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顺境的时候不向国家伸手，在逆境的时候从未想过逃离，亡国的苦他受了，离别的苦他受了，环境的苦他受了，当政治风暴将科学家视为蝼蚁时，他依然受了。他不是不会反抗，但他知道他的使命在哪里。他在内心里呼唤着光明，事实上他非常清楚，短暂的烟云是遮不住太阳的，他出色的情商让他安然渡过浩劫的年代，在众多狂狷之士含恨而去或销声匿迹的同时，他和他的团队从未停歇过核武器研制的脚步，这绝对是中国科学史上的一个奇迹，甚至，要比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还要不可思议！

1986年7月11日，邓稼先的生命马达已明显开始减速，缓慢得几乎可以听见齿轮和齿轮相碰撞的声音。他什么也干不了了，邓稼先反而不似之前那么郁闷了，一切在这时都放下了。他拉着许鹿希的手，挤出一丝微笑，道：“我是62吧？也很好了。我还记得，赵尔陆上将也是62岁没的吧？”

他说的每个字都扎在许鹿希的心上。

这是什么话题？这样的对话怎么进行？

她想安慰他，说他还能活很久，还会跟她一起去逛公园、去爬山、去赏花，但她知道，她面前的是邓稼先，他从来不是一个在彷徨中度日的人，他一直头脑清晰，知道自己该要的是什么，该舍的是什么，几十年来一直如此，即使现在他的眼神依然是清澈的，一丁点浑浊的东西都没有。

她不想再说废话了，她只想找到一些能让稼先开心的话题，她想跟他谈谈典典和平平，但两个孩子都不在身边，她怕一提反而让稼先伤心。

她想跟他谈谈核物理的最新进展，她却又不是很明白！

她终于想到应该说些什么了。

“稼先……”

邓稼先依然微笑着看着她，喃喃道：“我真的可以走了。很温暖的，有你在身边呀。”

1967年的初春，因为家被抄而只能住在办公室里的赵尔陆上将，在无人帮助、无人救治甚至无人知道的情况下，因哮喘发作孤独死去。为中国氢弹成功爆炸做出卓越功绩的著名上将，没有看到4个月后中国第一颗氢弹顺利试验爆炸，就这样不甘地离开了人世！

在邓稼先的性格中，知足而乐是非常显著的一点。他极少发牢骚，即使当年在北京西郊的“神计算”时代缺吃少喝，甚至仅有的几口菜也被小鸡叨食了也不曾抱怨。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感激世界上对他有过帮助的每一个人，更懂得如何让自己的心态时刻趋于平稳。

新中国的初始阶段，社会风气相当正，那是知识分子最受尊重的年代。邓稼先清楚地记得，当研究所从北京辗转搬迁到青海金银滩第二个月的时候，221基地第一栋楼房建好了，李觉院长用他一贯的雷厉风行、说一不二的军人作风下达命令：把新建的房子让给科技人员，干部一律住帐篷！

在冰天雪地的青藏高原，把帐篷留给自己住，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本色和精神！而在这之前，在水深火热的三年困难时期，当首任核工业部部长、时任东北局书记的宋任穷想方设法从东北搞来一些大豆，支援北京的科研机构时，以李觉为核心的院党政班子一致决定：这些大豆代表东北人民的心，每个科研人员每天早上一勺清炖黄豆，行政干部一粒不许吃！

那个时期的干部和官员，堪称中国几千年清官史上最堪浓墨重彩书写的一篇。邓稼先为此深感庆幸，甚至满足。他对科技人员说：“我们没理由不好好干！”

画外音：

我们搞科学的，能身处这样优良的政治环境，不抓紧机会多出成绩就没有道理了。踏踏实实，扎扎实实，埋头苦干，要做到这几点，科学家的性格就是要做好调整，不能好冲动，不能没耐心。因为，好冲动与没耐心是搞科学的大忌啊！

