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停薪留职的“裸官”曾国藩，仍被要求效忠朝廷，效死疆场。

在君权至上的封建社会，没有任何人敢跟皇上讲什么道理，因为他是金口玉言，说什么是什么。作为臣下，只有无条件地服从，而没有任何辩驳的可能，否则就是活腻歪了，自己给自己找不自在。

总的来说，咸丰帝还算一个不错的国君，但也有不讲道理的时候，尤其是对曾国藩，简直就是用君权相压，不讲道理，可以用“成也咸丰毁亦咸丰”来形容，经常把个忠心耿耿的曾国藩弄得灰头土脸，尴尬至极。气得曾国藩直翻白眼，心里暗骂：见过不讲理的，但没见过这么不讲理的。

太平军撤离长沙后，各地多如牛毛的土匪成为影响湖南安定的主要祸患。

远在京师的咸丰帝，对湖南的局势不敢轻识。他下旨要求湖南督抚和曾国藩，认真研究如何办好团练、卫戍湖南之事，“剪除百恶”，“保卫善良”，要求“悉心妥筹办理”。

面对复杂的形势，曾国藩协同督抚采取了恩威并施、宽猛相济之法来应对。一方面是“劝谕”，即通过书信等方式，委托在籍的一些官员帮助“编查保甲”，分别良莠，清查阶级队伍。另一方面是坚决打击。即采取严厉的手段，武力镇压。一旦发现匪踪，“即行设法处办”，根除祸患，努力维持一方平安。关于此事，曾国藩给咸丰帝上一道《严办土匪以靖地方》的专折。咸丰帝完全赞同曾国藩的意见，朱批道：“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

曾国藩出山以后的表现的确不俗。凭借着敢想、敢说、敢做、敢为的品质，有了一个比较惊艳的亮相，给颓败的湖广军政界带来了一缕春风，为靖地方平安尽到了自己的力量，没有辜负咸丰帝的厚望。咸丰帝对此给予了充分肯定，甚至不吝词句，赞不绝口。认为“曾国藩团练湘勇，甚为得力，剿平土匪业，经著有成效”[20]。但用兵打仗，毕竟不是说说而已的事儿，天时、地利、人和等各方面条件缺一不可。

曾国藩是一个经历过大风浪的人。当年做京官时就没少被弹劾、遭陷害，被超擢、被降级的事儿屡见不鲜，早已修炼了一身见怪不怪、处变不惊的金刚不坏之身。然而，军事斗争毕竟是他从未接触过的领域，从前的那些经验可资甚少。加之现在的情形与在京师不同，一脚迈进了懵懂的烽火战场，又远离中枢，跟最高当局沟通很困难，所以曾国藩不免有些懵门儿。他必须一切从头做起，而且要有足够的失败。

果不其然，曾国藩自踏上军旅之日起就没有一帆风顺过，除了在对付土匪时取得过些许辉煌外，与太平军的作战基本上是屡遭败绩，厄运频仍，被交吏部议处、降职、申斥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到最后，竟然成了一名光干活而没有官职的“裸官”。其惨状不忍触睹。

因为曾国藩与太平军的作战效果不显，且接连失利，咸丰帝的脸色越来越难看，话也说得越来越难听，有的时候就像是“逼命”一般。

清咸丰四年（1854年），曾国藩四十四岁。肖羊的曾国藩迈入了虎年。

按照传统生肖学的说法，肖羊的在虎年多有不利，用“羊入虎口”的成语来形容比较恰当。而现实也的确如此。

虎年伊始，江南仍然战火纷飞，局势异常混乱，这让曾国藩心里直打憷。但曾国藩毕竟是个读书人，而且是那种少见的不迷信的读书人，他这个肖羊的遇不遇到虎，他好像并没太在意。可是随着一件又一件厄运的发生，曾国藩不能不产生疑问：难道真的有虎、羊相克之说，难逃羊入虎口之运吗？

先是在这一年的年初，曾国藩痛失得力大将江忠源，硬生生地折他的一只臂膀。这对刚刚开始军事生涯的曾国藩来说，无疑是一记晴空霹雳，对湘军来说更是一个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

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

清咸丰三年（1853年）春，江忠源因剿灭周国瑜的“征义堂”而擢生道员，升任湖北按察使，不久奉旨帮办江南军务。同年六月，江忠源在行至江西九江遇阻后，转赴南昌协助守城。九月，南昌解围。此时，太平军攻占九江的湖口、安庆等地，据此固守。张亮基派了五千人马扼守田家镇，但当太平军来袭时，清军抵挡不住，遭致大败。刚刚离开南昌的江忠源得知此事，遂改变原计划，紧急驰援田家镇，但“战不利”，救援的效果并不显著。突出重围后，江忠源回师汉阳，奉旨升授安徽巡抚。咸丰帝强调湖北、安徽一体，着江忠源“斟酌缓急，相机进剿”[21]。太平军所向披靡，继续向清廷保持巨大的军事压力。一个月之内，连克安徽的桐城、舒城，逼近庐州，安徽形势极端危机。与兵多将广的太平军相比，清军兵力空虚，穷于应付，工部侍郎吕贤基、前安徽巡抚周天爵先后战死、病死。为解庐州之围，江忠源急奔庐州。走到六安时，江忠源已经病得很重了。

咸丰帝命曾国藩“顺流东下，与江忠源水路夹击”[22]，以解安徽之危，但因曾国藩身陷剿匪之中，加之水师未成，故未能及时驰援。

江忠源带病进入庐州，随即被太平军团团包围。虽有援兵相救，但各路援军皆遭到太平军的阻击而寸步难行。清咸丰四年，即公元1854年1月，太平军攻克庐州。身负重伤的江忠源不肯投降，投水自尽，终年四十二岁。正如曾国藩当年所料：“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23]

