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轻松的设计与计算，和重体力劳动相比，完全是两个不同领域的艰难，辛苦不足为外人道。苏联撕毁协议之后，中国人自力更生的壮志豪情被彻底激发。但口号喊起来容易，做起来实难，在原子弹研制领域，具体的工作完全由邓稼先担纲，每天面对的除了浩如烟海的数字运算，更有临试验前的庄严签字。问题是，这两件事没一件是轻松的，甚至这正是日复一日侵蚀邓稼先的身体、耗尽了他毕生精力的两大杀手。

1986年6月13日，死神已露出狰狞的面容，驱使时光如长江黄河，裹挟着巨大的泥沙向前滔滔而行，任何力量也阻止不住它的前进。邓稼先更加地衰弱了，随着放射物的持续执着衰变而日显老态，喘气时发出沉重的嘶嘶声，呼吸都疼痛无比。

许鹿希甚至都不敢再摸他的手臂了，动哪儿哪儿疼。他成了一个玻璃人！

画外音：

回忆如流水，是该好好梳理一下此生的时候了。建议书写完了，于敏才是一个帅才，我跟他的合作无比的愉快，但今生就合作到这儿吧！有你们这些鼎力助手，工作是多么幸福！活着是多么幸福！现在，我已经动不了笔了，写几个字就痛得厉害，说话也是断断续续的连不上溜，我终于是“无事一身轻”了！

伟大的祖国，我该做的，应该都做了！我还有什么遗漏的没有？

他的身心彻底放松下来，尽管眼皮还是睁不开，但他却想再操持起小提琴，来上一段优美抒情的《云雀》《沉思》或者干脆就来他最喜爱的《匈牙利狂欢节》。尤其是后一首，常常让邓稼先引以为豪，因为他得意于自己居然能够将那么复杂的连续颤音处理得炉火纯青！他激动地在脑海里演奏起来，而唯一的观众就是许鹿希。许久，当尾音终于弥散消逝，他忽然从深沉华丽的旋律中睁开眼睛，他发现，他的手臂软弱无力，刚才同杨振宁合影的时候，他连嘴角的血迹都没有力气擦去。但那笑容不是硬挤出来的，他其实很清楚，也很欣慰，杨振宁的最后一次到访是对他最贴心的临终关怀。

画外音：

有朋如此，此生夫复何求？

这已不是两大国际顶尖物理学家的科学会晤。甚至，也不是普通发小之间的亲密攀谈。他们这次的见面，话极少。更多的时候，杨振宁握着邓稼先青筋暴露的手，无语凝望。那眼神里，是无尽的留恋。

今天，邓稼先比往常应该更累，他出人意料地站了起来，还兴致勃勃地拉着老杨照了一张相！这是在耗尽他仅存的一丝丝气力。

许鹿希低下头默默地哭了，她知道老邓现在听不到她的哭泣。她不能不哭，邓稼先的照片非常的少，他不喜欢照相，因此极少主动照相，而一旦他张罗要照张相，那多半是要发生点儿什么了：现在，他应该是预感到自己的死期临近了！1958年8月19日所拍摄的唯一一张全家福，是他张罗的，邓稼先一定要与许鹿希、四岁的女儿和两岁的儿子一起，到照相馆去拍全家福。

就在前夜，他说了那句著名的“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然后他就开始了漫长的隐姓埋名的生涯。1979年他与赵敬璞在罗布泊的合影，也是他张罗的，那时他应该在潜意识中感觉到了多年的构件接触与现场勘察，已让他沾染了太多的核剂量。

今天，他又张罗了这次合影。

四十六天之后，邓稼先撒手西去。

许鹿希心如刀绞。

许鹿希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张照片的诡异之处并不在于邓稼先带血的嘴角构成一幅极其罕见的留影，而是它最终成为邓稼先的绝版遗存。大科学家有大智慧，邓稼先的话越来越少，但在身体虚弱到了极点的时候，他用内心看到了一切。而这张照片上的另一个人，此时也预感到了邓稼先的生命休止符就在不远的前方画圈儿了。作为西南联大最有名的毕业生，作为比邓稼先大两岁的兄长，杨振宁此刻该有什么样的想法？