当年，面对日本人的铁蹄**，少年邓稼先没有低头，而是毫不犹豫地撕毁了那令人恶心的膏药旗；当年，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青年邓稼先没有低头，而是置生死于不顾地登上讲台，痛斥黑暗政府的暴行！但当另一起风暴袭来的时候，中年邓稼先显然没有再那么冲动，他清楚，这场风暴中的大多数人都是不明真相的盲从者，按主席曾经的话说，这种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要用温和的办法解决，而不能同样采取极端的办法，那只能是火上浇油。

今天的人们对邓稼先拥有这样的想法不觉为奇，但在1965年后，阶级斗争开始把人分为敌人和自己人，全中国不存在一个中间派！

与时俱进，在全国人民几乎都分成了两派的时候，九院内部群众也毫不例外，这是1966年，氢弹研制正处于一发千钧的时候，九院两派之间的斗争也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此时邓稼先还不是院长，连副院长都不是，但在关键时刻他走了出来，对正在走廊里满怀革命豪情的一派说：

“你们到我办公室里来一趟，我有个重要消息要告诉你们！”

正热火朝天闹革命的风雷青年们以为是最高指示下来了，立刻兴冲冲地挤将进来，邓稼先还没来得及说话，得到风声的另一派也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小小的办公室里人满为患。是的，是闯了进来，在那个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年代，连他们的院长都经常老老实实接受批斗，邓稼先这个中层干部自然不在话下。

邓稼先内心一喜，但面上不动声色，高声道：

“你们来得正好！我原打算找你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个重要材料，只是因为你们坐不到一块儿，就想先一个一个地分开看。现在好了，就请哪位法语好的同志给大家念念吧！”

谁肯自甘落后呢？两派中自然都有人立刻嚷着要念。邓稼先笑着指派了一个大家公认的法语最好的同志。当那位同志把这份法国准备在1967年底爆炸氢弹的材料念完后，整个办公室静悄悄的，剑拔弩张的气氛大为减轻。邓稼先知道是时候了，他清了清嗓子，道：

“革命同志们，你们都知道，如果这次法国成功了，他们就是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如果我们没赶上他们，我们可就是老五了！主席说过，超英赶美，一个小小的法国难道我们也打不过？可是现在，我也是干着急没办法啊，只好把你们这些同志请过来，用你们的革命热情想一想，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如果你们都想当老五，那今天我就算没找你们说话！”

满屋子立刻响起“超过法国！超过法国！”的巨大声音，两派群众此刻混杂在一起，声音第一次如此的一致！邓稼先高兴极了，但他趁热打铁，急忙说道：“既然咱们都想到一起了，那就团结一致，还像以前那样，抓紧完成我们的科研课题，革命同志们，你们说怎么样？”

“好！”

两派群众这一次的回应比刚才更加响亮和整齐！“赶在法国人之前”这句新的口号，成为九院新的凝聚力，之前见面怒目相向的两派人，终于友好地重新坐在了一起，科研秩序的恢复让邓稼先充满了成就感，甚至在那一段时间，这种极端的激励方式让九院的战斗力完全可媲美当年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时候，“如人使臂，如臂使指”的高灵敏、高效率的协调机制再次大显神威，二机部部长—九院院长—理论部主任—研究室主任—研究组组长—研究组组员，整条科研线路完全贯通，运作流畅。

一般情况下，理论部的几个主任如邓稼先、于敏、黄祖洽担负着最基层、最关键的方程式推导、设计工作；各室主任负责编写大型的计算程序，用数值方法解方程；各研究组的大学生们则昼夜轮流地进行演算求解。而在特殊情况下，当有紧急任务时，最上层的一个指令总是能够在最短时间内由最底端的相关人员保质保量地高效完成，这在当时国内其他领域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邓稼先出色的心理攻关能力、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让彭桓武、朱光亚等院领导刮目相看，从心底里感到佩服！

用同样的方法，邓稼先还在彭桓武受批斗时替他解了围！

要想引爆原子弹，就要先引爆团队精神这颗精神原子弹！如果你让邓稼先自己谈谈管理心得的话，他一定会说，我只是抓住了这条主线而已，别的就好办多了。这是大科学家在管理上与其他人的不同之处，纲举目张，水到渠成。

