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墨绖从戎之义，俾移孝以作忠；励丹心报国之诚，每出奇而制胜。”[1]

曾国藩墨绖出山之举，总是被历史大书而特书的一节。因为这是具体表现曾国藩忠诚体国、劲节凌霜的最好例证。其实，曾国藩之墨绖出山，无非是前有圣命难违，后有乡情难却，二者都无法拒绝而已。

既然答应出山，除了希望形势有所好转后继续回家守制外，曾国藩没有其他任何私心杂念，一心一意地要尽一个士子的绵薄之力，保护伞梓，感念圣上，报效国家。

国难思良将，家贫念贤妻。

曾国藩本来以为，在战火纷飞、国难当头之时，那些被圣上调往前线的督抚重臣，定会戮力同心，同仇敌忾，以全力挽救危亡。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纵观前方将士，离心离德者有之，贪生怕死者有之，懦弱无能者亦有之。在太平军势如猛虎的打击下，无论是官员，还是八旗子弟，其腐败无能、刚愎自用暴露无遗，往往未战自溃，狼奔豕突。对外无能，而对内倾轧却无所不用其极，整天醉心于那些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的纠葛之中。

想象不能代替现实；而现实又是如此不尽如人意。

在这样的局面下，曾国藩不仅不能以一人之清爽而涤清官场之污浊，反而自出山之日起，连他自己也身陷于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而难以自拔。曾国藩因这种无聊的纠结而耗费的心血，绝不亚于残酷的军事斗争。

正如圣人所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2]。

作为一个没有实权的边缘人，不具备成就事业的客观条件，这是一般公理，即使是声名赫赫的曾国藩也不例外。

在出山的最初日子里，那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下挤上压、左右掣肘的窘境，让曾国藩心地寒彻，悲怆至极。要想有所成就，曾国藩只好拿出与本色相去甚远的作为，而这些作为均为不得已而为之，都是被逼无奈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