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神秘的世界，尽管他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但现实和理想的巨大差异告诉他，教科书上的每个字，在实际工作中，都必须要用血与汗演绎成大幅文章。如果说科学家最需要的就是智慧和灵感，那么在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之路上，比这两样更重要的还包括一项：苦熬。水深，却无船，365个斗转星移，多少个不眠之夜，凭借这缺一不可的三件硬功夫，他终于找到了原子弹设计的三大主攻方向。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贡献，此举终将被历史明烛高照：在原子弹研制的伟大事业中，他一骑绝尘，居功至伟！
每一天都突然变得仓促和踉跄，光阴好像也变成了“核动力驱”，快得让人心惊。但在邓稼先眼里，现在的日子并没有比之前更珍贵。曾经的每一天，都是这么宝贝般地过来的，他不必掐指数，他是在每一个忙碌和紧张的日子中，三步并作两步，不，几乎是一路快跑，不，简直就是一跃到了今天的病**！
时光眨眼又过去一周，1986年的5月12日，只能断断续续说话、基本无力做其他事情的邓稼先及他的研制团队，因原子弹的研制成就，荣获自然科学领域的国家最高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在当时的情境下，这是两项没有被公开的获奖项目之一。
但在当晚，许鹿希摸着邓稼先的胳膊，感觉到他一直很凉的血液似乎有些回暖。他知道邓稼先很开心，她比邓稼先更开心，她真希望能在这个好消息的鼓舞下，自己的爱人能够一举战胜病魔。
但是实际上，邓稼先的心思其实并不是在获奖上流连，只是他们的团队再一次得到国家的认可，他由衷地高兴！
邓稼先热血沸腾，周遭的空气似乎快达到了燃点一样炽热，这源自他体内放射出的熊熊烈火。人把空气烤得火热，邓稼先体验到了**满怀的壮美滋味。他大步向前走，时而头也不回的向后面招招手：“跟上跟上，一秒钟的时间，可以摧毁一个旧世界！”
当老虎被逼到绝境时，它会突发急智，尽显绝学，撼山动地；当一个国家被逼到绝境时，举国之力的巨大能动性将使整个疆域，不，整个地球，都随着它的怒吼而震颤。
1958年，国内三大窘境的集体光临，使立足未稳的新中国，遭遇到前所未有的低谷！
强敌虎伺。海峡那一边，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声音喊到史上峰值。8月23日，人民解放军不得不以猛烈的炮火对大小金门等岛屿进行轰击，打击蒋介石政权的嚣张气焰。9月2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特文宁，正式提出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策略：向大陆沿岸地区的5个机场先各投一枚当量为七千至一万吨的小型原子弹。
政治孤立。尽管美国一直没有下定决心对中国实施武装侵略，但对华歧视日益加剧，包括对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的通商口岸全面禁运，为中国内部与外部的反共力量提供直接援助。这时中国已发现，自己在国际上几乎处于极端孤立的境地，不得不被迫寻找出路。在当时环境下，唯一的出路，就是寻求与共产主义国家意识形态上的结盟，并获取他们的帮助。
经济困顿。大跃进带来的严重副作用已开始爆发。基于私有土地的生产被禁止，人民公社严重打击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田地荒芜，收成锐减，公粮认购任务无法完成。在“以钢为纲”的号召和命令下，百万计的农民脱离农业加入到大炼钢铁当中。三年困难的风暴，已经露出了浓密的阴云。
9月的北京，秋老虎啃噬着干旱的大地，极远的高空中，漂浮着几点若有若无的白云。浑身是汗的邓稼先领着28名刚毕业的大学生，从公交车上下来，一直走，走过西直门火车站，再一直往西，一直走到西郊一块茂密的高粱地旁。一株株高粱的穗饱满得就要喷出火来！
他兴致勃勃地告诉大家，这里就是中国的核物理研究院。
但是，这里看不到一丝一毫高科技的模样。火红的高粱地旁，是郁郁苍苍的松树林，松树林的附近，是星罗棋布的乱坟。除此，你看不到任何建筑。
“这就是我们的办公室？我们要在高粱地里做实验吗？做完实验给鬼看？”
