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潜规则(1 / 1)

为什么同僚们纷纷走马上任,只剩下一个曾国藩?

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曾国藩二十八岁,终于中进士点翰林,实现了读书人的最高梦想。

曾国藩以“同进士出身”的身份踏入仕途,心里本来就不是太舒服,总想找机会证明自己的价值。机会出现在当年的朝考中。始终憋着一股劲的曾国藩这回下足了功夫,卖了力气,取得了一等第三名的优异成绩。道光皇帝对曾国藩的文笔颇为赞赏,亲自将他由第三名“拔置”第二名。五月初二,曾国藩被改授翰林院庶吉士。从此,曾国藩在翰林院开始了为期三年的实习生的生活。

大多数做了翰林公的士子,无不极力补偿十年寒窗苦读所耗费的岁月,尽享所谓的功成名就,终日沉湎于觥筹交错和京师的浮躁繁华之中而乐此不疲。“少时器宇卓荦,不随流俗”的曾国藩却没有流俗,他清楚自己的出身、家境,以及自己所承担的家族使命,更重要的是他明白要想将来出人头地,就必须志存高远,时刻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倍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成果,“既入词垣,遂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5],浪费光阴的事儿是绝对不能干的。

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也就是曾国藩的而立之年,庶吉士散馆(即毕业)后他更名立志,将“子城”改为“国藩”,意为甘做国家藩篱之意。早在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曾国藩就已经自己的号由“伯涵”改为“涤生”。用曾国藩自己的话来解释就是“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从曾国藩更名改号的举动上不难看出,他志存高远,不希望有辱“词臣”的身份,一心想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翰林院是大清的一个官署名称。始于唐代,之后的历朝历代仍然沿用该制,但名称、职能等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到了清初顺治年间,依照明制设立了翰林院,主要职能是掌修国史、草拟有关典礼文件等。其主管为掌院学士,人员由当朝的大学士、各部尚书充任,属官有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庶吉士等。新科进士中,状元可以直接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以下再选授一部分庶吉士。

庶吉士,也称“庶常”,属翰林中最末等的位置。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一方面学习满、汉文典籍,另一方面也是学习为官的经验,为将来出仕打基础,称为“馆选”。待三年实习期满后,参加大考。成绩优良者可实授翰林院编修、检讨等职,其他人员可授各部主事,或者优先委任为地方知县,称为“散馆”。

对天下所有的读书人来说,翰林院无疑具有崇高的地位,拥有其他官署无法比拟的神秘与吸引力,因为翰林院是众所周知的国家“储才之地”。一旦被点了翰林,进入了翰林院,那就意味着已经具备了“后备干部”的身份,踏上了升迁的快车道。所以,能够进入翰林院是天下所有士子梦寐以求,但有时又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既然登堂入室,曾国藩自然不会浪费这积学储能的绝佳机会,拼了命地充实自己,提高自己,为自己未来的发展夯实基础。

曾国藩虽身处闹市,但把勤学积业当作自己的头等大事,一心一意锤炼自己,要做好国家的“词臣”。

曾国藩给自己设定了不少课程,分门别类加以记注,并且督促自己按时完成。他把自己的功课分外五个部分,即“茶馀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钞”“诗文草”。针对平时的所见所闻进行评述议论,并把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感记录下来。但这些东西都属于曾国藩的私物,是用来批阅、反思、借鉴、鞭策自己的,所以从来不示人。这中间,曾国藩得以趁隙回家两次,在家乡受到隆重的款待。这对曾国藩的促动很大。

