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一心只想做一个最传统的中国女人,“相夫教子”是她孜孜以求的平淡幸福,然而,即使这个简单“向下”的追求,也被生活无情地粉碎。幸耶?不幸耶?一个立志做一个平凡人的人,首先已经是高贵的思想者。她和他都能主宰生活,但他们也都能无怨无悔地接受生活的磨难。这段刻骨铭心的非常婚姻,分离成为爱情协奏曲中的主旋律,一次次高音与低回,她坦然接受,最深刻的爱情,只有两个人知道真谛。
1986年5月16日,由著名医学家吴阶平先生亲自主刀的手术,也无法制止住癌细胞在邓稼先体内的疯狂蔓延。当这位由张爱萍上将亲自请来的世界著名医学泰斗抱歉地对许鹿希说明原因时,许鹿希非常的平静。乍一瞅,让人觉得她似乎根本不相信吴阶平说的这一套。
这次手术的目的,是清除癌细胞侵犯的部位,以减少疼痛和延缓病情发展。这是邓稼先做的第二次大手术。他的身体已经再也吃不消这样的折腾,因而这也是最后一次大手术。说白了,能行就皆大欢喜,不行就直面死亡,一了百了。
就这么两个答案,没有第三个。
走廊里的人都在热切盼望着名医能够妙手回春。但手术结束后,吴阶平充满歉意的话让所有仍抱希望的人心灰意冷。
他说,他在手术台上看到,癌细胞已侵入到手术刀达不到的要害之处……
铁石心肠的人到此亦应垂泪——果然,这是该死的后一种结果!
在送走张爱萍上将后,许鹿希的眼泪终于不可阻挡地流了下来。
她不想让老上将伤心。已70岁的张爱萍为邓稼先的病情操了太多的心,上了太多的火,这次是吴阶平大夫,上次是余秋里的“御用”医生,如果没有老上将的介入,这些怕是一种奢望。甚至,在几乎无计可施的情况下,还特意请来了全国最著名的气功大师,死马权当活马医吧!可张上将自己的身体也好不到哪儿去,这个消息对他来说也极难接受,何况,他已经在手术室外一直坚持守候了5个小时!
她只能尽量做到坚强。
许鹿希是著名政治活动家许德珩的女儿,老一辈革命家的优良家风,在她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28年的夫妻分别,她毫无怨言,更毫无质疑,她只知道做好自己的事,她专心照顾好双方的老人,她是自己父亲眼中的乖女儿,她更是公婆眼中天下第一的好媳妇,她是典典和平平心中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她没有让邓稼先为家操一点心,在她的操持下一切都井井有条。而这一切,都没有影响到她自己在业务上的持续钻研,她靠着自己的不懈努力,最终成为北大医学院的教授。
回首往事,她觉得自己是成功的,而事业成功却不是第一位,在她心目中辅佐邓稼先成功才是她最大的成功,在这方面,她身上分明又充满了中国传统女人“相夫教子”的一脉古风。她是复杂的,但绝不矛盾。
有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的当天夜里,当人们尽情狂欢的时候,那种狂喜在许鹿希身上是没有的,许鹿希甚至很羡慕他们——她多么希望自己也能如此地狂欢一场啊!但对许鹿希来说,她的第一反应只不过是长舒一口气:稼先,你终于成功了!
这种让外人感觉不可思议的平静,其实也并非许鹿希独例。那一天的夜里,所有参与原子弹研制的九院科学家的家属们,没有一家燃放鞭炮,没有一个人走进天安门狂欢的队伍。保密是一个因素,更直接的原因跟许鹿希一样,这些“留守”家属的心跟科学家的心其实紧紧地连在一起,她们最关注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平安顺利”!她们要的首先却不是喜悦——她们的第一反应,齐刷刷地都是把一颗悬着的心重新放回了肚子里!
许鹿希的父母,当年都是中国最早的出国留学生之一,母亲劳君展甚至攻读的正是放射性物理学,并成为居里夫人的亲密助手。许鹿希一直觉得,自己和邓稼先的婚姻简直就是前世注定。受父母的熏染,她自小即多少了解一些物理学知识,结婚之后,她从心里支持丈夫的研究。她希望他出成绩、出著作,即使天天等他加班贪晚,她都愿意面对和接受。
但她万万没有想到,这项事业会有一天让爱人远走天涯!
