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停薪留职的“裸官”曾国藩,仍被要求效忠朝廷,效死疆场。
在君权至上的封建社会,没有任何人敢跟皇上讲什么道理,因为他是金口玉言,说什么是什么。作为臣下,只有无条件地服从,而没有任何辩驳的可能,否则就是活腻歪了,自己给自己找不自在。
总的来说,咸丰帝还算一个不错的国君,但也有不讲道理的时候,尤其是对曾国藩,简直就是用君权相压,不讲道理,可以用“成也咸丰毁亦咸丰”来形容,经常把个忠心耿耿的曾国藩弄得灰头土脸,尴尬至极。气得曾国藩直翻白眼,心里暗骂:见过不讲理的,但没见过这么不讲理的。
太平军撤离长沙后,各地多如牛毛的土匪成为影响湖南安定的主要祸患。
远在京师的咸丰帝,对湖南的局势不敢轻识。他下旨要求湖南督抚和曾国藩,认真研究如何办好团练、卫戍湖南之事,“剪除百恶”,“保卫善良”,要求“悉心妥筹办理”。
面对复杂的形势,曾国藩协同督抚采取了恩威并施、宽猛相济之法来应对。一方面是“劝谕”,即通过书信等方式,委托在籍的一些官员帮助“编查保甲”,分别良莠,清查阶级队伍。另一方面是坚决打击。即采取严厉的手段,武力镇压。一旦发现匪踪,“即行设法处办”,根除祸患,努力维持一方平安。关于此事,曾国藩给咸丰帝上一道《严办土匪以靖地方》的专折。咸丰帝完全赞同曾国藩的意见,朱批道:“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
曾国藩出山以后的表现的确不俗。凭借着敢想、敢说、敢做、敢为的品质,有了一个比较惊艳的亮相,给颓败的湖广军政界带来了一缕春风,为靖地方平安尽到了自己的力量,没有辜负咸丰帝的厚望。咸丰帝对此给予了充分肯定,甚至不吝词句,赞不绝口。认为“曾国藩团练湘勇,甚为得力,剿平土匪业,经著有成效”[20]。但用兵打仗,毕竟不是说说而已的事儿,天时、地利、人和等各方面条件缺一不可。
曾国藩是一个经历过大风浪的人。当年做京官时就没少被弹劾、遭陷害,被超擢、被降级的事儿屡见不鲜,早已修炼了一身见怪不怪、处变不惊的金刚不坏之身。然而,军事斗争毕竟是他从未接触过的领域,从前的那些经验可资甚少。加之现在的情形与在京师不同,一脚迈进了懵懂的烽火战场,又远离中枢,跟最高当局沟通很困难,所以曾国藩不免有些懵门儿。他必须一切从头做起,而且要有足够的失败。
果不其然,曾国藩自踏上军旅之日起就没有一帆风顺过,除了在对付土匪时取得过些许辉煌外,与太平军的作战基本上是屡遭败绩,厄运频仍,被交吏部议处、降职、申斥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到最后,竟然成了一名光干活而没有官职的“裸官”。其惨状不忍触睹。
因为曾国藩与太平军的作战效果不显,且接连失利,咸丰帝的脸色越来越难看,话也说得越来越难听,有的时候就像是“逼命”一般。
清咸丰四年(1854年),曾国藩四十四岁。肖羊的曾国藩迈入了虎年。
按照传统生肖学的说法,肖羊的在虎年多有不利,用“羊入虎口”的成语来形容比较恰当。而现实也的确如此。
虎年伊始,江南仍然战火纷飞,局势异常混乱,这让曾国藩心里直打憷。但曾国藩毕竟是个读书人,而且是那种少见的不迷信的读书人,他这个肖羊的遇不遇到虎,他好像并没太在意。可是随着一件又一件厄运的发生,曾国藩不能不产生疑问:难道真的有虎、羊相克之说,难逃羊入虎口之运吗?
先是在这一年的年初,曾国藩痛失得力大将江忠源,硬生生地折他的一只臂膀。这对刚刚开始军事生涯的曾国藩来说,无疑是一记晴空霹雳,对湘军来说更是一个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
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
清咸丰三年(1853年)春,江忠源因剿灭周国瑜的“征义堂”而擢生道员,升任湖北按察使,不久奉旨帮办江南军务。同年六月,江忠源在行至江西九江遇阻后,转赴南昌协助守城。九月,南昌解围。此时,太平军攻占九江的湖口、安庆等地,据此固守。张亮基派了五千人马扼守田家镇,但当太平军来袭时,清军抵挡不住,遭致大败。刚刚离开南昌的江忠源得知此事,遂改变原计划,紧急驰援田家镇,但“战不利”,救援的效果并不显著。突出重围后,江忠源回师汉阳,奉旨升授安徽巡抚。咸丰帝强调湖北、安徽一体,着江忠源“斟酌缓急,相机进剿”[21]。太平军所向披靡,继续向清廷保持巨大的军事压力。一个月之内,连克安徽的桐城、舒城,逼近庐州,安徽形势极端危机。与兵多将广的太平军相比,清军兵力空虚,穷于应付,工部侍郎吕贤基、前安徽巡抚周天爵先后战死、病死。为解庐州之围,江忠源急奔庐州。走到六安时,江忠源已经病得很重了。
咸丰帝命曾国藩“顺流东下,与江忠源水路夹击”[22],以解安徽之危,但因曾国藩身陷剿匪之中,加之水师未成,故未能及时驰援。
江忠源带病进入庐州,随即被太平军团团包围。虽有援兵相救,但各路援军皆遭到太平军的阻击而寸步难行。清咸丰四年,即公元1854年1月,太平军攻克庐州。身负重伤的江忠源不肯投降,投水自尽,终年四十二岁。正如曾国藩当年所料:“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23]
