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东亚，中国军力之所以能从容地睥睨各国，是因为先人给我们留下了令人生畏的核武器。“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只要中国核武器长城常备常新，我们就能“却匈奴七百余里”。中国爆炸波骄傲地环绕地球飞行，才换来新中国的名字第一次在全世界被隆重叫响，才换来今天我们在核武器保护伞下的平安与踏实。而为更多人所不知的是，在他的未来设想中，核工业绝对不仅仅是几枚炸弹！

1986年7月16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鹏来到301医院，但邓稼先已经不像杨振宁那天来访时能够站起来了。包括昨天，副总理万里来到医院看望他时，他也和今天一样，不得不素面朝天地接待国家领导人。他躺在**，靠着服用了超过平常量数倍的止痛药，微笑着接受了国家颁给他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这是国家在“七五”期间颁发的第一枚“五一劳动奖章”！邓稼先的心情无比激动，他的声音已极其虚弱，但在场的人们都清晰地听到了他吃力然而却坚定的心声：为核工业的发展做贡献，终生无悔，死而后已！

病房里，很多跟国家领导人同来的工作人员都被感动得流下了热泪。这是一位什么样的中华赤子啊，身赴黄泉已在即，报国之心仍拳拳！

许鹿希的泪水无疑流得最多，金灿灿的奖章如此华美壮丽，但边缘上的道道金光在她眼里却常常幻化成放射线，她甚至不敢再直视那象征着巨大荣誉的国家奖章！

她清楚，放射性钚元素对人体的伤害在患病初期是可以预防的，因为它在人体内的含量极低的时候，对人体基本无危害，但邓稼先发现得太晚了，确诊的时候体内也已积聚了远超正常指标的钚元素。更何况，他的治疗太晚了，大面积的溶血性出血代表这种病已入膏肓。

许鹿希是讲授神经传导学的，但作为医学教授，她对放射性物质侵入导致的身体逐渐恶化衰老这一点非常清楚。尤其在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后，她已经强烈地感觉到邓稼先就是在做这个，她对放射性的预防和治疗，很用了心地进行了认真研究。

然而，所谓“人算不如天算”，许鹿希的愿望是美好的，但她多年的提醒和劝阻都无济于事，在青海海拔3200米的高原上，在绵阳起伏不断的深山里，邓稼先已成为一辆刹不住车的高速运行体。在每个人每天都或多或少吃剂量的大环境中，邓稼先不可能严格按照许鹿希的交待执行，事实上，许鹿希的交待也是很不全面的，她无法做到全面，因为她根本无法从邓稼先那儿听到关于其工作内容的一丝透露，她不清楚他每天都在做什么。当她终于比较清楚他身体的危险程度时，已是1984年，离邓稼先去世只有两年了，此时再做什么其实都已回天乏力。

高强度止痛药让邓稼先暂时恢复了些精力，他让妻子拿来纸笔，全面地记录了全天的情况和感受：

“昨天，万里副总理到医院看望我，今天，李鹏副总理亲临医院授予全国劳模称号，感到万分激动。核武器事业是要成千上万人的努力才能成功，我只不过做了一小部分应该做的工作，只能作一个代表而已。但党和国家就给我这样的荣誉，这足以证明党和国家对尖端事业的重视。

“回想解放前，我国连较简单的物理仪器都造不出来，哪里敢想造尖端武器。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解放了全国，才能使科学蓬勃地发展起来。敬爱的周总理亲自领导并主持中央专门委员会，才能集中全国的精锐力量来搞尖端事业。陈毅副总理说，搞原子弹，外交上说话就有力量。邓小平同志说，你们大胆去搞，搞对了是你们的，搞错了是我中央书记处的。聂荣臻元帅、张爱萍等领导同志也亲临现场主持试验，这足以说明核武器事业完全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

“我今天虽然患病症，但我要顽强地和病痛作斗争，争取早日恢复健康，早日做些力所能及的科研工作，不辜负党对于我的希望。

谢谢大家。”