他会不会想到，如果稼先当年听从了同事们的劝告留在美国，生命的走向原本不该是这样的悲壮？

正如他在多年以后面对国内莘莘学子们所说的那样：

“很幸运地，在每一个选择的关头，我都做了对自己人生最有利的选择。”而说到战乱频仍的旧中国，一心求学的杨先生对此感慨万千：

“当时的中国没有希望，就如鲁迅所言，是一群在铁笼中沉睡却又无法走出铁笼的人。”

人各有志，各归其主，大江支繁，无可厚非。但一个相当有趣的对比是，读完博士立刻回国的邓稼先，他之所以“必须回来”的论据却同样是挚友所说的那句话。同样的立足点，结果却大相径庭。

但当时，杨振宁对送他下楼的许鹿希说的话是这样的：

“鹿希，我感觉稼先的时日无多了，你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画外音：

我要做哪些准备？什么叫做充分的准备？我们婚后的5年，1953～1958年，我们用5年仓促的时光换来28年漫长的等待。结婚时我们都青涩，我们的爱情都是在等待中成熟；可现在，当我们的爱已经浓烈，难道我们又要用一年的病床厮守，换来永恒的别离？

她感谢杨振宁的到来，也感谢九院同志们的到访，这些人的到来给了邓稼先无限的生之乐趣。还能怎么样？对如此热爱生活的稼先来说，死亡之前的这段时光已无法再浸染生活中的别样滋味，他吃不动艾窝窝和萨其马了，他唱不了京剧也无法再去剧场看任何演出，除了工作上的事能让他再恢复些活力，大概，他只剩下铁马冰河的回忆了。

画外音：

还有8天他才满62岁！

1962年底，在邓稼先刚刚起草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整体技术方案后，为了使自己的理论工作更好地与实践相结合，他决定参加由王淦昌任主任的冷实验委员会。

邓稼先的生命就是从这个决定开始，一步步进入冷酷的倒计时的。他从此开始了与那些无时无刻不散发着致命放射线的东西的最亲密接触。但他原本可以选择不去，他只安心地做他的理论设计就行了。没有人逼他这么做。

画外音：

我必须向前走，勇猛地、不考虑后果地向前走，可以分工的人太少，我只是为了能够快点儿，再快点儿。如果我考虑了后果，哪怕只是一个月的延迟，祖国都有可能收获无法描述的苦果。何况，时代推着我走，我已汇入了这股洪流，我回头，就会被这股洪流呛死，我前行，我和我的祖国就都有机会更好地活着！

实际上，对邓稼先来说，他太爱这份已融入骨子里的事业了，“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句古话用在这里虽然不很恰当，但多年的追求有了能够充分展示的舞台，邓稼先将自己对国家的感恩瞬间就转换成了沉甸甸的使命感。同时，建国初期那种浓浓的民主氛围也让他工作起来无法自拔。在他眼里，那时候才真正达到了主席所说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双百方针在这期间的核武器研制工作中执行得最彻底。说到底也不是执行得好，处处绿灯，毫无压制，科学家的创新天性借此可以尽情绽放。而在同期的法国，原子弹和氢弹研制过程中都是主持项目的大科学家说了算，当时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提出了一个技改方案，但没有人理，最终却发现这个方案简直比黄金都宝贵。

画外音：

上下同欲者必胜。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加班加点地干呢？赵九章死的时候，什么都不让他过目沾手了，对一名科学家来说，这比杀了他都难受，所以他后来自杀了。我只能说，我比他要幸运。

没有可靠的外援，但值得庆幸的是，内援爆发出相当大的能量。实际上，即使在苏联专家来华援助的那一段时间，也就是1958年3月～1960年6月，邓稼先和他的团队并没有完全按照苏联专家的建议，只是读书和学俄文。这两项固然重要，但中国更需要的是速度，是加速度，是一天当两天用、甚至当十天用的快马加鞭，这跟“大跃进”没有丝毫关系。前苏联专家授课时，不许做记录，在黑板上画个图写个公式，随即就会擦掉，就是不想让中国人学到真正的东西，更像是通过一种神秘的方式在显摆自己的博大精深，或者说穿了，就是在敷衍。如果说一开始，邓稼先对这些专家还是信赖和期盼的，但他凭借自己的判断，早在中苏关系彻底破裂之前，已经提前意识到了这种依靠的不可持续。他们边听课，边抢时间记下该记的公式和图表，但很不幸的是，这种几乎是煞费苦心争分夺秒记下来的东西，课后即被授课专家收了上去。

