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极艰难境地中摸索出来的三大方向，一直指引着原子弹研制团队走在正确的轨道上，“天大的炮仗”终于在那一天凌空炸响，惊彻世界。世人纷传，张爱萍是福将，而张爱萍却说邓稼先才是福将，尤其是他的名字更充满了玄机。真相果真如此吗？雄鸡之所以能够啼亮黎明，不是因为天赐的一副好嗓子，而是那雄浑的底蕴！

许鹿希帮邓稼先翻了个身。几分钟，邓稼先就得翻一次身，不翻的话，下面的那一侧就会被压得痛不欲生，最要命的是被压住的地方会导致身体其他部分再一次不可控制、不可预知地出血。

但翻身本身又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所以许鹿希不用护士，就自己给他翻，她庆幸自己有一双迥异于医学家的胳膊，粗壮有力。这都是拜多年来里里外外的家务全靠她一人打理所赐。

邓稼先自嘲道：“我现在变成一张饼咯，你是那把烙饼的铲子！”

这是1986年的6月24日。邓稼先喘着粗气刚刚将身子摆正过来，一阵急促但轻盈的小碎步飞奔过来，面容姣好的小护士像蝴蝶一样飞了进来，脸上瞬间流转着惊奇、喜悦和崇敬：

“呀，阿姨您也买了报纸呀！您还买了《解放日报》啊！邓叔叔，您太伟大了！您连我们都不告诉啊！”

句句都是惊叹，把邓稼先和许鹿希都逗乐了。小护士用力地摇着手中刚刚出版的《人民日报》，抿着嘴冲邓稼先笑着。精致的蝴蝶结在护士帽里掩盖不住地晃来晃去！

“年轻真好！”

邓稼先的心里蹦出这四个字！年轻代表的不仅仅是活力，更是可以研究一切的黄金年龄，人这一生最宝贵的不是金钱和地位，而是年轻。我20岁的时候……

“年轻真好！”

许鹿希的心里也蹦出这四个字。这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夫妻就是夫妻。

假如能重新回到过去，许鹿希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我不反对你搞原子弹，我还是一如既往地支持你，我也不要求你一年必须回来一次，我只是想告诉你，你在基地的时候，不论去做什么试验，都要穿好防护服；你回到家里的时候，能听我的话去医院检查身体。

如果真是那样该多好，他们夫妻俩就可以期待剩下的20年，一起去地坛庙会看耍狮子，一起旅游，一起陪孩子们的孩子！那将是一幅多温馨的晚景图，两个相爱的人互相牵着手，再也不松开！

在给邓稼先读报的时候，她看到邓稼先长舒了一口气，她知道，她亲爱的邓稼先终于又回来了，他不再是那个生冷的科学家，他依然是那个喜欢故作神秘地给她讲奇闻趣事的顽皮男孩，他依然是那个喜欢笑嘻嘻等着看她惊讶口型的有趣老公。

很明显，他此刻是无比愉快的，尽管肉体的折磨让他无法充分绽放自己的愉快；他此刻是无比欣慰的，尽管沉稳的性格让他无法尽情发泄冲动的**。许鹿希激动得手一直在颤抖，在帮他翻身的时候，“麻木不仁”的邓稼先都感觉到了这一点。

其实，邓稼先也是非常想“颤抖”的，但他的身体组织已基本上不听他使唤，不该颤抖的时候浑身乱颤，**翻涌的时候，反而像现在这样平静得“没有天理”。

他没有理由不兴奋。但他并非是因为终于被公开承认、公开认可，跟所有外人的想法迥异的是，他的兴奋其实也是整个研制团队共同的兴奋点所在：

我们的国家，终于可以扬眉吐气地向外界宣传曾经的绝密档案了！

这说明什么？

这是中国的核武器威力已敢于同曾经的核大国抗衡的自信体现！这是祖国的综合国力上升的具体体现！而如果说毛泽东主席当年在政协会议上说的那句“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让亿万中国人热血沸腾，那么，现在这种充分的自信则是毛主席那句话的最有力的补充，是曾经软弱可欺的祖国面向世界发出的新时期的铮铮宣言：中国人民从此将永远不会倒下，永远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没错，解密的开始代表着中国国防军事实力的真正强大。具体来说，就是核武器已经在战略上和战术上都能够真正发挥作用。在此，我们不得不再一次向高瞻远瞩的老一辈革命家——同时也是战略家的那一代领导人致敬！在原子弹研制紧锣密鼓开展之时，“两弹一星”中的导弹和人造卫星的研制也同期开始了。