曾国藩第一次回家乡是在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十二月,这时他离家已经一年有余了。小小的白杨坪回来了一位翰林公,这无疑是一件开天辟地、绝无仅有的大事件,可是了不得。不仅曾氏的门楣陡添光彩,就连那些亲戚、朋友、乡友、相邻也都兴高采烈、奔走相告,仿佛是自家喜事一般。而曾家则更是整日宾客盈门,其喜庆热闹的场面可想而知。在兴奋的人群中,最高兴的当属曾星冈了。曾氏的家族自迁居衡阳以来,就“无以科名显者”——没有一人在科举中露过脸,更别说取得功名了。“督课子姓受学”,曾星冈是曾氏家族督促子弟上学读书的始作俑者。经过两代人的不懈努力,终于实现了零的突破,曾国藩在这一年不仅高中进士,而且被选入翰林院。看到孙子实现了曾家几辈子的夙愿,已经六十岁的曾星冈怎能不心生自豪、喜上眉梢?高兴归高兴,激动归激动,曾星冈可没有喝迷糊。酒宴已毕,送走了来贺的亲友,曾星冈对儿子曾竹亭说,我们家就是种地的农民,虽然现在富裕了,但不能忘本。国藩现在是翰林了,将来的事业还长,家里的日常生活不要让他操心,以免牵扯他的精力。

曾国藩在家里一直住到第二年,即公元1839年。在家里,曾国藩除了接受各方不断的宴请和恭贺以外,还经历了丧妹丧子之痛。

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正月,湘乡爆发了天花疫病,曾国藩的小妹妹满妹和大儿子桢第都被传染上了。二月二十九日,满妹撒手人寰,时年八岁零一百七十一天。悲痛的曾国藩亲自为满妹写了碑志,对生来就天性幽默爱开玩笑的妹妹充满怀念之情。仅仅过了一天,曾国藩的儿子也离开了人世,年仅一岁零四个月。曾家老少均沉浸在悲伤之中,作为初为人父人母的曾国藩和夫人来说,其悲痛的心情更是不言而喻。

这一年,曾国藩再次回到了湖南。四月,曾国藩到了衡阳。五月,曾国藩来到耒阳县,拜谒了唐代大诗人杜甫祠堂,然后抵家,与族人商量编撰家谱,“清查源流”。十一月初二,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出生。就在同一天,曾国藩启程北上,于第二年,1840年正月返回京师,准备参加当年翰林院的散馆。

两次返乡,家乡人(尤其是曾氏家族)对他的热望,无形中强化了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也倍感压力,所以,他只能愈加勤勉、自律。

散馆对于曾国藩来说至关重要,但曾国藩心里有底,因为在这三年里,他几乎没有放松过一天,每日用功甚勤,用心甚笃,因而进步显著。无论是上司、同僚,都对他的文章、诗词给予很高的评价,这使曾国藩信心大增。曾国藩暗下决心,一定要考取一个拿得出手的成绩,不仅要对得起祖父、父母、妻儿、兄弟姊妹,而且也要对得起自己这三年所付出的心血。

该年散馆在四月十七日举行。第二天考试结果就出来了,曾国藩列二等第十九名,这在同期共四十六名庶吉士中属于中下等的水平,成绩一般。曾国藩对此耿耿于怀。

散馆后并不等于完事大吉,还要过最后一关,那就是过班引见,朝见皇帝接受面试,为自己讨前程。

所谓过班引见,是指皇帝接见臣下、少数民族首领和外宾,须有官员引领。在清代,五品以下京官和四品以下外官,在初次任用、京察、保举以及学习期满外放或者留用时,均须朝见皇帝一次,文官由吏部负责安排引进,武官由兵部负责安排引进。翰林院的庶吉士是属于实习期满朝见皇帝,要接受皇帝的亲自面试,以便为自己求取一个出路。

依曾国藩年谱所述,曾国藩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四月十七日参加的散馆,二十二日就过班引见了。但据曾国藩的同年进士陈源衮回忆,其过班引见的过程却绝非如此,中间还颇有一段波折,听来耐人寻味。

考试的成绩已经出来一段时间了,可始终没有过班引见的动静,曾国藩不免心怀惴惴。

凡事都要有个过程,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再说三十六拜都拜了,不差这最后一哆嗦。曾国藩劝慰着自己,给自己吃宽心丸。

吃完了宽心丸,曾国藩的确心安了不少,每天仍然按部就班地继续做着自己的功课,读书、作诗、练字一样不落,过得倒也算充实。可是,曾国藩渐渐发现事情并不像他想的那样,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了。因为同期的庶吉士一个一个地陆续地被安排了过班引见,外放的外放,留用的留用,唯独没有他曾国藩的份儿,到最后就只剩下了他老哥一个光杆司令了,他的脑袋不由得大了。经过一番思前想后,曾国藩不觉恍然大悟:胆小偏偏遇到鬼。看来,不愿意相信、不愿意去做,更瞧不起的事儿到底发生了。