邓稼先清楚得很，勇猛也许能够换来胜利，但狂热绝对不代表成功，在其舍生忘死的壮烈人生中，事实上也经常对自己的计划进行极为理智的内省，这种内省一方面来自夜深人静时让他难以入眠的思考，重度的思考，另一方面，邓稼先将原子弹研制初期那种大民主的氛围完全带入到九院，并自始至终贯彻到工作中，他深知民主的优势，并在自己已成为领导之后，将民主作风贯彻得更为彻底，在开展民主建设、汲取集体智慧方面，他做得极其出色，并让下属经常忘了他是一名领导。

实际上，在学术面前，邓稼先常常忘记了自己的领导身份。在对待新问题时，通常的情况是，邓稼先把所有有关的人都召集起来，大家围坐在一起，类似今天的白宫圆桌会议，你看不到主次排序，当然更看不到出席者尊贵的名字牌。这只是表面的，在实际的会议中，邓稼先的超人之处在于，他的确让每个人都感觉到与他们在一起讨论的绝非一个高级领导，而只是一名跟大家一模一样的知识分子，一个经验稍微多一点的老头子！在一次有关氢弹实战化的重要会议上，邓稼先认为，从小型氢弹到实战型氢弹可以省掉两次热试验。他的意图很明显，这是加快中国热核武器研制，从而进一步缩小和核大国差距的跳跃之举，他的这个建议得到上级领导的首肯，但这时，在九院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发生了：有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自然，这是他的一名下属。

这在当年的其他国家核武器研制史上是不可能看到的，原因很简单，撇去“邓稼先是领导”这一如今很多人认为“不可推翻”的潜规则，从学术来说，敢于向中国几乎最有权威的核武器理论设计大师说“不”的，只有在邓稼先的团队中能够发现，并且，还成为了见惯不怪的优良传统。

这些讨论通通属于当时中国最重要的顶层设计之一，下属们不是不清楚这些话的重要性和影响程度，但他们个个儿都敢于发表意见，并坚持自己的立场，毫不动摇。事实上，自打在北京西郊组建原子弹研制队伍以来，邓稼先已经将这种勇气输入了他们的血液中，这正是中国核武器研制队伍能够屡屡攻克重大难关的保障——集体智慧的力量！

邓稼先极其认真地倾听了下属的意见：这次的跳跃式减省，虽然说有可能成功，但是根据不够充分，失败的可能性非常大。为了让我们的每一步都有扎实稳妥的理论根基，这两次热试验一次都不能省去！

科学来不得半点谦虚和推让，邓稼先非常欣赏下属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但他会马上指出自己理论的支撑在哪里，而下属也显然是有备而来，他针对邓稼先的每一条理论支撑给予了深刻的回解分析。双方用理论为刀剑，你来我往，互有攻防，使这次争论再一次毫无悬念地成为一堂生动精彩的课程，其精彩纷呈让所有的人陪着争论了整整一夜！

多少个夜晚，大家都是这么唇枪舌战地过来的，但讨论的完全是学术，一点不涉及人身攻击、家属背景以及私人爱好等。这样的争论，所有的人都受益匪浅，这是团队迅速提升整体科研实力，并持续凝结成一个强大的团体的奥秘所在。在这个过程中邓稼先同样一次次撞开思维的超级洞天，进入智慧的白热空间，今天大行其道的头脑风暴，在邓稼先的团队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邓稼先终于接受了下属的观点，他全盘放弃了自己曾铿锵演说的理论，不仅义不容辞地主动承担了向上级领导解释和建议改变做法的工作，而且在东方已现鱼肚白的时刻，请大家去吃了一顿相对来说较为丰盛的早餐。一次重大的理论提升，这个团队对自己的奖赏无非就是吃一顿稍微可口的饭，这已成了邓稼先的习惯，并且，确凿无疑的是他是出钱最多的人，他记不清自己为此究竟掏了多少钱。

从不贪恋于钱财的邓稼先，常常从自己的工资中掏出钱来请客，但邓稼先是心甘情愿的，绝非三分钟热血的冲动或视为终南捷径的“作秀”，终其一生，他都是这么做的，并且从未要求过任何回报：从未向同事暗示要求他们回请，从未向国家暗示自己曾付出了太多！