这三者的关系并非尽人皆知。原子弹属于最终攻击武器，但它自己是不会飞到目标那儿去的，光有塔爆和空爆都只是试验室的东西，要想出国门进行打击，必须要有中程和远程导弹，1000公里的中程导弹可以将苏联涵盖，10000公里的射程则能将美国笼罩在我们的控制之内。光有这两样还是不够，没有人造卫星的精确导航，导弹就成了瞎了眼的疯子。

可以说，从1950年开始，“两弹一星”三线同时研制，体现了以毛泽东为领袖的党中央的超凡魄力，从此中国涌现出以邓稼先、钱学森为突出代表的卓越的科学家队伍。

邓稼先是九三学社成员，更是一名共产党员，如果说1951年他能够加入九三学社，是国内科学界对他的学术成就和地位的一种充分肯定，那么，1956年以后，他将他的全部信仰都已交付给了共产主义。这毫不夸张。

画外音：

也许，我生下来就应该是做这个的！

我最忘不了的是当时二机部副部长刘西尧说的一句话，它对我是一个深深的鞭策：中国核武器研制的龙头在二机部，二机部的龙头在九所，九所的龙头在理论部！

这句递进逻辑非常清晰的话，随即被我们提炼成“龙头的三次方”。

作为当时各大部部长里面少有的几名读过大学的人之一，刘西尧很清楚理论的极端重要性。他的话戛然而止，点到为止，内里的东西显然没有接着说，但邓稼先的心仿佛被重锤狠狠擂了一下。那句没有说出的话是：理论部的龙头就是你——邓稼先！

画外音：

禅宗有句话叫“至道无难，惟嫌拣择”，说起我当年的选择，看似很多，但因为初衷都是一个，所以做起来并没有那么痛苦，而这个初衷的确立，也没经过什么复杂的运算和推理，没经过慷慨的自问和顿足，它的简单之处在于，我只做我应该做的。

如果我有一膀子力气，我会去打铁，造出锄头铁锨，在田间深耕细作；如果我有一双巧手，我去画出好看的图画，悬挂在大家看得到的地方，让人们心情愉悦。但我只有这一颗还算是够用的脑袋，那我只好干我所热爱的这份工作。这没什么好说的。

我年轻时颇看过几本闲书，至今我还记得张爱玲女士说过一句很有趣的话，“有美的身体，以身体悦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

虽不太贴切，但我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想法。我对自己的定位始终都是一名科技工作者，虽然，我只发表过四篇论文。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邓稼先的论文发表得最少。除了身赴九所之前所著的四篇论文，终生再无一个字发表和出版过。他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核武器研制事业中，将自己的一切知识和智慧都消弭于这个庞大的工程中，而同时他将自己藏得深深的，不折不扣的“深藏功与名”。以邓稼先的学识，写几部书不仅容易，而且也非常有必要，他自己其实也完全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就是没有多余的时间！

他曾在病中对外甥小捷说过：

“杨振宁在规范场方面的造诣非常深。我对规范场也很感兴趣，结合我们的事业需要，我想把《规范场论》的书写出来，我已经写过一点我自己思考的东西，给别的同志看过，他们还挺赞赏呢！说实话，我还想搞计算机。我还很喜欢自由电子激光，能搞成连续可调控的激光器，非常有意思。”

但最终，邓稼先即使付出了一个晚期癌症患者所最能令人称叹的心血，《规范场论》他也只写了一半，是于敏最终完成了后一半；至于原子核理论工具的群论，他是特别有兴趣的，这也是他最想写的一部书，住院之前烦琐的工作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硬是挤时间加班写出了几万字，待到住进医院来，那份最重要的建议书用去了他全部的精力和时间，原打算写上80万字的《群论》，连雏形都尚未形成，他却已驾鹤西游。