那是在散馆以后,同期的庶吉士们一个个忙着让家里汇来大笔的银子,各个昼伏夜行,请客聚餐,忙得不亦乐乎,花钱更是如流水,其费度远远超过以往。

起初,曾国藩没怎么在意这些事。一是他本人洁身自好,不善交际,平时除与三五好友吟诗作赋,相互砥砺以外,罕与其他同僚厮混;二来自己囊中羞涩,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去供他消费,跟那些富家子弟根本就玩不起。在翰林院的同僚中,曾国藩属于名副其实的穷人,比他家境好的比比皆是,就是巨贾富商也不在少数。这些富家子弟平时就呼朋唤友、吃吃喝喝,完全不拿大把花银子当做一回事,曾国藩见怪不怪,早已习以为常了。现在又值实习期已满,即将过班引见,正式踏入宦途,无论是留馆还是外放,都铁定无疑地将成为大清的官员,想一想十几年的寒窗苦读,历经科举的折磨,不就是为了这么一天吗?喝喝酒,聚聚餐,好好庆祝一番也无可厚非。可是直到同僚们走的走留的留,就剩曾国藩孤家寡人一个后才引起他的瞩目。

难道是没请客的缘故?曾国藩自问。

就在曾国藩懵懵懂懂,一头雾水之时,那些久混官场的老翰林一语道破天机,给曾国藩上了一课。

原来,迟迟未被安排过班引见,不仅仅是因为没有请客的缘故,关键是没送礼。

同僚家里汇来的那些银子,并不是单纯为了喝酒庆贺的,而主要是用来送礼打通关节用的。这是官场中屡试不爽、百发百中的潜规则。那么都需要打通哪些关节呢?就人员而言,主要就是那些跟安排过班引见有关的官员,比如当年的座师、副主考,翰林院的掌院学士,吏部侍郎,礼部侍郎,那些负责跑腿学舌的郎中,甚至是当值的太监,等等。总之,凡是能和这事儿挨上点边儿的都在打点之列。就部门而言最主要的就是吏部,因为安排过班引见属于吏部的职责范畴,在吏部那里要是排不上号,谁着急都没用。这就是所谓的现官不如现管。

想不到堂堂的天子门生、翰林公,竟然要通过这样下三滥的途径去为自己谋取前程,这是什么狗屁潜规则?简直就是有辱朝廷,有辱皇上,有辱天下读书人!

曾国藩愤怒了,他想不通,更鄙视这种做法。然而,想得通也好,想不通也罢,反正就是迟迟不安排你过班引见,逼着你在向现实、向潜规则低头,看你服不服?官场的腐朽、黑暗,完全出乎曾国藩的意料之外,极大地刺激了曾国藩脆弱而敏感的神经。

“宦海情怀蝉翼薄,离人心绪茧丝团。更怜无会飘零客,纸帐孤灯坐夜阑”[6]。

初涉宦途即遭遇潜规则,令曾国藩心灰意冷,他用这样的诗句,来描述自己的孤立无援和无可奈何。

俗话说胳膊拧不过大腿,现实是最好的老师,它胜于任何口诉心授、言传身教。曾国藩终于想明白了,也彻底服了气。可是,明白也是白明白,因为曾国藩根本就没有什么执行力,此时的曾国藩,只是两手攥空拳,身无分文,就连吃饭、住宿都靠赊欠来维持,生活早已陷入极度的窘境之中。

这段难熬的日子,使曾国藩确确实实地感受了一回“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深刻道理。官场这潭水难测深浅,这使首次被潜规则的曾国藩心情复杂,对自己的未来感到迷茫,对能不能在官场上继续混下去也没有了底数。

两手空空,无计可施。也是出于无奈,曾国藩只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来一个死猪不怕开水烫,整日躲在会馆里,靠读书、练字打发日子,咬着牙硬挺着。曾国藩被后世所称道的“挺”功,大概就发轫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