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缠凑不齐，曾国藩只能干着急。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六月，曾国藩已经是从五品的翰林院侍讲了。同年，他被钦命为四川乡试主考官。按照惯例，曾国藩得到了两千两的典试程仪，这也是曾国藩居京师五载所得到的最大一笔资财。

曾国藩除了留下四百两银子作为入川的盘缠外，把其余的一千六百两银子悉数寄回家中，并修书一封，就如何分配这些银两提出自己的建议。他在家书中写道：“……南五舅二百两，如不收，则由父亲用此银两买上几亩好田转赠南五舅。……不孝男如不抓紧报答卖牛送男进京之恩，怕要来不及了。”[2]

曾国藩为什么对南五舅“卖牛送男进京之恩”如此挂怀呢？原来，这与曾国藩二十六岁那年二度进京参加会试息息相关。

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十二月，经过一年厉兵秣马、潜心攻读的曾国藩准备再赴京师，参加第二年的会试。可是，就在曾国藩踌躇满志准备启程的时候，却出现了大问题——家里拿不出他进京所需的盘缠，这让曾国藩眉头颦蹙，心急如焚。

自古以来，上学读书拼的不仅仅是学子们的智力、体力，更重要的拼的是家里的物力、财力。

对任何一个学子来说，首先是要有读书的愿望，也就是所说的内因，内在的动力，这属于上层建筑；其次是具有可以保证读书所需的财力，这属于经济基础。经济基础足够雄厚而智力不足，难以取得好的结果；智力卓越而财力拮据，那么也难以圆满。从古至今，有志于读书治学的人比比皆是，但由于没有经济能力而使云梦化清烟的事儿屡见不鲜了。所以，自古以来就不可能人人都能成为读书人，人人都能当秀才。

曾家最大的开销就是花在曾国藩的求学上。

曾国藩在家里读私塾的时候还好些，毕竟吃住都不需要额外的支出，但出门在外就不同了，处处都需要花钱，这是不能回避的一大现实问题。

在巴掌大的杨树坪，曾家的经济状况勉强过得去，绝对不是家财万贯，富可敌国。作为耕读之家，曾家也就是比一般的农户多百八十亩的土地和一些房屋、牲畜而已，并没有其他可以随时增加收入的渠道，平时很难见到多少现钱。况且“家财万贯，带毛的不算”，这是从古至今的一般通例。这样的话，曾家又要去掉一部分资产。加上曾家的日常生活一向以节俭为宗旨，曾家又有一家子人亲手种粮种菜养鱼养猪织布、处处讲求自给自足的传统，一年到头没有多少花钱的地方，所以看着比一般人家富裕一些、活泛一些而已。但从曾国藩读书开始，尤其是聘请先生、外出求学，以致后来参加县试、府试、乡试，乃至会试，曾家的钱口袋嘴就再没朝上过，进项一点没增加，而大把大把的银子却像流水一般“哗哗”地往外流。这个时候的老曾家四世同堂，人口众多，经济负担本来就重，这样大把地往外掏银子着实是有些吃不消了，常常是全家人咬紧牙关硬撑着，尽量不影响曾国藩的学习，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曾国藩始终不知道家里的实际经济情况。史载“公官京师十馀年，未尝知有家累也”[3]。

但不管多么艰难，曾家老少，在支持曾国藩求取功名的问题上始终是有高度共识的，态度也是坚定的，而尤以曾国藩的祖父曾星冈和父亲曾竹亭最坚决，从来就没有动摇过、含糊过。究其原因，还是看好了曾国藩所具有的潜力，全家人希望他成功，希望他能够改变曾氏家族六百余年没有出过进士的历史，指望他能够封妻荫子、光耀门楣、为祖宗增光添彩。然而，有共识也好，咬牙硬撑也罢，有足够的银子才是硬道理。曾国藩第一次进京的花费就使曾家很吃力了。在京城那样一个与传统消费理念完全不同的环境里，与那些财大气粗的学子相比，曾国藩的支出充其量只能勉强维持温饱，甚是寒酸。比如，第一次会试落第以后，曾国藩一直寄居在长沙会馆，原因就是那里便宜且可以赊欠。后来，曾国藩为了参加恩科考试而在京城又多逗留了一年，这一下，给曾家增添了很大的负担，从一句“公久寓京师，窘甚”[4]这寥寥数字中，曾国藩当年的窘况便可窥一斑。为了凑足回家的路费，曾国藩只好向老乡借了一百两银子。可借来的这些银子，并没有完全解决曾国藩返乡之需。恰恰因为钱紧，在曾国藩返乡的途中还差一点搞出“裸奔”的闹剧来。