画外音：

“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但工作目标要奔世界先进水平。”这是我常常跟他们说的，那么，我自己都做不到，这不是最让人耻笑的事吗？我感到欣慰的是，我做到了这一点，至少，在我同他们讲这些话的时候，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人皱眉或撇嘴。有人说，这么多年来，那么多的理论文章、那么多的实验报告你都全程参与了，并且几乎全部都是你亲自把关、最终拍板的，你为什么从来不署上自己的名字呢？那么多的方案，很多都是你亲自执笔的，你为什么从来都不署上自己的名字呢？

这没什么。如果想让这个团队变得更有动力，当领导的不能总把自己的名字署上，你想，如果我署名，必然要放在第一位，那么，这么多的年轻人什么时候能出头？年轻人如果没有了动力，也就没了上进心，那我们的研究成果也就谈不上有多么先进。光靠我是绝对不行的。这是团队的力量，我这么做就是为了团队能够出成绩，至于我个人，我知道这里面有我的成果就心满意足了。要那么多干吗？

邓稼先完全舍弃了名和利，一心只扑在国家事业上，将自己的命运完全奉献给国家，数十年如一日地坚守。

当年，乾隆问纪晓岚：

“你说长江每天江面上来来往往如此繁华，一天到底有多少条船在穿梭？”

纪晓岚答道：

“只有两条船嘛！”

乾隆奇了，道：

“明明这么多的船，你怎么说只有两条船？”

纪晓岚手摸胡须感叹道：

“一条为名，一条为利，整个长江无非就这两条船！”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几乎成了亘古不变的真理。如果说，隐士也能忽略名和利，但他们大多是在风景优美的地方修身养性，而邓稼先却连命都豁出去了！

画外音：

虽然全国总的政治气候不算正常，但这时的九院真的不错，这种氛围让我感觉很舒服。其实不光是九院内部，氢弹爆炸成功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几乎是我科研生涯中最好的时期，围绕核工业的方方面面大开绿灯，全国一盘棋的火热气氛让我总感觉有使不完的劲儿，干起活来不是分秒必争，而是微秒必争。

记得那次在氢弹导引项目中，有一个同步控制环节不能用电子方式而必须用机械方式进行传导，这就需要六个一模一样完全一致的弹簧，极其微小的弹簧，以当时国内的车铣设备和技术来说，要做出来难度非常大，当时别的环节都已经准备得相当充分了，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不能砸在这块儿！我不得不将这个问题提交给聂荣臻副总理，他主管核工业嘛，他跟我们说过，我们搞不定的就由他来搞定。

让我激动万分的是，聂帅给当时工业力量最雄厚的上海领导人打了个电话，那个领导人连夜召集上海全市几十个机械制造单位的老工人技师开会，会上他刚刚描述完这件任务的内容，就有一个校办工厂的老工人站出来说他能够做出来，回去之后立刻到工厂开工，小弹簧很快就做了出来！从我找聂帅开始，到6个宝贝般的小弹簧做出来，整个过程都没超过24个小时！

没有一个人讲条件、讲价钱，没有一个人找借口、找由头，没有耗费一分钟的谈判时间和交易成本，这就是朴实而神奇的中国人！当时我除了激动，只剩下一个信念，就是我们的氢弹一定会成功，我越来越坚信，只要中国人团结起来，守望相助，会战胜一切困难！

但邓稼先忘了，他也有过冲动的时候，何止是冲动，简直就是歇斯底里的大发作！这在邓稼先的一生中是绝无仅有的一次。王尔德说过，“只发生过一次的东西等于压根儿没发生过。”这句话没错，冲动不是邓稼先的性格，那一次的极度反常是政治高压在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勇敢的人、一个理智的人身上的反弹！

1967年，核工业系统和航天火箭系统双双卷入“文革”升级的惊涛骇浪之中，军管会开始占据各大部委、科研机构、工厂的革命统治地位，尽管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反复告诫有关人员，全力保护成长中的国防尖端科技事业，并列出了一长串受保护的科学家名单，命令二机部、七机部和科研院所的军管会负责人要对这些人做到妥善保护，并严肃提出：“如果这些人发生意外，我要找你们。”