邓稼先愤怒了。士可杀不可辱，这种教学明摆着依然是对中国人的侮辱，他能想象得到苏联专家对他们发号施令的苏联政府的心声：就凭你们也想造出原子弹？等着吧，等我们研制出更强大的核武器后，再把这些我们淘汰下来的东西给你们。

事实上，1959年的7月，周恩来总理已经明确向二机部宋任穷部长传达了中央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必须拼了！邓稼先带来这些大学生，开始了从无到有的理论设计。读书，依然是基础，但不能单纯听取苏联专家的指令，读那些能装满一卡车的书单了。那样去读去思考问题，结果真得像苏联人在1960年撤走时说的轻蔑的话一样：你们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来。钱三强带回来的《超音速流和冲击波》成了抢手货，大家争来夺去地看。没办法，这是邓稼先认为最适合大家入门和提高的书籍，但只有一本，全国只有一本，还是由英文版翻译成的俄文版。一开始是俄文比较好的人先读，但很快还没等他读完，“28星宿”的俄文都顶呱呱了。邓稼先的眼睛潮湿了。

翻印！自己刻板，一个字一个字地刻出来，有画图的，有制表的，有刻印公式的，大家一起动手，很快大家人手一册，最快时间解决了这个问题。

入门问题解决了，开始了繁冗的理论计算。在推导铀的状态方程式时，一开始大家都觉得云里雾里，因为当时国外对铀是完全保密的，国内则压根儿没有跟铀相关的实验条件，事实上，当时，他们连一小块铀都没见过！不仅如此，国内关于研制原子弹的相关资料一点儿都没有，高校压根儿也没设置原子物理课，资料、人才和实验室三项都是零！

等，等不来神仙相助；靠，靠不来老天开恩，一切唯有靠自己动脑筋琢磨。邓稼先开始带领大家高频度地跑北京图书馆，一次次抱回一大堆资料，主要是别国核电站出事故的资料，从相反的角度，琢磨研究解决原子弹爆炸的问题，这就是著名的倒推法！中午，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下班要关门，邓稼先就央告人家把自己这批人锁在里面。一天，当邓稼先在图书馆看了一天书后抱着大堆的资料回所里，由于天黑和大脑昏沉，一个跟头栽进旁边坟地的深坑里，居然就此睡着了！深夜忽然睁开眼，还以为自己仍然在图书馆里，喃喃道：“怎么这么黑呀，停电了？”几乎半年的时间里，邓稼先过的就是这种形神分离的日子，脑袋里想的全都是原子弹爆炸的问题，走路撞电线杆子几乎成了家常便饭。

邓稼先带领大家从没办法里面想办法，每日冥思苦想，大量计算，用过的演算纸和计算机穿孔带子一捆捆地放进麻袋里，从地板一直摞到了天花板！摸着石头过河的思维事实上在那个年代被走投无路的邓稼先团队运用得淋漓尽致。上苍厚待每一个执意进取的人，最终，一个参数照亮了大家在黑暗中几乎要盲了的眼睛：他们终于发现，有一个参数的出现非常有规律性！

方向没错！邓稼先率先欢呼起来，大家立刻顺着这条业已被证明是正确的方向加倍努力，进行深耕，很快线的位置被定了出来，铀状态工程首战告捷！不久，大家看到一篇刚刚发表的苏联文章，其中所用的方法同邓稼先团队所用的方法一模一样！这件事情给了邓稼先极大的鼓舞：不能小瞧这些大学生啊，真的是个顶个的厉害，才毕业这么短的时间，一切从零开始，居然很快就做到了苏联专家才能达到的高度！

邓稼先深深为自己团队的这些小伙子们而感动，那一段时间他们真是没白天没黑夜，饿了，菠菜蘸酱油，有时连菠菜也没有，就是酱油里兑点白开水充当营养品喝下去！困了，大衣一盖就躺在冰凉的地上。同志们，你们是在做原子弹啊！多少次，看着困极而倒头便睡的小伙子们，邓稼先的眼眶里都湿湿的，他为新中国诞生的第一批脊梁而自豪，而激动！