大家笑作一团，年轻人的活力反过来也加剧了邓稼先的**燃烧。他挥挥手：“开工咯！铲平高粱地，建设新家园！”
在开工之前，他不忘跟大家开个玩笑：“我们好歹是在坟地旁建房子，总比在坟地上直接住强多了！我在西南联大上学时，好几节课就是在坟地里听的呢！头顶是轰炸机呼啸而过，教授坐在坟头，好像坐在舒适的太师椅里，那股劲头儿，啧啧！”
多年后，当邓稼先早已仙逝，这些已经在各自领域成为知名学者的大学生们，都记得这句话，以及邓稼先说过的每一句话。这一点不夸张。邓稼先的话很少，但每句话都在点子上。即使是跟业务没关系的话，也是为推动业务开展有用的话。这是他过人之处。
在邓稼先卓有成效的鼓励下，大家甩开膀子大干，人人都像双抢的农民一样，如果此刻有人路过，谁会认为这是一场国家级别大工程的序幕呢？
砍掉高粱，这没什么难的。32把镰刀齐刷刷在午后的阳光中挥舞，要是再来上一段《斗牛士进行曲》，就更来劲儿了！
平田地。偌大的高粱地终于被铲得一干二净，一颗高粱都找不到了，连砟子都看不到。每双手上都磨出了水泡，每双手上的水泡又迅速变成血泡，但没一个人叫苦！未来的宏伟蓝图在年轻人的心中成了触手可及的美景，他们幻想着自己正在高大明亮的实验室里，手里的铁锨下得更深了。
然后是在这些整平了的空地上建房。在一群专业建筑工人之间，邓稼先带领大学生们继续奋战，你分不清哪个是建筑工人，哪个是捏了十多年笔杆子的大学生。在理想的刺激下，大学生们手里的推车走得更快了，挖土运送，和泥砌墙，一周后这些很多年没干过重体力活的年轻人，包括邓稼先，居然作为主力盖起了自己的宿舍！
建筑工人干完活，晚上可以舒舒服服地躺下睡大觉，而这群吃完饭半饥不饱的大学生，要立刻将工具换成书本，继续挑灯夜战，学习原子能理论！
与此同时，一条完全是大家自己开拓出来的小柏油路，正穿过乱坟，迤逦奔向宽阔的、遥远的大马路。
显然，上述的困难，到后来回头一看简直就不算困难。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更难的事情随后就到，快得让人连喘口气的机会都不给！
梦寐以求的原子弹教学模型变成了泡影，大家辛辛苦苦建起来的模型大厅变成了车库；老大哥承诺的一车皮的技术资料变成了泡影。大家面对的只有几本邓稼先从钱三强那讨来的教科书：戴维斯的《中子输运原理》，泽尔多维奇的《爆震原理》，还有库朗特的《超音速流与冲击波》。而这几本最宝贵的入门书籍，还是钱三强从国外带回来的，现在居然就成了中国研制原子弹的研究资料！
从这里，我们应该能看到钱三强当年的远见卓识、细致周到和良苦用心。
邓稼先郑重告诉大家：“现在的任务，就是先把这三本书读懂。”
此时的邓稼先，已在新盖的宿舍里忍饥挨冻地给大家讲了一个冬天的扫盲课。现在看来，面对苏联专家的突然撤走，面对来自各专业的毕业生，这样的扫盲是必须的，不仅必须，而且急迫，时间明显不够用了，邓稼先因此说过一句著名的励志名言：“要是有两个太阳就好了！”
画外音：
坚持，必须坚持，开弓没有回头箭，这不是一项闹着玩的游戏，可以说败了就败了，领导把这么重要的第一步交给了我，我如果半途而废，不不，现在还称不上“半途而废”，现在放弃叫“知难而退”，那我邓稼先可真成了民族的罪人了。我这么多年学来的东西，那可就真的成了聋子耳朵了！
再说，你很难再见到求知欲这么强的学生！这是一群多么难以遇到的人，这是一代可遇而不可求的人，这么说一点儿都算不上夸张。他们比我在美国时还要用功得多！
本来，他们都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在当时人才极为短缺的中国，都能轻轻松松地、毫无例外地找到一个好工作，读了15年的书，很多人都读累了读厌倦了，可是你看他们还把眼睛瞪得这么大地听我讲下去！
面对这样的学生，西南联大的教授们会欣喜若狂，这是任何一个老师的荣幸，我想任何一个老师都恨不得把会的东西都一股脑儿地倒出来，毫无保留。
请原谅，我暂时还不能叫出他们的真名，我把他们称作青椒、红椒、朝天椒、尖椒，这几位是贵州、四川和湖南几大辣椒王国来的，这么叫他们都喜欢听，仿佛随意一呼喊已飘出了辣椒的芳香。
其余人，我基本上都是叫他们白虎、白兔、白羊、白鼠……这不全是为了好玩，就像他们叫我大白熊一样。用代号，是我们保密规定中的一项。直到今天，很多人的履历档案还被锁在保险柜里。这是一群伟大的青年，毫无疑问！
连李觉少将——刚从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岗位转过来的首任九院院长，都积极主动地成了扫盲班学员，他听得津津有味，严肃认真，还曾被评为优秀学员。但他的事情太多，有的时候甚至还需要去西藏处理一些军区的事，不得已，他不得不经常地偷着找邓稼先“开小灶”。
