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曾国藩看来，科举也就是那么回事儿，远不像别人说的那么恐怖。

曾国藩，原名子诚，字伯涵，乳名宽一。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十月十一日亥时，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府湘乡白杨坪，今属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天子坪。

曾国藩是地地道道的草根出身。他出生时，家里虽有几亩薄田，但很难称得上富裕。曾家的祖上都是种田人，尽管从曾国藩祖父那辈起开始重视读书，但也没有出现什么出类拔萃的人才，所以也就无法改变家族的命运，充其量算是个耕读之家。以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字竹亭）为例，书倒是读了差不多一辈子，人也勤奋，但资质平平，无论怎么努力都成效甚微，一直到过了不惑之年才考取个秀才。而作为家族的长门长孙，曾国藩的出生无疑承载了家族无尽的希望。

这时，只有十九岁的曾竹亭的爷爷曾竟希已年近七旬，父亲曾星冈三十七岁。在封建社会中，长门长孙是一个无比荣耀的身份，自然而然就具有其他人难以比拟的优越地位和不同身价。曾国藩一出生，就由于这个长门长孙的身份而备受整个曾氏家族的垂青和厚爱。尤其在曾国藩的曾祖父竟希公看来，曾孙的出生，是自己一辈子积德行善的结果，更是好人有好报的具体体现，所以对尚在襁褓中的曾国藩特别垂爱，呵护有加，“极欣爱之”[1]，一天不看上几眼就像生活缺少了阳光。在曾竟希的心里，这个曾孙就是曾氏家族全部的未来和希望。

曾国藩也似乎身负某种特殊使命，从小就“状貌端重”[2]，联想到成年的曾国藩“为人威重，美须髯，目三角有棱”[3]的形象，我们不得不相信那不是一朝一夕的表现，敢情人家打小很会“玩深沉”。儿时的曾国藩就具有“异举”，其动静坐卧与同龄的孩子截然不同，有的方面甚至令人匪夷所思。比如，从出生到三岁，全家人就没有听过曾国藩哭一声。

那个时候，曾国藩的母亲江太夫人终日劳作，操持着整个家族的里里外外，没有多少时间来专门照看他，曾国藩的日常起居就由祖母来承担。曾国藩不哭不闹，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关照，每天不声不响地依偎在祖母的身边，看着祖母用纺车纺线。看到花开听到鸟鸣，就会目不转睛地斜着眼睛观看，表现出有所领悟到样子，就像一个小大人，这让老祖母惊奇不已。

曾国藩六岁那年，曾祖父竟希公以七十四岁高龄谢世。曾国藩“哭泣甚哀，执丧若成人”[4]——哭得非常伤心，异常哀痛。在整个发丧期间，曾国藩表现得就像是一个成年人。

曾国藩的这些表现的确异于一般的孩子。曾国藩的不凡之处，似乎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显现。正所谓三岁看到老矣。

宠爱归宠爱，厚望归厚望，那不过都属于情感的范畴。对于曾氏家族来说，最重要最关键的是加强对曾国藩的培养和教育，祈望他能早日成才，早日光耀曾氏门楣。

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曾国藩已经五岁了。从这一年的十月起，曾国藩开始跟着父亲读书识字，从而迈出了平生读书治学的第一步。

曾国藩“诵读颖悟”[5]，聪明过人，属于那种一说就懂、一点就透的孩子，绝对是一个读书的好材料。只要具备了这种素质，再加上适当的引导，曾国藩的前途定会一片光明。看到曾国藩的表现，作为父亲兼先生的曾竹亭心花怒放，也使曾祖父竟希公越发地钟爱这个曾孙，对他寄予厚望。六岁的时候，曾国藩仍然跟着父亲在自家学习。为了更好地培养曾国藩，除了自己殷殷教诲之外，曾竹亭还特意为曾国藩聘请了一位叫陈雁门的先生，专门教曾国藩读书写字。这段在家学习的时间大约持续了两年左右。其实这两年，仅仅就是曾国藩的试学阶段，学习的内容主要局限于一些简单的读读写写，相当于上学前班，而真正开始接受系统的教育则始于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

这一年，曾国藩的父亲曾竹亭参加童试再次落第，在家里办了一个名曰“利见斋”的私塾，收了十名学生，一边授徒一边备考，曾国藩就是这十名学生之一。从此，曾国藩开始接受长达八年之久的开蒙教育。

在私塾里，由于曾竹亭“训诱专勤”、用心教导，曾国藩的书读得颇为顺利，到九岁的时候就已经读完了《易》《书》《诗》《礼》《春秋》五部儒家经典，并开始尝试学习科举必考的八股文和应试诗帖。曾国藩学得有模有样，很像那么回事儿了。