当天晚上，邓稼先又将自己所剩不多的工资掏出来，领着大家去吃了一顿砂锅居。看着这些已经半个多月没有吃过肉的年轻人狼吞虎咽的样子，他咽了咽口水，也尝了一下那白乎乎的肉片，香气差点儿把他弄个跟头。

这是一次意义非凡的开门红。尽管它在中国原子弹研制发展史上没有被浓墨重彩地大书特书，但其里程碑意义牢牢树立在每名参与者的心中，受鼓舞的不仅仅是邓稼先，还包括整个理论部的人。

画外音：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不是我提出来的，是党中央在1956年就早已规划好的。有苏联专家的帮助自然让我们非常开心，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其实对未来有个更清晰的预见，只不过这种预见提前来了，苏联专家“闪”得如此迅速。

但任何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人，如果一开始就把自己的成长依靠到别人身上，他自己能否长大成人？

本来，在大跃进的混乱状态中，这些大学生虽然都是各校的最优秀的毕业生，但在学校后期并没有学到真正的知识，如果不对他们加以最辛苦的训练，如果大家都对苏联专家抱以依赖思想，即使中苏关系再好上五年，原子弹也未必能够做出来，要知道，苏联做原子弹同样是举全国之力，如果中国人没有这种发奋自强的劲头，光有模型、光有资料，哪怕有了具体指导，我们的技术能跟得上吗？我们的素质能跟得上吗？

最要命的是，当普通原子弹终将成为核大国的初级产品时，我们的第一颗氢弹能否在1967年这个要紧的时刻顺利地诞生？

很显然，苏联会继续跟我们耗，光是谈判，估计两年零八个月都下不来，何谈制作？

这种从一开始就被迫扔掉了拐棍的艰巨任务，正因为无依无靠，所以对自身的要求从第一天开始就迅速强化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正是因为如此，邓稼先和他的理论设计团队将别人用来娱乐的时间也用来学习，甚至将别人用来休息的时间也用来工作，深厚的理论基础就是在1958～1959年间魔鬼式地累积出来的。这是一座座巍峨大厦的牢固根基，任你需要什么装点，任你需要什么增补，根基的牢固让邓稼先终生受益匪浅，这真应了毛主席在得知赫鲁晓夫下台时说的那句话：“我们应该给赫鲁晓夫同志颁发一枚一吨重的大奖章！”

几十年后，当彭桓武回首往事时说：“老实说，我觉得我们比前苏联专家干得好。如果前苏联专家不走，原子弹不会这么快爆炸，氢弹肯定不会有。”

这其实代表了相当多亲身参与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研制的科学家们的心里话！在前苏联专家帮扶期间，那些专家们指导给我们的也并非核心领域，而且大多数人说白了都是在敷衍塞责，能拖就拖。著名的哑巴和尚别列涅金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邓稼先和他的团队一度被别列涅金指挥得团团转，一会儿修公路，一会儿铺沙带，一会儿拉铁丝网，就是不讲课。当邓稼先实在忍不住了，请求这位专家给大家进行辅导时，他把眼皮翻到了天上：“你们有多少高级人才啊？”

邓稼先忙说：“这些都是中国各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才生！”

别列涅金立刻耸耸肩，撇撇嘴，不屑一顾地说道：“这些人够干啥！”

他慢条斯理地给邓稼先开出一个涵盖有一百多种学科的人才表单，邓稼先认真地看着，但却越看越糊涂了：怎么还需要纺织方面的？怎么居然还有农艺师？还要有花匠！

邓稼先不解地向专家咨询，别列涅金却懒得理睬他。他慢条斯理地独自闷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几天之后出来了，给他开出一个多达25本的“基础”阅读书目，而其他各种类型繁多的书目甚至多达几千本，他告诉邓稼先，带领大伙儿先把这些书通通读懂了，再来找他谈原子弹模型的问题。

画外音：

就这些书，得装满满一卡车！我当时就对我们这些大学生们说，读完这些书，我们的头发都该白了，还造什么原子弹！

就这样每天除了讲些不知所云的故事，剩下的基本就是瞎扯淡。一晃到了1959年6月，别列涅金借口北京太热，要回高加索度假去，他厚着脸皮提出要买布料！谁都知道，当时中国老百姓手中的布票极度紧缺，但中国政府方面还是硬着头皮满足了他的要求，给他凑了一卡车高级布料。这位老先生回国后，却从此音讯全无！

