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命相催，曾国藩以“尽孝”婉拒，而保护桑梓之责，他还能拒绝吗？

曾国藩在下腰里宅后的山内，选了一处风水绝佳的墓地，准备安葬母亲。

曾氏祖先不相信风水这一套，尤其是曾星冈认为那是邪门歪道，“屏斥之惟恐不远”[12]，这也成为曾家的传统。曾国藩曾明言，对于凭山的走势判断吉凶之说用不着全信。但随着曾国藩科举中第，点翰林、晋仕途，一路超擢，曾家对风水的看法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如何对待风水的问题便被提高到了议事日程。尤其是清道光二十六年九月十八日，曾国藩的祖母以八十高龄辞世，安葬于湘乡二十四都木兜冲。自此之后，曾家的运气好像为之陡变，“诸事顺遂”。先是曾星冈因“火大”而引发的病症大好，曾国藩的“蛇皮癣”也痊愈了，最重要的是曾国藩“骤升至二品”，这些，不能不使他对风水之说产生新的认识，乃至很肯定地认为，这一切“吉兆”都是因为祖母墓地风水绝佳所带来的。而在此之前，曾国藩在给曾星冈的家书中，曾有过为祖母迁墓的设想。究其原因，是曾国藩觉得自己身为二品大员，祖母的坟茔必须“局面宏敞”，尤其是墓的下方必须宽阔，便于拜祭扫墓。另外，曾国藩的祖母与普通老太太不同，因为她是道光帝钦封的“恭人”，属于身有功名之人。所以，其墓地必须建立诰封的牌坊，设立神道碑。但是，木兜冲这个地方比较狭窄，离河流又较近，根本就没有建牌坊和神道碑的空间，这让曾国藩不太满意，考虑另外选一个新址，“以图改葬”。其目的倒不是为了什么富贵吉祥，而是为了免受水、蚁凶险，图个“宏敞”而已。这个建议，是曾国藩在清道光二十七年正月时提出来的。从史料上看，曾国藩的这个建议好像遭到了曾星冈的反对，没有得到首肯，这令曾国藩很不安。这个时候，曾星冈正处在病中，且久治不愈。见没有得到曾星冈的同意，曾国藩便急忙致信弟弟说：“山向之说，地理也；祖父有命而子孙从之，天理也。”[13]意思是说，如果老爷子的态度很坚决的话，就不要“拂违其意”，担心改葬引起曾星冈的愤怒，从而加重病情，这是“大逆天理”，是万万使不得的。自此以后不必再提改葬之事了，无论吉凶祸福，一切凭天由命。等到了是年六月中旬，曾国藩更是强调“万万不可改葬”。其理由是，“若再改葬，则谓之不祥，且大不孝矣”。但祖母的坟茔地毕竟狭窄，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一个遗憾。既然诰封碑亭不能不修，而祖母又绝对不能改葬，所以曾国藩的意思是再选一块风水好的地方，准备将来给曾星冈用，但能不能行得通，全凭曾星冈定夺。从表面上看，改葬不改葬，曾国藩好像是绝对以曾星冈的意志为意志，但实际上是他自己放弃了改葬的想法。他认为祖母的墓的确是好，真的是动不得。

有了经验在先，曾国藩对自己母亲的坟茔自然要格外上心。在选好墓地后，曾国藩于九月十三日安葬了母亲江太夫人。先人虽然已经入土为安了，但曾国藩仍然日日沉浸在丧母的悲痛之中。

转眼间，曾国藩在家乡已经待了两个多月了。

无官一身轻的曾国藩心无旁骛，一心一意在家丁忧，为母亲守制。可是，突然发生的变故，打乱了曾国藩的守制计划。

清咸丰二年（1852年）十一月，太平军自长沙城下撤离，“蔽江而下”，转攻汉阳。看似危局已解，其实不然。各地风起云涌的地方武装纷纷起事，向湖南当局频频发难。

这真是按下了葫芦起来个瓢。

刚想喘口气的湖南巡抚张亮基不敢稍懈，赶紧督兵弹压，“搜捕土匪甚严”。但正规的清军已经尾随太平军而去，张亮基这个巡抚是个光杆司令，手里没有多少兵可供调遣。无奈之下，张亮基只好动湘勇——那些民兵的脑筋。先是派知府衔的江忠源，率领两千楚勇驻守长沙城，又谕令湘乡儒士罗泽南等招募湘勇千人协防。张亮基这边刚刚调度妥当，巴陵又发生了兵事，张亮基急遣江忠源“讨擒”，生怕后院再生祸端。

