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命相催,曾国藩以“尽孝”婉拒,而保护桑梓之责,他还能拒绝吗?
曾国藩在下腰里宅后的山内,选了一处风水绝佳的墓地,准备安葬母亲。
曾氏祖先不相信风水这一套,尤其是曾星冈认为那是邪门歪道,“屏斥之惟恐不远”[12],这也成为曾家的传统。曾国藩曾明言,对于凭山的走势判断吉凶之说用不着全信。但随着曾国藩科举中第,点翰林、晋仕途,一路超擢,曾家对风水的看法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如何对待风水的问题便被提高到了议事日程。尤其是清道光二十六年九月十八日,曾国藩的祖母以八十高龄辞世,安葬于湘乡二十四都木兜冲。自此之后,曾家的运气好像为之陡变,“诸事顺遂”。先是曾星冈因“火大”而引发的病症大好,曾国藩的“蛇皮癣”也痊愈了,最重要的是曾国藩“骤升至二品”,这些,不能不使他对风水之说产生新的认识,乃至很肯定地认为,这一切“吉兆”都是因为祖母墓地风水绝佳所带来的。而在此之前,曾国藩在给曾星冈的家书中,曾有过为祖母迁墓的设想。究其原因,是曾国藩觉得自己身为二品大员,祖母的坟茔必须“局面宏敞”,尤其是墓的下方必须宽阔,便于拜祭扫墓。另外,曾国藩的祖母与普通老太太不同,因为她是道光帝钦封的“恭人”,属于身有功名之人。所以,其墓地必须建立诰封的牌坊,设立神道碑。但是,木兜冲这个地方比较狭窄,离河流又较近,根本就没有建牌坊和神道碑的空间,这让曾国藩不太满意,考虑另外选一个新址,“以图改葬”。其目的倒不是为了什么富贵吉祥,而是为了免受水、蚁凶险,图个“宏敞”而已。这个建议,是曾国藩在清道光二十七年正月时提出来的。从史料上看,曾国藩的这个建议好像遭到了曾星冈的反对,没有得到首肯,这令曾国藩很不安。这个时候,曾星冈正处在病中,且久治不愈。见没有得到曾星冈的同意,曾国藩便急忙致信弟弟说:“山向之说,地理也;祖父有命而子孙从之,天理也。”[13]意思是说,如果老爷子的态度很坚决的话,就不要“拂违其意”,担心改葬引起曾星冈的愤怒,从而加重病情,这是“大逆天理”,是万万使不得的。自此以后不必再提改葬之事了,无论吉凶祸福,一切凭天由命。等到了是年六月中旬,曾国藩更是强调“万万不可改葬”。其理由是,“若再改葬,则谓之不祥,且大不孝矣”。但祖母的坟茔地毕竟狭窄,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一个遗憾。既然诰封碑亭不能不修,而祖母又绝对不能改葬,所以曾国藩的意思是再选一块风水好的地方,准备将来给曾星冈用,但能不能行得通,全凭曾星冈定夺。从表面上看,改葬不改葬,曾国藩好像是绝对以曾星冈的意志为意志,但实际上是他自己放弃了改葬的想法。他认为祖母的墓的确是好,真的是动不得。
有了经验在先,曾国藩对自己母亲的坟茔自然要格外上心。在选好墓地后,曾国藩于九月十三日安葬了母亲江太夫人。先人虽然已经入土为安了,但曾国藩仍然日日沉浸在丧母的悲痛之中。
转眼间,曾国藩在家乡已经待了两个多月了。
无官一身轻的曾国藩心无旁骛,一心一意在家丁忧,为母亲守制。可是,突然发生的变故,打乱了曾国藩的守制计划。
清咸丰二年(1852年)十一月,太平军自长沙城下撤离,“蔽江而下”,转攻汉阳。看似危局已解,其实不然。各地风起云涌的地方武装纷纷起事,向湖南当局频频发难。
这真是按下了葫芦起来个瓢。