曾国藩十岁那年，弟弟曾国潢出生了。满心欢喜的曾竹亭笑着告诉曾国藩说：“你现在有弟弟了。”[6]并以“兄弟怡怡”[7]为题，命曾国藩即席做一篇文章。曾国藩稍加思索后便一挥而就。

读着曾国藩文辞简约却情真意切的文章，曾竹亭不由大喜过望，连声称赞儿子“文中有至性语，必能以孝友承其家矣”[8]，坚信儿子一定能为曾家增光添彩，继往开来。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转眼间曾国藩十四岁了。在这八年的学习生活中，作为父亲兼业师的曾竹亭对曾国藩可谓日夜操劳，不厌其烦，倾其所能，呕心沥血。曾国藩曾深情地回忆道：“国藩愚陋，自八岁侍府君于家塾，晨夕讲授指画，耳提不达，则再诏之。已而三覆之。或携诸途，呼诸枕，重叩其所宿惑者，必通彻乃已。”[9]

经过曾竹亭八年光景的悉心培养，曾国藩的德业已经大有长进，各个方面都显露出可造之才的潜质。

清道光四年（1824年）某天，曾家来了一位客人，这位客人名叫欧阳沧溟，是曾竹亭的挚友。欧阳沧溟不是一般的客人，他在湖南学界可称得上是大名鼎鼎，如雷贯耳。

欧阳沧溟，名凝祉，字福田。湖南衡阳人氏。欧阳沧溟三岁丧父，是母亲一手把他拉扯大的。母亲是一位女强人，不仅照料欧阳沧溟的饮食起居，更教导他立志成人。欧阳沧溟“恪遵母训，跬步必谨”。在母亲的教育下，欧阳沧溟一生“无触杵人，即终生不以言色加人。或戒以慎无耽酒，即没齿不近杯勺”[10]。

年纪稍大一些后，欧阳沧溟便“嶷然自厉于学，不假董督”[11]。欧阳沧溟的学业进步很大，“人为学官弟子，旋补廪膳生。远近归仰，交币迎致”[12]。欧阳沧溟一生以教书育人为生，在“适馆课徒”的四十年和主讲莲湖书院的十年时间里，所教授的学生达数百人之多，在当地可谓德高望重，广受尊敬。

欧阳沧溟慧眼灼灼，一下子就注意到了年仅十四岁的曾国藩，认真观看了曾国藩所展示的书法、文章、诗词后，欧阳沧溟表示非常欣赏，给予了充分肯定。见儿子的学业得到了欧阳沧溟的肯定与赞赏，曾竹亭心里自然高兴得不得了。为了进一步展示儿子的才艺，更是为了实际检验儿子的实力，曾竹亭请欧阳沧溟甚至当场出题测试一下曾国藩。欧阳沧溟即以《共登青云梯》为题，命曾国藩作一首命题律诗。曾国藩很快就交了卷。读完曾国藩的诗，欧阳沧溟像发现宝贝一样连声叫好，赞扬曾国藩的诗句非同凡响，“是固金华殿中人语也”[13]，认定曾国藩是一个前途不可限量的“绩优股”。性情直率的欧阳沧溟甚至当即决定，把自己的大女儿许配给曾国藩。这对曾国藩来说可是件大事，他不仅因文而得到大师的赞赏，又因此而不费吹灰之力讨来了一个媳妇。

从这一年起，曾国藩开始随着父亲到省城长沙参加童子试。第二年，曾竹亭设了一个名曰“锡麟斋”的同族家塾，专门用来教授曾氏家族的子弟。曾国藩也在“锡麟斋”读书，跟着父亲系统学习《周礼》《仪礼》，兼读《史记》《文选》经典，收获颇丰。

清道光六年（1826年），十六岁的曾国藩随父亲赴长沙应童子试，居然一举中的，高中第七名。这既让全家人大喜过望，也让少不更事的曾国藩有些飘飘然——敢情科举这么简单呀？还以为是多难个事儿呢！

此后几年，曾国藩仍然跟随父亲读书，直到清道光十年（1830年），即曾国藩二十岁的时候离开家乡外出求学。

曾国藩在科举之路上小试牛刀，所崭露出的潜质让曾竹亭信心陡增，兴奋得心里就像着起了一团火。曾国藩毕竟已经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如果想走得再远一些的话，仅靠家学恐怕是难以为继，首先是作为业师的曾竹亭自己就没有那份自信。曾竹亭有自知之明，深知仅凭自己这两把刷子已经很难给曾国藩更大的帮助了，再这样把儿子留在身边的话，必定会妨碍儿子的长进，影响他未来的发展，甚至耽误了儿子的前途。为了给曾国藩创造一个更为有利的学习环境，提高学业水准，曾竹亭决定把曾国藩送出去深造。