今天我们回望历史，假设邓稼先晚生十年，中国的核武器将是一种什么样的面貌？让我们做个最大胆的假设，也许六亿人共同欢呼的原子弹能够研制出来，氢弹也能够研制出来，但中子弹以及计算机模拟爆炸都将成为梦想，成为后人无法理解的“天外飞仙”——因为，在中国终于试验完第一代的核裂变和核聚变，美苏已联手推出了《大气层核禁试条约》。没有邓稼先，很多理论上的、实践上的东西都将缓步十年，甚至更多！我们的初级产品实力尚不足以跟核大国对抗，受制于人的局面将不会从根本上得以扭转。

假设赵九章在1964年秋没有不失时机地向国务院提交开展卫星研制工作的正式建议，假如这一建议就没有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那么今天有没有“嫦娥飞卫星天”还得两说。

反向的例子则更多。八十年代中国的发动机技术跟欧洲只差一代，现在呢，如果不买技术的话，要相差两代以上，这就是下马的结果、停滞的结果。

很简单，你原地踏步，人家继续前进！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邓稼先关于在实施计算机模拟爆炸前尽快完成核极限试验的建议书，同1953年钱三强向国家提出的“研制原子弹”一样，成为中国原子能事业建设与发展进程中的最重要的两条建议。

一条是鸣锣开场，一条是审慎收官，两大科学家的建议如此完美呼应。

这一切，都是邓稼先预支了自己的生命换来的！

28年了，中央军委终于对邓稼先解密了，虽然还只是局部，但至少许鹿希可以说丈夫是干什么的了！典典和平平终于可以扬眉吐气地说爸爸是干什么的了！他们俩一定会大声，大声，再大些声地告诉所有认识的人，我的爸爸叫邓稼先，他是制造原子弹的！他不光制造了原子弹，他还制造了氢弹！他还制造了中子弹！

泪花模糊了许鹿希的双眼。

一晃，典典已经32岁，而30岁的平平身材比爸爸要高出一大截！许鹿希再也不用尴尬地面对单位同事充满好奇心的疑问了，再也不用无奈地躲闪邻居们不明就里的嘀嘀咕咕了。

许鹿希吐出一口长气，不争气的眼泪瞬间被带了出来。她不好意思地抹了抹眼泪，道：

“没什么，我想起我爸爸的一件事。你们搞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那天晚上，严济慈老先生正好来爸爸家，爸爸那年75岁了，手里颤巍巍捏着的也是《人民日报》，那个开心啊，你没见着你都不知道！爸爸看严公公来了，就问严公公说谁有那么大的能耐能造出原子弹啊？严公公那时是中国科学院院长啊，他哈哈大笑说，你还问我？你快去问你的女婿吧。爸爸当时就明白了，大概心里也想保密，也想不说，但他太激动了，结果一下子就脱口而出：是稼先？然后两个老头子哈哈大笑。爸爸那天是真开心！他现在一定也高兴得不得了呢！”

高兴的何止是这几个家庭？就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的第二天，新中国在全世界人们的眼中焕然一新，所有在海外的华人对此都有切身的体会，不仅仅是变化，用“颠覆”来形容更为准确！

1964年10月15日，曾经的纺织女工、后来荣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郝建秀率领一个代表团赴欧洲参加完一个活动，10月16日下午，他们从阿尔巴尼亚回国经意大利转机时，被告知没有机票，需两天之后给航空公司打电话咨询。没办法，他们只好到宾馆里等候。第二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当晚这个消息传遍了全世界。让郝建秀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上午，航空公司主动找到她，并在宾馆将机票亲手交给了中国参观团！

没错，作为邓稼先的岳父，此时已97岁高龄的许德珩正老泪纵横。他为女婿终于重见天日而高兴，也为女儿的家庭重新团圆而高兴，这种高兴甚至可比拟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许德珩很早就知道了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比普通人要早7个小时。但当满大街上都出现了套红《人民日报》号外的时候，当天安门前狂喜的人们尽情散发着喜讯的时候，他的心情还是没有从激动中有所平缓。就在那一天，许德珩内心的入党意愿也越来越强烈：

中国共产党实在是太伟大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科学家以及中国人民实在是太伟大了，原子弹——果真造出来了，真的是一个“天大的炮仗”啊！

