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聪明之处在于有言在先，即待局势好转后之后仍然回家丁忧。然而，残酷的现实却把他的后路给堵得死死的。

清咸丰二年（1852年）十二月十七日，是曾国藩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从白杨坪动身前往长沙，迈开了投笔从戎的第一步。

本月二十一日，曾国藩风尘仆仆地抵达长沙，见到了湖南巡抚张亮基。

曾国藩的到来，令焦头烂额的张亮基喜出望外，仿佛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张亮基倒不是奢望曾国藩能立刻扭转危局，而是身边能有这样一位德劭名重的二品大员坐镇，自己无疑是多了一个主心骨和一副依靠。

既来之则安之。通俗地说就是干什么吆喝什么。

甫至长沙，曾国藩就立即与张亮基商量，谋划下一步的行动，集中全部精力，专注于战事。

张亮基向曾国藩介绍说，眼下最大的威胁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武昌的太平军，当务之急是赶紧查办土匪，尽快恢复湖南的生活秩序。

在了解了基本情况后，曾国藩于二十二日给咸丰帝上了一个洋洋洒洒的长篇奏折，除了全面汇报了鄂、湘当前的局势外，着重谈了他对当前一些重要问题的思考和建议，是为《敬陈团练查匪大概规模折》。

曾国藩首先简略地叙述了自己出山的前因后果，然后便入主题。曾国藩说：

“听到武昌城被太平军攻陷以后，我非常愤慨。“贼势猖獗如此”，对江山社稷的安危影响很大！皇上为眼下的局势“宵旰南顾”，不知道会愁苦胶着到什么程度。我虽然不才，也要竭尽全力尽忠，为皇上分忧。所以，我从十七日启程，二十一日就到了省城，与张亮基面商一切，我们俩都非常感慨。

圣上说的召集乡民组织团练一事，确实是当务之急。然而组织团练的困难，不在于操练武艺，而在于筹集经费。现在的一般人都“倚财为命”，即使是苦口婆心地相劝，仍然犹豫不决，不肯答应。如果再遇上不讲理的，那就更闹心。现在的情况，与嘉庆年间发生的川楚战役不能相提并论。那时候，官方拨给训练的经费，不完全依靠老百姓。现在，我准备访求各个州、县那些有公正之心的德高望重、具有影响的乡绅，通过书信劝说他们，使他们能够了解这其中的内情，让老百姓知道组织团练、自保自卫的道理，而不是以捐献经费为苦差事。如果这样的话，组织团练的事差不多才能取得实效，而不至于在民间产生对老百姓滋扰、拖累的不好影响。

关于圣谕搜查土匪之事，上个月巡抚张亮基曾经下发过一个手札，严令各州、县稽查土匪、地痞、恶棍。明令各州、县，有能力自己抓捕的自己抓捕；力所不能及的，派专人到巡抚衙门报告，设法剿办。现在，各个州、县都在遵照张亮基的手札办理，屡屡破获大案，已经初见成效。我又给那些有影响的乡绅写了信，要求他们留心“查察”本地的匪徒，万不可被遮掩住耳目。一旦发现情况，这些乡绅可以向各州、县密告，巡抚则根据密告立即派兵搜捕，如果这样做，就没有破不了的案子。

我还要请示的是，太平军既然攻陷了武昌，气焰越来越嚣张，湖南、安徽、江西等毗邻之省，都被太平军所窥视。长沙是军事重地，不可不严加防守。我现在查看了省城的兵力，认为十分单薄，经过查询后得知，湖南各标的兵力一多半调到了大营，本省兵力空虚，很难再往外抽调了。附近各省也没有可以调兵的地方，如此势单力孤，不足以加强防御。所以，我建议在省城成立一个大团，认真操练，从各县那些曾经接受过训练的乡民中，选择身强力壮的，把他们招募到省城。训练一个人，就要收到训练一个人的效果，训练一个月，就要有训练一个月的效果。自与太平军作战以来，已经有二年的时间了，时日不可谓不长，所花费的饷银不可谓不多，先后调集的部队不可谓不广。然而，在作战时，往往一遇到太平军就不战自溃，从来就没有听说与太平军鏖战过一场。部队往往是在太平军的后面尾随，从来也没听说有拦住其去路而与之面对面交战的事。部队所使用的兵器，都是用大炮、鸟枪，只做远距离的轰击，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有短兵相接、刀兵相见的时候。这到底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都是因为所使用的兵丁没有经过正规的训练，既没有胆量，也没有武艺，所以往往临阵退怯。现在，我准备改弦更张，总体上以训练兵丁为首要任务。我草拟的训练章程，宜参照明代的戚继光、近人傳鼐成法，但只求其精，不求其多，只求有效，不求速效。如果能脚踏实地地操练，搜捕土匪是足够用的了，就是对防守长沙城也不无裨益。我与张亮基认真地相商过了，意见完全相同。谨将现在办理的情形，向您汇报个大概。我们希望得到圣上的明鉴！训示！”

通过曾国藩的这道折子，我们不难领略他的与众不同，那就是对问题的精准把握和透彻分析，以及提出操作性很强的意见和建议。也正是通过曾国藩的这道折子，咸丰帝了解了湖北、湖南的大概情况，然后给曾国藩批了几个字：“知道了。悉心办理，以资防剿。”

既然已经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就没有了退路。这是曾国藩的思维定势。但凡事都不应该尽绝。久经考验的曾国藩没少吃一条道跑到黑的亏，这样的经验教训，说起来历历在目，耿耿于心。所以，当再次临险时，经验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曾国藩在上书咸丰帝，陈述他的分析判断，展现他的雄才大略外，没忘给自己留一条后路，直言希望在形势有所好转的情况下，能够允许他继续回家丁母忧。

