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办”难帮办(1 / 1)

堂堂二品大员,竟然没有一个像样的名分。连名分都没有,还怎么干?

“非领导职务”并不全是现在的说法,在古代就有类似的职位。比如丁忧的官员就相当于“非领导职务”。

丁忧制度始于汉代,而后世沿袭之。

所谓丁者,当也,即遭逢、碰到之意;忧者,居丧也,是指父母的丧事。“丁忧”就是指遇到了父母的丧事。

按照祖制,凡父母辞世者,无论其官职多高,一律需要去职丁忧三年。在这三年中,要一直吃、住在父母的坟前,不得喝酒、洗澡、剃头、更衣,不得外出做官、应酬,夫妻也不得同房,还要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丁忧期满后,方能复职。

曾国藩出山前的身份,是正二品的在籍侍郎,正在家中丁母忧。除了照样领取相应的俸禄之外,已经处于“非领导”的位置,不管他是内阁学士也好,遍兼五部侍郎也罢,现在已经不再具有行使任何权力的资格。

然而,在圣命和乡情的双重压力面前,曾国藩只好答应墨绖出山,“帮办本省团练”。帮办就帮办吧,曾国藩并没有想得太多,等曾国藩出山后才发现问题的严重性。要组织团练却要权没权,要人没人,要钱没钱,而且自己对军事又很懵门。这所有的问题,没有一件是可以凭一己之力就能解决的。问题的症结就在于那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帮办”上。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3]。

自古以来,责任和权力就应该是对等的。那么现在,曾国藩究竟是在其位还是不在其位?曾国藩也说不清楚。因为这个“帮办”不是他自己要来的,而是咸丰帝强加给他的,他属于“被”帮办。就是因为这个很难说清楚的“被”帮办,所以出现一系列的具体问题。

第一是权力问题。曾国藩虽然是大清堂堂正正的二品大员,但此时却无职无权,其身份如同一个普通的乡绅。他的出山,从官方上讲叫做“夺情”,从现在的角度来看相当于“返聘”。咸丰帝当然知道曾国藩是什么身份,所以在给曾国藩的上谕中也开诚布公,讲得很清楚,很干脆,他只是要求曾国藩“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4],并没有指望他统率千军万马,直接与太平军正面作战,挽大厦于将倾。其职责范围,仅仅就是为与太平军正面作战的地方长官练练民兵,打打土匪,帮着维护维护后方的稳定,仅此而已。

曾国藩倒也不是计较官职大小,但这却是一个让曾国藩非常头大的委任。尽管咸丰帝相信“伊必尽力,不负委任”[5],但问题是曾国藩实在是不知道该如何“尽力”。因为“帮办”的位置没有任何实际权力,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被动性的虚职。

释其原意,“帮办”有两个涵义,一个是动词,一个是名词。所谓动词,指的是帮助主要领导办理公务;所谓名词,是指主要领导的参谋和助手。说白了,就是为主要领导服务,在主要领导需要你帮办的时候你就帮办,不需要你帮办的时候就不用你帮办。而问题的真正要害还不在这儿。本来是“不在其位则不谋其政”,而曾国藩的问题偏偏就是“不在其位”而非要他去谋其政。熟读圣贤书的曾国藩焉能不知“名正则治,名丧则乱”[6]的道理?不在其位就没有权力,就没有威仪,也就说话腰杆子不硬。没有这些前提条件,曾国藩如何去谋其政呢?尤其是如何与那些眼皮朝上、牛皮哄哄的地方大员相处呢?以湖南巡抚张亮基为例,论品级,身为内阁学士兼五部侍郎的曾国藩为正二品,品秩与湖广总督相匹敌,而且是位高权重、威风八面的京官。作为湖南的最高行政长官,张亮基的品级为从二品,是一名地方大员,仅就品级、地位而言,两个人就不在一个层次上,但在具体的环境中,张亮基却是一省之最高行政首脑,掌管着湖南全省的工农商学兵。曾国藩尽管级别高却两手空空,光有一顶在籍侍郎、没有顶戴花翎的虚帽子。级别高的人给级别低的人当副手,这也不算是什么稀罕事儿,这在曾国藩的身上就曾发生过。比如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主持四川乡试,作为主考官的曾国藩,仅仅是一个从五品的翰林院侍讲,而作为副主考官的则是从四品的翰林院侍讲学士赵楫。这件事成为当年大清官场上的一个特例,让许多人摸不着头脑。现在正好相反,曾国藩给张亮基当帮办,其心情大概与当年的赵楫一般无二。