1959年6月,前苏联的背信弃义遭到全中国人民的谴责和痛恨,而对“牵扯其中”的许鹿希来说,她对“老大哥”的抱怨自然而然地加上了个人的色彩:如果历史跳过“撕毁条约”那一天,邓稼先就有可能重新改写人生,一切也许都是更让人容易接受、乐于接受的结局了!
但“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这是列宁说的。一切既成事实,我们也只能客观说话。多少年以后,尽管前苏联的背信弃义已成为中苏交往史中的污点,但这是历史链条中极其重要的一环,是断断抹不去的。事实上,之所以会出现“十路诸侯会京师”的壮观场景,与其说揭竿而起,不如说得更实在点,是被逼无奈。我们绝不能有意或无意地落下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这就是当年的前苏联专家。
无论是以邓稼先为核心的核物理专家,还是以宋任穷、钱三强等为代表的部领导,乃至包括毛主席、周总理、陈毅元帅、聂荣臻元帅、张爱萍上将等在内的中共高层,自1957年秋天开始,都在热烈期盼着233名前苏联核武器专家的大规模支援。这是当年中苏合作的核心,更是中国人最关心的领域。
此时,前苏联已拥有完善配套的冷、热核武器,在导弹和卫星方面也已达到和美国抗衡的地步。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写有“中苏联盟,天下无敌”等字样的大幅宣传画,广泛张贴在中国的城市与乡村。
画外音:
很多细节都还是秘密。也许,以后一切都会公开,但现在肯定不到时候。不同的是,当年请示周总理之后我才敢对杨振宁说的话,现在我可以直接告诉你们了:
中国既没有靠美国人,也没有靠苏联人,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以及二代核武器,完全是我们自己弄出来的!
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迄今为止世界排在前四位的最重要发明,仍然是指南针、火药、造纸、印刷术!
我们的祖先发明这些东西的时候,靠过美国和苏联吗?
中国人拥有世界五大人种中最聪明的脑袋,我坚信不疑。看一下氢弹研制,就能比较出谁最聪明。氢弹是以氘和氚聚变反应时释放出巨大能量为原理而制造的武器,最早的核装料是氘和氚,它们是气体,而作为装料,它们是——也必须是——以液态存在的,这就使整体的氢弹变得不实用。
氘化锂则是固体材料,非常实用。氢弹是用原子弹来引爆的,当氘化锂中的锂吸收原子弹爆炸释放出来的中子后,就可以生成α粒子和氚,这叫造氚。利用造氚与氘化锂中的氘产生聚变反应,造成热核爆炸。美国的第一次氢弹原理试验,用的装料就是液态氘和氚,装在一个大罐子里,总重达65吨,笨重得很。苏联人的做法显然比美国人聪明得多,当然,这属于沾了“后发优势”的光,苏联人看到了第一颗氢弹的笨重嘛!他们用的装料就是固态物质氘化锂。
说到这儿,我还得加一句,美国后来正是在取得了苏联的氢弹爆炸烟云样品后,经过放化分析才揭开了这个秘密,把苏联的先进技术学到了手。
我国用的装料一上手就是氘化锂。跟苏联的第一次相比,我们的核装料密度更大,整体重量则更轻,优势非常明显,更不用说和美国相比了。
所以我说,中国人只要用心琢磨一件事,绝对能够做到全世界最好。可我们国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开始自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了呢?
另外,钱学森、杨承宗、彭桓武、赵九章、钱三强,这些最懂算法的最牛的科学家,难道分不清定居海外的50万美元年薪和回到国内不足300元人民币的月薪之间巨大差异的简单换算吗?
有了这样的人,美国人能做的,苏联人能做的,我们中国人怎么就不能做出来?
我这个人不喜欢特意拔高谁,但我真心敬佩这些前辈,在核武器研究院,在核物理研究所,这些中国最一流科学家齐心协力所产生和爆发出来的能量,超过了美国的曼哈顿工程中数以万计的科学家总和,这是实情,你若没看到这些人时刻昂扬的劲头,没看到这些人时刻迸发出来的卓越智慧,你无法想象我说的这一点。
我也不喜欢凭空贬低谁。我这个人实事求是,再说,历史最公正,闭着眼睛说瞎话,能骗得了几时,能骗得了几个人?很多人说,美国人是没帮我们,但苏联帮了,你们自己都说他们留下了资料啊!