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当初曾国藩离京后行至金陵，不觉被这里的雍容繁华所吸引。

金陵是江南久负盛名的大都会。作为六朝古都的金陵，不仅市井繁华、商贾云集，更是一个文化名城，夫子庙、雨花台、石头城、明孝陵、秦淮河等众多名胜古迹不胜枚举。尤其是这里的文化氛围浓厚，街市上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书肆、书楼、书院，而浩如烟海的各式各样的书籍，更是牢牢地吸引住了曾国藩的眼球。看看这本爱不释手，瞧瞧那本不忍舍弃，让曾国藩大饱眼福的，流连忘返。最让曾国藩高兴的是看到了一套朝思暮想的《廿三史》。《廿三史》是详解我国历代正史最权威的一部典籍和研究传统经史的必备工具书，更是那时对经史痴迷的曾国藩所急需的。书固然是好书，令曾国藩垂涎欲滴，但价格也贵得令人乍舌，即使是掏光身上所有的钱也不够。最终，曾国藩一咬牙一跺脚，拿出了全部的家底，又去当铺当掉了随带的衣物，终于凑够了钱数，把这套《廿三史》买到手。买书的愿望刚刚得到了满足，但紧接着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那就是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和一套《廿三史》外，曾国藩已两手空空，身无分文，差不多就是一个“裸人”了。

等回到家时，赤条条的曾国藩把家里人吓了一大跳，还以为他路遇不测，碰到了打劫的。

曾国藩赶紧把那套《廿三史》拿了出来，说明了事情的缘由。

曾竹亭听明白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后，对儿子当衣买书之举不仅未加责备，而且还很开通地对曾国藩说：“尔借钱买书，吾不惜为汝弥缝，但能悉心读之，斯不负耳。”[5]大意是，你借钱买书，我不吝惜花钱替你还上，但你要全身心地学习，这样才能不辜负我的心意。

老爷子的这番话，令曾国藩“悚息”。从此以后，曾国藩每天天一亮就起床读书，一直读到夜半才休息。曾国藩抓紧一切时间博览群书，批阅百家。曾国藩就这样每天闭门苦读、足不出户，差不多有一年的光景。

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就在曾国藩准备再次进京的时候，他又遇到了钱紧的问题，实在是凑不齐堪称巨资的盘缠了。

但是时间不等人。眼看会试将至，年已二十七岁的曾国藩是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放弃这次机会的，但路费在哪里呢？曾星冈、曾竹亭一咬牙，决定卖地卖牲口，给曾国藩筹集盘缠。可是，卖地卖牲口的钱还是不够，曾家只好又去“称贷于族戚家”——借遍了家族内的所有亲戚，这开了曾星冈一向的先河。原来，自从曾星冈“立起自责”、重新做人起，家业渐兴，曾家就再没有向别人借过钱。不仅没有向别人借过，而且还睦邻族亲乡党，尤其是对那些鳏寡孤独的弱势人员乐善好施，积极相助，即使是“财不足以及物”，也要“以力助焉”，即所谓有钱帮一个钱场，有物帮一个物场，没钱没物也要出把力气帮个人场。所以，曾家颇受尊敬。可是现在遇到了难处，也只好向亲戚朋友开口求助了。亲戚朋友也没含糊，积极帮忙筹措，可即使这样，路费的问题依然没有完全解决。就在这个时候，南五舅出现了。

在弄清了事情的原委后，南五舅二话没说回家就把耕牛拉到市场上卖了，并把卖牛的钱全都送给曾国藩做盘缠。钱虽不多，却是雪中送炭。南五舅的倾囊相助，让曾家尤其是曾国藩感激涕零，足以让他刻骨铭心，一辈子不能忘怀。

曾国藩带着勉强凑集的三十二缗银子，风尘仆仆地赶往京师。等曾国藩到了皇城根下时，口袋里只剩下了区区三缗银子。《曾国藩年谱》记曰：“时公车寒苦者，无以逾公矣！”——一路上吃的苦，没有人能超过他。

但不管怎么说，曾国藩还是如期赶到了京城，参加了第二年的会试，并金榜题名，如愿以偿地跻身士林，打开了人生的新境界。如今，曾国藩虽已身为朝廷大员，但却难忘南五舅当年卖牛资助之情。说白了，还不都是为钱所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