就在张亮基缺兵少将、穷于应付之际，一道圣旨传到他的手里，使他在满眼愁云之中看到了一线曙光。

圣旨云：“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著该巡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事宜，伊必尽力，不负委任。”

本月十三日，丁忧在白杨坪的曾国藩接到圣旨，命其出山，帮办本省团练，以改善湖南被动的局面。一向以圣命为本的曾国藩，这次却没有盲目地听从咸丰帝的金口玉言，他犹豫了。

至于曾国藩犹豫的真正原因，我们当然不得而知。但可以大致推测如下。其一，曾国藩系书生出身，半生都是与笔墨纸砚打交道，别看曾兼任过兵部侍郎，但对军事一窍不通。如果贸然答应出山，一旦出师不利，遭遇不测，非但扭转不了湖南的局面，有负圣眷，而且还会极大地损害皇上对他业已形成的良好印象。曾国藩曾明言：“至行军本非余所长。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贵诈而余太直……”[14]其二，曾国藩清楚，仅仅依靠团练是做不了什么大事的。团练，说好听点就是民兵，离“基干”民兵还差着十万八千里。依靠这么一群临时招募的流氓无产者，怎么能与训练有素、能征惯战、势如虎狼一般的太平军相抗衡呢？那简直就是自不量力，以卵击石。其三，曾国藩正在丁忧守制期间。在以伦理纲常为社会生活唯一准则的封建社会，尽孝是头等大事。朝廷虽有“夺情”之说（清朝沿袭的一种古制，清廷对因父母丧事而去职在家守制的大臣要员，可以命其不必去职，着素服办公或守制期未满而诏令其复职），但毕竟有违常规。如果出山，身死是小，再丢了孝字，那可就真的毁了半世的英明。

思来想去，曾国藩觉得这山出不得。他提笔给咸丰帝上了一道堂而皇之、理由充足的折子，以“奉讳归家，不宜与闻军事”[15]为由，恳请在家继续丁忧终制。

就在这时，太平军继续高歌猛进，于清咸丰二年十二月，攻陷了湖北省会武昌，湖北巡抚常大淳战死。同时，“大江南北土匪蜂起”，湖北形势异常严峻。

曾国藩的折子刚刚写好，正准备委托张亮基转奏，不料张亮基已经派“专弁”来了。专弁当然不是为了专门来取曾国藩折子的，而是给他送来一份公函，特告武汉失守的噩讯，言称现在形势混乱，人心惶恐，恳请曾国藩出山，保护桑梓，尽速扭转当下的危局。

前有咸丰帝夺情的圣旨，后有张亮基恳请的专函，到底是在家尽孝，还是出山尽忠，曾国藩反复掂量，仍然左右为难，下不了决心。

就在曾国藩犹豫不决、颇费踌躇之际，最终促使曾国藩投笔从戎，从而改变其人生轨迹的一个重要人物出现了。他就是曾国藩的挚友郭嵩焘。

郭嵩焘，生于公元1818年，湖南湘阴人。字伯琛，号筠仙，清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尽管郭嵩焘比曾国藩小八岁，但两个人交往比较早，彼此视为知己。

从《曾国藩年谱》的记载来看，曾国藩与郭嵩焘最早相识于岳麓书院，时间约为清道光十四年。曾国藩两次科举落第后返回家乡。清道光十七年，赋闲在家的曾国藩，听说浏阳文庙祭祀先哲用的音乐是古乐。为了考察声音律吕的源流，曾国藩在浏阳逗留了两个多月。路过长沙时，遇到了在这儿应试的刘公蓉与郭嵩焘。老朋友聚首自然“相见欢甚”。三个人谈古论今，吟诗作赋，一时“昕夕无间”，忘记了时间。曾国藩在长沙逗留了月余，才与刘公蓉、郭嵩焘依依惜别。曾国藩中进士后第一次返家，就与郭嵩焘偕行。此外，郭嵩焘还是曾国藩慧眼识英雄的一个范例的唯一见证人。