曾国藩埋怨江忠源“急赴庐州之急”，而不留在湖南，“宜可少安，以惜有用之身”。慨叹江忠源“必蹈危地，甘死如饴”，“但求无疚于神明，岂所谓皎然不欺者耶？呜呼！忠已”[24]。

曾国藩亲自为江忠源撰写了《江忠烈公神道碑》，并作铭诗。铭曰：

儒文侠武，道不并张。命世英哲，乃兼厥长。惟公之兴，颓俗实匡。明明如月，肝胆芬芳……两以躬致，义泣鬼神。近古之侠，孰与比伦。作宰吴越，风教露养。秀水振饥，冀民以长。苏其柘胔，衣以文襁。儒吏之风，并使无两。蕴此两美，风雷入怀。砰然变化，阴阖阳开。宜戡大难，重奠九垓。半驾而税，天乎人哉！……天河**秽，海宇再清。公创其始，不观其成。九原可作，慰以兹命。

曾国藩对江忠源友谊之殷，感佩之深，赞许之高，无出其左右者。

时值三月，尚未从失去江忠源的悲痛中完全摆脱出来，曾国藩又遭到挫折，因一笔军费的筹措渠道违制，而受到弹劾，部议革职，后经咸丰帝御批被降两级调用。这是自曾国藩出山以来，受到的来自上层的最严厉的处分。因无处申述，曾国藩只能埋怨自己昏聩，独自吞下这颗苦果。

然而，曾国藩的噩梦还没有结束。

未出一个月，曾国藩所部陆军战败于岳州，咸丰帝斥责曾国藩“调度无方，实难辞咎”[25]，交到吏部“严加议处”。虽然遭到了圣上的严厉批评，但仍然要求曾国藩“督带师船，迅速进剿，克复岳州，即行赴援武昌，毋得再有延误”[26]。

前面的几道上谕，已经让曾国藩心里很恼火了，可是更让他窝心的是随后的一道上谕。在这道上谕里，咸丰帝对曾国藩产生了质疑，似乎失去了对他的信任。这是一个信号，而且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咸丰帝认为曾国藩统领的兵马太多，一会儿要与太平军作战，一会儿又要剿匪，兵力分散在各地，而又都不能按时推进。由于兵力分散，无论是与太平军作战还是剿匪，都“自难得力”，而一旦遭到失败，兵丁们就没有了坚韧的斗志，照这样下去怎么能够有所成效？而在这个困难的时候，肃清长江上的太平军，就指望着曾国藩的部队……现在湖北急需救援，曾国藩以在籍的绅士身份，如果只为了保全湖南的安全，而不能为全局着想，那么平日里的那些自许自夸都跑到哪里去了？

未出数日，关于靖港战败的上谕又到了。

咸丰帝这次比较果断，对曾国藩“自请从重治罪”表示宽宥，干脆将曾国藩革职了事。

事情到了这里还没有完。

曾国藩虽然成了“裸官”，形同百姓，但咸丰帝并没有放过他，仍然谕令曾国藩“赶紧督勇剿贼”，以期“带罪自效”。这个结果，颇出曾国藩的意料。

世界上没有这么欺负人的。降职也好，革职也罢，那都是罪有应得。既然降也降了，革也革了，没有了顶戴花翎就是老百姓了，干吗还被要求“督师”效命疆场呢？原本出山统兵时就没有一个正经的名分，但好歹还有一个在籍侍郎的头衔。现在全没了，还怎么去调兵遣将？还怎么去排兵布阵？还有人会服从指挥吗？这真是见过不讲理的，但绝对没见过像咸丰帝这样不讲理的。远在京师的咸丰帝不可能详尽地了解战场上瞬息万变的具体情况，曾国藩又不能事事辩驳，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裸官”曾国藩一身素服，头顶一根辫子，继续在战场上督师攻剿，东挡西杀。不过，与从前比起来，曾国藩倒是悠游了许多，这一点恐怕连咸丰帝也没想到。那就是无论遭到什么样的失败或过失，咸丰帝就是想治曾国藩的罪，也没有了什么办法。因为能摘的摘了，能撤的撤了，曾国藩已经没有负责的资格了。所以，咸丰帝只好“不复加谴责”，承认“惟曾国藩前经革职，此时亦不必交部严议”[27]，只是仍然责令曾国藩继续效命而已。

曾国藩的“裸官”身份，一直持续到同年的闰七月才有所改变，但曾国藩的噩梦并没有就此结束。

注释：

[1]　《曾国藩全集??首卷》：清同治十一年二月十二日，内阁奉上谕》。

[2]　《庄子??秋水》语句。

[3]　《曾国藩全集??首卷》：《谕赐祭文》。

[4][6][7][8][9][12][21][22][23][25][26][27]　《曾国藩全集??年谱》。

[5]《荀子??劝学》语句。

[11]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咸丰二年八月初八日谕曾纪泽。

[13]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十二日谕诸弟。

[14]　《曾国藩全集??家训》：清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三日谕曾纪泽、曾纪鸿。

[15][20]　《曾国藩全集??事略》。

[16]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十八日谕诸弟。

[17]　《庄子??刻意》语句。

[18]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之《附陈办团稍有头绪即乞守制片》。

[19]　《曾国荃全集??年谱》。

[24]　《曾国藩全集??文集》：《江忠烈公神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