这个没错,苏联的确帮了我们,而且,还不止是这些资料,还帮我们建造了原子反应堆、回旋加速器,还有铀矿、浓缩铀工厂、核燃料棒工厂,还有青海金银滩221基地也是他们帮助选的址。这都是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在苏联国防部大楼里,由我们的聂荣臻副总理和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别尔乌辛签署之后的事。没有苏联专家的大力帮助,我们对原子弹的研制一定会延迟,而那些硬件的支持则意义更大。
事实上,那时我们真心欢迎苏联专家,“中苏同盟天下无敌”,这样的理念当时我们并不觉得有多么不靠谱,借鸡下蛋,借船出海,其实更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和科技力量。整个研究院,那时遍地是“达瓦利是”(俄文“同志”),充斥耳膜的全都是“斯巴西吧”(俄文“谢谢”),假设九院当时处于闹市区,路人一定会觉得这里是苏联的一个海外研究基地。
很快,连外语天赋最差的人也说得上一口流利的大鼻子话了,但这时,苏联人却和我们断交了!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但当时,所有中国人都觉得这简直就是历史和我们开的一个超级玩笑。俄文的重要性在《中苏新技术协定》签订后的初期,简直成为原子弹研制的一个必然组成部分,可见,当时我们对前苏联专家寄予了多么厚重的期望。
历史老人圈下的这个浓重的拐点,让许鹿希的寂寞生涯不期而至。
留守的寂寞让许鹿希记住了许多特别的日子,这些时光印记则几乎全部同邓稼先息息相关。让人扬眉吐气的1964年10月16日,当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刻;燥热难耐的1958年8月18日,则是许鹿希与邓稼先天涯相隔的开始。而最最重要的时光驿站,不用多说,必然是月下老人神秘一笑的那个晴朗无比的艳阳天。
1946年的北大课堂上,邓稼先忽然看到讲台下那一张似曾相识的脸,他的心稍微地走了几秒钟的神,然后他恍然大悟:这不是许鹿希吗?
刚从昆明培文中学数学教师岗位调转到北大物理系助教岗位的邓稼先,抑制住自己激动的心情,顺利地把第一节课讲完了,他深厚的理论基础使这节课讲得非常成功,并从此成为一名深受学生欢迎的合格教师。
邓稼先日后杰出的培训及领导才能,应该说从最初在昆明的两所中学——文正中学和培文中学讲数学课时,就已打下了深深的基础。
但最成功的,绝对不是这位新助教在学生中树立了良好的印象,历史将证明,这是邓稼先人生中最重要的节点之一。
这节课,同时点燃了两个人的爱情之火。作为北大医学院大一新生的许鹿希,万万没有想到居然是“这个小孩”在给自己当老师!
一个新老师,一个新学生,一对新人的两颗心同步萌动起来。
这是邓稼先和许鹿希两人最美的年龄、最美的韶光,从此两个相爱的人开始了一直持续了7年的此生最美好的回忆。18岁的许鹿希坐在课堂上,看到讲台上的邓稼先风度翩翩,满腹才华,她情不自禁想起了两人小时候的故事。许鹿希的父母几乎每个月都要去邓以蛰的家走一走,因为他们都是北大著名教授。许德珩的大名自不必说,邓以蛰、邓稼先父子,杨武之、杨振宁父子及梁启超、梁思成父子,则被誉为“清华三父子”,同样是声名显赫;他们两家都在北大教职工住宅区里住,离得不远,更主要的原因是,两人互相钦佩。邓以蛰对九三学社的这位创始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每次提到许公年轻时的事迹与风采就竖起大拇指,称他为“能够借此再浮一大白”的风流人物,而许德珩对邓以蛰的人品是真心称赞,且不说邓以蛰在北平沦陷后,宁肯在院子里种菜养鸡以糊口,也不出去为日伪政府做事,从他常提的一件事中就可看出其对这位未来亲家的由衷钦佩:“沦陷后,邓以蛰的同学张奚若逃出北平,把书和收藏都存在了邓家,回来后,一样都没少!”