试想，假如苏联当时不撕毁协定，在这种半阴不晴的状态下，中国得用多长时间才能造出第一颗原子弹？

在中国一共进行的45次试验中，原子弹的设计皆出自九院，中国一共只失败了3次，极高的成功率后面正是靠着当年打下的牢固根基和后来每一次试验之前付出的心血。

画外音：

没错，正如我不管解密的事，我只负责制密一样，我也不负责欢庆，我只负责制造欢庆。在每个核弹制成之后，我们还要一遍遍地检查各项参数、各个部件，还要插好雷管，当这一切都做好之后，在用飞机或火车将产品送到新疆核试验基地之前，还有一道并不危险、并不烦琐，然而总是让我压力巨大的程序：

签字。

邓稼先生前，大多数核试验之前的产品交接书上，签的都是他的名字。这表明，这颗弹头已经一切都搞定，可以点火试验了，而邓稼先对这颗弹头的质量和安装负全责。

画外音：

这是对祖国、对六亿人民签下的字，我不可能心如止水。我是一个凡人，我尽我们团队最大的力量，但我怎么能确保万无一失？但是，总需要有一个人出头签字，“九院的龙头在理论部”，我不签字谁来签字？但是，这不是手一甩就能完成的程序，我必须要在签字之前，彻底地把一切问题都解决好。

但是，签字之后，我还会继续翻来覆去地想，原理方面一点儿漏洞都没有了吗？几十万个数据的计算是否都正确无误？那么多的零部件是否都合乎指标要求？材料性能能否符合设计要求？

每一次签字后，我都如堕入万丈深渊一样坐卧不宁，我必须继续拼命地思考，继续全面检查这一道道烦琐的设计流程，而一旦在哪个环节出现了遗漏和失误，我就将成为历史罪人！说句开玩笑的话吧，签字以后，我的脑袋就不在脖子上了，而是立即别在了裤腰带上。但是，我必须挺住，说白了，问题到此为止，责任由我来负，我就是干这个的，我没有理由再推三阻四。为了这些“大宝贝”，全国人民付出的太多，失去的也太多了，我清楚祖国在这些年经历过的巨痛。当我被压力弄得抬不起头来时，有一种声音总在我心底浮起并炸响在我耳边，比原子弹爆炸的声音还要猛烈：

邓稼先，这就是你要干的事！你责无旁贷！

没错，对于曾经历过亡国奴生活的折磨、曾见识过国民党残暴的那一代人来说，建国后的分担多来自当年苦日子中的人生态度，在这方面邓稼先多年的民主政治运动参与经历，是他迥异于其他很多科学工作者的根本原因，历史对此暂时并无剖解，但实际上，这是邓稼先长大成人后的人生走向和生命最终结局的起源。在很多事上，邓稼先有着自己独特的判断，他从不轻易盲从于大多数人的声音，但是他的性格使他不轻易发表自己的这些观点。他知道，自己的那些观点是站得住脚的，但一旦传出去，走调的可能性极大，更别提以讹传讹是乱世中最易被“发扬光大”的人性之劣根。有一件事情，能看出邓稼先这种“绝世而独立”的本质。

1954年国庆期间，毛泽东邀请赫鲁晓夫来北京参加庆祝典礼。10月3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与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等前苏联领导人，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了两国最高级会谈。在会谈接近尾声时，赫鲁晓夫说：

“我看到了，你们取得了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苏联人民非常钦佩。苏中两国应该继续团结，互相支持。不知道你们对苏联还有什么要求?”

毛泽东说：“中国现在的国防还很落后，这是事实。现在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有兴趣。今天我们两家在一起商量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能给我们一点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总而言之，我们也打算搞这项工业。”

担任翻译的费德林把毛泽东的这番话译了过去，赫鲁晓夫一听，愣了，他琢磨了一下后，回答道：

“搞原子武器，中国现在的条件恐怕还有困难吧。那个东西太费钱了!社会主义大家庭，有一把核保护伞就行了，不需要大家都搞。原子弹费钱费力，不能吃，不能用，生产出来还要储存好，要不了多久又会过时，还得重造，太浪费。我们认为，目前你们还是应该集中力量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比造什么原子弹都要好得多。如果现在要搞核武器，就是把全中国的电力集中起来都难保证。其他的生产还搞不搞?国计民生怎么办?不过，如果中国迫切想搞这个东西，并且是为了科研和培训人员，为将来打基础，那么苏联愿意帮助建设一个小型原子能反应堆，这个一般比较好搞，也不用花太多的钱。”

