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大清国的官员，既置不起新官服，更坐不起轿子，成为京城官场一大奇闻。

在度日如年地“硬挺”了六个月之后，曾国藩终于被安排过班引见，接受皇帝的面试。

面试那天，曾国藩表现得还不错。除了开始时，皇帝觉得曾国藩面相有些不雅外，对他的沉稳镇定，对问题的思维缜密，“答对明白”表示满意，认为曾国藩不像是一个糊里糊涂的人，所以赐予曾国藩从七品的检讨一职，继续留在了翰林院，即所谓“留馆”。

历经两次科举失利，又遭遇官场潜规则的曾国藩，现在终于可以长出一口气了，因为他毕竟在而立之年，正式成为大清国的一名有品级的官员了。

曾国藩认为，读书人之所以看中科名，是因为它可以光宗耀祖，让家里人高兴，得到的俸禄养家糊口，但对曾国藩而言，他所取得的这个成就，不仅远远超出于“承堂上之欢”“禄仕可以养亲”的初级目标，而且更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曾国藩从根本上改写了曾氏家自明代以来“无以学业发名者”的历史，成为曾家五六百年来以科举名世的第一人。

从古至今，升官必然要和发财联系在一起，这不仅是人们的一种思维定式，也的确是因为这二者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在古代，读书人之所以肯于头悬梁锥刺骨，寒窗苦读，其根本的动机和目的是非常之单纯的，那就是为了“学而优则仕”，然后发财。而且官职越大官位越崇，聚财的功能也就越强，财路也越广。

曾国藩升了官职有了薪俸，窘困的生活理应有所改观了吧？但是从这个时期的一些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的日常生活没有什么显著的变化，穿的还是作庶吉士时的补服，吃的还是每顿一粥一菜，住的仍然是可以赊账的长沙会馆，上翰林院依旧靠步行。那么，是曾国藩的薪水不足以改善自己的生活吗？答案是肯定的。

身为大清从七品的官员，曾国藩一年的俸禄总共只有白银三十三两。有人计算过，那时的一两白银，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200元左右，那么三十三两白银，就相当于6600元人民币。这点钱，连维持曾国藩个人的生活都不够。

在没有领到俸禄之前，曾国藩就已经做出了支出预算，左盘算右合计，最终让他很泄气。因为按照预算，俸禄还没等领到手，就已经是入不敷出了。

领到俸禄后，曾国藩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还欠账。还完了欠账，曾国藩手里的银子已经所剩无几了，可是还有一件大事没办，这让曾国藩不由得头痛。

这件大事就是要置办一身像样的官服官靴。

俗话说，人靠衣裳马靠鞍。外在的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往往比内容还要重要，而在官场上尤为突出。

曾国藩现在已经不是实习生身份的庶吉士了，作为堂堂的翰林院从七品检讨，必须要有与自己身份相般配的服饰。可一打听价钱，曾国藩不由得皱起了眉头，因为他手里剩的那俩钱，根本就不够置办官服官靴所需。怎么办呢？先不用说为了应付官场上的虚荣和面子，就连曾国藩自己也觉得万万不能衣衫不整地出现在众人面前。左思右想也没有找出一个好办法，最后曾国藩一咬牙一跺脚，索性把那身庶吉士的服装送进了成衣铺，绣上五蟒四爪，把它改制成了一件七品官服了事。

曾国藩穿着改做的官服到翰林院上任去了。别人虽然看着曾国藩那身打扮有些不顺眼，但也没有谁特意去跟一个品级较低的官员较真儿。可没承想，曾国藩那身穿戴竟然被到翰林院视察的道光皇帝发现了。

道光皇帝一看曾国藩这身打扮，不由有些愠怒，他认为凭曾国藩所得的薪俸，不可能连一件像样的官服都做不起，穿得如此寒酸，不仅是丢了翰林院的脸，也让大清国脸上无光，甚至怀疑曾国藩是故意这么做的，有“巧取”“博名”之嫌。

曾国藩解释了几句，本想蒙混过关算了，可偏偏道光帝的眼睛不揉沙子，他一定要弄清楚曾国藩这身缀着补丁的官服到底是怎么回事和曾国藩为什么这么做。

事逼无奈，曾国藩只好和盘托出，把三十三两薪俸的开销去处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并向皇帝陈述说，自己供职在翰林院主要是为了不负圣恩，好好潜心于学问，时刻准备为国出力，不想把心思用在维持所谓的威仪上。况且，自己收入微薄，就更不愿意靠借贷来粉饰门面。自己这样做，绝不是故作姿态，更没有丝毫巧取之心。

曾国藩回答得从容实在，道光帝听得清楚明白，也就没有再去追究什么。曾国藩这才总算度过了一场令他胆战心惊、惶恐不安的诚信危机。

转眼间就到了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曾国藩的检讨已经做了整整一年了，学问增长了不少，可经济状况仍然没有什么起色。除了固定的死工资外，曾国藩没有任何别的收入来源，仍然时常要靠借贷维持生活。既然连维持自己的生活都很困难，所以就更谈不上接济家里了，曾国藩每每为此感到“不胜愧悚”。在这一年六月初七曾国藩给祖父曾星冈的家书中坦称，自己在京城“别无生计”，看来冬初就得靠借账过日子了。