对此事,老人家倒是有感而发,也因此更加体会到,一个人在乱世中固守本性的不易和闪光:同样是出逃北平,许德珩也是将书籍和收藏托付给一个学生。这是一个在北大求学时因家境贫寒常常受到自己资助的学生,毕业后留在北平工作并娶了一位高官的女儿为妻,但当抗战胜利许德珩从重庆回到北平后,却在东安市场的书店里发现有自己用法文签名的书在售!一问方知,那位同样姓许的学生,将他的殷殷托付全部换成了钱!师生从此断交,许德珩再不肯提那人的名字,怕污了自己的口。
许德珩正是从敬佩邓以蛰的才华和人品开始,逐渐走动成莫逆知交。
偶尔,父母也会带着年幼的许鹿希一同前往。在许鹿希的印象中,邓稼先并不像父亲总说的“很调皮,很捣蛋”的样子,有限的几次见面,她从来都觉得他非常有礼貌,甚至很拘谨。那时候,许鹿希觉得邓稼先很像个乖娃娃,一点野性都没有,一点也不像街上看到的其他男孩子,成天打打杀杀的。
当两人的恋爱关系确定之后,她曾坐在课桌后面偷偷地想,是不是那时候起他就对她有好感,因此才装出来的不苟言笑?你看,他现在多么能讲啊!
许鹿希的笔记本上记得满满的,她舍不得落下一个邓稼先在上面说的字。如果哪里她没听懂,她会先画上个符号,等讲课停下了,然后马上举手,邓稼先会微笑着说道:“你好,许同学。请提问!”
离别,从谈恋爱时就成为二人之间的主旋律。在许鹿希的眼中,邓稼先一表人才,老实忠厚,才华横溢,更是政治活动的积极分子,此外,那时的邓稼先是北京大学教职工联合会主席,是北大学生运动的主要操盘手。正是风华正茂的好年龄,他的演说遍布北大各个角落,她总能在某某重大集会上看到邓稼先忙碌而欢快的身影。
当然,这时的进步女青年许鹿希对邓稼先的了解还只是停留在表面上看到的这些。她不知道,邓稼先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少言寡语的“邓老憨”了,现在的邓稼先何止是讲课厉害、演讲厉害,他曾经的经历说出来将更让她惊艳:西南联大读书时,面对台下敌人的枪口,他的演说鼓舞了多少热血男儿的爱国之心!
对这一点,许鹿希深信不疑,因为她在1947年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中,也亲自去参加了北大广场集会,她亲眼目睹了邓稼先面对军警勇敢地跳上讲台的演说,那种大无畏的气概让许鹿希十分敬佩。
但随之,许鹿希对邓稼先就由爱慕升格到崇拜:她再一次惊奇地发现,邓稼先连演戏也是一流的!
内战期间的国民党统治区,政府贪污腐败,横征暴敛,民不聊生。蒋介石搞一人独裁,一党专制,排除异己,迫害进步力量,制造白色恐怖,搞得人人提心吊胆。经济情况更是每况愈下,物价飞涨,一夜之间,“法币”变成废纸,一麻袋“金圆券”买不来一袋面粉,人民生活苦不堪言,许多学生因交不起学费而面临失学。
由邓稼先积极倡导而成立的北大“讲助会”,为资助困难学生多方开展募捐活动,其中包括组织青年教师开展义演活动。他们排演了曹禺的话剧《雷雨》《日出》,排演了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等。每次义演中,邓稼先所担当的角色,以其英俊潇洒的演技和诚挚谦和的仪容博得观众的喜爱,最主要的是博得了台下一个风雨无阻的铁杆粉丝——许鹿希的芳心暗许。
她不可自持地爱上了邓稼先。
爱慕之心一旦点燃,天河之水也难以浇灭。她羞涩地、喜悦地、然而也是忐忑不安地将邓稼先带回了家,没想到父亲对他是相当满意!
其实,这一点不奇怪,只要我们略微了解一下九三学社创始人许德珩老先生的过去就能了然:
许老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早年曾积极参加爱国运动,而邓稼先也具有一颗拳拳报国之心,因而意气相投。许德珩在北大读书时,已开始担任学生会主席。引领一代青年时风的《五四宣言》,就是北京学生联合会委托许德珩起草的。而对“准女婿”邓稼先来说,政治虽不是他所热衷的,但他始终是爱国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组织者,这仅是缘于邓稼先的一颗单纯的报国之心和救国之志,别的动机却没有。
在西南联大时,邓稼先就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民主青年同盟,而在他出国留学之后,同样在组织旅美学生的活动中表现得相当活跃,并担任了普渡大学“中国旅美同学会”总干事。我们不要小看这种同学会组织,事实上,在建国初期新中国能够将大批留学生感召回国,这些同学会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唐敖庆的“哥伦比亚中国同学会”,梁思礼的“中国科学协会美国分会”,张文裕的“全美中国科学家协会”,以及规模最大的“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等,没有这些学生组织的存在和运作,想要组织1950年那批科学家大规模回归是不可能的。而在这其中,邓稼先的联络、说服作用功不可没!
