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堂二品大员，竟然没有一个像样的名分。连名分都没有，还怎么干？

“非领导职务”并不全是现在的说法，在古代就有类似的职位。比如丁忧的官员就相当于“非领导职务”。

丁忧制度始于汉代，而后世沿袭之。

所谓丁者，当也，即遭逢、碰到之意；忧者，居丧也，是指父母的丧事。“丁忧”就是指遇到了父母的丧事。

按照祖制，凡父母辞世者，无论其官职多高，一律需要去职丁忧三年。在这三年中，要一直吃、住在父母的坟前，不得喝酒、洗澡、剃头、更衣，不得外出做官、应酬，夫妻也不得同房，还要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丁忧期满后，方能复职。

曾国藩出山前的身份，是正二品的在籍侍郎，正在家中丁母忧。除了照样领取相应的俸禄之外，已经处于“非领导”的位置，不管他是内阁学士也好，遍兼五部侍郎也罢，现在已经不再具有行使任何权力的资格。

然而，在圣命和乡情的双重压力面前，曾国藩只好答应墨绖出山，“帮办本省团练”。帮办就帮办吧，曾国藩并没有想得太多，等曾国藩出山后才发现问题的严重性。要组织团练却要权没权，要人没人，要钱没钱，而且自己对军事又很懵门。这所有的问题，没有一件是可以凭一己之力就能解决的。问题的症结就在于那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帮办”上。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3]。

自古以来，责任和权力就应该是对等的。那么现在，曾国藩究竟是在其位还是不在其位？曾国藩也说不清楚。因为这个“帮办”不是他自己要来的，而是咸丰帝强加给他的，他属于“被”帮办。就是因为这个很难说清楚的“被”帮办，所以出现一系列的具体问题。

第一是权力问题。曾国藩虽然是大清堂堂正正的二品大员，但此时却无职无权，其身份如同一个普通的乡绅。他的出山，从官方上讲叫做“夺情”，从现在的角度来看相当于“返聘”。咸丰帝当然知道曾国藩是什么身份，所以在给曾国藩的上谕中也开诚布公，讲得很清楚，很干脆，他只是要求曾国藩“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4]，并没有指望他统率千军万马，直接与太平军正面作战，挽大厦于将倾。其职责范围，仅仅就是为与太平军正面作战的地方长官练练民兵，打打土匪，帮着维护维护后方的稳定，仅此而已。

曾国藩倒也不是计较官职大小，但这却是一个让曾国藩非常头大的委任。尽管咸丰帝相信“伊必尽力，不负委任”[5]，但问题是曾国藩实在是不知道该如何“尽力”。因为“帮办”的位置没有任何实际权力，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被动性的虚职。

释其原意，“帮办”有两个涵义，一个是动词，一个是名词。所谓动词，指的是帮助主要领导办理公务；所谓名词，是指主要领导的参谋和助手。说白了，就是为主要领导服务，在主要领导需要你帮办的时候你就帮办，不需要你帮办的时候就不用你帮办。而问题的真正要害还不在这儿。本来是“不在其位则不谋其政”，而曾国藩的问题偏偏就是“不在其位”而非要他去谋其政。熟读圣贤书的曾国藩焉能不知“名正则治，名丧则乱”[6]的道理？不在其位就没有权力，就没有威仪，也就说话腰杆子不硬。没有这些前提条件，曾国藩如何去谋其政呢？尤其是如何与那些眼皮朝上、牛皮哄哄的地方大员相处呢？以湖南巡抚张亮基为例，论品级，身为内阁学士兼五部侍郎的曾国藩为正二品，品秩与湖广总督相匹敌，而且是位高权重、威风八面的京官。作为湖南的最高行政长官，张亮基的品级为从二品，是一名地方大员，仅就品级、地位而言，两个人就不在一个层次上，但在具体的环境中，张亮基却是一省之最高行政首脑，掌管着湖南全省的工农商学兵。曾国藩尽管级别高却两手空空，光有一顶在籍侍郎、没有顶戴花翎的虚帽子。级别高的人给级别低的人当副手，这也不算是什么稀罕事儿，这在曾国藩的身上就曾发生过。比如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主持四川乡试，作为主考官的曾国藩，仅仅是一个从五品的翰林院侍讲，而作为副主考官的则是从四品的翰林院侍讲学士赵楫。这件事成为当年大清官场上的一个特例，让许多人摸不着头脑。现在正好相反，曾国藩给张亮基当帮办，其心情大概与当年的赵楫一般无二。

