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母丧,曾国藩悲痛万分。而此时广西战火蔓延,东南半壁堪虞。
咸丰帝的命运不太好,从父亲手里接过来的是一个内忧外患的烂摊子,不仅外虏卧于侧榻,虎视眈眈,而且国内矛盾激化,正酝酿着惊天动地的事变。在这种情况下,悲观失望没有什么作用,怨天尤人也无济于事,咸丰帝只好面对这个现实,接受这个现实,而不能去埋怨老父亲啥也不是,平庸无能。
客观地说,大清的这种局面,的确不能全怪道光帝。
从大清的历史上看,作为泱泱天朝大国的最高主宰者,与康熙、乾隆等祖辈相比,道光帝尽管资质不高,能力平平,再加上时局动**,外国列强觊觎中国,但总体上还算是一个不错的统治者,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道光帝也曾有过一些作为。比如整顿吏治、厘清盐政、畅通海运、兴修水利、整顿军备、平定叛乱等等,特别是严禁鸦片,为恢复政治的清明,恢复农商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他本人勤于政务,力行节俭,拒绝奢靡。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为了节省开支,道光帝毅然取消了避暑、木兰秋狝等传统活动。
所谓避暑,始于清康熙皇帝。从清康熙四十二年起,在今河北省承德市区北部兴建了一个规模浩大的避暑行宫,至清乾隆五十五年最终建成止,共费时八十七年。该行宫分宫区和苑区两个部分,一道绵延十公里的石质宫墙环绕周围,使整个山庄与外界区分开来。从建筑上看,整座山庄背山面水,自然环境绝佳。山庄内亭台楼阁错落,湖中洲岛参差,既有江南传统园林之巧,又有北方壮阔山色之伟。每年盛夏,康熙、乾隆等都要带着王公大臣、后宫妃嫔来此避暑,成为大清的第二个政治中心。
木兰,系满语,意为“哨鹿”,即捕鹿的意思。因为这项活动多在每年的七八月间进行,故称“秋狝”。而所谓木兰秋狝,其实是康熙皇帝为了让八旗子弟永远保持骁勇善战和淳朴刻苦本色、抵御骄奢颓废而采取的一个措施。利用每年秋狝之机,让那些锦衣玉食的八旗子弟既习练骑射,又习劳苦,体味当年祖辈在马背上、在刀光剑影中打天下的辛劳与荣耀。尽管这两项活动是祖制,但每年都需要耗费巨资,道光帝毅然取消了这两项延续了百多年的皇家盛事,因此被称为“抠门”皇帝。
道光帝本人尽管很勤劳、很节俭、很尽心,但在世界大势不可逆转的巨变之下,整个封建制度已经病入膏肓,阶级矛盾、民族冲突日益激化。自公元1831年起,各地陆续爆发了湘西瑶族起义、山西先天教起义、白莲教起义、天地会起义等达百次之多,而更大规模的激变正在形成。这种内外交困的危局,不是能靠皇帝一己之力就可以扭转的。
俗话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咸丰帝继位伊始,激变便至,首先是湖南新宁爆发了以李元发为首的大规模起义,从此揭开了大清国噩梦的序幕。
就在咸丰帝即位的第二年(1851年)年初,“愤青”洪秀全率两万之众,在广西桂平金田村举行起义,建立太平天国,标志着震惊中外、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就此拉开了序幕。
洪秀全,广东花县人,原名仁坤,乳名火秀。生于公元1814年,贫苦农民出身。在洪秀全的身上,有几个特点不妨赘述一下。
首先,洪秀全是科举制度彻头彻尾的失败者。曾几何时,洪秀全也同那个时代的所有知识分子一样,寄希望于科举,期盼通过科举之路来改变自己的人生,实现自我价值。然而,洪秀全的科举之路颇为坎坷,用现在的话来说,每次参加考试都发挥得不好,考运非常差劲。从公元1828年起,洪秀全一连参加了十几年的科举考试,均屡试不中,使他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打击,最终失去信心,导致寄托了全部理想的科举之梦随之破灭。完全有理由相信,如果洪秀全像曾国藩一样科举成功,跻身士林,那么绝对不会有后来的什么太平天国运动。洪秀全自然也不会以大清的叛逆者身份留名青史,其历史身份也会与曾国藩一样,应该是封建制度的遵循者、卫道士。