曾国藩为什么要这样做这种迂回之想呢？究其原因，曾国藩此番答应墨绖出山，绝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圣命难违，乡情难却的结果。抛开曾国藩对于兵事的种种犹豫、踌躇以外，他最关心的就是在家丁忧，为母亲守制。关于这一点，曾国藩在给咸丰帝的一个附片中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我在京师已经十四年了。从前在京师供职的时候，我的祖父母和父母都在。今年回来时，祖父、祖母的坟墓前宿草已经很长了，我的母亲也逝世了。那个时候，长沙尚未解围，“风鹤警报，昼夜惊惶”[18]。于是将母亲的棺椁仓促下葬，还想将来另外找一块墓地，寄托孝思。我的父亲已经老了，久别乍归，我也想稍稍尽一些孝心。现在，我回到原籍还没满四个月，就又离开了家里，不是说我万分不忍，而实在是因为我的父亲慈爱难离。由于武昌告急，在圣上宵旰忧劳的时候，我不敢不出山为圣上分忧解难。思之再三，墨绖出山保护桑梓是可以的，如果因此而夺情出仕，或者因此而作为向圣上邀取什么功劳的话，则是万万不可的。我这区区的愚忠，不得不事先向圣上陈述，一旦形势稍有缓解，团练之事办理得有些头绪，即当上奏专折陈情，请求仍回原籍守制，以实现我个人这个小小的私心。等等。”

曾国藩的这个附片，可以说写得情真意切，抑或有些无奈和悲怆。其根本目的就是想向咸丰帝表明，他此次墨绖出山，绝不是为了邀功而是出于无奈。一旦形势有所好转，他仍然还要回去丁母忧，尽一个儿子的孝道。

对于曾国藩这个举动，我们既可以从正面去理解，即人之常情；也可以从另一面去推测，即为自己留一条后路，而留后路的理由也的确言之凿凿，无可辩驳。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以及我们在前面分析的情况判断，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这是因为，军事斗争毕竟不是耍嘴皮子、动笔杆子，而是要真刀、真枪、真流血、真拼命，而一旦有失，生死事小，而因此毁了一世英明事大。在历史上，夺情出仕而最后弄得身败名裂者不乏其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饱读诗书，以史为鉴，是读书人常挂在嘴边上的名言，而绝顶聪明的曾国藩不仅是常挂在嘴边上，而且是落实在行动中。这是在吃过无数次大亏之后，曾国藩所获得的最大进步。凡心里没底的事儿，他总会留有余地，以防不测，而不像从前那样被人家卖了，还在替人家数钱。这就是成长，就是历练，就是经验，就是智慧。所以说，曾国藩的书是真的没有白读，苦没有白受，罪没有白遭。曾国藩同时发出的一折一附片，可谓一举三得。你看，既出了山，办了事儿，又陈了情，表了态，同时也使咸丰帝感到了他为人为臣为子的赤胆忠心。何其妙也。

本指望咸丰帝在读到奏折和附片之后，能宽勉几句。结果咸丰帝惜字如金，对折子朱批了十一个字，对附片仅朱批了三个字，即“另有旨”就“钦此”了。不知道接到这样的答复后，曾国藩的心里是个什么滋味。

曾国藩抵达长沙城，一出手就显示出不凡，以事实证明自己这个堂堂二品大员绝不是个花架子。

别看曾国藩从未接触过军事，但学问这东西是可以融会贯通、触类旁通的。当时，湖南湘乡的诸生罗泽南所招领的三个营练勇已经赶到长沙，仿效戚继光的方法练兵。曾国藩亲自为他们拟定训练章程，实行规范化管理，开始奠定湘军的雏形。后来，曾国藩的手下良将辈出，猛士如云，其发源地就在于此。

曾国藩的规范化管理，很快就在剿灭浏阳匪首周国瑜一战中初见成效。

周国瑜打出了“征义堂”的旗号，聚集了匪众逾万人，在浏阳公开发动暴乱。曾国藩和张亮基派江忠源出战。江忠源不负众望。他采取声东击西，出其不意之策，加之湘勇训练有素，能征惯战，没费吹灰之力便“一战破平之”。

曾国藩出山之后，湖广政局波谲云诡，正在发生翻天覆地变化。

首先是武昌陷落后，湖广总督徐广缙被逮问，而太平军的手下败将向荣，却被钦命为钦差大臣，专办军务。原湖广总督程矞采被革职，诏令张亮基属湖广总督一职。与此同时，仍然不放心的咸丰帝，又特命琦善为钦差大臣，偕直隶提督陈金绶、内阁学士胜宝督兵驰赴河南、湖北交界，堵截北犯的太平军。又以两江总督陆建瀛为钦差大臣，出江西堵截。总之，政局不稳，人心惶惶，形势不容乐观。

在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现实面前，一心惦记着形势好转回家守制的曾国藩，断然没有了这种可能，而是一出山便搅到了这场乱局之中。不用说正面有太平军大兵压境，单是后院那些多如牛毛的土匪就够湖南喝一壶的了。一时间，湖南的局势难以扭转，就像一艘失去了动力的船，只能随波逐流，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触礁遇险。在这种情况下，身负圣命的曾国藩，哪还能提出回家丁忧守制之事？不得不全力以赴地应对乱局，清保甲、练湘勇、打土匪，忙得不亦乐乎，恨不得像哪吒三太子那样，生出三头六臂来，一直等到了清咸丰三年（1853年）七月，曾国藩才在长沙“筹防之事粗备，援江之师已成行”[19]的情况下，抽出时间回老家一趟省亲，但也仅仅就是待了几天而已。曾国藩虽然给自己留了退路，但残酷的现实却把路完全堵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