刚想喘口气的湖南巡抚张亮基不敢稍懈,赶紧督兵弹压,“搜捕土匪甚严”。但正规的清军已经尾随太平军而去,张亮基这个巡抚是个光杆司令,手里没有多少兵可供调遣。无奈之下,张亮基只好动湘勇——那些民兵的脑筋。先是派知府衔的江忠源,率领两千楚勇驻守长沙城,又谕令湘乡儒士罗泽南等招募湘勇千人协防。张亮基这边刚刚调度妥当,巴陵又发生了兵事,张亮基急遣江忠源“讨擒”,生怕后院再生祸端。
就在张亮基缺兵少将、穷于应付之际,一道圣旨传到他的手里,使他在满眼愁云之中看到了一线曙光。
圣旨云:“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著该巡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事宜,伊必尽力,不负委任。”
本月十三日,丁忧在白杨坪的曾国藩接到圣旨,命其出山,帮办本省团练,以改善湖南被动的局面。一向以圣命为本的曾国藩,这次却没有盲目地听从咸丰帝的金口玉言,他犹豫了。
至于曾国藩犹豫的真正原因,我们当然不得而知。但可以大致推测如下。其一,曾国藩系书生出身,半生都是与笔墨纸砚打交道,别看曾兼任过兵部侍郎,但对军事一窍不通。如果贸然答应出山,一旦出师不利,遭遇不测,非但扭转不了湖南的局面,有负圣眷,而且还会极大地损害皇上对他业已形成的良好印象。曾国藩曾明言:“至行军本非余所长。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贵诈而余太直……”[14]其二,曾国藩清楚,仅仅依靠团练是做不了什么大事的。团练,说好听点就是民兵,离“基干”民兵还差着十万八千里。依靠这么一群临时招募的流氓无产者,怎么能与训练有素、能征惯战、势如虎狼一般的太平军相抗衡呢?那简直就是自不量力,以卵击石。其三,曾国藩正在丁忧守制期间。在以伦理纲常为社会生活唯一准则的封建社会,尽孝是头等大事。朝廷虽有“夺情”之说(清朝沿袭的一种古制,清廷对因父母丧事而去职在家守制的大臣要员,可以命其不必去职,着素服办公或守制期未满而诏令其复职),但毕竟有违常规。如果出山,身死是小,再丢了孝字,那可就真的毁了半世的英明。
思来想去,曾国藩觉得这山出不得。他提笔给咸丰帝上了一道堂而皇之、理由充足的折子,以“奉讳归家,不宜与闻军事”[15]为由,恳请在家继续丁忧终制。
就在这时,太平军继续高歌猛进,于清咸丰二年十二月,攻陷了湖北省会武昌,湖北巡抚常大淳战死。同时,“大江南北土匪蜂起”,湖北形势异常严峻。
曾国藩的折子刚刚写好,正准备委托张亮基转奏,不料张亮基已经派“专弁”来了。专弁当然不是为了专门来取曾国藩折子的,而是给他送来一份公函,特告武汉失守的噩讯,言称现在形势混乱,人心惶恐,恳请曾国藩出山,保护桑梓,尽速扭转当下的危局。
前有咸丰帝夺情的圣旨,后有张亮基恳请的专函,到底是在家尽孝,还是出山尽忠,曾国藩反复掂量,仍然左右为难,下不了决心。
就在曾国藩犹豫不决、颇费踌躇之际,最终促使曾国藩投笔从戎,从而改变其人生轨迹的一个重要人物出现了。他就是曾国藩的挚友郭嵩焘。
郭嵩焘,生于公元1818年,湖南湘阴人。字伯琛,号筠仙,清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尽管郭嵩焘比曾国藩小八岁,但两个人交往比较早,彼此视为知己。
从《曾国藩年谱》的记载来看,曾国藩与郭嵩焘最早相识于岳麓书院,时间约为清道光十四年。曾国藩两次科举落第后返回家乡。清道光十七年,赋闲在家的曾国藩,听说浏阳文庙祭祀先哲用的音乐是古乐。为了考察声音律吕的源流,曾国藩在浏阳逗留了两个多月。路过长沙时,遇到了在这儿应试的刘公蓉与郭嵩焘。老朋友聚首自然“相见欢甚”。三个人谈古论今,吟诗作赋,一时“昕夕无间”,忘记了时间。曾国藩在长沙逗留了月余,才与刘公蓉、郭嵩焘依依惜别。曾国藩中进士后第一次返家,就与郭嵩焘偕行。此外,郭嵩焘还是曾国藩慧眼识英雄的一个范例的唯一见证人。