其次,洪秀全是一个激进主义者。洪秀全与刻苦砥砺、一条道跑到黑的曾国藩不同,接连的科举失败,没有促使他在自己的身上寻找原因和不足,更没有咬牙坚持下去,而是反其道而行之,选择了一条与常规大相径庭的道路,干脆举起了大反孔孟、鞭笞科举的大旗,捣毁孔庙,砸碎了私塾里供奉的孔丘牌位,彻底与传统决裂。非此即彼,不可调和;你不让我好,我也不让你好;你不让我活,我也不让你活。其所思所想、所作所为,甚是极端,均迥异于常人,
再次,洪秀全是一个聪明的拿来主义者。洪秀全的天资不算高,但却懂得“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4]的道理。洪秀全的聪明之处在于他能够另辟蹊径,从别人不知不懂的地方入手,创造出一个新的精神偶像,即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在西方的基督教义中获取灵感,自创了一个中西合璧的拜上帝教。通过写作教义、制定“天条”、编造神话等手段,以老百姓最关注的那些平等、均权为口号,提出“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纲领,在民间广泛宣传,极尽蛊惑,争取同情和支持,扩大影响。在条件逐渐成熟之后,洪秀全才亮出底牌,公开打出了反清的大旗,正式走上了与大清争夺政权、分庭抗礼之路。
洪秀全率领太平军杀出广西,一路上越州过府,攻城略地,犹如不可阻挡的滚滚洪流,以势不可挡之势席整个卷了大西南,这使本就日子艰难的大清国愈加风声鹤唳,雪上加霜。
就在洪秀全杀出广西,席卷大西南的时候,四十二岁的曾国藩正登峰造极、红得发紫。早在清咸丰元年,曾国藩就奉旨兼属刑部左侍郎。这样,曾国藩在短短的三四年的时间里就兼属了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等四部侍郎,惹得满朝上下一片艳羡。
在四部执事,曾国藩的确忙得很。诚如《曾国藩年谱》里所说:“职务繁委,值班奏事,入署办公,益无虚日。”
曾国藩的工作虽然很繁忙,但对自己的约束并没有降低。在业余时间里通常是“手不释卷”,致力于研究经世之务及在朝掌故,分十八类记录下来,为自己积累知识的财富。除此之外,曾国藩还给自己规定了每天必做的八项功课,即读书、静坐、属文、作字、办公、课子、对客、复信。“触事有见,则别识于其眉”[5]——有了心得,就随手记录下来。可见,曾国藩的官职越高,对自己的要求也越高。
对曾国藩来说,清咸丰二年(1853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因为这一年,不仅曾国藩的仕途达到了顶峰,而且他的人生轨迹也即将发生重大转折。
这一年正月,曾国藩奉旨兼属吏部左侍郎,极其罕见地遍兼了五部侍郎,在成为大清股肱之臣的同时,也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官场神话,成为大清有史以来的第一人。
自咸丰登基以来,天灾人祸不断,“粤匪猖獗,河工未合,京畿亢旱,人情惊惧”[6],而且愈演愈烈,几乎到了难以收拾的程度。咸丰帝要求大臣们出主意想办法,为挽救危局献计献策。皇上让大家说话,等于为大臣们表现聪明才智提供了一个平台,一个好机会。一旦引起皇上的注意,很有可能加官晋爵,名利双收,但也充满风险。内阁学士胜宝就没表现明白,因“上疏失检,交部严议,部议降三级调用”[7]。最后还是曾国藩上了一道“广言路”一折,请求宽宥胜宝。“上纳用焉,疏留中”[8]。
