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筹饷违制而被降级，曾国藩自知：除了咬牙硬挺别无他途。

按市井的传说，曾国藩一生共有十八套学问，而《挺经》在其学问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有人说这是他压箱底的绝学。

顾名思义，所谓挺者，其核心的含义就是坚硬、坚挺。这符合曾国藩一向倡导的“一味忍耐，徐图自强”的精神，也就是说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都不要怨天尤人，“惟一字不说，咬定牙根，徐图自强而已”[20]。而最典型的最能代表曾国藩这个思想的就是他经常引用的那句“好汉打脱牙，和血吞”[21]的谚语，曾国藩自认为这是他平生咬牙立志的要诀，这既曾国藩对自己人生经验的高度概况，同时也是对《挺经》或“挺”字的最好注释和解读。

从表面上看，一个“挺”字很豪迈，很崇高，其实不然，“挺”是一种很被动很无奈的行为。大凡在顺利之时，根本无须什么“挺”。而一旦需要咬牙的时候，那一定是遭遇到了什么坎坷或不幸。曾国藩自然也不例外。比如，两次参加会试失利，曾国藩靠的是一个“挺”字走过来的；跻身官场后，一次又一次被诬陷、贬斥，曾国藩也是靠一个“挺”字走过来的。现在，激变的局势又把曾国藩推上了风口浪尖，作为一个无职无权而又身负圣命的“帮办”，他又该如何去面对呢？曾国藩的秘诀只能还是一个“挺”字。

还以军费为例。

曾国藩帮办团练，这是咸丰帝交给他的主要工作。办团练首先需要的是军费。而曾国藩恰恰缺的就是军费。俗话说无利不起早。没有军费自然就招募不来湘勇；没有湘勇就没有团练；没有团练，就不能完成保护乡梓的历史使命。曾国藩为军费所困，一时愁眉不展，绞尽脑汁。最后，被逼无奈的曾国藩竟然使出了一个“昏招”。

清咸丰四年（1854年）三月，咸丰帝“以剿贼重任付之于曾国藩”，把本来“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的曾国藩，从湖南调至与太平军作战的第一线。由后方到前方，这不仅是作战方位发生了质的变化，而是曾国藩肩负的使命发生了重大转变。他的湘勇也由维护地方稳定，而一跃成为与太平军作战的主力。

责任更大了，所遇到的困难也就更多了。

自进入清咸丰四年（1854年）以来，在太平军的沉重打击下，湖广的军事形势日益恶化，一些地方大员纷纷战殁。正月初五，曾国藩的座师、湖广总督吴文镕战死于黄州城下；二十三日，湖北按察使唐树义殉难于湖北长江上游的鲇鱼套。随后几日，形势依然没有好转。湖北巡抚崇纶、湖南巡抚骆秉章纷纷告急，在太平军的凌厉攻势下，正规部队遭致惨败，“陆路官兵溃散极多，水路之师竟至全数溃散”[22]。面对危局，曾国藩不免叹曰：“东南大局，真堪痛哭！”[23]至此，在湖广江皖四省的范围内，力量最大的就是手握万余兵马的曾国藩了。

尽管兵马最多，一枝独秀，但枪打出头鸟，很容易成为太平军的众矢之的。

曾国藩很清醒，他上奏咸丰帝云：“若臣再有挫失，则后此更不堪设想！”[24]

力量最大，自然就有了跟上下左右讨价还价的资本，但同时遇到的困难也就越多。其中最突出的仍然是粮饷问题。据曾国藩的奏折上说，他的兵马一个月就需要饷银八万两之巨。这样巨大的开支，不仅是湖南省承担不起，就是相邻的省份“亦难协济”。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靠“劝捐”一条道来解决。为此，曾国藩分别向湖南、江西、四川派出“在官素洽民心，居家则素孚乡望”[25]的官绅，如四川茶盐道夏廷樾、翰林院编修郭嵩焘、前任刑部侍郎黄赞汤、四川按察使胡兴仁、前翰林院编修李惺等开展劝捐工作，但成效并不显著。曾国藩认为“世小乱则督兵难于筹饷；世大乱，则筹饷更难以督兵”[26]。

为了促使咸丰帝下决心，“饬谕各该员办理捐输，济专臣军之用”[27]，曾国藩给咸丰帝出了一系列的主意后说：“伏念臣此次成军以出，已属竭力经营。若因饷项不继，饥疲溃散，则后此更无望矣！”[28]为此，曾国藩恳请咸丰帝“特降谕旨，专饬诸臣认真督办”[29]，他自己则“不胜迫切待命之至”[30]。从这里完全可以看得出，曾国藩为军费的事日日寝食不安、殚精竭虑，距离疯癫也就一步之遥。

就在曾国藩为钱愁得茶不思饭不想的时候，突然有人找上门来，表示愿意捐献白银二万两作为饷银。数量虽然不大，但却是雪中送炭。这让曾国藩很是兴奋。

前来进献捐银的，是被罢免的前湖北巡抚杨健的孙子。他希望以捐献二万两饷银为前提，想请曾国藩出出面，跟咸丰帝通融通融，把早已过世的杨健灵牌迎入乡祠。

看似平常的一件事，却让曾国藩颇费踌躇。

曾国藩在詹事府当右春坊右庶子的时候，就知道杨健的事儿。

杨健是湖南衡阳人，嘉庆进士。从京官做起，直至湖北巡抚。杨健年轻为官时尚可，但晚节不保。在巡抚任上时，因贪污受贿而恶名远播，死后受到道光帝的严斥，不准入祀乡贤祠，相当于现在有政治问题的人，死后绝对不能把骨灰安放在革命公墓一样。遍兼五部侍郎的曾国藩，当然知道这些圣谕、祖制。尽管现在道光已经过世，清主已换成了咸丰，可是祖制未改，案牍仍在，着实难掩人的耳目。

一边是祖制，一边是急需的白银。曾国藩反复掂量，踌躇难决。最后，曾国藩还是一咬牙一跺脚，来一个近视眼配眼镜——先解决目前问题。决定为了那白花花的二万两救急饷银冒一次险，替杨健上奏请准。

尽管缺钱，但曾国藩为此违制，替一个臭名昭著的贪官奏请入祠，绝对是鬼迷心窍、不知深浅之举。果不其然，此事惹怒了咸丰帝。盛怒之下的咸丰帝，将曾国藩交吏部严加议处。吏部认为曾国藩此奏利令智昏，荒唐至极，建议当即罢免，削职为民。最后还是咸丰帝念及曾国藩正在疆场效命，出此昏招也是出于无奈，属情有可原，给了曾国藩一个降二级调用的处分。升官不易，降职倒是痛快。刚刚还是二品大员，一眨眼的工夫就被贬了两级。

“名节重泰山，利欲轻鸿毛”[31]。

丢官事小，失节事大。

面对革职、严议，曾国藩的懊恼自不必说，可除了打掉牙往肚子里咽，靠着“挺”字硬撑起并不伟岸的身躯外，还能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