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同僚们纷纷走马上任，只剩下一个曾国藩？

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曾国藩二十八岁，终于中进士点翰林，实现了读书人的最高梦想。

曾国藩以“同进士出身”的身份踏入仕途，心里本来就不是太舒服，总想找机会证明自己的价值。机会出现在当年的朝考中。始终憋着一股劲的曾国藩这回下足了功夫，卖了力气，取得了一等第三名的优异成绩。道光皇帝对曾国藩的文笔颇为赞赏，亲自将他由第三名“拔置”第二名。五月初二，曾国藩被改授翰林院庶吉士。从此，曾国藩在翰林院开始了为期三年的实习生的生活。

大多数做了翰林公的士子，无不极力补偿十年寒窗苦读所耗费的岁月，尽享所谓的功成名就，终日沉湎于觥筹交错和京师的浮躁繁华之中而乐此不疲。“少时器宇卓荦，不随流俗”的曾国藩却没有流俗，他清楚自己的出身、家境，以及自己所承担的家族使命，更重要的是他明白要想将来出人头地，就必须志存高远，时刻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倍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成果，“既入词垣，遂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5]，浪费光阴的事儿是绝对不能干的。

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也就是曾国藩的而立之年，庶吉士散馆（即毕业）后他更名立志，将“子城”改为“国藩”，意为甘做国家藩篱之意。早在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曾国藩就已经自己的号由“伯涵”改为“涤生”。用曾国藩自己的话来解释就是“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从曾国藩更名改号的举动上不难看出，他志存高远，不希望有辱“词臣”的身份，一心想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翰林院是大清的一个官署名称。始于唐代，之后的历朝历代仍然沿用该制，但名称、职能等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到了清初顺治年间，依照明制设立了翰林院，主要职能是掌修国史、草拟有关典礼文件等。其主管为掌院学士，人员由当朝的大学士、各部尚书充任，属官有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庶吉士等。新科进士中，状元可以直接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以下再选授一部分庶吉士。

庶吉士，也称“庶常”，属翰林中最末等的位置。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一方面学习满、汉文典籍，另一方面也是学习为官的经验，为将来出仕打基础，称为“馆选”。待三年实习期满后，参加大考。成绩优良者可实授翰林院编修、检讨等职，其他人员可授各部主事，或者优先委任为地方知县，称为“散馆”。

对天下所有的读书人来说，翰林院无疑具有崇高的地位，拥有其他官署无法比拟的神秘与吸引力，因为翰林院是众所周知的国家“储才之地”。一旦被点了翰林，进入了翰林院，那就意味着已经具备了“后备干部”的身份，踏上了升迁的快车道。所以，能够进入翰林院是天下所有士子梦寐以求，但有时又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既然登堂入室，曾国藩自然不会浪费这积学储能的绝佳机会，拼了命地充实自己，提高自己，为自己未来的发展夯实基础。

曾国藩虽身处闹市，但把勤学积业当作自己的头等大事，一心一意锤炼自己，要做好国家的“词臣”。

曾国藩给自己设定了不少课程，分门别类加以记注，并且督促自己按时完成。他把自己的功课分外五个部分，即“茶馀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钞”“诗文草”。针对平时的所见所闻进行评述议论，并把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感记录下来。但这些东西都属于曾国藩的私物，是用来批阅、反思、借鉴、鞭策自己的，所以从来不示人。这中间，曾国藩得以趁隙回家两次，在家乡受到隆重的款待。这对曾国藩的促动很大。

