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别人看来,曾国藩的宦途可谓是顺风顺水,在九年的光景里屡迁十次,而且常常是被越级提拔。清咸丰二年,曾国藩早已由最初的一名见习的翰林院庶吉士,超擢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兼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官至卿二。其升迁之速、品级之高,皆开大清官场之先河,而此时的曾国藩只不过才三十七岁。这个年纪就攀援到这样的高位,相对于那些大多四五十岁才中进士、点翰林的人来说,其优势、潜力和前景真是太大了,太令人垂涎了。其实曾国藩挺不容易的,尽管起步较早,进步较快,但倒霉的事儿也没少碰到,中间也是几经沉浮,历尽坎坷,所付出的心血、尝尽的苦头无法细说,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也算是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光吃苦、遭罪没有用。再好的千里马,没有伯乐去发现、去赏识也就是一个拉车的货。在曾国藩成长的过程中,他的伯乐和最大的恩人就是道光帝,用同治帝的话说,都是因为他承蒙道光帝“特达之知”[1]的结果。这的确是事实。如果能按照这样的路子继续走下去的话,曾国藩登堂入室,封侯拜相,也就是时间早晚的问题。然而,“夫物,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终始无故。”[2]事物永远也不会按照人们事先的预想去发展,否则的话,就不会有人生多舛、波谲云诡之说了。
就在曾国藩仕途顺遂,扬名大清官场的时候,太平天国运动的蓬勃兴起,致使大清国风起云涌,形势堪忧。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关头,命运也再一次把曾国藩推上了风口浪尖。
投笔从戎,跻身军旅,是曾国藩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转折,也成为他事业的新起点,更是使他步入文治武功胜境的重要机遇。正是这样的转折、起点、机遇,使曾国藩超越了时代,成为一位产生广泛影响的历史名人。
当曾国藩成为大清的精神偶像后,不仅他的道德文章成为人们捧读不辍的经典,而他临危受命、墨绖出山的选择,更是普遍被认为是一个心系社稷、忠君报国的壮举。同治帝称曾国藩“援墨绖从戎之义,俾移孝以作忠;励丹心报国之诚,每出奇而制胜”[3]。其实,放下笔拿起刀,倾身战事,并非曾国藩本意,原因简单得不能再简单,那就是“无奈”——即非常被动、无法推卸的被逼无奈。至于“墨绖师兴,奇功历著于江淮,大名永光乎竹帛”,绝对是曾国藩想都没想过的事儿,仅仅也就是时势造英雄。用老百姓的话说,不过是大小劲儿都赶到一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