7月16日写的这份手稿，是邓稼先此生最后手迹。

邓稼先一次一次痛得昏厥过去，长久的昏厥让许鹿希觉得他已经不经告别就离开了自己，就像每次他匆匆回来，又突然不辞而别。那时，许鹿希每次都在憧憬中忍受这种忽然别离之苦，她总是想，嘿，说不定什么时候，也许就是明天呢，老邓就又回来了。这是老邓在北京的时候，待到邓稼先远赴青海，这种幻想变成了一年一次，每次都长达一年，甚至两年。现在，她还是这么幻想着，嘿，没事，说不定什么时候，也许就是明天呢，老邓就好了。

等到她清醒后，她会突然哭起来，她知道不能自己骗自己，因为她懂得这种病的可怕和不可逆。放射性疾病的最大危害体现在，一旦进入全面扩散期，任何药物都不好使，化疗也不好使，因为白血球里面的物质都已成为废物，再生机能完全消失。

护士也泪眼婆娑地看着许鹿希，看着她惊惶无措的样子，不知如何安慰她。没错，许鹿希现在是有力使不上，即使她身为著名的北医大教授，博士生导师，她也束手无策。我们可以不带任何牢骚的设想一下，换做了别人家，也许有个亲属是小医院的医生，都能确保这三亲六故四季平安，至少做做体检是没问题的。可自己学了一辈子医，最后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活熬，然后痛苦死去。

国家领导走后，许鹿希喃喃自语道：“他配得上这枚奖章！”

1964年10月16日的下午，在戴高乐总统拍着桌子大骂手下的科学家们是草包的时候，时任法国总理的蓬皮杜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这个日子终于来了。现在，是人们讨论中国重返联合国的时刻了。”

爆炸引起的余震还未消退，美国总统约翰逊就被人从被窝中叫醒，他随即发表演讲，意思是“红色中国爆炸的原子弹很差劲，距离核武器还有好几年的路要走”。但当美国人获得大气中的样本进行分析后，却发现这次“中国爆炸”的当量远远超过美国当年投在广岛和长崎的那两颗原子弹！约翰逊随即改变了态度，在一个月后的中美第123次大使级会谈中，美方代表第一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这个称谓！

原子弹爆炸的那一瞬间，邓稼先重重地躺倒在罗布泊粗糙的沙粒上面，但一个民族，一个历经百年屈辱而不死的伟大民族终于站了起来，那一瞬间，邓稼先的心里涌出的第一个念头，被他流淌出的泪水冲刷得分外清晰。

画外音：

我可怜、可爱、可敬的祖国！从今天起，你再不必向任何强权跪拜了！所有该是你的疆域，我们都要义无反顾地拿回来！所有该是你的声音，我们要让全世界站直了听着！我们中国人要自由穿行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要恢复我们曾经的美丽家园，我们要让几千年的华夏之美尽情绽放和展示！

从1964年法国顶着各种压力积极和新中国建交开始，西方各国从根本上认同了新中国的“强大”存在，新中国的建交步伐明显加快。我国氢弹成功爆炸后，更是掀起了中外建交的**。

望着一望无际的湛蓝的天空，邓稼先神思飘缈，他想到了自己的家乡。

如果您有幸来到安徽省安庆市，在其下辖的怀宁县城北五横乡白麟村，在重重被西化了的小洋楼和红砖黑瓦的夹缝中，您会看到一座古朴深沉却也因此显得格外突兀的老屋，正静卧在大龙山下，它叫铁砚山房。在这所远近驰名的“邓家大屋”内，一副146字的隶书长联将会让您叹为观止：

沧海日、赤城霞、峨眉雪、巫峡云、洞庭月、彭蠡烟、潇湘雨、武夷峰、庐山瀑布，合宇宙奇观，绘吾斋壁；

少陵诗、摩诘画、左传文、马迁史、薛涛笺、右军帖、南华经、相如赋、屈子离骚，收古今绝艺，置我山窗。

这副署为“题碧山书屋”的龙门长联，气势恢弘，构思奇特，浑如南朝文论家刘勰所说的“视通万里”“思接千载”之神奇。从字数上看，自然比不过180字的昆明大观楼长联，但从气势和胸襟看，绝对堪称古今第一大手笔！能书写如此联句的人，必非常人。