曾国藩第一次回家乡是在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十二月，这时他离家已经一年有余了。小小的白杨坪回来了一位翰林公，这无疑是一件开天辟地、绝无仅有的大事件，可是了不得。不仅曾氏的门楣陡添光彩，就连那些亲戚、朋友、乡友、相邻也都兴高采烈、奔走相告，仿佛是自家喜事一般。而曾家则更是整日宾客盈门，其喜庆热闹的场面可想而知。在兴奋的人群中，最高兴的当属曾星冈了。曾氏的家族自迁居衡阳以来，就“无以科名显者”——没有一人在科举中露过脸，更别说取得功名了。“督课子姓受学”，曾星冈是曾氏家族督促子弟上学读书的始作俑者。经过两代人的不懈努力，终于实现了零的突破，曾国藩在这一年不仅高中进士，而且被选入翰林院。看到孙子实现了曾家几辈子的夙愿，已经六十岁的曾星冈怎能不心生自豪、喜上眉梢？高兴归高兴，激动归激动，曾星冈可没有喝迷糊。酒宴已毕，送走了来贺的亲友，曾星冈对儿子曾竹亭说，我们家就是种地的农民，虽然现在富裕了，但不能忘本。国藩现在是翰林了，将来的事业还长，家里的日常生活不要让他操心，以免牵扯他的精力。

曾国藩在家里一直住到第二年，即公元1839年。在家里，曾国藩除了接受各方不断的宴请和恭贺以外，还经历了丧妹丧子之痛。

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正月，湘乡爆发了天花疫病，曾国藩的小妹妹满妹和大儿子桢第都被传染上了。二月二十九日，满妹撒手人寰，时年八岁零一百七十一天。悲痛的曾国藩亲自为满妹写了碑志，对生来就天性幽默爱开玩笑的妹妹充满怀念之情。仅仅过了一天，曾国藩的儿子也离开了人世，年仅一岁零四个月。曾家老少均沉浸在悲伤之中，作为初为人父人母的曾国藩和夫人来说，其悲痛的心情更是不言而喻。

这一年，曾国藩再次回到了湖南。四月，曾国藩到了衡阳。五月，曾国藩来到耒阳县，拜谒了唐代大诗人杜甫祠堂，然后抵家，与族人商量编撰家谱，“清查源流”。十一月初二，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出生。就在同一天，曾国藩启程北上，于第二年，1840年正月返回京师，准备参加当年翰林院的散馆。

两次返乡，家乡人（尤其是曾氏家族）对他的热望，无形中强化了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也倍感压力，所以，他只能愈加勤勉、自律。

散馆对于曾国藩来说至关重要，但曾国藩心里有底，因为在这三年里，他几乎没有放松过一天，每日用功甚勤，用心甚笃，因而进步显著。无论是上司、同僚，都对他的文章、诗词给予很高的评价，这使曾国藩信心大增。曾国藩暗下决心，一定要考取一个拿得出手的成绩，不仅要对得起祖父、父母、妻儿、兄弟姊妹，而且也要对得起自己这三年所付出的心血。

该年散馆在四月十七日举行。第二天考试结果就出来了，曾国藩列二等第十九名，这在同期共四十六名庶吉士中属于中下等的水平，成绩一般。曾国藩对此耿耿于怀。

散馆后并不等于完事大吉，还要过最后一关，那就是过班引见，朝见皇帝接受面试，为自己讨前程。

所谓过班引见，是指皇帝接见臣下、少数民族首领和外宾，须有官员引领。在清代，五品以下京官和四品以下外官，在初次任用、京察、保举以及学习期满外放或者留用时，均须朝见皇帝一次，文官由吏部负责安排引进，武官由兵部负责安排引进。翰林院的庶吉士是属于实习期满朝见皇帝，要接受皇帝的亲自面试，以便为自己求取一个出路。

依曾国藩年谱所述，曾国藩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四月十七日参加的散馆，二十二日就过班引见了。但据曾国藩的同年进士陈源衮回忆，其过班引见的过程却绝非如此，中间还颇有一段波折，听来耐人寻味。

考试的成绩已经出来一段时间了，可始终没有过班引见的动静，曾国藩不免心怀惴惴。

凡事都要有个过程，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再说三十六拜都拜了，不差这最后一哆嗦。曾国藩劝慰着自己，给自己吃宽心丸。

吃完了宽心丸，曾国藩的确心安了不少，每天仍然按部就班地继续做着自己的功课，读书、作诗、练字一样不落，过得倒也算充实。可是，曾国藩渐渐发现事情并不像他想的那样，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了。因为同期的庶吉士一个一个地陆续地被安排了过班引见，外放的外放，留用的留用，唯独没有他曾国藩的份儿，到最后就只剩下了他老哥一个光杆司令了，他的脑袋不由得大了。经过一番思前想后，曾国藩不觉恍然大悟：胆小偏偏遇到鬼。看来，不愿意相信、不愿意去做，更瞧不起的事儿到底发生了。