许德珩久久地掐着报纸不放，任由思绪信马由缰地回到了1935年的某一天。那天，他和妻子劳君展一起去邓以蛰家。还没到门口，就远远地看见门框上悬着一个人，在那一下一下地悠动着，两只胳膊是这个秋千的绳索，有时，忽然又变成了一只胳膊——单臂循环！这是少年邓稼先自己创造的人体秋千，当读书读累了的时候，他就会跑到门框上来玩这个游戏，既锻炼体力，也妙趣横生，还能顺便瞧瞧街上的热闹，这使得他能够提前观测到家里又有客人来——那时，邓以蛰家时常高朋满座，胜友如云，他几乎和任何科目的教授都谈得来，人缘极好。这一点，被长大成人的邓稼先完整继承了下来，并在不同寻常的“文革”岁月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许德珩看到那个少年(他当然也早就认出了这就是邓稼先)快速跳下来并跑回屋子里，笑着转过头来对劳君展说，“你看，邓家的孩子是多么淘气啊！”

很快，邓以蛰出来了，邓夫人王淑蠲也笑盈盈地紧随丈夫，前后脚地出现在大门口等候。邓稼先却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无影无踪。

许德珩笑着对邓以蛰说，“你的大公子不错嘛，很能观敌瞭阵啊！很开放，又有远见，将来一定比你名气大！”

邓以蛰哈哈笑道：“没错，我是独坐一隅兼闭目自省，正好是你说的反面。孩子比我们强，这是我们的福分啊！哈哈，快请进！”

1964年1月14日，最大的前提困难被成功解决——第一批合格的浓缩铀235被生产出来！在随后由赵尔陆上将主持的会议上，核工业部、航空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兵器工业部、造船工业部、导弹工业部等国防工业六大部的部长全部参加。国防工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赵尔陆上将兴奋地说：

“我们已经有了粮食。有了粮食，我们就可以做饭了。”

早已支好了大锅、燃起了柴火、放好了水的邓稼先团队，此刻已是迫不及待准备为全中国，不，为全世界，端出一盆惊世大餐！

画外音：

我与张爱萍上将的私人关系后来越来越好。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是我所见到的最正直的人之一。人们都说张爱萍是个“福将”，只要他在现场，任何一次试验都能成功，甚至非常完美。这是有事实依据的——在张爱萍上将亲自到现场指挥的核弹与导弹包括卫星发射试验，全部成功完成预期目标。但张爱萍上将私下里跟我们聊天时说，他这个“福将”之所以有福是因为只要他能够说了算，身边总能聚集起最优秀的科学家，比如邓稼先。

“邓稼先更是个‘福将’，我这个‘福将’之所以有福，归根结底是邓稼先是个‘福将’！首先，邓稼先，你这个名字起得就好啊！”

邓稼先后来跟别人玩笑般地说过：

“他们又转过来说我是‘福将’。哈哈，我就说，那没错，我是甲子年出生的，甲是天干之首，子是地支之首，所以我是‘福将’。哈哈！”

张爱萍说话的风格斩钉截铁，毫不拖泥带水，并且喜欢开玩笑，在他多次和邓稼先团队的交流中，曾有一次专门对邓稼先的名字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张爱萍的意思很干脆：邓稼先的名字让我们事事占先！

不光是铀235原子弹的爆炸远远超乎美苏的预料，也不光是氢弹爆炸跑到了法国的前头，并且用330万吨的当量压过了美国的首次65万吨、苏联的首次40万吨，还有一次很多普通人不太清楚的占先，就是我们的“两弹结合”试验。两弹不结合，就等于光有弹药没有枪，但把核弹头和导弹融合在一起，可不就像把子弹推进枪膛里那么简单，两弹结合是一个全新的技术领域，张爱萍喜欢把两弹结合比喻为“娇小姐”嫁给了“啰唆汉”，并多次表示特别愿意当它们俩的介绍人。在枯燥荒凉的戈壁，这是流传最广泛的故事之一。

到底，中国在两弹结合方面又弄出个世界第一：无论是美国在1958年第一次发射(距离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已13年)的M-31战术核导弹，还是苏联急于追赶地在同年发射的“火星”战术核导弹，他们都是将核弹头发射到海洋中。而发射到本国国土的导弹，一旦中途掉了下来，或哪怕偏离靶心远一些，都等于遭受了一次原子弹袭击。试验必须万无一失！

“邓稼先，你的‘先’字处处发挥作用啊！”