他，就是有清一代举世公推第一的大书法家、篆刻家邓石如。

自古有言：文无第一。的确，无论是文学还是书法，这种民间或官方的排名总是不尽如人意，但如果您看到如下评价，大概就会觉得这“第一”的名头绝非虚言！

以“我自成我书”自负的“浓墨宰相”刘墉，当时见到邓石如的字，拍案惊呼道：“千数百年无此作矣！”

眼界很高，学富五车的康有为，贬颜(颜真卿)贬柳(柳公权)，贬晋帖，贬唐碑，而对邓石如之书不仅高度评价，还把他作为划时代的一个标志！

与他同时代的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把他的书法列为“神品”，誉为“四体书皆国朝第一”。

书法震铄古今的邓石如，同时也是大清朝一个活脱脱的浪游人，喜好游历名山胜水，常一筇一笠、肩背行李游走百里。20岁左右即开始了天涯游历，浪迹江湖，到处寻师访友。他的一生，伴随着刻苦自励，全部生活内容几乎就是“交游”二字。不求闻达，不慕荣华，不为外物所动，不入仕途，始终保持布衣本色，完全是一位纯粹艺术家的我行我素、自由自在的逍遥人生。邓石如不仅生性廉洁，更因其性格耿介、无款曲、无媚骨、无俗气的超凡风度,成为历史上少数的几个顶天立地的名士之一!

没错，让安徽名声大震的，首推是徽商，从东晋时期就开始成长起来的徽商，是中国十大商帮之一，亦儒亦商，辛勤力耕，赢得“徽骆驼”的美称，鼎盛时期，徽商资产占有全国总资产的5成以上，堪称独步天下！同为安徽休宁籍人士的汪福光在江淮从事贩盐，拥有大小船只千艘，所销之盐占淮盐的一半以上！而在徽商日渐式微的今天，传奇巨鳄史玉柱似乎在力撑着徽商大旗不倒，成为二十多年来国人一直关注的核心人物之一！

但代表安徽的，绝不会仅仅是商人。皖山徽水，钟灵毓秀，江淮英才，盛名中华。拥有黄山、天柱山的安徽大地，自古就是地灵人杰之所。政界人才鼎盛自不须说，魏晋时期的曹氏家族、新中国几任国家领导人煌煌乎在上，部长级高官更是不胜其数！在文化上，老子、庄子自不须说，朱熹、戴震、吴敬梓、朱光潜这些皖籍名人个个儿名垂青史，大名鼎鼎的才子胡适更是天下皆知！

仅以邓家为例，我们将看到这一支家族在邓石如的光环照耀下，通过书法家邓传密、教育家邓艺孙、美学家邓以蛰这血脉紧连、环环相扣的代代传承，1924年，一位超乎其类、拔乎其萃的科学家横空出世，这就是邓稼先。

科学家，无疑是近代以降中国最缺乏的人才，龙的传人遍布全球，中国科学家却如暗夜的星光，寥寥无几，在满目凋零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百废待兴的五六十年代，科学家对恢复国力、发扬国威的作用，显然不言自明。在素以“文化传家”驰名的邓氏老屋，居然走出一位杰出的科学泰斗，不能不让我们在预料之中也诞生出“斜刺里杀将出来”的意外之感。

在此，我们不得不浓墨重彩描述一下的，是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以蛰先生的学识与修为，深深地影响了其子邓稼先的一生。

现代著名美学家、美术史家邓以蛰，字叔存，幼承家学并受家居铁研山房环境的熏陶，这为其日后成为美学家打下了坚实基础。1905年，邓以蛰入安徽公学，随父亲邓艺孙及陈独秀等人学习文化和革命思想。1907年，按照父亲的意愿，邓以蛰随陈独秀以及二哥邓仲纯去日本留学，在东京宏文学院、早稻田中学学习日文等课程。1911年夏天回国，先在安庆的安徽陆军小学堂教日文。1913年初，被任命为安庆图书馆馆长。