这一点,我们从邓稼先在归国船上给当时还没启程的吴大昌写的信中能够一见端倪。
信中,邓稼先先是感谢吴大昌赠送的晕船药,说对自己和陶愉生(后来的著名化学激光专家)很有效果,其后便是催问吴大昌的行程:
“这联谊会(船上中国留学生的临时组织)最主要的目的是大家组织起来共同设法运行李。我会告诉我们是否能在香港九龙停几天,行李是怎么样运到广州的。你们走的手续办得如何?收到我的信后赶快寄信到香港,告诉你们办得如何,以免我悬念。你们行李多成什么样?钱够不够?”
字里行间,显然能看出邓稼先对留学生的密切联络和组织。而在这封简短的来信中三次提到的“行李”,无疑是他们搜集的科研资料。
实际上,被邓稼先充满理性分析和理想鼓动说服而慷慨回国的,包括曾经参与过“两弹一星”研制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低温物理学家洪朝生和“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大珩。而在邓稼先的心里,这个数据只是个开始——1950年是中国海外留学生最大批归国的年份,在随后的几条返国邮轮上,还至少有30人其归国之举同邓稼先有直接的关系!
对学生运动的共同兴趣和相似之路,很快将岳父的心牢牢抓住了。许鹿希充满了幸福感。当然,她当时不知道的一个重大秘密是,在这之前邓稼先已先爱上了她!
事实上,当时邓稼先的大姐邓仲先已经跟随丈夫郑华炽回到了北大,住在府学胡同的一处北大宿舍中,在这几排宿舍中,还住着20多家赫赫有名的教授:胡世华、马杏仁、张龙祥、许德珩、游国恩、缪朗山、钱学西、卞之琳、罗士伟、管玉山、周钟谋、毛子水、王铁崖、袁朝清、汪宣、韩寿先等,大家相处和谐,大院各家没有围墙,天天可以见面,孩子们在院子玩耍,十分和气。而郑华炽家和许德珩先生的住房紧邻,许德珩先生的夫人劳君展和邓仲先时常见面,劳君展也在大学教书,为人和蔼可亲。那时稼先下班后除了回朗润园自己家,也经常去大姐家吃晚饭,所以劳君展能够经常见到他。见稼先一表人才,又听闻他教书很认真,就很看重邓稼先,其时心里已经有了为自己女儿择佳婿的念头,就托邓仲先试探下邓稼先的口风。邓仲先也觉得两人很合适,就问大弟:“是否你班上有一女生叫许鹿希?”
邓稼先老老实实地回答道:“我班上有两个女生,一个叫周北凡,一个叫许鹿希,这两个女生在班上功课都很好。”
感觉出自己的弟弟对许鹿希有好感,邓仲先立刻将劳君展和自己的想法说给了弟弟听,这也正是邓稼先从此在课堂上对许鹿希格外关注的开始。
但当两人的关系刚刚明确,1947年,意识到国内教育已满足不了他一颗欲涉足世界顶级物理学的雄心壮志的邓稼先,报考了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普渡大学,一考即中,轻松过关,其真才实学再次让众多考生深深折服。
对正处于柔情蜜意中的恋人来说,三年是一个足够杀死全部情感细胞的可怕时间,异地恋成为很多情侣的梦魇。但是,思念虽令人难受,年轻的许鹿希却完全承受得住,她还在读书,她把精力都用在读书上,这使得她读书的劲头儿完全跟此时在美国的邓稼先有一拼。多年以后,许鹿希回忆起这段时光,很是为自己的坚毅自豪,这为她后来成为北医大教授奠定了雄厚基础。
何况,在许鹿希的心中,期待如长了翅膀的鸟,她总在梦中飞到从没见过的美国,和邓稼先一起漫步在无边无际的花的海洋中,花香让她喘不过气来。她总是笑着醒来,然后在心里时时刻刻运行着的计算器上再减去一天。再减去一天,再减去一天……三年,很快的呀!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鸿雁频频中,邓稼先终于回来了。1953年,回国已三年的邓稼先与许鹿希结婚。主婚人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教授。新家则坐落在中国科学院宿舍楼里,位于后来成为科学城的北京中关村。