新的一年终于来临了。为了过个像样的新年，曾国藩除了使用了长沙会馆的六千文（相当于六两银子）以外（注：曾国藩于同年六月开始接管长沙会馆，所得房租可以作为经营管理的费用），又借了五十两银子。即便如此，手头仍然不觉宽裕，本指望基层能孝敬一些“炭敬”，结果却未见到分文。所谓“炭敬”，就是那些基层的地方官员，以购买木炭取暖为名，给当权派送的孝敬钱，类似于“取暖费”，其实也就是官员们的“灰色收入”，或是公开合理地收受的贿赂，只不过就是不带“钱”字罢了。官职越大收到的“炭敬”就越多。曾国藩有些不明就里，以为“炭敬”会像发福利一样人人有份，孰不知，他一个没权没势的小小从七品翰林院检讨，是没有资格享受这份孝敬的。所以曾国藩自己无奈地说：“前日冀望外间或有炭资之赠，今冬乃绝无此项。”[7]在这一年的家书中，“光景渐窘”“勉强支持”之类的话语随处可见。后来，曾国藩虽然每月可以支配会馆的房租十五千文，生活略有改观外，仍然时不时地需要“些微挪借”[8]方可度日，其生活之窘境可窥一斑。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已经做了三年检讨的曾国藩，时年三十三岁。

这一年可谓是曾国藩的龙腾之年。

曾国藩终于时来运转，苦尽甘来，幸事一件接一件地接踵而至。史上所谓曾国藩九年升十级，仅在这一年他就连升了四级。

先是该年三月初十日，道光帝主持在正大光明殿的考试，亲自考察翰林院的这些天子门生。曾国藩与一百二十四名翰林一起参加考试。

这是国家选拔人才的最重要的考试，因此考场纪律森严，除了由道光帝亲自主持以外，还要亲自阅卷，并视考生成绩钦定等级。监考官的档次也高得吓人，竟然是定郡王载诠。有一名翰林赞善心存侥幸，把一些资料偷偷地揣在怀里带进了考场，结果被逮了个正着，当即被交到刑部治罪。

这种场面颇为惊心动魄，无疑会使其他人心惊肉跳。看到那个被抓住的人，曾国藩在心里为之哀叹“可惨也”，同时也为自己从容不迫、顺利完成考试而自得。

曾国藩这回考得不错，除一等的五人外，曾国藩列二等五十五人中的第一位。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成绩。

道光帝对优胜者不吝奖掖，其中共有十一人得以提拔，有五人被记名候升，有十九人受到了赏赐。经过一番面试策问，道光帝把曾国藩升授为翰林院侍讲，尽管尚为补缺，但仅这一下，曾国藩就由从七品小吏，而一跃成为从五品的中层官员，与取得一等第一名的陈文肃级别相同。这开了大清官场上的一个先河。

鸿运当头，吉星高照，想躲也躲不掉。是年六月，道光帝亲自确定曾国藩为当年四川乡试正主考，而命品级、地位远远高于曾国藩的从四品翰林院侍读学士赵楫为副主考。这在大清的历史上又是一个绝无仅有。七月，曾国藩被补授翰林院侍讲实缺。十一月返京复命，充文渊阁校理。

望着从天上不断掉下来的一块又一块的馅饼，不仅令满朝同僚垂涎、朋友艳羡，就连曾国藩自己也觉得皇恩过隆了。

升官的喜悦还没完全消退，曾国藩接着就犯起了大难，根源还在于一个“钱”字。

首先是搬家。身为朝廷五品官员，曾国藩再也不能混在会馆了，必须赁房搬家自立门户，可这就需要一笔不菲的费用。

其次是做官服。有了上一回的教训，这次说什么也不能把七品官服再改制成五品官服了，这也同样需要一笔开销。

再次是置轿。大清国的五品官是不能上班下班靠步量的，总得置轿子配轿夫，这又是一笔支出。曾国藩曾因为步行上下班而被同僚所不耻，甚至被编排为京城的一大怪，成为官场的笑柄。

这几件事儿，没有一件可以拖延，都是非办不可，而且是马上就得办的，可钱从哪里来呢？

实在是没有辙了，堂堂的五品京官曾国藩，只好向家里开口要钱，以解燃眉之急。这在大清国的历史上也算是一件稀罕事儿。

《曾国藩年谱》记曰：“公居京师四年矣，宦况清苦，力行节约……”说到底，都是钱紧逼的。即使到后来，曾国藩的官越做越大，但他的经济条件却改善无多，以至于连回家的路费都筹措不齐。如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曾国藩已经是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为堂堂的二品大员，晋身于大清高官之列。在这一年年初的家书中，曾国藩说自己从去年起就天天想回家探望。之所以没有成行的原因除了不好意思跟皇上请假以外，关键问题还是一个“钱”字。因为回家走一趟的话，至少需要花费几百两银子，而这个时候，曾国藩还欠着一千多两银子的外债呢。如果再为回家借钱，恐怕会求借无门，“甚是难以筹办”[9]。曾国藩只盼望着明年能有一次去当乡试主考官的机会，那样的话，不仅可以在经济上宽绰宽绰，最重要的是可以“假公济私”，来一次“公费旅游”，以了却思乡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