二次革命爆发后，安徽军阀倪嗣冲主掌安徽，邓以蛰辞去馆长一职赋闲在家。1917年，邓以蛰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与美学。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美学、哲学知识，从本科一直读到研究院。1918年，得悉陈独秀创办了《新青年》刊物后，邓以蛰兴奋不已，对新文化运动表示了热烈欢迎和大力支持，其强烈的爱国主义和称颂俄国革命的情感，与陈独秀等人不谋而合，完全一致。

陈独秀同邓家的关系还不止于此。

陈独秀也是安徽休宁人，邓家与陈家是世交，邓以蛰的父亲邓艺孙同陈独秀的交情极深。后来邓仲纯、邓以蛰兄弟俩与陈独秀一起出行日本，在东京他们多年同住一个宿屋。1932年，陈独秀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关进南京监狱，直到抗战爆发后出狱四处流离，最终就是在重庆江津安顿下来，因为这里有邓仲纯。陈独秀长期住在邓仲纯开设的延年医院楼上，与邓家同吃一锅饭。直到陈独秀去世，在重庆江津那几年邓仲纯一直是陈独秀的义务保健医和义务通信员。

邓仲纯虽学医，由于家学渊源，对古文古史亦颇有造诣。陈独秀书赠他的篆联是：“我书意造本无法，此老胸中常有诗。”对邓仲纯的文化造诣颇为欣赏。

邓家满门书香，于此可见一斑。

1917年至1923年的六年间，邓以蛰在美国系统地学习研究了西方美学、哲学。五四前后，中国人到欧美系统学习美学，邓以蛰是较早的一个。1923年夏，邓以蛰回国奔母丧，后去北京，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其写下的系列现代美学文论与宗白华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的系列美学文章形成北南呼应，有“北邓南宗”之美誉，代表五四前后中国学者在美学方面取得的主要成就。

1927年8月，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刘哲要将北大、清华、北师大等9所高校并为“国立京师大学校”。邓以蛰愤离北大，到厦门大学任教。1928年，国民政府接收北平高校，派罗家伦、杨振声等人到北京为清华大学改组委领导人，罗、杨邀请邓以蛰到清华大学任教。1929年至1937年，邓以蛰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身虚体弱的邓以蛰没有办法随学校迁往昆明，之后一直赋闲在家。1973年5月2日，邓以蛰逝世，享年82岁。

邓稼先充满深情地回忆道：

“父亲为人正直真诚，谦和朴实，性格温和宁静，专心学问，多年深入书画领域的研究工作，为中国书画理论的建设贡献了毕生的心血。在鉴赏中国古字画方面被社会公认为是专家。他耐心细致地指导学生分辨鉴赏古字画真迹，指出其特点，不怕麻烦地将家中藏画悬挂起来，一一指给学生看，并作详尽地讲解……父亲一生追求美的精神境界……

“父亲是爱国知识分子。他亲身经历了清朝的腐败，军阀的混战，列强欺凌瓜分中国的岁月，特别是八年抗日战争期间，生活在日寇的铁蹄**下，那种刻骨铭心的痛苦让他永难忘记。父亲一生的志愿就是中华民族的振兴，祖国强盛。他自己长期身患重病，寄希望儿子为国家做贡献……纵观父亲的一生，是追求真善美的一生。”

父亲邓以蛰的言传身教让邓稼先从幼年起便知晓了什么是民族大义，什么叫有所为有所不为！但邓稼先在安徽老家待的时间并不长，实际上短暂得让他毫无印象：他刚满8个月的时候，就被母亲抱着从老家来到了北平。但他从小就从父母的讲解和描述中得知，他心目中的休宁白麟村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乡村，邓家老屋则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房子。哪个中国人没有浓浓的故乡情结？其实邓稼先的故乡情结犹重，遗憾的是，终其一生他都没来得及好好看一眼自己的家乡到底是什么样子！

画外音：

家乡我并不熟悉，这是我今生的遗憾了，但它一定很美，这我不需要亲身体验就知道。但有些事情不是这样，实话实说，关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宣传，有的地方为了将某些人物英雄化，宣传得有些过头了，在内行人看来，其实是把英雄当成了傻子。当时，我绝对不是听到爆炸声后倒地的，也不是见到那一抹强光后倒地的，更不是被冲击波冲出了好远才摔倒的。零时爆炸，三分钟之后我们大家还都在纳闷呢，怎么一点声音没有，一点热浪没有，一点冲击波没有呢？是不是没炸响？那绝对不应该啊！现场一片死寂，估计每个人都这么瞎琢磨着。

