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官不官绅不绅(1 / 1)

“援墨绖从戎之义,俾移孝以作忠;励丹心报国之诚,每出奇而制胜。”[1]

曾国藩墨绖出山之举,总是被历史大书而特书的一节。因为这是具体表现曾国藩忠诚体国、劲节凌霜的最好例证。其实,曾国藩之墨绖出山,无非是前有圣命难违,后有乡情难却,二者都无法拒绝而已。

既然答应出山,除了希望形势有所好转后继续回家守制外,曾国藩没有其他任何私心杂念,一心一意地要尽一个士子的绵薄之力,保护伞梓,感念圣上,报效国家。

国难思良将,家贫念贤妻。

曾国藩本来以为,在战火纷飞、国难当头之时,那些被圣上调往前线的督抚重臣,定会戮力同心,同仇敌忾,以全力挽救危亡。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纵观前方将士,离心离德者有之,贪生怕死者有之,懦弱无能者亦有之。在太平军势如猛虎的打击下,无论是官员,还是八旗子弟,其腐败无能、刚愎自用暴露无遗,往往未战自溃,狼奔豕突。对外无能,而对内倾轧却无所不用其极,整天醉心于那些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的纠葛之中。

想象不能代替现实;而现实又是如此不尽如人意。

在这样的局面下,曾国藩不仅不能以一人之清爽而涤清官场之污浊,反而自出山之日起,连他自己也身陷于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而难以自拔。曾国藩因这种无聊的纠结而耗费的心血,绝不亚于残酷的军事斗争。

正如圣人所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2]。

作为一个没有实权的边缘人,不具备成就事业的客观条件,这是一般公理,即使是声名赫赫的曾国藩也不例外。

在出山的最初日子里,那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下挤上压、左右掣肘的窘境,让曾国藩心地寒彻,悲怆至极。要想有所成就,曾国藩只好拿出与本色相去甚远的作为,而这些作为均为不得已而为之,都是被逼无奈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