婚后的5年共同生活期间,当时固然觉得非常美好,但自从1958年分离的那个日子出现后,许鹿希是多么悔恨,当初没有更好地珍惜那大块大块的光阴,这样的日子竟从此再没有了。她多少次独自在黑夜中哭醒,看着熟睡的孩子,她还不能尽情地发泄。她多想像那5年一样,继续每天为邓稼先忙来忙去,为他做饭,为他缝补,家务做完了,两人带着孩子一起逛逛公园,看看那些野花和古树,这都是我们懂得欣赏的自然之美、生活之趣,可造物弄人,我们终究没机会一起共享了。
许鹿希和邓稼先,谈不上是谁先追的谁,在课堂上四目传情是不可能有的,两个人都是那么的一本正经,但交流如此频繁,星星点点的爱的碰撞,应该是共同的。最可贵的,是两人都从小受到极好的家庭氛围的熏陶,那种几乎相似的人生观、世界观让两人交流极其顺畅。不得不说,双方家长的优秀品格和家庭作风对此有颇多传益。
许鹿希的父亲许德珩,任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属于副国级领导,但浑身一点官架子都没有,一个十足的和蔼长辈形象,但在民主革命斗争中却是一员著名的猛将,“火烧赵家楼”后,作为五四运动领袖,当年曾第一个被囚,并慷慨吟出“为雪心头恨,今日做楚囚”的豪迈诗篇。许德珩是历次民主革命运动的积极组织者和成熟领袖,历经白色恐怖而不惧不悔,并在毛泽东的鼓励下,于1946年5月4日在重庆亲手创办了中国共产党的亲密伙伴九三学社。可谓是一名浑身是胆、终生磊落的革命家。
出身官宦世家的母亲劳君展,同样知书达理,秀外慧中。同许德珩当年的慷慨激昂相比,劳君展在五四运动期间毫不逊色。一个大家闺秀,能够担任“反潮流、闹革命”的长沙学联宣传部长,已属石破天惊之举,她还创办了当年街谈巷议、妇孺皆知的革命刊物《女界钟》杂志,并加入了毛泽东创建的新民学会,成为中国最早一批开展民主斗争的党外人士。赴法留学时,劳君展师从著名的居里夫人学习放射性物理学,回国后担任过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著名学府的教授,在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劳君展继续热心参与组织各项民主政治运动,积极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鼓舞与欢呼。高涨的革命热情甚至让她丢掉了官位:1947年,她积极组织“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在重庆开展革命工作,最终,担任重庆女子师范学院院长的她被解职。
共同的爱好,共同的追求,共同的胆识,让一齐经历过革命洪流冶炼的许德珩、劳君展夫妇,几十年来相敬如宾、和谐欢乐,那些勇猛惊心的投入和白色恐怖的袭扰,成为两人共同的回忆。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学识上,夫妇两人显然都给子女树立起极为良好的榜样,女儿许鹿希、儿子许中明生长在这样的家庭,眼界、胸襟和胆识,自然要比一般人高得多。
而仪表威严、一生正派、大义为先的邓以蛰,从来都是将德育作为智育的大前提,在传授儿子“子曰诗云”的同时,更注重将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核心价值观对儿子悉心浇灌,直至耳提面命。邓稼先的母亲王淑蠲虽然只是一名家庭主妇,但她夫唱妇随,深明大义,对丈夫的种种超然举动从来都是鼎力支持。在丈夫因病无法去西南联大教书时,她为丈夫拒绝为伪政府做事而自豪,并勤俭持家,用养鸡和种菜维持一个大家庭的艰苦岁月,颇为不易。
邓以蛰和王淑蠲夫妇的言传身教,让邓家的两男两女四个孩子受益终生。
许鹿希很清楚父亲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更清楚父亲的为人,父亲年轻时因为抗日被捕过,幸得宋庆龄、杨杏佛等人营救才得以生还,他怎么会不喜欢十几岁时就敢动手驱除外侮的邓稼先?
