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母丧，曾国藩悲痛万分。而此时广西战火蔓延，东南半壁堪虞。

咸丰帝的命运不太好，从父亲手里接过来的是一个内忧外患的烂摊子，不仅外虏卧于侧榻，虎视眈眈，而且国内矛盾激化，正酝酿着惊天动地的事变。在这种情况下，悲观失望没有什么作用，怨天尤人也无济于事，咸丰帝只好面对这个现实，接受这个现实，而不能去埋怨老父亲啥也不是，平庸无能。

客观地说，大清的这种局面，的确不能全怪道光帝。

从大清的历史上看，作为泱泱天朝大国的最高主宰者，与康熙、乾隆等祖辈相比，道光帝尽管资质不高，能力平平，再加上时局动**，外国列强觊觎中国，但总体上还算是一个不错的统治者，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道光帝也曾有过一些作为。比如整顿吏治、厘清盐政、畅通海运、兴修水利、整顿军备、平定叛乱等等，特别是严禁鸦片，为恢复政治的清明，恢复农商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他本人勤于政务，力行节俭，拒绝奢靡。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为了节省开支，道光帝毅然取消了避暑、木兰秋狝等传统活动。

所谓避暑，始于清康熙皇帝。从清康熙四十二年起，在今河北省承德市区北部兴建了一个规模浩大的避暑行宫，至清乾隆五十五年最终建成止，共费时八十七年。该行宫分宫区和苑区两个部分，一道绵延十公里的石质宫墙环绕周围，使整个山庄与外界区分开来。从建筑上看，整座山庄背山面水，自然环境绝佳。山庄内亭台楼阁错落，湖中洲岛参差，既有江南传统园林之巧，又有北方壮阔山色之伟。每年盛夏，康熙、乾隆等都要带着王公大臣、后宫妃嫔来此避暑，成为大清的第二个政治中心。

木兰，系满语，意为“哨鹿”，即捕鹿的意思。因为这项活动多在每年的七八月间进行，故称“秋狝”。而所谓木兰秋狝，其实是康熙皇帝为了让八旗子弟永远保持骁勇善战和淳朴刻苦本色、抵御骄奢颓废而采取的一个措施。利用每年秋狝之机，让那些锦衣玉食的八旗子弟既习练骑射，又习劳苦，体味当年祖辈在马背上、在刀光剑影中打天下的辛劳与荣耀。尽管这两项活动是祖制，但每年都需要耗费巨资，道光帝毅然取消了这两项延续了百多年的皇家盛事，因此被称为“抠门”皇帝。

道光帝本人尽管很勤劳、很节俭、很尽心，但在世界大势不可逆转的巨变之下，整个封建制度已经病入膏肓，阶级矛盾、民族冲突日益激化。自公元1831年起，各地陆续爆发了湘西瑶族起义、山西先天教起义、白莲教起义、天地会起义等达百次之多，而更大规模的激变正在形成。这种内外交困的危局，不是能靠皇帝一己之力就可以扭转的。

俗话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咸丰帝继位伊始，激变便至，首先是湖南新宁爆发了以李元发为首的大规模起义，从此揭开了大清国噩梦的序幕。

就在咸丰帝即位的第二年（1851年）年初，“愤青”洪秀全率两万之众，在广西桂平金田村举行起义，建立太平天国，标志着震惊中外、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就此拉开了序幕。

洪秀全，广东花县人，原名仁坤，乳名火秀。生于公元1814年，贫苦农民出身。在洪秀全的身上，有几个特点不妨赘述一下。

首先，洪秀全是科举制度彻头彻尾的失败者。曾几何时，洪秀全也同那个时代的所有知识分子一样，寄希望于科举，期盼通过科举之路来改变自己的人生，实现自我价值。然而，洪秀全的科举之路颇为坎坷，用现在的话来说，每次参加考试都发挥得不好，考运非常差劲。从公元1828年起，洪秀全一连参加了十几年的科举考试，均屡试不中，使他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打击，最终失去信心，导致寄托了全部理想的科举之梦随之破灭。完全有理由相信，如果洪秀全像曾国藩一样科举成功，跻身士林，那么绝对不会有后来的什么太平天国运动。洪秀全自然也不会以大清的叛逆者身份留名青史，其历史身份也会与曾国藩一样，应该是封建制度的遵循者、卫道士。