那是在散馆以后，同期的庶吉士们一个个忙着让家里汇来大笔的银子，各个昼伏夜行，请客聚餐，忙得不亦乐乎，花钱更是如流水，其费度远远超过以往。

起初，曾国藩没怎么在意这些事。一是他本人洁身自好，不善交际，平时除与三五好友吟诗作赋，相互砥砺以外，罕与其他同僚厮混；二来自己囊中羞涩，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去供他消费，跟那些富家子弟根本就玩不起。在翰林院的同僚中，曾国藩属于名副其实的穷人，比他家境好的比比皆是，就是巨贾富商也不在少数。这些富家子弟平时就呼朋唤友、吃吃喝喝，完全不拿大把花银子当做一回事，曾国藩见怪不怪，早已习以为常了。现在又值实习期已满，即将过班引见，正式踏入宦途，无论是留馆还是外放，都铁定无疑地将成为大清的官员，想一想十几年的寒窗苦读，历经科举的折磨，不就是为了这么一天吗？喝喝酒，聚聚餐，好好庆祝一番也无可厚非。可是直到同僚们走的走留的留，就剩曾国藩孤家寡人一个后才引起他的瞩目。

难道是没请客的缘故？曾国藩自问。

就在曾国藩懵懵懂懂，一头雾水之时，那些久混官场的老翰林一语道破天机，给曾国藩上了一课。

原来，迟迟未被安排过班引见，不仅仅是因为没有请客的缘故，关键是没送礼。

同僚家里汇来的那些银子，并不是单纯为了喝酒庆贺的，而主要是用来送礼打通关节用的。这是官场中屡试不爽、百发百中的潜规则。那么都需要打通哪些关节呢？就人员而言，主要就是那些跟安排过班引见有关的官员，比如当年的座师、副主考，翰林院的掌院学士，吏部侍郎，礼部侍郎，那些负责跑腿学舌的郎中，甚至是当值的太监，等等。总之，凡是能和这事儿挨上点边儿的都在打点之列。就部门而言最主要的就是吏部，因为安排过班引见属于吏部的职责范畴，在吏部那里要是排不上号，谁着急都没用。这就是所谓的现官不如现管。

想不到堂堂的天子门生、翰林公，竟然要通过这样下三滥的途径去为自己谋取前程，这是什么狗屁潜规则？简直就是有辱朝廷，有辱皇上，有辱天下读书人！

曾国藩愤怒了，他想不通，更鄙视这种做法。然而，想得通也好，想不通也罢，反正就是迟迟不安排你过班引见，逼着你在向现实、向潜规则低头，看你服不服？官场的腐朽、黑暗，完全出乎曾国藩的意料之外，极大地刺激了曾国藩脆弱而敏感的神经。

“宦海情怀蝉翼薄，离人心绪茧丝团。更怜无会飘零客，纸帐孤灯坐夜阑”[6]。

初涉宦途即遭遇潜规则，令曾国藩心灰意冷，他用这样的诗句，来描述自己的孤立无援和无可奈何。

俗话说胳膊拧不过大腿，现实是最好的老师，它胜于任何口诉心授、言传身教。曾国藩终于想明白了，也彻底服了气。可是，明白也是白明白，因为曾国藩根本就没有什么执行力，此时的曾国藩，只是两手攥空拳，身无分文，就连吃饭、住宿都靠赊欠来维持，生活早已陷入极度的窘境之中。

这段难熬的日子，使曾国藩确确实实地感受了一回“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深刻道理。官场这潭水难测深浅，这使首次被潜规则的曾国藩心情复杂，对自己的未来感到迷茫，对能不能在官场上继续混下去也没有了底数。

两手空空，无计可施。也是出于无奈，曾国藩只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来一个死猪不怕开水烫，整日躲在会馆里，靠读书、练字打发日子，咬着牙硬挺着。曾国藩被后世所称道的“挺”功，大概就发轫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