正在这么恐惧地想着时，一个叫孙瑞蕃的喊了起来：“大火球！”

这才是当时最真实的实际情况。我们按要求，必须得背对爆心，戴好防护眼镜趴下！观察所里立刻就沸腾了，所有的人都激动得发了狂，张爱萍上将已经开始向周总理激动地汇报起来，说话甚至有些颠三倒四。当时爆炸观察区设在距离支撑铁塔60公里外的白云岗，包括张爱萍上将在内的所有人都不许看，并且筑了一道厚厚的墙，所有的人都在墙后面并且背对着墙坐着，这是纪律。后来很多的文章别出心裁，说我们这些人怀揣着报国之心，双眼紧盯着爆心，听到爆炸声后，紧接着就看到蘑菇云冉冉升起。这都是错的。包括当时现场拍片的摄像记者，也说先听到爆炸声再看到蘑菇云，这都不符合物理学里光速大于音速的铁律，即使附近确实是很多丘陵地带，很起伏，但并没有高过那102米高的极其壮观的大铁塔。而上级要求我们背对着，我们就得背对着，我们绝不能没必要地受伤，更不能为了一饱眼福就违背命令。我们的任务还远没有结束！假如这次下来我就能告老还家，我一定要像孙瑞蕃一样偷偷给一只眼睛留条缝，豁出去瞎一只也值得！或者，干脆就像中央专委的刘柏罗那样，干脆就把眼镜撇了，不白来一趟！

我只能深深叹口气。我不是观众，接下来的任务容不得我有丝毫的闪失啊。真的，我不怕死，但现在就莽撞地豁出去了，还真不是时候！

说真的，还是那句话，原子弹的爆炸在我心目中也并非非看不可的大场面，我们大家真正关注的，就是它能不能响！爆炸前的9月27日，刚刚担任首次核试验委员会书记的张爱萍上将，在自己驻地的门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响”字，就是想取这个好兆头的意思。在那以后很长时间里，很多人写诗谱曲，说蘑菇云特别好看，是世界上最瑰丽的花朵。我觉得这些好词用在它身上不太合适，我甚至觉得蘑菇云一点都不好看，那不是烟花，更不是彩虹，它就是个大炸弹爆炸后腾起的一大团烟尘而已。就像没有人赞美子弹的速度是“划时代的”一样。

不过，天性好玩的邓稼先并没有对大家的这种浪漫主义描述提出过异议，从来没有，因为这都不是关键，他从不在这些无谓的地方浪费精力，这是邓稼先情商比较高的体现。事实上，他非常欣赏当天晚上在罗布泊举办的庆功会上，张爱萍上将即兴做的一首诗：

十月十六狂欢节，核赫两弹齐炸裂，

妄图称霸下黄泉，为民造福上天阙。

这是酷爱格律的张上将所作诗歌里最不对仗的一首了，但现场朗诵出来的时候，每个人都激动不已，它太符合大家当时的心情了！

有趣的是第二句：核赫两弹齐炸裂。其中的“赫”是指在原子弹爆炸的同时凑巧下台的赫鲁晓夫，这是张爱萍向周总理汇报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周总理告诉大家的一个好消息！

当然，这是中国第一次核爆炸，所有的人都不知道它的威力如何，对是否会对直接目测的人造成严重伤害也一无所知，谨慎，是高层必要的态度。在1965年5月14日中国实施第二次核试验(亦即中国第一次空爆核试验)时，这种极度小心的场景即发生了重大改观：不仅观察区从60公里外的白云岗变成就地参观，而且不必再背对靶心趴在地上了，很多人开始直接目视，虽然那一次是中国第二次核爆炸，但却是第一次有人从一开始就看到了蘑菇云。

画外音：

没错，我当时就在白云岗，属于指挥部人员之一，距离那座后来变成细面条的铁塔有60公里之遥。当时，相对全国人民来说，我们的确是距离爆炸中心最近的，但一般人所不了解的是，在这片辽阔的区域中，我们还不是最近的：