其次，洪秀全是一个激进主义者。洪秀全与刻苦砥砺、一条道跑到黑的曾国藩不同，接连的科举失败，没有促使他在自己的身上寻找原因和不足，更没有咬牙坚持下去，而是反其道而行之，选择了一条与常规大相径庭的道路，干脆举起了大反孔孟、鞭笞科举的大旗，捣毁孔庙，砸碎了私塾里供奉的孔丘牌位，彻底与传统决裂。非此即彼，不可调和；你不让我好，我也不让你好；你不让我活，我也不让你活。其所思所想、所作所为，甚是极端，均迥异于常人，

再次，洪秀全是一个聪明的拿来主义者。洪秀全的天资不算高，但却懂得“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4]的道理。洪秀全的聪明之处在于他能够另辟蹊径，从别人不知不懂的地方入手，创造出一个新的精神偶像，即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在西方的基督教义中获取灵感，自创了一个中西合璧的拜上帝教。通过写作教义、制定“天条”、编造神话等手段，以老百姓最关注的那些平等、均权为口号，提出“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纲领，在民间广泛宣传，极尽蛊惑，争取同情和支持，扩大影响。在条件逐渐成熟之后，洪秀全才亮出底牌，公开打出了反清的大旗，正式走上了与大清争夺政权、分庭抗礼之路。

洪秀全率领太平军杀出广西，一路上越州过府，攻城略地，犹如不可阻挡的滚滚洪流，以势不可挡之势席整个卷了大西南，这使本就日子艰难的大清国愈加风声鹤唳，雪上加霜。

就在洪秀全杀出广西，席卷大西南的时候，四十二岁的曾国藩正登峰造极、红得发紫。早在清咸丰元年，曾国藩就奉旨兼属刑部左侍郎。这样，曾国藩在短短的三四年的时间里就兼属了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等四部侍郎，惹得满朝上下一片艳羡。

在四部执事，曾国藩的确忙得很。诚如《曾国藩年谱》里所说：“职务繁委，值班奏事，入署办公，益无虚日。”

曾国藩的工作虽然很繁忙，但对自己的约束并没有降低。在业余时间里通常是“手不释卷”，致力于研究经世之务及在朝掌故，分十八类记录下来，为自己积累知识的财富。除此之外，曾国藩还给自己规定了每天必做的八项功课，即读书、静坐、属文、作字、办公、课子、对客、复信。“触事有见，则别识于其眉”[5]——有了心得，就随手记录下来。可见，曾国藩的官职越高，对自己的要求也越高。

对曾国藩来说，清咸丰二年（1853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因为这一年，不仅曾国藩的仕途达到了顶峰，而且他的人生轨迹也即将发生重大转折。

这一年正月，曾国藩奉旨兼属吏部左侍郎，极其罕见地遍兼了五部侍郎，在成为大清股肱之臣的同时，也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官场神话，成为大清有史以来的第一人。

自咸丰登基以来，天灾人祸不断，“粤匪猖獗，河工未合，京畿亢旱，人情惊惧”[6]，而且愈演愈烈，几乎到了难以收拾的程度。咸丰帝要求大臣们出主意想办法，为挽救危局献计献策。皇上让大家说话，等于为大臣们表现聪明才智提供了一个平台，一个好机会。一旦引起皇上的注意，很有可能加官晋爵，名利双收，但也充满风险。内阁学士胜宝就没表现明白，因“上疏失检，交部严议，部议降三级调用”[7]。最后还是曾国藩上了一道“广言路”一折，请求宽宥胜宝。“上纳用焉，疏留中”[8]。

这一年的六月十二日，曾国藩被钦命为江西乡试正考官。这是曾国藩继钦命四川乡试正主考之后，第二次主持乡试。接到圣旨的次日，曾国藩递折谢恩，同时向咸丰帝请假，准备乡试之后，顺便回家省亲。

