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两次会试不授，难道是老天爷闭上了眼睛？

曾国藩渴望成功，他也必须成功。因为在他的身上，寄托着曾家太多的希冀，承载着振兴家族的巨大历史使命。

此前接连的成功，使曾国藩踌躇满志，信心倍增。他早就按捺不住了，就盼着朝廷早日开科取士，好一展身手，独占鳌头，金榜题名，为曾家五六百年惨淡的农耕历史添上几笔悠远而迷人的墨香。

曾国藩撇下新婚的妻子，离开湘乡老家，带着十几年寒窗苦读的积累，带着曾家几代人的厚望，也带着无所畏惧的轻狂，踏上了漫漫征程。尽管曾国藩没有给家人留下“学不成名誓不还”的庄严承诺，但完全可以想象出曾国藩那副毅然决然、志在必得的精神面貌。

所谓会试是清代中央一级的考试，类似于现在的高考。

会试制度始于唐代，金代始有会试之说，历经元代，沿袭至清。初称礼部试或省试。中试者可以参加殿试。明、清时每三年春季开科一次，考中者称贡士，获得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资格。

第二年冬天，也就是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初出茅庐的曾国藩赶到京师，寄居在京师的长沙会馆里，全身心地投入备考之中。在焦急的等待中，会试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曾国藩怀着一颗急切而兴奋的心情，与一群莘莘学子走进了戒备森严、气氛凝重的贡院，进入专为考生准备的单人考间——贡舍。

这个贡舍，准确地说不像考试的地方，而更像是一个笼子，长约1.6米，宽约1.3米，高约2.6米。在这样一个只有5.4立方米的空间里，考生只能勉强栖身，根本谈不上舒适。

考场的纪律很严格。每一个考生都要接受监考官的搜身检查，留下多余物品，只允许带书具、灯具和监考人员发给的蜡烛进入贡舍。待考生进入贡舍，舍门马上就被关闭上锁，形似囚禁。

会试共分为三场，一场考三天。第一场考经义，也就是考对《四书》等儒家经典的熟知程度；第二场考试实用文体写作；第三场考时务策论。

这一套程序走下来，所有的考生都难堪煎熬，无不筋疲力尽，简直就像是被扒掉了一层皮。

罪也遭了苦也吃了，好在考题并不是太困难，曾国藩觉得自己发挥得还不错，便心安理得地回到会馆，等待着揭榜那一天的到来。

揭榜的日子终于来到了。而曾国藩站在榜前却傻了眼。因为在通红的大榜上，任凭曾国藩反反复复地查找，就是没有他的大名。无情的现实冷冰冰地告诉曾国藩：你落榜了。

曾国藩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这个结局，怎么会第一次参加会试就碰了一鼻子灰，撞了一脑门子包，落了这么个跟谁都无法交代的下场？

难道这就是十几年寒窗苦读的必然结局吗？难道这就是跋涉几千里的最终归宿吗？难道这就是自己的宿命吗？

这个结果实在是太出乎曾国藩的预料了。无情的现实，给曾国藩兜头泼下一盆冷水，又似当头一棒，让曾国藩彻底六神无主，茫然失措了。

自十六岁参加府试以来，老天爷总是眷顾有加，保佑曾国藩考秀才、中举人，一路过关斩将，所向披靡，每一道门槛都是一蹴而就，顺手拈来，而且位列翘楚，声名满满。可偏偏这一次，到了该露大脸的时候了，却失去了老天爷的垂青，使这个湘乡才子灰头土脸，颜面扫地，怎么还有脸回去见家乡父老？

其实，人生本来就不是一艘顺风船，哪里会有那么多的顺风顺水？但刚刚离开故土的曾国藩毕竟年轻，还没有切身经历过旅程中的那些意想不到的凄风苦雨、风暴雷霆，他更多的还是沉浸在自己曾经有过的幸运和一路辉煌之中，对现实的严酷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承受力。

就在曾国藩怅然地要打道回乡的时候，突然传来一个好消息，听说第二年是皇太后六十华诞，朝廷将特别开恩科以示庆贺，也就是说明年还有一次参加会试的机会。这简直是菩萨显灵，是天上掉馅饼。曾国藩不由欣喜万分，暗暗向上苍祈祷，感谢老天爷终于又睁开了双眼。

所谓恩科原本是相对于会试、殿试等正科而言的。在古代，如果遇到皇帝亲自主持会试时，考试结果可以专门设立名册奏报给皇帝，皇帝会特许考生参加复试，所以称“恩科”。恩科始于宋代。明、清也继续沿用了这个制度。不过到了清代时有所发展，就是在正常的例行会试之外，每遇国家有重大的庆典活动时额外增加一次科考。