在距离爆心20公里的地方，是三支防化分队，他们的任务是在爆炸后立刻深入现场，划定其后到达的部队的活动范围。

在距离爆心17公里的地方，是这次爆炸的主控室，张震寰上将和程开甲副院长在那里坐镇，最后由韩云梯按下最后一个按钮。

在距离爆心11.5公里的地方，是取样分队，爆炸过去仅仅5分钟，硝烟正在头顶恐怖地笼罩着，他们就开始往里冲，一直冲到距离爆心只有900米的地方！

在距离爆心10公里的地方，是一个整编连的高炮部队，他们的任务是发射取样炮弹。炮兵要在蘑菇云起来之后，蘑菇云烟尘落地之前，把带有降落伞的一枚枚加农炮打到蘑菇云顶端最白的部分去。他们时间很紧张，爆炸前必须做好防护，不能让原子弹把炮和炮弹毁了。炸响了，立刻出来，撤防护、搬炮弹，十门高炮连发，打完就撤，炮就不要了。

真正的英雄，是他们，他们直接面对死亡。

李鹏副总理来授奖的时候，虽然邓稼先站不起来，但还算神志清醒，几天之后，他就陷入长久的昏迷当中，在他生命最后的十几天里，只醒过来三次。7月20日，他第一次醒来后，缓慢地抓住妻子的手，突然就来了一句“煤矿工人太苦了。”

许鹿希原以为他是在说胡话，正琢磨说句什么话来劝抚他，就听邓稼先停顿了一下继续说：

“将来可以用造氢弹的原理，做成很小的可控核聚变钻探机，就可用于煤矿钻探，就不用人下去了。所需要的氘和氚，这两种元素在海水里是无穷无尽的。这是最清洁，且没有公害的能源，而且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因为地球上的海水太多了。这个，人类50年内一定能达到。可惜，我是赶不上了。”

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一定会泾渭分明地表现出两种状态：一是消极痛苦乃至恐惧，不知如何是好，在唉声叹气中甚至是在歇斯底里中不甘而亡；但一定还有一种人，他们面对死亡的态度依然是积极的，争分夺秒地把自己的生命价值发挥到极致，即使在昏迷中，其潜意识也围绕着自己一生所钟爱的事业。

邓稼先临终前的心情我们可以预料到，他同样也心有不甘，但他已尽力做到了自己能做的一切，他虽有遗憾，但绝无后悔。美国的奥本海默在原子弹爆炸后陷入痛苦的自责之中，但邓稼先没有这么纠结过，他深知自己的国家曾经的破败和遭受的屈辱，如果没有原子弹，中华民族代代将承受更大的苦难，他更清楚中国未来发展的核心在哪里，正如他对妻子所说的：

“我不爱武器，我爱和平，但为了和平，我们需要武器，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那么，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

而他和他的研制团队所做的一切努力，在引爆了中国核武器的同时，也打开了众多高技术领域的殿堂之门，如果邓老在天有灵的话，他最欣慰的应该是中国在民用领域方面，可控核聚变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是和平之外，他最期待的画面！

邓稼先三姐的儿子小捷来看他时，他听着外甥带来的磁带《我的肯德基》入了迷，这是邓稼先让小捷特意带来的美国乡村音乐。从优美的音乐声中醒过来后，他对小捷说：

“这次我出院后不能再做原来的工作了，但我还有好多事要干，这些工作是很有意义的。我想搞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它能直接造福于人类呀。你知道吗，原子能和平利用既有意义，又有意思。”

小捷起身给舅舅擦了擦汗。邓稼先继续说：

“你听说过吗？猪肉在常温下放两个月还和原来一样新鲜，你注意，一样新鲜。还有，医疗器械像手术刀、注射器等用原子能辐射消毒，既简单，又彻底。再譬如咱们常用的避雷针的保护半径，只有避雷针安装高度的1至1.5倍，而放射科同位素做成的避雷针的保护范围比它要大几倍到几十倍。”

小捷一听也来了兴趣：

“照您这么说，原子能好像可以到处创造奇迹。”