中苏从邦交蜜月到反目成仇，这次会谈无疑是整条线的发端。历来，对赫鲁晓夫这番话，中国人全部是持批判态度的，也是“老大哥”阴险狡诈的直接证明。但邓稼先不这么看。

画外音：

苏联撤走专家后，我们当时非常愤怒，但比愤怒更强烈的情绪是彷徨，稍作调整后，我们整个理论部比彷徨更强烈的情绪已经变成了自我激励。说穿了，仰仗于人始终是不行的，毛主席不是早在南泥湾时期就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吗，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所以说，最终中国能达到什么程度，其实跟苏联人原本就是无关的。但我理解主席在1954年的那次商请，以当时中国的国力，的确极难承担起独自研制和制作核武器的重任。也正因为此，其实赫鲁晓夫的话并非都是错误的，我认为一半错，另有一半是正确的。错误的是“社会主义大家庭，有一把核保护伞就行了”这句话。中国不是小国，而是世界列强觊觎多年的超级大国，连你苏联都在觊觎，我们谁也信不过，原子弹是必须要有的。

但赫鲁晓夫后面说的都对，尤其是其抛出的质疑“其他的生产还搞不搞?国计民生怎么办?”毛主席在苏联毁约后，我能想象出他极端难过的心情：他必须要面对赫鲁晓夫抛出的这个质疑了！

我很清楚，我必须拼命地干，快点干出成绩来，好对得起那些为了支援核武器发展而死去的人！很多人其实都不知道自己是因何而死，更不知道他们的死居然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将生命献给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而他们对原子弹其实一无所知！

但我没必要将这些历史微妙的因果关系摆出来，我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宁可自己死在研制现场，也要尽快造出让列强胆颤、让中国人挺直腰板的核武器！

那些默默死去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没人会在原子弹发展史上为他们记上一功，我够幸运，即使我现在就死去，我知道我已经在功劳簿上了。面对所谓的困难、挑战、压力、危险，我还有什么资格讨价还价？我唯一的恐惧，其实只是怕不成功！

这样的煎熬，虽然对邓稼先来说司空见惯，但绝非早已驾轻就熟，或者说游刃有余了。事实上，他也经历过几次极其惊险的瞬间，这是他每一次见到许鹿希时，许鹿希都惊诧于他的白发比上一次明显增多的主要原因。有一次弹头已发出去了，他在罗布泊的帐篷里接连几天都在琢磨产品的安全性，白天想，夜里也不闲着，连做梦都在检查数据和工序，突然，他从迷迷糊糊的状态中惊醒，一个有可能导致失败的数据像钉子一样扎进他的心脏，他一跃而起，紧急喊醒帐篷里的其他人，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众人都惊呼幸亏发现得早，大家连夜攻关，商量对策，终于在原定核试验零时前，将一切需要改动的地方进行了完美调整，避免了一场大事故的发生。

没有责任心，就不会在交接书上签字，而没有强烈的责任心，就不会在实验数据交出去之后依然沉浸于这个核弹头上。邓稼先将全部心思都用在了产品的完美上。必须100%的完美，必须1000%的完美！

忠心耿耿，只为核弹。邓稼先作为总设计师要付出比别人多得多的思考和担心。排查问题是负责任的一种表现，而力排众议，在关键时刻坚持自己的立场，确保核试验如期完成，更是负责任的高度体现。

在邓稼先为数不多的、比较纯粹的欢乐记忆中，1981年夏天在罗布泊的那一次“抓鸡”是不能被忽略的。在那年的一次核试验之前，已经连续七天对产品质量进行了一遍遍排查确认无误后，邓稼先决定给自己放个小小的假，简单放松一下，他的放松方式很简单也很特别——去戈壁滩上抓一种野鸡“呱呱鸡”。

这是一种灰色的、尾巴很长的野鸡，长相猥琐，叫声难听，但对天**玩而现在却每天都提心吊胆和数字打交道的邓稼先来说，能去追赶这连飞带跑的呱呱鸡，已经是上天赐予的极大欢乐了。

