼迫曾国藩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弄得曾国藩无所适从，左右为难。

太平军杀出广西，一路过关斩将，所向披靡，直杀得清军屁滚尿流，溃不成军。太平军之所以能够连战连捷，战无不胜，除了万众一心，兵将用命外，所采用的战略战术是获胜的关键。比如，太平军很重视运用水师，充分利用长江这条天然的大动脉，与陆军相互配合、策应，纵横驰骋，灵活机动地打击清军，使清军应接不暇，穷于应付。清咸丰三年（1853年）初，太平军相继攻陷武昌、汉阳，掌握了军事上的主动权。而后，太平军马不停蹄，立即征集了数千艘民船，趁势顺江而下，势不可挡，又接连攻克了九江府、安庆和江宁等政治、经济和军事要地，把大清的东南半壁玩弄于股掌之中。

太平军的水师机动性好，攻击能力强，给清军以沉重打击。而水师不治恰恰是清军的软肋。当时，奉旨授湖北臬司，正在扬州江南大营帮办军务的江忠源最先发现了这个问题。

江忠源赶紧上书曾国藩说，现在要想战胜太平军，必须整合江西、湖南、安徽各省的力量，制造出几百艘战船，再调集几千名福建、广东的水师，先肃清长江江面，而后收复所失城池。江忠源预言，如不治水师的话，沿江各省将“后患方长”。

实事求是地说，在江忠源上书之前，曾国藩的确没有办水师的想法，正是江忠源的这个建议，触动了曾国藩的神经。《曾国藩年谱》记述曰：“公治水师之议，萌芽于是矣。”

江忠源的预言不幸言中了。同年四月初七，太平军数百艘战船，从金陵出发，逆流而上，攻陷安庆，直抵湖口，然后回攻长沙，有直取南昌之意。清军顿时手忙脚乱，急忙调兵布防。七月二十四日，太平军包围南昌，利用地道轰城。在这种情况下，江忠源再次致书曾国藩说，现在，在长江上下，太平军的战船任意往来，我们的部队没有敢过问的。当务之急，只有先置办炮船，以打击水上的太平军。

这个时候，郭嵩焘也在江忠源的幕府中，他也同意创办水师。先有江忠源的两次上书，后有郭嵩焘积极附和，创办水师之事便顺理成章地被曾国藩提到了议事日程，同时也引起了咸丰帝的关注。他在给各督抚的寄谕中，屡次提及创办水师的事情。

为了扭转不利的战局，曾国藩与骆秉章商议后，奏请咸丰帝饬调广东琼州的红单船进入长江，以打击太平军的下游；调广东内江的快船由梧州府经漓江、顺湘江而下，进入长江，以期收到上下夹击之效。这一部署，不仅仅是第一次将水师纳入了清军的作战体系，而且对创办水师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据《曾国藩年谱》记载：“长江水师之议，自此始。”

创办水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需要有一个筹措的复杂过程。

大计已定后，曾国藩便紧锣密鼓地开始水师的筹建工作。

然而，瞬息万变的战局并不顾忌曾国藩的感受，也不给他这个时间。太平军该攻城攻城，该掠地掠地，不给曾国藩以喘息的机会。咸丰帝接连两道圣旨饬令曾国藩迅速出师，驰援湖北。而当时曾国藩的水师还刚刚处于筹措阶段，“所造木簰，既不可用，水师舟舰，无人经见”[32]，拒绝出兵。而是集中精力造船，加快水师的筹建进度。曾国藩上奏咸丰帝云：太平军以战船为巢穴，在千里长江上任意横行。要想有效地打击太平军，“惟以战船为第一先务”。我现在已经开始在衡州“试行赶办”，一旦有些头绪，就亲自统领奔赴下游参战。

咸丰帝对曾国藩的态度和做法很欣赏，夸奖曾国藩考虑得很周到很正确，认为他如果能充分能斟酌轻重缓急的话，“堪属可嘉”。但咸丰帝是个急性子，他希望曾国藩能够尽快扭转东南的不利战局。所以，曾国藩那边的水师还没有模样，他就命令曾国藩“酌配炮船，筹雇船只”[33]，率军出洞庭湖，在长江上截杀太平军，消灭太平军的水上力量，肃清长江江面。