曾国藩不甘心初次的失利，倔强的他还要再拼一次。在征得家里的同意后，曾国藩决定留在京城继续读书，为参加第二年的恩科做准备。

京师虽好，但不是草根曾国藩的天堂。远离家乡、孤身一人的曾国藩，在偌大的北京城里，除了每日与四书五经、八股文章相伴外便举目无亲，甚是寥落，其愁苦、愤懑可想而知。尤其是经济上的拮据，使曾国藩不得不常常要节衣缩食，计算每一文钱的支出，极其节俭地安身度日。

第二年的岁初，感触颇深的曾国藩一口气写下了十首“杂感”诗，以诗寄情，以诗抒怀。其中有诗云：

芒鞋镇日踏春还，残腊将更却等闲。

三百六旬同逝水，四千余里说家山。

缁尘已自沾京雒，羌笛何须怨玉关。

为报南来新雁到，故乡消息在云间。

又及：

去年此祭赋长征，豪气思屠大海鲸。

湖上三更邀月饮，天边万岭挟舟行。

竟将云梦吞如芥，未信君山划不平。

偏是东皇来去易，又吹草绿满蓬瀛。

又及：

韶华弹指总悠悠，我倒人间廿五秋。

自愧望洋迷学海，更无清福住糟邱。

尊前瓦注曾千局，脚底红尘即九州。

自笑此身何处著？笙歌严里合闲游。

我们从曾国藩这些诗中不难看出，尽管不乏对家乡的眷恋、对岁月的感慨、对自己的谴责，但核心的思想还是在鞭策自己，不断地为自己提神打气，督告自己一定要横下了一条心憋足了一股劲，咬紧牙关坚持下去，无论如何不能让这次恩科的机遇再一次从手中溜掉。

曾国藩打起精神，重整旗鼓，寄居在京城的长沙会馆里，一门心思备考，以至于废寝忘食，孜孜以求。

首先是熟读以朱熹所注的《四书》为主的书籍。这是会试必考项目，所有考试的题目均出自这里。对于这些，曾国藩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基础，但关键是一个“熟”字，必须达到驾轻就熟、熟烂于心的程度才行。

其次就是写命题文章，也就是写八股文。所谓的八股文也称作“时文”“制义”等，因为题目专出于《四书》，又称“四书文”。这种文体在格式上有具体的规定，每篇文章分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部分，其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个部分为精华与主体。这四个部分不是可以任意发挥随便写的，每段必须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共有八股，所以叫八股文。对此，文章高手曾国藩也不敢掉以轻心，在即将到来的波涛汹涌的会试当中，一定要吸取上一次的教训，避免大意失荆州。

然而，在京师一年的备考时间里，曾国藩也出现了信马由缰、重大的跑偏行为。

可能因为四书、八股过于枯燥无聊，也可能是曾国藩太寂寞的原因，总之，他竟然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研究起经史来，尤其是不知什么时候起对韩愈的文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毅然决然地开始追慕和效仿，拉开了他一生“治古文词”的序幕。

韩愈，字退之，河南孟州人，唐贞元八年进士，官至刑部侍郎，后因触怒圣上而被贬为潮州刺史，后来蒙昭回京，先后出任国子监祭酒、京兆尹、兵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职。

韩愈是唐代最著名的文学家之一，尤以散文、诗文闻名，是古文运动的主要倡导者。韩愈反对形式刻板内容僵化的骈体文，大力提倡写作灵活自由有思想内涵的散文，强调文章的内容重于形式。韩愈的诗大气磅礴、强健有力，开辟了诗坛的新境界。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对后世影响广泛。韩愈为人为学为诗的秉性、艺术风格和理念，颇合曾国藩的口味。

俗话说热爱是最好的老师。事实证明，只要是对什么东西产生了兴趣，根本不用督促催逼，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扑下全部身心去探究。曾国藩也是一样，他完全为韩愈的文章所吸引，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

毋庸讳言，韩文的艺术魅力固然是没的说，但它毕竟与科考的内容相去甚远，联系不大。在备考的关键时期，曾国藩对韩文如此痴迷，这无疑是很要命的一件事情。

在煎熬与期盼当中，终于冬去春来，眼看会试又来到了眼前。

命运多舛绝非人力所能违也。无论什么事务，往往看似稳操胜券，结果却一败涂地；往往心怀忌惮，却又可能凯歌高奏。

经过一年的寒窗苦读，胸怀锦绣、渴望一飞冲天的曾国藩，在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的恩科中仍旧榜上无名，再次与功名失之交臂。

面对熠熠生辉的金榜，站在皇城根下的曾国藩，瞠目结舌，彻底无语。无情的现实再一次告诫曾国藩：天子脚下，没有你这个眼高手低的曾国藩的立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