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聪明之处在于有言在先,即待局势好转后之后仍然回家丁忧。然而,残酷的现实却把他的后路给堵得死死的。
清咸丰二年(1852年)十二月十七日,是曾国藩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从白杨坪动身前往长沙,迈开了投笔从戎的第一步。
本月二十一日,曾国藩风尘仆仆地抵达长沙,见到了湖南巡抚张亮基。
曾国藩的到来,令焦头烂额的张亮基喜出望外,仿佛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张亮基倒不是奢望曾国藩能立刻扭转危局,而是身边能有这样一位德劭名重的二品大员坐镇,自己无疑是多了一个主心骨和一副依靠。
既来之则安之。通俗地说就是干什么吆喝什么。
甫至长沙,曾国藩就立即与张亮基商量,谋划下一步的行动,集中全部精力,专注于战事。
张亮基向曾国藩介绍说,眼下最大的威胁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武昌的太平军,当务之急是赶紧查办土匪,尽快恢复湖南的生活秩序。
在了解了基本情况后,曾国藩于二十二日给咸丰帝上了一个洋洋洒洒的长篇奏折,除了全面汇报了鄂、湘当前的局势外,着重谈了他对当前一些重要问题的思考和建议,是为《敬陈团练查匪大概规模折》。
曾国藩首先简略地叙述了自己出山的前因后果,然后便入主题。曾国藩说:
“听到武昌城被太平军攻陷以后,我非常愤慨。“贼势猖獗如此”,对江山社稷的安危影响很大!皇上为眼下的局势“宵旰南顾”,不知道会愁苦胶着到什么程度。我虽然不才,也要竭尽全力尽忠,为皇上分忧。所以,我从十七日启程,二十一日就到了省城,与张亮基面商一切,我们俩都非常感慨。
圣上说的召集乡民组织团练一事,确实是当务之急。然而组织团练的困难,不在于操练武艺,而在于筹集经费。现在的一般人都“倚财为命”,即使是苦口婆心地相劝,仍然犹豫不决,不肯答应。如果再遇上不讲理的,那就更闹心。现在的情况,与嘉庆年间发生的川楚战役不能相提并论。那时候,官方拨给训练的经费,不完全依靠老百姓。现在,我准备访求各个州、县那些有公正之心的德高望重、具有影响的乡绅,通过书信劝说他们,使他们能够了解这其中的内情,让老百姓知道组织团练、自保自卫的道理,而不是以捐献经费为苦差事。如果这样的话,组织团练的事差不多才能取得实效,而不至于在民间产生对老百姓滋扰、拖累的不好影响。
关于圣谕搜查土匪之事,上个月巡抚张亮基曾经下发过一个手札,严令各州、县稽查土匪、地痞、恶棍。明令各州、县,有能力自己抓捕的自己抓捕;力所不能及的,派专人到巡抚衙门报告,设法剿办。现在,各个州、县都在遵照张亮基的手札办理,屡屡破获大案,已经初见成效。我又给那些有影响的乡绅写了信,要求他们留心“查察”本地的匪徒,万不可被遮掩住耳目。一旦发现情况,这些乡绅可以向各州、县密告,巡抚则根据密告立即派兵搜捕,如果这样做,就没有破不了的案子。
我还要请示的是,太平军既然攻陷了武昌,气焰越来越嚣张,湖南、安徽、江西等毗邻之省,都被太平军所窥视。长沙是军事重地,不可不严加防守。我现在查看了省城的兵力,认为十分单薄,经过查询后得知,湖南各标的兵力一多半调到了大营,本省兵力空虚,很难再往外抽调了。附近各省也没有可以调兵的地方,如此势单力孤,不足以加强防御。所以,我建议在省城成立一个大团,认真操练,从各县那些曾经接受过训练的乡民中,选择身强力壮的,把他们招募到省城。训练一个人,就要收到训练一个人的效果,训练一个月,就要有训练一个月的效果。自与太平军作战以来,已经有二年的时间了,时日不可谓不长,所花费的饷银不可谓不多,先后调集的部队不可谓不广。然而,在作战时,往往一遇到太平军就不战自溃,从来就没有听说与太平军鏖战过一场。部队往往是在太平军的后面尾随,从来也没听说有拦住其去路而与之面对面交战的事。部队所使用的兵器,都是用大炮、鸟枪,只做远距离的轰击,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有短兵相接、刀兵相见的时候。这到底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都是因为所使用的兵丁没有经过正规的训练,既没有胆量,也没有武艺,所以往往临阵退怯。现在,我准备改弦更张,总体上以训练兵丁为首要任务。我草拟的训练章程,宜参照明代的戚继光、近人傳鼐成法,但只求其精,不求其多,只求有效,不求速效。如果能脚踏实地地操练,搜捕土匪是足够用的了,就是对防守长沙城也不无裨益。我与张亮基认真地相商过了,意见完全相同。谨将现在办理的情形,向您汇报个大概。我们希望得到圣上的明鉴!训示!”