第二是组织团练问题。太平军来势凶猛,而且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弄得本来就兵力空虚的湖南捉襟见肘,不得不拆了东墙补西墙,应付一阵儿是一阵儿。在民间,一些有识之士如江忠源、罗泽南等率先走了一步,依靠组织湘勇团练保护乡梓,效果不错。而在朝廷上,第一个想到用湘勇团练补充兵力不足,维护地方稳定的是咸丰帝。咸丰帝的想法固然不错,但也只是一个思路、一个“指示”而已,至于如何组织、如何训练,他并没有说,全凭曾国藩去领会、去创造性地执行落实。

帮办团练是曾国藩的职责所在,所以他很卖力气,提建议、招湘勇、拟章程,忙得不亦乐乎。究其原因,不在于曾国藩有多么强的责任心、责任感,而是不得已而为之。

在当时,曾经以骁勇善战名扬天下的八旗兵,根本就不是太平军的对手,往往还没交手就已先酥了骨,只恨爹妈少给自己生了两条腿,除了跑,根本就不敢与之正面接触。对此,曾国藩在给咸丰帝的奏折上说得很具体、生动:“自军兴以来,二年有余,时日不为不久,麋饷不为不多,调集大兵不为不众,而往往见贼逃溃,未闻有与之鏖战一场者。”[7]正规部队尚且如此,那么临时组织起来的农民能拿得出手吗?那不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吗?那么如何改变这种必死无疑的境况呢?曾国藩从两个方面入手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是解决选才问题。兵丁将官的素质决定着部队的整体战斗力。在这方面,曾国藩的指导思想是很明确的,那就是“但求其精,不求其多”[8],坚决杜绝滥竽充数。在选兵方面,曾国藩没有随便地招募普通老百姓入伍,而是在那些经过训练的湘勇里,选择“壮健而朴实者”重新组建团练,力求从一开始就保证兵源质量。在选将方面,曾国藩眼光独具,几近苛刻。曾国藩认为“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苦”[9],唯独选取那些不贪财、不怕死,忠心耿耿的带兵人却是至关重要的。胡林翼说得更直接,“天下强兵在将”[10],“兵易募而将难求”[11]。曾国藩确定了三条选将的标准,即智略深远,号令严明,能耐劳苦,“三者兼全,乃为上选”。后来又具体为选将“四科”,即“一曰才堪治民,二曰不畏死,三曰不急名利,四曰耐辛苦”[12]。有这样的思想做指导,有这样的选材标准,曾国藩的湘军后来士卒善战,良将多谋,从而人才频出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是训练问题。曾国藩没有权力指挥正规部队,他的身家性命和希望全寄托在那些临时招募来的这些湘勇身上。如果这些湘勇不顶硬的话,曾国藩墨绖出山就是一条不归之路,就是一局永不会做活的死棋。而事实上,那些湘勇真就不顶硬。

时逢乱世,难免世风日下,人心无不私藏苟且,除了为保全自己的私利,没有人关心国家社稷何去何从。不要说一般的士农工商有这样的想法,那些王公大臣、大清的顶梁柱八旗兵也莫不如此。清咸丰三年(1853年)初,就出现过八旗兵以剿匪为由,十人一帮百人一伙,出没于湖南的各个乡村和湘江之上,经常以抓兵差的名义封船封路,敲诈勒索,弄得老百姓不敢出门,商人不敢做买卖,几乎完全阻断了物品的流通的恶性事件。曾国藩曾将捕获的三个兵丁就地处斩,以正法纪。有这样的部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八旗兵一遇到太平军往往一触即溃、不堪一击了。

明察秋毫的曾国藩对八旗兵的无能有着充分的认识。从政治层面上来说,在于这些八旗子弟本身懒散成性,腐败堕落,而具体原因则在于太平日子过久了,马放南山,刀枪入库,耽于享乐,疏于训练。正是因为“未经练习,无胆无艺”[13],没有正常的训练做保证,所以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战斗力,“故所向退怯也”。这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要解决部队战斗力问题,曾国藩认为必须“以练兵为要务”[14],除了“精兵”这一条道外别无他途。不谙军事的曾国藩临时抱佛脚,如饥似渴地从前人的兵法战策中汲取智慧,寻求灵感。他参照明朝戚继光等先人的练兵之法,亲自拟定训练管理的各种章程,强化训练。曾国藩告诉兵丁们:你们如果平时不练好武艺,将来一旦打起仗来,你不能把敌人杀死,敌人就要把你杀死。如果临阵脱逃,又难逃国法的处罚。可见你们学好武艺首先是保护你们自己的性命,如果武艺学得精熟的话,大胆上前,未必就是一个死。如果退后,就一定不能生。只有练好武艺,遇到敌人,勇猛直前,“哪怕他千军万马,不难一战成功”[15]。这样的话,“你们得官的得官,得赏的得赏,上不负皇上深仁厚泽;下即可慰本部堂一片苦心。本部堂于尔等有厚望焉!”[16]