事实上,许德珩是非常支持自己女婿的工作的。当然,他也不清楚邓稼先在搞什么。他没往原子弹上面去想,但猜测到一定是国防工业、尖端武器等。等到终于猜出些端倪来,他的反应则是一贯的自然:宁可让自己女儿望门涕泣,也要让中国原子弹尽早升空。孰重孰轻,这名老一辈革命家自有比较。
对此,他倒并没有说过什么慷慨激昂的话语,更多的是经常催促妻子,去看看他们的女儿。他把小外孙邓志平接过来抚养,也是为减轻女儿的负担。他能做的安慰和帮助也只有这些了。而在另一方面,他非常细心地,把好烟好酒都尽可能地不抽不喝,积攒起来留给邓稼先。
以高官之女、大家闺秀的身份去做一个普普通通的贤妻良母,是新中国新一代妇女许鹿希的最朴素的追求,她如此钦佩邓稼先,惊讶于他当年的顽皮怎么就一晃全部变成才气,她深深地爱上了他,并从心底里决定好好照顾他一辈子。谁能料到,这一简单“向下”的追求,在邓稼先的身上,却数十年如一日地有力使不上!
何止,这么多年来,连邓稼先——自己老公的生活和工作,她都不敢、也无权过问!
他们的婚姻,除了有两个爱情的结晶——典典和平平外,其余全部为漫长的思念所笼罩。这不是普通的站台上的等待,这是无尽头的渴望,越无尽头,越望眼欲穿。
这简直就是现代版的《王宝钏与薛平贵》,但男女主人公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翻转!唐德宗时期宰相王允的“不孝”女儿王宝钏,为下嫁贫寒的薛平贵被父母赶出家门,热泪送夫去入伍,寒窑苦守18年,盼回来华衣怒马的薛平贵,幸福团聚18天后,却不幸身死!
许鹿希用痴情与信念支撑起来的28年苦守,日思夜想,换回来一个已随时准备好要与自己永远告别的邓稼先!
男女主人公的角色有所转换,但撕心裂肺的情感不差厚薄,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许鹿希面对病房里雪白的四壁,甚至开始无端地羡慕起王宝钏来:
“就让我替代邓稼先去死吧,他还有好多心愿没有完成。”
许鹿希的婚姻生活,并非几千年岁月长河中独有的断代史,但作为新中国几十万核武器参战人员家属的最典型代表,其个人的喜怒哀乐早已被融入国家兴亡的洪流中而淡化。这种淡化不仅仅是被大环境淡化,同时也被自身强迫性地淡化。正如我们无法判定《王宝钏与薛平贵》到底是喜剧还是悲剧,个人的痛楚与欣慰只能是在当事人的心中百折千回!
也许,让许鹿希稍感欣慰的,是邓稼先要比薛平贵浪漫得多,他的深情让她对这桩“非常婚姻”永远无悔。病房里只剩下他们俩的时候,邓稼先总是要拉住妻子的手,对她述说无穷无尽的心里话,思念累积出来的热烈让他的话题似乎永不枯竭。他向她描述原子弹爆炸时的奇异景象:巨亮无比的闪光,比雷声大得多的响声瞬间就翻滚过来,一股挡不住的烟柱魔鬼般地直插云霄,胆小鬼有可能会被吓尿裤子!但如果你稍稍有些英雄气概,能在这种场合里沉得住气,你也会真切体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诗意,那非凡的现场是这千古名句的最佳写照啊!希希,你是那个胆小鬼,还是那个“英雄”呢?
“哎呦!”这是邓稼先每次调侃后的代价,许鹿希总是不失时机地轻轻掐他一下,他的惨叫声却“撕心裂肺”!但随即邓稼先似乎就忘记了刚刚的“痛苦”,在舒伯特迷人的音乐旋律中,为妻子默默吟诵肖贝尔的歌词:“你安慰了我生命中的痛苦,使我心中充满了温暖和爱情……”
这样深情的吟诵,邓稼先在心里早已进行了几百次。当蘑菇云的烟尘还在遥远的戈壁半空中集聚的时候,当大炮仗炸响之后北京城内各处的小炮仗声声不断的时候,当全国人民都在为此欢欣鼓舞的时候,他在心中的吟诵就越发柔情万种,欲罢不能。他后来也知道,此刻唯独在北京核物理研究所的家属区内,悄无声息,沉静得离奇古怪,不可思议。实际上,这样的寂寞正是科学家和其家属多年付出的巨大牺牲。这不是一天两日的别离,这是一生的牛郎织女,这是一生的牵肠挂肚,这是一生的守望相助!
画外音:
戈壁滩上传来的声声巨响,是新中国向全世界的最炫宣言,而就在此时此刻,你可听见,我独自对你发出的细语呢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