通过曾国藩的这道折子,我们不难领略他的与众不同,那就是对问题的精准把握和透彻分析,以及提出操作性很强的意见和建议。也正是通过曾国藩的这道折子,咸丰帝了解了湖北、湖南的大概情况,然后给曾国藩批了几个字:“知道了。悉心办理,以资防剿。”
既然已经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就没有了退路。这是曾国藩的思维定势。但凡事都不应该尽绝。久经考验的曾国藩没少吃一条道跑到黑的亏,这样的经验教训,说起来历历在目,耿耿于心。所以,当再次临险时,经验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曾国藩在上书咸丰帝,陈述他的分析判断,展现他的雄才大略外,没忘给自己留一条后路,直言希望在形势有所好转的情况下,能够允许他继续回家丁母忧。
曾国藩为什么要这样做这种迂回之想呢?究其原因,曾国藩此番答应墨绖出山,绝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圣命难违,乡情难却的结果。抛开曾国藩对于兵事的种种犹豫、踌躇以外,他最关心的就是在家丁忧,为母亲守制。关于这一点,曾国藩在给咸丰帝的一个附片中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我在京师已经十四年了。从前在京师供职的时候,我的祖父母和父母都在。今年回来时,祖父、祖母的坟墓前宿草已经很长了,我的母亲也逝世了。那个时候,长沙尚未解围,“风鹤警报,昼夜惊惶”[18]。于是将母亲的棺椁仓促下葬,还想将来另外找一块墓地,寄托孝思。我的父亲已经老了,久别乍归,我也想稍稍尽一些孝心。现在,我回到原籍还没满四个月,就又离开了家里,不是说我万分不忍,而实在是因为我的父亲慈爱难离。由于武昌告急,在圣上宵旰忧劳的时候,我不敢不出山为圣上分忧解难。思之再三,墨绖出山保护桑梓是可以的,如果因此而夺情出仕,或者因此而作为向圣上邀取什么功劳的话,则是万万不可的。我这区区的愚忠,不得不事先向圣上陈述,一旦形势稍有缓解,团练之事办理得有些头绪,即当上奏专折陈情,请求仍回原籍守制,以实现我个人这个小小的私心。等等。”
曾国藩的这个附片,可以说写得情真意切,抑或有些无奈和悲怆。其根本目的就是想向咸丰帝表明,他此次墨绖出山,绝不是为了邀功而是出于无奈。一旦形势有所好转,他仍然还要回去丁母忧,尽一个儿子的孝道。
对于曾国藩这个举动,我们既可以从正面去理解,即人之常情;也可以从另一面去推测,即为自己留一条后路,而留后路的理由也的确言之凿凿,无可辩驳。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以及我们在前面分析的情况判断,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这是因为,军事斗争毕竟不是耍嘴皮子、动笔杆子,而是要真刀、真枪、真流血、真拼命,而一旦有失,生死事小,而因此毁了一世英明事大。在历史上,夺情出仕而最后弄得身败名裂者不乏其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饱读诗书,以史为鉴,是读书人常挂在嘴边上的名言,而绝顶聪明的曾国藩不仅是常挂在嘴边上,而且是落实在行动中。这是在吃过无数次大亏之后,曾国藩所获得的最大进步。凡心里没底的事儿,他总会留有余地,以防不测,而不像从前那样被人家卖了,还在替人家数钱。这就是成长,就是历练,就是经验,就是智慧。所以说,曾国藩的书是真的没有白读,苦没有白受,罪没有白遭。曾国藩同时发出的一折一附片,可谓一举三得。你看,既出了山,办了事儿,又陈了情,表了态,同时也使咸丰帝感到了他为人为臣为子的赤胆忠心。何其妙也。
本指望咸丰帝在读到奏折和附片之后,能宽勉几句。结果咸丰帝惜字如金,对折子朱批了十一个字,对附片仅朱批了三个字,即“另有旨”就“钦此”了。不知道接到这样的答复后,曾国藩的心里是个什么滋味。
曾国藩抵达长沙城,一出手就显示出不凡,以事实证明自己这个堂堂二品大员绝不是个花架子。
别看曾国藩从未接触过军事,但学问这东西是可以融会贯通、触类旁通的。当时,湖南湘乡的诸生罗泽南所招领的三个营练勇已经赶到长沙,仿效戚继光的方法练兵。曾国藩亲自为他们拟定训练章程,实行规范化管理,开始奠定湘军的雏形。后来,曾国藩的手下良将辈出,猛士如云,其发源地就在于此。
曾国藩的规范化管理,很快就在剿灭浏阳匪首周国瑜一战中初见成效。
周国瑜打出了“征义堂”的旗号,聚集了匪众逾万人,在浏阳公开发动暴乱。曾国藩和张亮基派江忠源出战。江忠源不负众望。他采取声东击西,出其不意之策,加之湘勇训练有素,能征惯战,没费吹灰之力便“一战破平之”。
曾国藩出山之后,湖广政局波谲云诡,正在发生翻天覆地变化。
首先是武昌陷落后,湖广总督徐广缙被逮问,而太平军的手下败将向荣,却被钦命为钦差大臣,专办军务。原湖广总督程矞采被革职,诏令张亮基属湖广总督一职。与此同时,仍然不放心的咸丰帝,又特命琦善为钦差大臣,偕直隶提督陈金绶、内阁学士胜宝督兵驰赴河南、湖北交界,堵截北犯的太平军。又以两江总督陆建瀛为钦差大臣,出江西堵截。总之,政局不稳,人心惶惶,形势不容乐观。
在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现实面前,一心惦记着形势好转回家守制的曾国藩,断然没有了这种可能,而是一出山便搅到了这场乱局之中。不用说正面有太平军大兵压境,单是后院那些多如牛毛的土匪就够湖南喝一壶的了。一时间,湖南的局势难以扭转,就像一艘失去了动力的船,只能随波逐流,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触礁遇险。在这种情况下,身负圣命的曾国藩,哪还能提出回家丁忧守制之事?不得不全力以赴地应对乱局,清保甲、练湘勇、打土匪,忙得不亦乐乎,恨不得像哪吒三太子那样,生出三头六臂来,一直等到了清咸丰三年(1853年)七月,曾国藩才在长沙“筹防之事粗备,援江之师已成行”[19]的情况下,抽出时间回老家一趟省亲,但也仅仅就是待了几天而已。曾国藩虽然给自己留了退路,但残酷的现实却把路完全堵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