曾国藩不仅把道理讲得深入浅出,明白无虞,而且对如何操练也提出具体要求。如:每逢三六九日前,本部堂下校场,看试技艺,演阵法;每逢一四七日午前,著本管官下校场演阵,并看抬枪、鸟枪、打靶;每逢二、八日午前,著本管官带领赴城外近处,跑坡、抢旗、跳坑;每逢五、逢十午前,即在营中演连环枪法;每日午后,即在本营演习拳、棒、刀、矛、钯、叉,一日不可间断。同时对赏罚做出明文规定。曾国藩“但求有济,不求速效”[17],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慢慢来的做法,并非源于远见卓识和耐性,根本的原因是被残酷的现实所迫,完全是不得已而为之。

经过上述努力,效果渐显。曾国藩所训练的湘勇“胆技精强,遂成劲旅”,也为日后建立所向披靡的湘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让曾国藩那颗冰凉的心温热了不少。

第三是军费问题。这是最让曾国藩头痛的一件事儿。正规军的军费由朝廷负责,有正常的财政保障,而民兵就不行了,压根就没有军费来源,全靠来自民间的捐赠解决。

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长期受经济困扰的曾国藩感同身受。

还在帮办团练伊始,曾国藩就首先注意到了军费问题是当务之急,具有紧迫性,复杂性。曾国藩上奏咸丰帝说“团练之难,不难于操习武艺,而难于捐集费赀”[18]。因为湘勇不是正规军,所以曾国藩不可能从官方获得军费,而官方从来也没有过这个想法。

为了解决军费问题,曾国藩绞尽了脑汁。一方面,曾国藩亲自出面,靠着老面子给那些有影响的“绅耆”写信,希望他们明白捐赠的重要意义,奉劝他们带头捐助。但现实情况并不乐观,原因在于“民力艰难”,虽经曾国藩“再三劝谕,终不踊跃”。另一方面,积极向朝廷争取政策,寻求支援。自清咸丰二年(1852年)年底出山至清咸丰四年(1854年),曾国藩多次上奏咸丰帝,从各种可能的方面寻找出路。比如,请求从广东解往江南大营的十万两饷银中,截留四万两,用以“筹备炮船”;把湖南的漕粮征为军用,“使兵勇无乏食之患”;将“捐输”归入筹饷之列等。到了清咸丰四年初,曾国藩更是请求咸丰帝直接派大员具体“办捐济饷”。这种完全依靠别人施舍过的日子,让曾国藩既无奈又无法。对于曾国藩在这个时期所处的困境,江苏巡抚何璟说得最直接最透彻。他说:“咸丰之初,曾国藩以在籍侍郎练团杀敌。无尺寸之土地,无渭滴之饷。源饷之巨者丁漕关税,而职在军旅,不敢越俎以代谋;饷之细者,劝捐抽厘,而身为客官,州县既不肯奉行,百姓亦终难见信。”[19]

第四个问题是军事斗争的经验问题。曾国藩认为“军事是极致之事”。军事斗争的实质不是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搞军事不能靠夸夸其谈、纸上谈兵,而需要的是一击毙命,战胜敌人,争取最大的胜利。军事斗争的经验除了向前人学习以外,主要靠在实战中日积月累。在这方面,尽管曾国藩曾兼任过兵部侍郎之职,但毕竟没有耍弄过真刀真枪,没有任何实战经验,是一个纯粹的“白帽子”。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太平军和泛滥成灾的土匪,身负圣命的曾国藩不得不临阵磨枪,仓促临阵,在无数的失败中积累起一点一滴的血的经验和教训。这种过于血腥和残酷的积累经验的方式,并不是曾国藩所愿意采纳的,但除此之外也别无良策。曾国藩只能咬紧牙关,硬着头皮去接受。

曾国藩就是凭着这些来之不易的经验和教训,拼杀于血雨腥风之中,最终立下了不世军功,成为一代军事大家。他的这些经验、教训、感受、见解,散见于各种奏稿、书信、日记之中,而集中于蔡锷所辑成的《曾胡治兵语录》一书。该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曾国藩等的军事思想,是我国近代军事史上一部宝贵的兵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