但是，县官不如现管，何况周总理那时的能力也只能勉强达到左支右绌，除了钱学森等当时名闻天下的大科学家被转移到安全地带，得到了切实的保护外，大部分科学家过的仍是小心翼翼、委曲求全的日子，甚至不得不靠说些违心的取媚之言勉强偷生。但中国历来就不缺硬骨头的狂狷之士，不缺一根筋的执拗之人，邪火很快就烧到了这些真正君子的身上。

1970年，青海221基地来了军管会，他们的名头大得很，唤作“国防科工委工作组”。九院第二生产部主任、著名炸药专家钱晋，莫名其妙地被他们污蔑为“国民党西北派遣军中将司令”，并强迫他承认这一荒唐至极的头衔。同邓稼先一样，钱晋认为自己的骨头支撑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肉身，更是一个纯粹的灵魂，这样的灵魂是不可能一遇到危险就丢掉知识分子的尊严的！他没有屈服于工作组副组长赵登程等人的**威而顺口胡说，于是他被一遍遍地重手毒打，站着打，趴着打，跪着打，吊着打，最后被活活打死。

中国自己辛辛苦苦培养起来的炸药专家，学术功绩无可限量的科技带头人，为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研制做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钱晋，没有被资本主义的香风臭气所腐蚀掉，没有在千万次的危险试验中牺牲掉，竟被这种莫须有的假案、被一小撮不学无术却气焰滔天的家伙们弄得斯文扫地、体无完肤，其结局更是令人发指！

任何人都不喜欢再提起那一段往事，但历史不可能在这里突然拐个弯儿或者跳开，我们无法绕开真实的历史，就像必须承认我们大多数人的灵魂都并不那么纯粹。邓稼先同样最不喜欢面对这样的场面，但他已经面对了这样的场面，无论如何他是不肯装聋作哑的。这就是敢在少年时期就断然撕毁日本旗的邓稼先！

邓稼先从来不发火的性格在那一夜突然裂变，变成一头怒吼的狮子！他弄不清为什么知识分子的地位一落千丈，但他清楚现在221厂因为成堆的知识分子而成为批斗重灾区。周总理的指示和命令变成无人理睬的自言自语！

画外音：

钱晋老兄，一想起你来我就心痛得要命，当年我们的合作是多么愉快！我真不想做这样的对比——跟谁比死得晚，但是老钱，你死得冤，你总是让我抑制不住地想起那些真正的爱国精英们，他们都是好人，但他们谁都不会想到自己会弄来这么一个结局。我相信，他们死的时候不会对国家有一点点的怨愤，他们只会对那些恶人发出最强烈的控诉。你也一定是这样，老钱！

但我还是忍不住地比较了，不光是和你比——

和1956年放弃一切绕道回国的计算数学家董铁宝相比，我也是幸运的，他在1968年的隔离审查期间上吊自杀！

和1955年冲破层层阻挠回国的计算机专家周寿宪相比，我也是幸运的，他在因长期被摧残而患上精神病后，依然常常遭受拳打脚踢，而于1976年跳楼自杀！

和拒绝赴台、艰难从海外归国的航空发动机专家虞光裕相比，我也是幸运的，他在车间劳改时，居然被跌落的通风管道砸死！

和早已定居美国，建国后千方百计搜集了大量资料回国的石油化学专家萧光琰相比，我也是幸运的，他在1968年被造反派残酷殴打后含恨自杀！

老钱，我说不下去了，每一个人的死去都是一枚尖锐的钉子，扎向我愤怒的心脏。老钱，也许是我们朝夕与共的原因吧，我最为你心痛，按说造反派打压折磨这些人，都因为他们有海外背景，或者有海外留学经历，可你没有啊，你是土生土长的科学家啊！

