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别人看来，曾国藩的宦途可谓是顺风顺水，在九年的光景里屡迁十次，而且常常是被越级提拔。清咸丰二年，曾国藩早已由最初的一名见习的翰林院庶吉士，超擢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兼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官至卿二。其升迁之速、品级之高，皆开大清官场之先河，而此时的曾国藩只不过才三十七岁。这个年纪就攀援到这样的高位，相对于那些大多四五十岁才中进士、点翰林的人来说，其优势、潜力和前景真是太大了，太令人垂涎了。其实曾国藩挺不容易的，尽管起步较早，进步较快，但倒霉的事儿也没少碰到，中间也是几经沉浮，历尽坎坷，所付出的心血、尝尽的苦头无法细说，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也算是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光吃苦、遭罪没有用。再好的千里马，没有伯乐去发现、去赏识也就是一个拉车的货。在曾国藩成长的过程中，他的伯乐和最大的恩人就是道光帝，用同治帝的话说，都是因为他承蒙道光帝“特达之知”[1]的结果。这的确是事实。如果能按照这样的路子继续走下去的话，曾国藩登堂入室，封侯拜相，也就是时间早晚的问题。然而，“夫物，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终始无故。”[2]事物永远也不会按照人们事先的预想去发展，否则的话，就不会有人生多舛、波谲云诡之说了。

就在曾国藩仕途顺遂，扬名大清官场的时候，太平天国运动的蓬勃兴起，致使大清国风起云涌，形势堪忧。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关头，命运也再一次把曾国藩推上了风口浪尖。

投笔从戎，跻身军旅，是曾国藩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转折，也成为他事业的新起点，更是使他步入文治武功胜境的重要机遇。正是这样的转折、起点、机遇，使曾国藩超越了时代，成为一位产生广泛影响的历史名人。

当曾国藩成为大清的精神偶像后，不仅他的道德文章成为人们捧读不辍的经典，而他临危受命、墨绖出山的选择，更是普遍被认为是一个心系社稷、忠君报国的壮举。同治帝称曾国藩“援墨绖从戎之义，俾移孝以作忠；励丹心报国之诚，每出奇而制胜”[3]。其实，放下笔拿起刀，倾身战事，并非曾国藩本意，原因简单得不能再简单，那就是“无奈”——即非常被动、无法推卸的被逼无奈。至于“墨绖师兴，奇功历著于江淮，大名永光乎竹帛”，绝对是曾国藩想都没想过的事儿，仅仅也就是时势造英雄。用老百姓的话说，不过是大小劲儿都赶到一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