这一年的六月十二日,曾国藩被钦命为江西乡试正考官。这是曾国藩继钦命四川乡试正主考之后,第二次主持乡试。接到圣旨的次日,曾国藩递折谢恩,同时向咸丰帝请假,准备乡试之后,顺便回家省亲。
曾国藩在给咸丰帝的“请假回籍省亲片”里说得可怜巴巴的,言称自己从道光十九年进京供职以来,已经十四年了,从来也没请过假,也没有亲自侍奉老人。现在太平军攻入了湖南,自己的家乡就临近战火纷飞的衡阳,他日夜惦记家乡的安危。现在正好去江西。从江西到老家只有八天的路程。希望咸丰帝能赏二十天的假,待发榜后回家探亲。折子递上去后,曾国藩“不胜悚惕待命之至”。还好,咸丰帝很快就“朱批允之”,毫不犹豫地准了假,显得颇有人情味。
曾国藩于本月二十四日离开京师,一路上拜老友访故交,“纵谈今古,自夜达旦”[9],不亦乐乎。
本月二十五日,当曾国藩走到了安徽太和县境小池驿时,突然接到了母亲病故的消息。失去了母亲,使已逾不惑的曾国藩不由泪眼滂沱,痛彻心扉。充任乡试正考官的好心情,在这一瞬间烟消云散,为无尽的哀痛所取代。
在曾国藩的心中,母亲江太夫人具有崇高的、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尤其是母亲孝敬长辈、相夫教子、吃苦耐劳、乐观向上的精神,对曾国藩的成长影响很大。
小池驿距离湘乡约有两千里左右的路程,需要走一个月的时间。时间不等人。曾国藩立刻改服奔丧,踏上归程,终于八月二十五日回到白杨坪老家,送别母亲。
是年六月,太平军一路杀出道州,取桂阳,陷郴州,大军直逼湖南省会长沙。太平军的行动引起了连锁反应,“湖南各郡旧有会匪蠢焉欲动”[10],就连湘乡也频现“匪踪”,湖南的形势已然万分危急。早在曾国藩奔丧的途中,即八月十三日到湖北武昌时,就已经知道了湖南的情况。由于长沙被包围,阻断了交通,使曾国藩“不胜悲痛,胶着之至”[11]。
由于兵力不足,各地只好靠临时编练湘勇来加强防范。曾国藩的父亲曾竹亭也加入到了保卫家乡的行列,并因为德高望重而被推选为领袖。是时,湘乡的乡团因时就势发展很快,成为湖南乡团之首。
长沙的危局没有什么缓解,反而随着大批太平军的到来而越加危急。
长沙,位于湖南东部偏北,著名的湘江下游。这座具有三千多年历史的“荆楚名城”,北瞰洞庭,南依衡岳,湘江纵贯南北。素有“荆豫唇齿,黔粤咽喉”之称的长沙,地处湖北、河南、贵州、广东的咽喉要道,自春秋战国起,就是南方的军事、交通重镇。如果丢了长沙,那无疑就等于打开了扼守南方的门户,其后果不堪设想。
为力保长沙,清廷一方面选派能员坐镇指挥,另一方面不断增兵驰援,与太平军相持。即便是这样,长沙城的局势依然严峻。咸丰帝又接连饬大臣督剿,查处作战不力的将士,拼死也要守住长沙。
见久攻不下,太平军打起了“地道战”——挖了一条直通长沙城下的地道,填上炸药轰城。清军经过拼死抵抗才保住了城池。就这样,长沙战局陷入胶着。清军与太平军一直相持鏖战了三个月之久。
长沙易守难攻,成效甚微,迫使太平军不得不调整了战略部署,暂时撤离了长沙城。长沙之困顿解。长沙之困虽解,但军事压力并没有减轻。一方面,太平军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先是渡过湘江,西进宁乡、益阳,然后东出临资口,顺江而下,袭湘阴战岳州,于十一月,攻取重镇汉阳府,逼迫清军急忙拔营出寨,尾随追击。另一方面,在太平军的影响下,各地“匪患”严重,大有燎原之势,这令本来就兵力不足的湖南当局来说,更是捉襟见肘,不得不为分散兵力而大伤脑筋。
此时,身在湘乡白杨坪老家的曾国藩,也深切地感受到了局势的严重性。尽管湘乡尚且安全,但其他地方不断遭袭的消息令人不安。加之谣言四起,情况不明,难免风声鹤唳,人心惶惶。甚至个别胆小的,已经急急忙忙携家带口地逃奔了他乡。曾国藩虽然告诫人们保持冷静,沉着应对,但也无济于事。本来曾国藩因为母丧而心情很糟,想不到局势更糟糕,难免让人灰心丧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