曾国藩在给咸丰帝的“请假回籍省亲片”里说得可怜巴巴的，言称自己从道光十九年进京供职以来，已经十四年了，从来也没请过假，也没有亲自侍奉老人。现在太平军攻入了湖南，自己的家乡就临近战火纷飞的衡阳，他日夜惦记家乡的安危。现在正好去江西。从江西到老家只有八天的路程。希望咸丰帝能赏二十天的假，待发榜后回家探亲。折子递上去后，曾国藩“不胜悚惕待命之至”。还好，咸丰帝很快就“朱批允之”，毫不犹豫地准了假，显得颇有人情味。

曾国藩于本月二十四日离开京师，一路上拜老友访故交，“纵谈今古，自夜达旦”[9]，不亦乐乎。

本月二十五日，当曾国藩走到了安徽太和县境小池驿时，突然接到了母亲病故的消息。失去了母亲，使已逾不惑的曾国藩不由泪眼滂沱，痛彻心扉。充任乡试正考官的好心情，在这一瞬间烟消云散，为无尽的哀痛所取代。

在曾国藩的心中，母亲江太夫人具有崇高的、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尤其是母亲孝敬长辈、相夫教子、吃苦耐劳、乐观向上的精神，对曾国藩的成长影响很大。

小池驿距离湘乡约有两千里左右的路程，需要走一个月的时间。时间不等人。曾国藩立刻改服奔丧，踏上归程，终于八月二十五日回到白杨坪老家，送别母亲。

是年六月，太平军一路杀出道州，取桂阳，陷郴州，大军直逼湖南省会长沙。太平军的行动引起了连锁反应，“湖南各郡旧有会匪蠢焉欲动”[10]，就连湘乡也频现“匪踪”，湖南的形势已然万分危急。早在曾国藩奔丧的途中，即八月十三日到湖北武昌时，就已经知道了湖南的情况。由于长沙被包围，阻断了交通，使曾国藩“不胜悲痛，胶着之至”[11]。

由于兵力不足，各地只好靠临时编练湘勇来加强防范。曾国藩的父亲曾竹亭也加入到了保卫家乡的行列，并因为德高望重而被推选为领袖。是时，湘乡的乡团因时就势发展很快，成为湖南乡团之首。

长沙的危局没有什么缓解，反而随着大批太平军的到来而越加危急。

长沙，位于湖南东部偏北，著名的湘江下游。这座具有三千多年历史的“荆楚名城”，北瞰洞庭，南依衡岳，湘江纵贯南北。素有“荆豫唇齿，黔粤咽喉”之称的长沙，地处湖北、河南、贵州、广东的咽喉要道，自春秋战国起，就是南方的军事、交通重镇。如果丢了长沙，那无疑就等于打开了扼守南方的门户，其后果不堪设想。

为力保长沙，清廷一方面选派能员坐镇指挥，另一方面不断增兵驰援，与太平军相持。即便是这样，长沙城的局势依然严峻。咸丰帝又接连饬大臣督剿，查处作战不力的将士，拼死也要守住长沙。

见久攻不下，太平军打起了“地道战”——挖了一条直通长沙城下的地道，填上炸药轰城。清军经过拼死抵抗才保住了城池。就这样，长沙战局陷入胶着。清军与太平军一直相持鏖战了三个月之久。

长沙易守难攻，成效甚微，迫使太平军不得不调整了战略部署，暂时撤离了长沙城。长沙之困顿解。长沙之困虽解，但军事压力并没有减轻。一方面，太平军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先是渡过湘江，西进宁乡、益阳，然后东出临资口，顺江而下，袭湘阴战岳州，于十一月，攻取重镇汉阳府，逼迫清军急忙拔营出寨，尾随追击。另一方面，在太平军的影响下，各地“匪患”严重，大有燎原之势，这令本来就兵力不足的湖南当局来说，更是捉襟见肘，不得不为分散兵力而大伤脑筋。

此时，身在湘乡白杨坪老家的曾国藩，也深切地感受到了局势的严重性。尽管湘乡尚且安全，但其他地方不断遭袭的消息令人不安。加之谣言四起，情况不明，难免风声鹤唳，人心惶惶。甚至个别胆小的，已经急急忙忙携家带口地逃奔了他乡。曾国藩虽然告诫人们保持冷静，沉着应对，但也无济于事。本来曾国藩因为母丧而心情很糟，想不到局势更糟糕，难免让人灰心丧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