第二是组织团练问题。太平军来势凶猛，而且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弄得本来就兵力空虚的湖南捉襟见肘，不得不拆了东墙补西墙，应付一阵儿是一阵儿。在民间，一些有识之士如江忠源、罗泽南等率先走了一步，依靠组织湘勇团练保护乡梓，效果不错。而在朝廷上，第一个想到用湘勇团练补充兵力不足，维护地方稳定的是咸丰帝。咸丰帝的想法固然不错，但也只是一个思路、一个“指示”而已，至于如何组织、如何训练，他并没有说，全凭曾国藩去领会、去创造性地执行落实。

帮办团练是曾国藩的职责所在，所以他很卖力气，提建议、招湘勇、拟章程，忙得不亦乐乎。究其原因，不在于曾国藩有多么强的责任心、责任感，而是不得已而为之。

在当时，曾经以骁勇善战名扬天下的八旗兵，根本就不是太平军的对手，往往还没交手就已先酥了骨，只恨爹妈少给自己生了两条腿，除了跑，根本就不敢与之正面接触。对此，曾国藩在给咸丰帝的奏折上说得很具体、生动：“自军兴以来，二年有余，时日不为不久，麋饷不为不多，调集大兵不为不众，而往往见贼逃溃，未闻有与之鏖战一场者。”[7]正规部队尚且如此，那么临时组织起来的农民能拿得出手吗？那不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吗？那么如何改变这种必死无疑的境况呢？曾国藩从两个方面入手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是解决选才问题。兵丁将官的素质决定着部队的整体战斗力。在这方面，曾国藩的指导思想是很明确的，那就是“但求其精，不求其多”[8]，坚决杜绝滥竽充数。在选兵方面，曾国藩没有随便地招募普通老百姓入伍，而是在那些经过训练的湘勇里，选择“壮健而朴实者”重新组建团练，力求从一开始就保证兵源质量。在选将方面，曾国藩眼光独具，几近苛刻。曾国藩认为“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苦”[9]，唯独选取那些不贪财、不怕死，忠心耿耿的带兵人却是至关重要的。胡林翼说得更直接，“天下强兵在将”[10]，“兵易募而将难求”[11]。曾国藩确定了三条选将的标准，即智略深远，号令严明，能耐劳苦，“三者兼全，乃为上选”。后来又具体为选将“四科”，即“一曰才堪治民，二曰不畏死，三曰不急名利，四曰耐辛苦”[12]。有这样的思想做指导，有这样的选材标准，曾国藩的湘军后来士卒善战，良将多谋，从而人才频出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是训练问题。曾国藩没有权力指挥正规部队，他的身家性命和希望全寄托在那些临时招募来的这些湘勇身上。如果这些湘勇不顶硬的话，曾国藩墨绖出山就是一条不归之路，就是一局永不会做活的死棋。而事实上，那些湘勇真就不顶硬。

时逢乱世，难免世风日下，人心无不私藏苟且，除了为保全自己的私利，没有人关心国家社稷何去何从。不要说一般的士农工商有这样的想法，那些王公大臣、大清的顶梁柱八旗兵也莫不如此。清咸丰三年（1853年）初，就出现过八旗兵以剿匪为由，十人一帮百人一伙，出没于湖南的各个乡村和湘江之上，经常以抓兵差的名义封船封路，敲诈勒索，弄得老百姓不敢出门，商人不敢做买卖，几乎完全阻断了物品的流通的恶性事件。曾国藩曾将捕获的三个兵丁就地处斩，以正法纪。有这样的部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八旗兵一遇到太平军往往一触即溃、不堪一击了。

明察秋毫的曾国藩对八旗兵的无能有着充分的认识。从政治层面上来说，在于这些八旗子弟本身懒散成性，腐败堕落，而具体原因则在于太平日子过久了，马放南山，刀枪入库，耽于享乐，疏于训练。正是因为“未经练习，无胆无艺”[13]，没有正常的训练做保证，所以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战斗力，“故所向退怯也”。这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要解决部队战斗力问题，曾国藩认为必须“以练兵为要务”[14]，除了“精兵”这一条道外别无他途。不谙军事的曾国藩临时抱佛脚，如饥似渴地从前人的兵法战策中汲取智慧，寻求灵感。他参照明朝戚继光等先人的练兵之法，亲自拟定训练管理的各种章程，强化训练。曾国藩告诉兵丁们：你们如果平时不练好武艺，将来一旦打起仗来，你不能把敌人杀死，敌人就要把你杀死。如果临阵脱逃，又难逃国法的处罚。可见你们学好武艺首先是保护你们自己的性命，如果武艺学得精熟的话，大胆上前，未必就是一个死。如果退后，就一定不能生。只有练好武艺，遇到敌人，勇猛直前，“哪怕他千军万马，不难一战成功”[15]。这样的话，“你们得官的得官，得赏的得赏，上不负皇上深仁厚泽；下即可慰本部堂一片苦心。本部堂于尔等有厚望焉！”[16]