曾国藩埋怨江忠源“急赴庐州之急”,而不留在湖南,“宜可少安,以惜有用之身”。慨叹江忠源“必蹈危地,甘死如饴”,“但求无疚于神明,岂所谓皎然不欺者耶?呜呼!忠已”[24]。
曾国藩亲自为江忠源撰写了《江忠烈公神道碑》,并作铭诗。铭曰:
儒文侠武,道不并张。命世英哲,乃兼厥长。惟公之兴,颓俗实匡。明明如月,肝胆芬芳……两以躬致,义泣鬼神。近古之侠,孰与比伦。作宰吴越,风教露养。秀水振饥,冀民以长。苏其柘胔,衣以文襁。儒吏之风,并使无两。蕴此两美,风雷入怀。砰然变化,阴阖阳开。宜戡大难,重奠九垓。半驾而税,天乎人哉!……天河**秽,海宇再清。公创其始,不观其成。九原可作,慰以兹命。
曾国藩对江忠源友谊之殷,感佩之深,赞许之高,无出其左右者。
时值三月,尚未从失去江忠源的悲痛中完全摆脱出来,曾国藩又遭到挫折,因一笔军费的筹措渠道违制,而受到弹劾,部议革职,后经咸丰帝御批被降两级调用。这是自曾国藩出山以来,受到的来自上层的最严厉的处分。因无处申述,曾国藩只能埋怨自己昏聩,独自吞下这颗苦果。
然而,曾国藩的噩梦还没有结束。
未出一个月,曾国藩所部陆军战败于岳州,咸丰帝斥责曾国藩“调度无方,实难辞咎”[25],交到吏部“严加议处”。虽然遭到了圣上的严厉批评,但仍然要求曾国藩“督带师船,迅速进剿,克复岳州,即行赴援武昌,毋得再有延误”[26]。
前面的几道上谕,已经让曾国藩心里很恼火了,可是更让他窝心的是随后的一道上谕。在这道上谕里,咸丰帝对曾国藩产生了质疑,似乎失去了对他的信任。这是一个信号,而且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咸丰帝认为曾国藩统领的兵马太多,一会儿要与太平军作战,一会儿又要剿匪,兵力分散在各地,而又都不能按时推进。由于兵力分散,无论是与太平军作战还是剿匪,都“自难得力”,而一旦遭到失败,兵丁们就没有了坚韧的斗志,照这样下去怎么能够有所成效?而在这个困难的时候,肃清长江上的太平军,就指望着曾国藩的部队……现在湖北急需救援,曾国藩以在籍的绅士身份,如果只为了保全湖南的安全,而不能为全局着想,那么平日里的那些自许自夸都跑到哪里去了?
未出数日,关于靖港战败的上谕又到了。
咸丰帝这次比较果断,对曾国藩“自请从重治罪”表示宽宥,干脆将曾国藩革职了事。
事情到了这里还没有完。
曾国藩虽然成了“裸官”,形同百姓,但咸丰帝并没有放过他,仍然谕令曾国藩“赶紧督勇剿贼”,以期“带罪自效”。这个结果,颇出曾国藩的意料。
世界上没有这么欺负人的。降职也好,革职也罢,那都是罪有应得。既然降也降了,革也革了,没有了顶戴花翎就是老百姓了,干吗还被要求“督师”效命疆场呢?原本出山统兵时就没有一个正经的名分,但好歹还有一个在籍侍郎的头衔。现在全没了,还怎么去调兵遣将?还怎么去排兵布阵?还有人会服从指挥吗?这真是见过不讲理的,但绝对没见过像咸丰帝这样不讲理的。远在京师的咸丰帝不可能详尽地了解战场上瞬息万变的具体情况,曾国藩又不能事事辩驳,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裸官”曾国藩一身素服,头顶一根辫子,继续在战场上督师攻剿,东挡西杀。不过,与从前比起来,曾国藩倒是悠游了许多,这一点恐怕连咸丰帝也没想到。那就是无论遭到什么样的失败或过失,咸丰帝就是想治曾国藩的罪,也没有了什么办法。因为能摘的摘了,能撤的撤了,曾国藩已经没有负责的资格了。所以,咸丰帝只好“不复加谴责”,承认“惟曾国藩前经革职,此时亦不必交部严议”[27],只是仍然责令曾国藩继续效命而已。
曾国藩的“裸官”身份,一直持续到同年的闰七月才有所改变,但曾国藩的噩梦并没有就此结束。
注释:
[1] 《曾国藩全集??首卷》:清同治十一年二月十二日,内阁奉上谕》。
[2] 《庄子??秋水》语句。
[3] 《曾国藩全集??首卷》:《谕赐祭文》。
[4][6][7][8][9][12][21][22][23][25][26][27] 《曾国藩全集??年谱》。
[5]《荀子??劝学》语句。
[11]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咸丰二年八月初八日谕曾纪泽。
[13]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十二日谕诸弟。
[14] 《曾国藩全集??家训》:清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三日谕曾纪泽、曾纪鸿。
[15][20] 《曾国藩全集??事略》。
[16] 《曾国藩全集??家书》:清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十八日谕诸弟。
[17] 《庄子??刻意》语句。
[18] 《曾国藩全集??奏稿》:清咸丰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之《附陈办团稍有头绪即乞守制片》。
[19] 《曾国荃全集??年谱》。
[24] 《曾国藩全集??文集》:《江忠烈公神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