咸丰帝的上谕，令曾国藩哭笑不得。拿着还没有模样的水师去与太平军拼命，无疑就是自取灭亡。在曾国藩看来，咸丰帝不是傻了就是疯了，绝非一个正常人。

咸丰帝的圣旨，既违背客观规律，也不符合曾国藩“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息，既要精到，又要简捷”的军事思想，所以曾国藩没有理会咸丰帝的圣谕，而是咬住牙硬是挺住没动。

没过几天，咸丰帝的上谕又到了。

这次的内容除了继续命令曾国藩顺流东下，救援安徽，与固守庐州的江忠源形成水陆夹击之势外，还增加了一些“忽悠”曾国藩的词句，称“该侍郎忠诚素著，兼有胆识，朕所素知，必能统筹全局，不负委任也”[34]。

尽管如此，曾国藩仍然不为所动。

那么，曾国藩究竟为什么左推由挡，迟迟不出兵呢？是故意推诿，还是另有隐情？事实上，曾国藩是真的没有出战的本钱，更没有决胜的把握。曾国藩上奏咸丰帝，解释不出兵的原因。他说，自己正在筹备水路部队，准备赴安徽参加“会剿”，只是船炮和水军还没有准备就绪，等购置的外国大炮和广东的大炮到位后就可以出发了。

曾国藩三番两次置上谕于不顾，迟迟不发救兵，眼看着失城陷地，江忠源、吴文镕两大地方主官双双战死疆场，这彻底激怒了咸丰帝。

咸丰帝拍案而起，　严词斥责曾国藩：“现在安省待援甚急，若必偏执已见，则太觉迟缓。朕知汝尚能激发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济燃眉。”[35]咸丰帝说，现在安徽非常急迫地等待救援，你如果一定固执己见，那么就太迟了。我知道你还能激发天地良心，所以才命你去救援以解燃眉之急。

咸丰帝又道：现在我看了你的奏折，我一直把几个省的军务交给你一个人承担，我想问问，凭你的才华和能力到底是胜任还是不能胜任？你平时自矜自诩，漫夸海口，以为没有能超过你的人。现在到了危急关头，你如果能话符前言固然很好；如果涉及盲目张狂，岂不是贻笑天下？现在命令你想方设法赶紧赴安徽救援，能早到一步，就能收到一步的实效……话既然出自你的口，你就必须言行一致，办给我看。

本来挚友江忠源战死，已令曾国藩痛彻心扉；老师吴文镕殉国，同样令曾国藩悲痛不已。曾国藩认为自己对这二人之死，不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更有道义上的亏欠。但悲痛归悲痛，不能贸然出击、以卵击石的原则是必须坚持的。现在皇上发怒了，上谕已经完全不是平时的语气，每句话每个字似乎都喷着不可遏制的怒气，迸发着火星子，完全可以用歇斯底里、气急败坏来形容。这已经不是单纯的语气问题，而是上纲上线的政治问题了。

事已至此，沉默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曾国藩只能破釜沉舟，摆出不能贸然出战的五条原因据理力争。

一是启程可以，但前提是必须要等广东的装备到齐了才行。二是赴皖必先扫清黄州、巴河等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三是欲救皖，必先力保位于金陵上游的武昌。四是兵力分散，所部正在地方剿匪，所以一下子不能马上撤回，要等到装备到齐后，一起出征。五是表达“不敢避死”之心。曾国藩说：“饷乏兵单，成效不敢必，唯有愚诚，不敢避死而已。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葸不前之罪”[36]。

后人在评价曾国藩时，总不会忘记提到他的“坚韧”，提到他“挺”的精神。事实上，曾国藩的“挺”是有许多苦衷的。所以说，曾国藩的坚挺，不过是无奈的代名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