那是发生在清道光二十四（1845年）年八月的事儿。当时，曾国藩官拜翰林院教习庶吉士。一天，老朋友郭嵩焘给曾国藩带来一位客人。这位客人叫江忠源。

江忠源，字常孺，号岷樵。生于公元1812年，湖南新宁。举人出身。这一年，江忠源恰好在京师应试，因而有机会，与郭嵩焘一起拜会湖南读书人的骄傲曾国藩。

江忠源性格豪爽，说话办事无拘无束，是一个胸怀宽广，顶天立地的人物。给曾国藩留下了深刻的第一印象。曾国藩与江忠源谈起家乡的那些市井琐事、风土人情，两个人常常开怀大笑，在欢快的气氛中不知不觉地度过了时光。江忠源告辞后，曾国藩目送良久，颇为感慨地对郭嵩焘说，在京师是找不到这样人才的。继而又说，这个人必定要以功名而名扬天下，但是“当以节义死”。当时天下太平，曾国藩的这番言之凿凿的预判，令郭嵩焘吃惊非浅。“江公自是遂师事公”——从此，江忠源开始追随曾国藩。

说这些，无非就是为了证明郭嵩焘与曾国藩两个人的关系非同一般。因此说，作为挚友，郭嵩焘在曾国藩的心里很有一些分量。

郭嵩焘此时的身份是翰林院的庶吉士，也正好在家乡湘阴丁父忧。

郭嵩焘在这个危急关头出现，绝非是为了老友叙旧。不用问，曾国藩的心里早就料定了一二。

郭嵩焘此行就一个目的，那就是力劝曾国藩出山，以他的才能与威望号令一方，协力保护桑梓。可在堂堂的二品大员曾国藩面前，郭嵩焘一时还不知道怎样去切入正题。若一味地跟名扬天下的五部侍郎讲什么国家社稷的大道理，估计不会产生任何作用，可话又说回来了，即便是讲，自己也根本不是曾国藩的对手。最后郭嵩焘打定了主意，要想说服曾国藩，就只有一条，那就是以情寓理，用情说事儿，用难以推却的乡情来触动、打动、感动曾国藩。这样的话，即便就是曾国藩不愿意出山，出于顾及自己颜面的考虑，也谅他绝难推辞。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估计呢？因为曾国藩在湖南，实在是盛名太隆，影响太大了。曾国藩从一个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九年十迁，超擢为二品大员，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16]。所以，曾国藩不仅是湖南的第一人、湖南的骄傲，而且还是湖南的形象大使，道德文章的典范，广大士子的旗帜。在曾国藩的身上寄托着全湖南的希望与重托。在此危难之际，想他曾国藩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置湖南桑梓的安危于不顾，一味地恪守一己之孝道。

“廉士重名，贤士尚志”[17]。在有些人的眼里，名誉这种东西，有的时候的确比生命还重要，但有时也很要命。史上为博得名誉而不惜杀身成仁、以身殉职者并不鲜见。现在，曾国藩就是被逼到了这个份儿上。

郭嵩焘果然是对症下药，找到了曾国藩的软肋，他的游说果然奏效了。

曾国藩本就极爱面子，更不是一个孬种。前有圣命相催，现有郭嵩焘力劝，尤其是殷殷乡情，令曾国藩不能无动于衷。如果说圣命尚且可违的话，那么乡情实在难却。试想，一个对家乡的福祉都无动于衷、不管不问之人，如何还能对江山社稷负责？还有什么脸面当湖南的形象代言人？还有什么资格给湖南的士子作旗帜？

曾国藩胸脯一拍牙一咬，拿出了大丈夫气概，当即撕碎了辞命的奏折，决定墨绖出山，报效朝廷，保护桑梓。而这一决定，则彻底改变了曾国藩既定的人生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