他和军医李大夫走出帐篷，一直向远处走，走出很远，在一块空旷无人的野地里终于发现了一只呱呱鸡，梦境般的快乐开始迅速升级，两个大男人玩得不亦乐乎，不为抓鸡吃肉，不为锻炼身体，只是为调剂一下极端紧张和枯燥的生活。

突然，鸡虽跑得正欢，一辆汽车却比它跑得更欢地全速开过来，一个惊人的消息让邓稼先瞬间对抓鸡失去了兴趣：

后方急报，计算机结果中有个地方出现了问题，应该停止这次核试验！

此时，他心爱的宝贝——那枚核弹头，已被下放进准备做地下核试验的竖井中。巨大的考验摆在了面前：听从后方领导的命令停止核试验，问题显然不小，属于研制事故。但如果不听，继续试验，如果在爆炸时出了问题，那后果将更为严重，甚至不堪设想。

此时，在邓稼先的心目中，责任却忽然并不是最重要的了，科学排在了责任的前头。没错，在邓稼先看来，这时如果科学发挥不了用处，科学家不如回家种几亩老玉米更有价值。

邓稼先开始用各种方法去推算原来数据的合理性，从多种角度去核查数据和结果的匹配性，他如此的拼命就是想找到一种证据，证明能够继续进行核试验——这是亿万人民关注的头等大事啊！更要命的是，如果想停止这次试验，必须将已装好了雷管的核弹进行起吊，这是极危险的事，如果要改动装置，则必须卸掉早已拧死的螺丝，其难度倒不是非常大，但危险性却极高。

但是可靠的证据一时又找不到，邓稼先心急如焚，接连两天两夜，他在井上井下忙来忙去，来来回回，由于紧张过度，几乎每半小时就必须去小便一次。在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刻，邓稼先躺倒在帐篷底下，将全部杂乱的思绪放空，果然想起了在搞原子弹理论最初设计的时候用的粗估法，他兴奋地甩掉一只鞋，跑出去找来纸和笔，借着微弱的灯光，在纸上唰唰唰写出了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公式和数据，最终判定：

计算虽然有错误，但是误差幅度不足以影响本次核试验的成功！

得出这个结论后，他当即拍板儿：本次核试验照常进行！

三天后，一颗氢弹在罗布泊顺利炸响，邓稼先头上的白发也有史以来首次全面超过了黑发。他将一颗已提到嗓子眼儿的心安然放回了肚子里，看着镜子中的自己白发皤然的样子，苦笑了一下，道：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自然规律，我管他呢！

1961年的最后一天，经过了三年“神计算”的邓稼先团队终于看到了曙光，原子弹理论计算基本完成，而其核心主题则是日后让世界列强大跌眼镜的铀弹和内爆法。后发优势此时得到中国人最好的诠释，相比起美苏的钚239材料和枪法式起爆，中国的原子弹研制一开始起点就如此高，显然中国不仅仅满足于追赶，其目标绝对是超越。

换种说法我们将更加了然：所谓内爆法，是将大量高效能炸药起爆的能量压向内心，产生高温高压，将内心里的核燃料压缩后产生核裂变，释放出大量核能。但是，困难的问题在于炸药起爆后，能量并不是完全向内心压缩，而是向四周扩散，这就无法实现核裂变。

美、苏第一颗原子弹采用的都是枪法，而内爆法的最大优势是内爆型原子弹如果研制成功，就表明下一步可能研制出氢弹，内爆型原子弹的发展前途远非枪法式原子弹所能比拟。

此时，邓稼先团队已经在理论上完成了合理化计算，同步聚焦——使炸药同步起爆，能量聚焦压向内心的方法已经在理论上证明了可行。

1962年9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诞生了！基于这个方案，二机部党组向党中央呈交了《关于自力更生建造原子能工业情况的报告》。11月3日，毛主席审阅了这份报告，亲笔批示：“同意，很好。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政治局做出决定，成立了以周总理为组长的十五人中央专委，在邓小平总书记主持下，确定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日期，邓稼先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总体设计方案上签了字，对其可靠性做出了庄重的承诺。

雄狮的脚步一旦踏出，任何阻挡的力量都将是螳臂当车，处于加速度发展中的核武器事业，从这一刻起进入了伟大的实践操作阶段，那惊人的一响已经点燃了导火索，咝咝地冒出了耀眼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