想送出去容易，可是往哪儿送又成了问题。在当时湖南范围内，学馆书院倒是不少，但知根知底的并不多，害怕投错了门耽误了曾国藩的学业。后来经多方打听，听说与湘乡相邻的衡阳唐氏家塾有一位叫汪觉庵的先生声明最盛，水平了得，遂作为首选。

主意拿定以后，曾竹亭立刻就把曾国藩送到了衡阳汪觉庵先生的身边，曾国藩从此开始了为期四年的外出求学之旅。

但不知什么原因，曾国藩并没有跟随汪觉庵先生学习多长时间，没过多久就“肄业”了。时间虽短，但曾国藩还是受益匪浅。曾国藩认为，汪觉庵先生是自己非常值得尊敬和信赖的导师。

第二年，曾国藩返回家乡，进入当地的莲滨书院继续学习。曾国藩的诗文得到了莲滨书院山长刘元堂先生的赞叹和赏识，认为这个弟子将来必成大器，前途不可限量。是年冬月，曾国藩肄业于莲滨书院。

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曾家好事连连，出现了一些新气象。先是读了大半辈子圣贤书的曾竹亭终于通过了府试，获得了第一名。其次是曾国藩在这次府试中也有收获，得以“佾（ｙì）生”的身份在县学注册。

进入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曾家好运依旧。这一年，曾国藩通过了院试考试，成为一名生员（即秀才），并进入县学深造。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当上了秀才就改变了其平民身份，就是正经八百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所谓有功名的人了。有了秀才这个头衔，就可以享受官方提供的一些特权。比如可以免除一个人的徭役，见到知县可以不下跪，以及不能随便被刑罚等等。考取了秀才并不等于大功告成，因为秀才本身并不是官员，仅是获得了追求成为士大夫的一个许可证或是敲门砖，距离真正登堂入室，踏入官宦阶层还遥遥无期。它的重要意义在于证明考生终于完成了童试，也就是全部基础性教育并通过了考试，已经具备了参加“正科”（即乡试）的资格了。

曾竹亭也在这次考试中终于过了关，实现了“秀才梦”。而此时的他已经四十三岁了。一想到“钝拙”的自己历时二十多年的辛勤苦读，“不以为烦苦”才取得的功名，曾竹亭不禁喜极而泣，感慨良多。但最让曾竹亭感到欣慰与自豪的还是儿子的出色表现，甚至为儿子能够后来居上，早早地就取得这样骄人的业绩而喜不自禁。

继曾氏父子在该年院试中双双中的后，曾家的又一件大喜事发生在十二月份，这就是时年二十三岁的曾国藩，把欧阳沧溟先生的女儿娶回了家。对曾国藩来说，院试中的，又加上洞房花烛，是真正的“双喜临门”。

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二十四岁的曾国藩再一次外出求学，到省城岳麓书院继续求学深造。

岳麓书院的山长（院长）欧阳坦斋，系两榜进士出身，道德文章名噪荆湘，在主持岳麓书院的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桃李满天下，湖南大多数俊才几乎都出自欧阳坦斋的门下。此时的曾国藩已经身手了得，尤其是以诗文名噪一时，在考试中豪取榜首之位。

同年，曾国藩肄业于岳麓书院，并参加了这一年秋季在长沙举行的乡试。仔细阅读完试题后，曾国藩的心里有了底。这一年关于《四书》的首题是《凝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第二题是《智譬则巧，圣譬则力也，出射于百步之外也》。试帖诗题为《赋得翦得秋光入卷来》。

一路考下来，曾国藩果然不负众望，考中第三十六名举人。按照清制，举人登科可以授予官职，可以享受免除丁役等特权，初步具备了入仕的资格，也终于冲出了省界，可以在仕途上继续前进了。同年十一月，曾国藩启程进京，准备参加第二年春季的会试。

一向被读书人所追慕而又深恶痛绝的科考，在曾国藩看来也就是那么回事儿，并非高不可攀，远不像别人所说的那么恐怖。从十六岁第一次出手童试高中至今，颇得老天爷的垂青，还从未尝过败绩，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神话”，这不由使曾国藩陡升起一颗傲心，小小的湘乡，甚至湖南已经留不住踌躇满志的曾国藩了，他那颗膨胀之心早已不可遏制地飞出了闭塞的湘乡，飞出湖南，飞向外面更加精彩的世界。然而，曾国藩的“神话”还会继续吗？老天爷还会一如既往地垂青这位志得意满的初生牛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