1966年10月27日，仅仅是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两年之后，中国自行研制的东风2型导弹携带原子弹弹头，从甘肃酒泉发射基地起飞后，经过894公里的长途飞行，翻山越岭，穿州过府，准确命中预定目标，在新疆罗布泊上空骄傲地炸响。

迄今为止，只有美国、前苏联和中国这三个国家做过令人胆寒的两弹结合试验！

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后，邓稼先再一次听到张爱萍上将兴奋的褒奖。

画外音：

张老爱才惜才，我很感动。实际上我很清楚，张爱萍上将之所以能够成为大家传说中的“福将”，绝对不是运气的问题，而是凭借两个秘诀——“下去”和“过细”苦熬出来的！而对我来说，名字中有个“先”字算什么咧！重要的是在工作中要勤奋占先，不能让懒惰占先，这才是最关键的。

事实上，成功的真正关键是在另一方面。邓稼先相比奥本海默(美国“原子弹之父”)的性格迥然不同。一个谦恭有礼，一个则盛气凌人。奥本海默可以背着手，扬着头，滔滔不绝地说出各种公式，给各位科学家下达一道道指令，60万人的研制大军让这位“美国原子弹之父”不必事事亲力亲为。

但邓稼先做不到这一点。不是邓稼先的智慧不及奥本海默，这里没有可比性，而是邓稼先当时身处的是人才极度匮乏的中国。当时中国的大学有多少？大学毕业生有多少？学物理乃至核物理的就更少了。海归军团则是最主要的支撑力量。

更重要的是，邓稼先的性格决定了他不可能一遇到危险就退缩，只待在实验室或会议室，而真正的困难或危险因为大多充满实践意义和纠错价值，邓稼先的使命感要求他必须一马当先。他是一个真正负责的人，他不是那种定下了制度就撒手不管的人，在这种极端重要的事业中，他必须事必躬亲心里才踏实，而他也想通过自己的行为带动全体参战人员做到兢兢业业。总之，他从一开始就豁出去了。这种日常工作兢兢业业、关键时刻率先垂范的领导作风，必然会带出一支高效率的铁军！

杨振宁在邓稼先去世后的1993年曾经写过一篇纪念文章，其中写道：

“邓稼先则是一个最不要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他谈话几分钟就看出他是忠厚平实的人。他真诚坦白，从不骄人。他没有小心眼儿，一生喜欢‘纯’字所代表的品格。在我所认识的知识分子当中，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他是最有中国农民的朴实气质的人。”

这里的“纯”，意思是纯洁和纯粹。不要小看杨振宁对邓稼先的这个一字之评，这足以说明两个人的交情是从少年时起就开始了的。“纯”的英文单词是pure，从读初中开始，邓稼先赞叹一个人或一种行为时，都爱拍手叫出一声pure，久而久之，同学们都开始叫他pure或pure　boy，意思是他给人的印象永远pure，心底无私，纯真厚朴。

这篇文章题目就是《邓稼先》，曾多次被选入九年制义务教育语文课本。邓稼先骨子里的这种性格来自何处？说中国三千年优秀文化的传承显然有些空，但父亲邓以蛰对他的谆谆教诲终生萦绕在他耳边，早已入骨入心，亡国奴般的四海飘零生涯和中美之间巨大反差对比的强烈刺激，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才是他终其一生绝世而独立、谦恭而执着的本源。

画外音：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国防事业中的科学家跟军人没什么区别，如果说有，那就是更得服从命令。有人后来喜欢说怪话，什么谁谁谁“金口玉牙，说啥是啥”，他说原子弹5年做出来，我们就得4年，他说氢弹10年做出来，我们就得8年，我们都是驾辕的马、耕犁的牛！

说实话，我很讨厌这些牢骚话。很多工作中的问题都出在说怪话的人大行其道。问题是，我们做没做出来？

做出来了！

做出来的前提，是我们每次都有最精确的理论计算和规划，然后一级一级上报领导，每级领导都签了字，每一次的试验都是一个大工程，但更像一个大链条，很多人都拴在上面咧！我还是认为主席既有远见卓识，更有具体办法，这种链条式运作和下压式驱动，是我们最高效完成任务百试不爽的法宝。

是的，没错，这个方法永远有效，即使当我们遭遇到最恶劣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