怪只怪，你的英文说得太好了！

在邓稼先的脑海深处，还有一个人的名字，他始终不敢想起，这个人叫叶企孙。作为中国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叶企孙不仅同陈寅恪、梅贻琦、潘光旦并称为清华“四大哲人”，教育方面的成就也很卓著：在1999年光荣领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人当中，有11人跟他有师承关系，出自叶企孙门下的中国两院院士更多达50余人！就是这样一位极其睿智、极其宽厚、极其豁达、极其敬业的大家，“文革”中却身陷囹圄，被迫害致死！

何止这些啊，还有长长的名单，邓稼先已经不敢再想下去了。曾昭抡，这位曾国藩的后人一心想为国家造出第一枚原子弹的著名大家；饶毓泰，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当选为学部委员的著名地质学家谢家荣；还有，还有……

画外音：

对我个人来讲，我是知道感恩的，1971年杨振宁的到访冥冥之中救出了我，也因此救出了一大批科学家，我感谢杨振宁的同时，也感谢下达明确指示要保护原子能科学家的周总理。

但是，跟那个时代的荒谬和残忍相比，我无法说出感恩的话来了！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知识分子的“罪过”就在于你们拥有智慧？

是从此如退潮般回归芸芸众生的大海休养生息，还是逆潮流而动，坚持自己的理想和目标？

那一夜，钱晋的死讯激怒了邓稼先，但他的疯狂被理性的同事们强制性地摁住了。第二天，邓稼先还是去找了军管会的负责人，他拍桌子怒吼，他让军管会给个说法，他让军管会对九院全体科学家道歉，但我们不用问都已经知道了结果，邓稼先的话不仅无人理睬，更因此让他登上军管会批斗的黑名单，从此开始领教那些冤死者生前所受的痛苦磨难。对邓稼先的指控，亦即所谓的“揪斗词”，同样是无厘头的叫嚣式表演：

“邓稼先是‘美帝特务’！我有证据。他于1950年８月获得美国印第安那州普渡大学的物理学博士学位，９月就回到北京了。他嘴上说是为了建设新中国。实际上，他是潜回新中国的‘美帝特务’……”

“邓稼先是‘苏修特务’！我也有证据。他虽然于1958年８月就参加了我国研究核武器的工作，虽然反对过‘苏修’跨国工作组的‘霸王言论’，但他又说人家那个工作组里面也有实干的工程师。所以，他是背叛新中国的‘苏修特务’……”

“邓稼先是‘学术权威’！证据是明摆着的。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让整个世界都惊叹了。同志们呐，这是我们全国革命人民共同努力的成果啊。他邓稼先，凭什么做了理论设计方案的主持人，占据了全国人民的功劳？还有，1967年６月17日，我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再一次让整个世界都惊叹了。同志们呐，这也是我们全国革命人民共同努力的成果啊。他邓稼先，凭什么又做了理论设计方案的主持人，占据了全国人民的功劳？对于这样藐视全国人民的‘学术权威’，我们必须将其打倒在地，再踏上专政之脚，令其永世不得翻身……”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出台后，还未等试验成功，邓稼先就马不停蹄地接过研制氢弹的新任务。在他的领导下，一个专门小组开始了热核材料性能和热核反应机理的探索性研究。他组织理论部全体人员，群策群力，多路探索氢弹原理。新的持久战又开始了！

那时，中国只有两台运算速度为每秒5万次的大型计算机，一台在中科院计算所，另一台则在上海华东计算所。为争取时间，更有效地利用仅有的宝贵资源，九院成立了两个氢弹原理攻关小组，两地各设一个，邓稼先在北京，副主任于敏则去了上海。

邓稼先开始了在北京和上海之间的两头奔波。1965年，以于敏为核心的上海小组，找出了一条突破氢弹原理的可能途径，邓稼先立即飞往上海，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在计算第一线同大家一起通宵达旦地分析计算结果，讨论技术问题。回到北京以后，他又组织大家反复分析技术难点，寻求解决途径。

在这段令人激动却又难熬的过程中，进计算机房成为他的常态，困了就睡在机房的地板上，甚至常常整夜不睡进行计算和分析！

整整6个月的氢弹原理途径攻关，在理论部主任邓稼先和副主任于敏的领导下，几经周折，费尽心血，终于形成了一套经过充分论证的可行性工作方案，为上级领导正确决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血汗学位反而成了招魂幡，实事求是反而成了绊脚石，辉煌业绩反而成了铡刀片，仗义执言反而成了自缚茧，被“造反派”绑成“喷气式”的邓稼先，此时不仅汗如雨下，而且泪如雨下。