曾国藩不仅把道理讲得深入浅出，明白无虞，而且对如何操练也提出具体要求。如：每逢三六九日前，本部堂下校场，看试技艺，演阵法；每逢一四七日午前，著本管官下校场演阵，并看抬枪、鸟枪、打靶；每逢二、八日午前，著本管官带领赴城外近处，跑坡、抢旗、跳坑；每逢五、逢十午前，即在营中演连环枪法；每日午后，即在本营演习拳、棒、刀、矛、钯、叉，一日不可间断。同时对赏罚做出明文规定。曾国藩“但求有济，不求速效”[17]，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慢慢来的做法，并非源于远见卓识和耐性，根本的原因是被残酷的现实所迫，完全是不得已而为之。

经过上述努力，效果渐显。曾国藩所训练的湘勇“胆技精强，遂成劲旅”，也为日后建立所向披靡的湘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让曾国藩那颗冰凉的心温热了不少。

第三是军费问题。这是最让曾国藩头痛的一件事儿。正规军的军费由朝廷负责，有正常的财政保障，而民兵就不行了，压根就没有军费来源，全靠来自民间的捐赠解决。

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长期受经济困扰的曾国藩感同身受。

还在帮办团练伊始，曾国藩就首先注意到了军费问题是当务之急，具有紧迫性，复杂性。曾国藩上奏咸丰帝说“团练之难，不难于操习武艺，而难于捐集费赀”[18]。因为湘勇不是正规军，所以曾国藩不可能从官方获得军费，而官方从来也没有过这个想法。

为了解决军费问题，曾国藩绞尽了脑汁。一方面，曾国藩亲自出面，靠着老面子给那些有影响的“绅耆”写信，希望他们明白捐赠的重要意义，奉劝他们带头捐助。但现实情况并不乐观，原因在于“民力艰难”，虽经曾国藩“再三劝谕，终不踊跃”。另一方面，积极向朝廷争取政策，寻求支援。自清咸丰二年（1852年）年底出山至清咸丰四年（1854年），曾国藩多次上奏咸丰帝，从各种可能的方面寻找出路。比如，请求从广东解往江南大营的十万两饷银中，截留四万两，用以“筹备炮船”；把湖南的漕粮征为军用，“使兵勇无乏食之患”；将“捐输”归入筹饷之列等。到了清咸丰四年初，曾国藩更是请求咸丰帝直接派大员具体“办捐济饷”。这种完全依靠别人施舍过的日子，让曾国藩既无奈又无法。对于曾国藩在这个时期所处的困境，江苏巡抚何璟说得最直接最透彻。他说：“咸丰之初，曾国藩以在籍侍郎练团杀敌。无尺寸之土地，无渭滴之饷。源饷之巨者丁漕关税，而职在军旅，不敢越俎以代谋；饷之细者，劝捐抽厘，而身为客官，州县既不肯奉行，百姓亦终难见信。”[19]

第四个问题是军事斗争的经验问题。曾国藩认为“军事是极致之事”。军事斗争的实质不是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搞军事不能靠夸夸其谈、纸上谈兵，而需要的是一击毙命，战胜敌人，争取最大的胜利。军事斗争的经验除了向前人学习以外，主要靠在实战中日积月累。在这方面，尽管曾国藩曾兼任过兵部侍郎之职，但毕竟没有耍弄过真刀真枪，没有任何实战经验，是一个纯粹的“白帽子”。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太平军和泛滥成灾的土匪，身负圣命的曾国藩不得不临阵磨枪，仓促临阵，在无数的失败中积累起一点一滴的血的经验和教训。这种过于血腥和残酷的积累经验的方式，并不是曾国藩所愿意采纳的，但除此之外也别无良策。曾国藩只能咬紧牙关，硬着头皮去接受。

曾国藩就是凭着这些来之不易的经验和教训，拼杀于血雨腥风之中，最终立下了不世军功，成为一代军事大家。他的这些经验、教训、感受、见解，散见于各种奏稿、书信、日记之中，而集中于蔡锷所辑成的《曾胡治兵语录》一书。该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曾国藩等的军事思想，是我国近代军事史上一部宝贵的兵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