那是发生在清道光二十四(1845年)年八月的事儿。当时,曾国藩官拜翰林院教习庶吉士。一天,老朋友郭嵩焘给曾国藩带来一位客人。这位客人叫江忠源。
江忠源,字常孺,号岷樵。生于公元1812年,湖南新宁。举人出身。这一年,江忠源恰好在京师应试,因而有机会,与郭嵩焘一起拜会湖南读书人的骄傲曾国藩。
江忠源性格豪爽,说话办事无拘无束,是一个胸怀宽广,顶天立地的人物。给曾国藩留下了深刻的第一印象。曾国藩与江忠源谈起家乡的那些市井琐事、风土人情,两个人常常开怀大笑,在欢快的气氛中不知不觉地度过了时光。江忠源告辞后,曾国藩目送良久,颇为感慨地对郭嵩焘说,在京师是找不到这样人才的。继而又说,这个人必定要以功名而名扬天下,但是“当以节义死”。当时天下太平,曾国藩的这番言之凿凿的预判,令郭嵩焘吃惊非浅。“江公自是遂师事公”——从此,江忠源开始追随曾国藩。
说这些,无非就是为了证明郭嵩焘与曾国藩两个人的关系非同一般。因此说,作为挚友,郭嵩焘在曾国藩的心里很有一些分量。
郭嵩焘此时的身份是翰林院的庶吉士,也正好在家乡湘阴丁父忧。
郭嵩焘在这个危急关头出现,绝非是为了老友叙旧。不用问,曾国藩的心里早就料定了一二。
郭嵩焘此行就一个目的,那就是力劝曾国藩出山,以他的才能与威望号令一方,协力保护桑梓。可在堂堂的二品大员曾国藩面前,郭嵩焘一时还不知道怎样去切入正题。若一味地跟名扬天下的五部侍郎讲什么国家社稷的大道理,估计不会产生任何作用,可话又说回来了,即便是讲,自己也根本不是曾国藩的对手。最后郭嵩焘打定了主意,要想说服曾国藩,就只有一条,那就是以情寓理,用情说事儿,用难以推却的乡情来触动、打动、感动曾国藩。这样的话,即便就是曾国藩不愿意出山,出于顾及自己颜面的考虑,也谅他绝难推辞。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估计呢?因为曾国藩在湖南,实在是盛名太隆,影响太大了。曾国藩从一个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九年十迁,超擢为二品大员,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16]。所以,曾国藩不仅是湖南的第一人、湖南的骄傲,而且还是湖南的形象大使,道德文章的典范,广大士子的旗帜。在曾国藩的身上寄托着全湖南的希望与重托。在此危难之际,想他曾国藩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置湖南桑梓的安危于不顾,一味地恪守一己之孝道。
“廉士重名,贤士尚志”[17]。在有些人的眼里,名誉这种东西,有的时候的确比生命还重要,但有时也很要命。史上为博得名誉而不惜杀身成仁、以身殉职者并不鲜见。现在,曾国藩就是被逼到了这个份儿上。
郭嵩焘果然是对症下药,找到了曾国藩的软肋,他的游说果然奏效了。
曾国藩本就极爱面子,更不是一个孬种。前有圣命相催,现有郭嵩焘力劝,尤其是殷殷乡情,令曾国藩不能无动于衷。如果说圣命尚且可违的话,那么乡情实在难却。试想,一个对家乡的福祉都无动于衷、不管不问之人,如何还能对江山社稷负责?还有什么脸面当湖南的形象代言人?还有什么资格给湖南的士子作旗帜?
曾国藩胸脯一拍牙一咬,拿出了大丈夫气概,当即撕碎了辞命的奏折,决定墨绖出山,报效朝廷,保护桑梓。而这一决定,则彻底改变了曾国藩既定的人生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