他不是恐惧，他是想起了三年前含冤辞世的二姐邓茂先，她至今还戴着“畏罪自杀”的“反革命”帽子！二姐在天之灵眼看弟弟被“红色恐怖”整得非残即死，一定也会泪洒滂沱啊。

如果没有几天后杨振宁的突然归国求访，邓稼先的命运曲线也许就成了一条简明的直线——这是那个时代最常规的结局。但是，历史在这里拐了一个奇妙的弯儿，挽救了邓稼先，更挽救了中国核工业，死里逃生的邓稼先更加坚定了为科学而献身的思想，无论多少次和军管会交涉而未果，无论多少次目睹这血淋淋的现实而流涕，邓稼先之前不曾退却过，之后更加一如既往，在很多知识分子因为这种乱象成为缩头乌龟时，他越发觉得不能放下手中的工作。并非要“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他只是不想让中国核物理研究在他手里诞生但又惨遭夭折，他更不想让中国刚刚建立起来的大国地位，因为再度被美苏甩下而半途而废。

画外音：

这一生，我做好一件事足矣，希希，你一定要支持我！支持我走下去，走下去！

无论如何，我总算是幸运的，我没有被无辜打死，甚至也没有被我心爱的事业隔离。事实上，自我开始学习核物理以来，我这一生没有和核物理有过一秒钟的分离，这是我个人的无比幸运，这是一名科学家最高级的待遇。别的待遇，比如头衔和福利都是虚的，能够长久持续地做自己的研究，才是科学家最感幸运的事。幸福的是，我从没离开过这个岗位，主动的离开和被动的离开，都没有。

这时的邓稼先，真的已经再顾不上更多的儿女情长，尽管这时更多的知识分子已经学乖了，但邓稼先反而愈加地不乖起来。

泱泱大国值得为此而庆幸，邓稼先的坚持让中国在核武器研制方面持续走向强大，始终没有落美苏更远，在周总理保护下获得解放的221基地，邓稼先分秒必争地抓紧工作，秩序井然的工作氛围成为那个时代世外桃源般的幻境。

邓稼先不是不知道，杨振宁并不是他的救世主，他不会天天守着自己，周总理也并非他的救世主，实际上，杨振宁就在这时曾经再一次劝他赴美生活和工作，此事他极少跟人提起。可邓稼先哪儿也不去，他的根在中国，这句后来被用滥了的一句话，在邓稼先的身上是如此的贴合。在人生奇诡地又人为出现了恐怖的路口后，邓稼先再一次面临抉择。死亡，是很多人的选择，离开这个混乱的世界，在很多人看来是清心的唯一途径。邓稼先没有选择这条路，也许是因为他还没受到过同样的折磨，但许鹿希后来和邓稼先聊天说到此事，邓稼先的态度温和而坚定，犹如他当年面对钱三强的询问时一样：只要我有一口气，只要还让我做研究，我不会死！更不会放弃！

既然来到了梦寐以求的战场，最应对得起的就是自己的初衷和抉择。邓稼先永远不许自己做一名逃兵，你可以打死我，但不会断送我的追求；核物质可以侵蚀我，但不会封杀我的梦想。

坚决不当一个逃兵，扎扎实实实现自己的追求，即使实现不了，只要我还在这条路上，我的心就是安稳的。

这就是邓稼先多年来如一日地忘我拼搏的根本原因所在。

正因为这样，当他在绵阳时，忽然发现自己开始了便血，他立刻决定自己洗**，而不是装作不知道似地继续让勤务兵来洗，邓稼先就是不想让人知道他的病情。

他就是想在这条路上继续走，至于生命，他已顾不上了。

我们应该尽力模仿一个伟人的心态，站在邓稼先的角度想问题——对邓稼先来说，生命的意义体现在科学中，离开了科学，生命已然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