邓稼先笑了笑：

“现在还不能说到处，可是奇迹也真不少。就说**吧，李商隐的诗里说，‘暗暗淡淡紫，融融洽洽黄。’现在用原子能辐照后**的颜色可多了，出现了双花直到五朵花并蒂，花的直径最大能达到38厘米。更有意义的是1979年用原子能辐照后的一棵**，第二年6月24日就提前开花了。”

邓稼先知道，同样多的物质，原子能要比化学能大几百万倍甚至1000万倍以上，原子能和平利用的广阔前景是难以估量的。

遥想当年，一直以来盘桓在中国广阔疆域上空的美国侦察飞机，自1954年开始就做贼似地绕来绕去，1959年的9月，侦察卫星终于拍摄到兰州气体扩散厂的照片，1960年底，美国中央情报局号称完成了他们意义最为重大的一项使命：终于确认了中国核计划的存在。

美国的情报分析最终结论如下：中国正在开采铀原料，并已经建立了浓缩铀工厂，大约是用铀来生产钚。中国第一个核反应堆大约能在1961年底接近完成，它会在1962年提供钚。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如同其他核国家一样，其关键成分是钚而不是铀。因为把浓缩铀作为原子弹材料的过程是比较漫长和艰难的，而作为第一代的原子弹，只需要较少的钚。由于对中国生产核裂变材料的能力尚无法准确把握，美国情报人员还是很难回答中国究竟会在什么时候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但鉴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将以钚为燃料已被确定，那么最合理的判断是，中国将在1964年初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不过情报人员解释说，如果遇见了“通常的困难”，爆炸日期可能会推迟，例如，可推迟到1964年底或1965年。

这一段貌不惊人的分析，其实蕴藏着极大的杀机。多年以后，当更多的中国人都了解了那段历史，不由得一阵阵的后怕：假如，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真如美国人分析的一样，是一颗钚弹，那么，美国会随即准备好应对即将诞生的铀弹，中国将全面进入美国核打击射程。

让我们不得不肃然起敬的是，以当时中国“贫铀国”的帽子，中国原本真就打算制造一颗钚弹，但在邓稼先对铀矿勘测成果的分析，以及对铀弹制造技术可行性的鲜明表态推动下，高层果断拍板，终于改成了最终让美国大跌眼镜的铀弹。

更让我们肃然起敬的是，美国人所预料的通常的困难，邓稼先们不仅遇到了，而且遇到了更多美国人没有想到过的困难，这一道道难以逾越却必须逾越的坎儿，是历史留给了邓稼先和他的同事们努力翻过去的一道道剪影。爆炸日期从来没有被推迟过一次！

当然，在中国人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计划中，这个日期是被推迟了，但这是由于苏联专家的突然撤出导致的从头来做，等于我们重新做规划，一切从零开始。事实上，正如彭桓武所说的那样，无论是我们自己做的规划，还是实际完成规划的时间，都比中苏合作时所拟目标快得多。

自此，以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总统领衔的两届美国政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就如何对中国核计划做出反应，如何用军事或外交手段来遏制中国的核计划，以及如何谋求与前苏联合作对付中国的核计划等等，进行了一系列的评估和辩论。在这其中，使用武力打击中国核计划的方案不仅被提出，甚至已经有了雏形。

那时的中国，头顶是一片暗无天日，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下来一颗致命的原子弹，将脆弱的新中国消灭。普通老百姓由于信息还不畅通，对此都是后知后觉，有限的报刊及通讯让大多数人对此没有太大感觉，而高层的心中一直被这个重大问题困扰。

然而，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些处心积虑设计的打击计划转瞬间化为泡影。中国昂首挺胸跨入了核大国的行列。

2009年国庆60周年之际，腾讯网搞了一次“票选60年中国大事记”活动，在1964年的十个选项中，不乏“《毛主席语录》发行”“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的开始”“三线建设战略的正式提出”等影响颇大的事件，但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依然以占比64.74%压倒性胜出。

邓稼先比谁都清楚，“篱牢犬不入”，当核武器这条绵延万里、气势恢宏的新的长城建设完毕后，核工业的真正用武之地必将是在未来深入和广泛发展的民用领域。历史已验证了他的苦心与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