在这种火热的学习气氛感染下，只需负责管理和调配的大领导们也都自觉开始了学习，比如刘杰、刘西尧，甚至张爱萍。
原子弹的研制是系统工程，是多声部大合唱，包含的学科种类繁多，技术又必须极端精细。一个问题是用这个办法好，还是那个办法好，比如爆轰试验到底用谁的方法，这都是决策问题。为让原子弹整体设计理论和实验理论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定型，这些日理万机的领导几乎统统在实践当中一边摸索一边学习，向老师学，请专家讲课，这还不够，自己还要拼命多读书，多补充一点基本的东西。
正是在这种上下集体“比、学、赶、帮、超”的大氛围中，科学家们才总能提出并确定正确的思路，而领导们才能在分歧中发现争端的分野，并快速做出正确的判断和拍板。在这个大氛围中，邓稼先无疑起到了引领、启迪、带动和具体培训的多功能作用。他干得如火如荼。
画外音：
但天是那么的冷，好像从来没那么冷过，那一定是北京最冷的冬天啊，最冷的，最漫长的，我的手指好像总是不知不觉就冻在了一起。我和大学生们跑出又湿又冷的宿舍，对面的东风副食店此刻是我们梦想中的天堂。
天堂，我们又来了！我们总是像一股寒风一样毫不留情地吹开副食店的门，铁炉子里的火苗忽然就长高了好几寸。营业员趴在柜台上，笑眯眯地看着我们。
那是一个多么和蔼可亲的大嫂啊，我们都说她是全北京最温暖的一个大嫂！她被我们这群人捧得脸通红，笑得合不拢嘴！
这简直是历史老人开的一个幽默，今天的人们读到此处，应该忍俊不禁：憨厚朴实的营业员大嫂大概只知道他们是一群来取暖的小伙子，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日后这些人却都成了中国的“火神爷”，真正的火神爷！
甩开膀子大干12天的意外收获，是赢得“大白熊”的“赫赫威名”。太阳火辣辣地挂在天上，汗水几分钟就湿透了衣裳，大家压根儿没有“防晒”心眼，邓稼先甩掉衣裳，赤膊上阵，同伴们一看领导要拼了，齐刷刷地都光起了膀子，才思敏捷的大学生们灵光骤闪，在工地的墙上用白灰写了一条极其时髦的口号：晒黑了皮肤，炼红了心！
然而，当别人的皮肤都晒得黑黝黝的时候，大家惊奇地发现，邓稼先就是晒不黑！
又高又胖的邓稼先听到第一声“大白熊”的呼叫时，得意地摇了摇头，意思好像是说“天生丽质，没办法”。大家一哄而笑，“大白熊”的称呼从此叫响。
邓稼先偶尔有时间回忆到这儿，会笑出声来：连绰号这东西，都是老天爷事先给你准备好了，你逃都逃不掉——在家里领孩子玩儿的时候，孩子们就喊出了跟这个一模一样的绰号！当然，他也同样欣然接受。
有时，他发觉又有人拿他开玩笑，就假装生气的样子，黑着脸，不言不语，低头拼命干活。大家一开始以为他真的生气了，只好跟着他的节奏拼命赶进度。这恰恰中了他的圈套，他就是想让活快点干完——真正的任务还没开始做呀！
画外音：
大概我比他们没大多少吧，叫“大白熊”的，叫“老邓”的，都有，就是没有叫邓主任的！不过，这不是他们的问题，是我一开始就告诉他们不许叫邓主任。官衔总挂在嘴上，上下级之间慢慢就会长出一条鸿沟，是很影响工作进度的。
“大白熊，今天的测验我们都合格了，我们厉害吧？你是不是得表示表示啊？”年轻的竺家亨笑嘻嘻地盯着他。一个最调皮的家伙。
邓稼先“吃惊”地看着所有人都集中在竺家亨身后，充满期待地盯着他！很显然，竺家亨又“初生牛犊不怕虎”地被大家推选出来当了发言人。
邓稼先瞪大眼睛道：“那咋表示？我们再来抽签吃饼干吧？”
“哈哈，今天我们大家伙决定换个思路，吃点精神细粮去，好不好啊？吉祥大戏院今晚上演马连良的《四进士》！”
两个月的时间不算很长，但他们几乎日日夜夜都和邓稼先摸爬滚打在一起的，邓稼先和所有的人都熟得不能再熟了，所有的人都知道了，邓稼先是一个标准的戏迷！
几十年后，思维依然敏捷如初的著名氢弹专家于敏，喜欢跟别人谈起这样一桩往事：
那一年，我从外地回到绵阳九院，参加一个学术讨论会，安顿下来后，我步行去会场，忽然下起大雨，我打着伞急匆匆走着，快到地方时，听见前面似乎传来哼哼呀呀的声音，仔细一听，果然是，哼的还是《女起解》！雨太大，我看不清那人，越走越近，我听见他还在用嘴发音奏出铿锵有力的鼓点，把我的瘾头子也勾出来了，我大声地来了个拖腔，前面的大个子猛地一回头。哈哈，原来是老邓！
邓稼先很自然地摸摸兜，那一沓子钱应该还够这帮家伙的戏票。
“你们真幸运，上次没把我的钱都吃光！”
1955年8月，国务院一纸文件，取消了实施了6年的供给制，干部队伍全部实行按照24个级别而定的工资制。当时，邓稼先的岳父许德珩是人大副委员长，工资级别是2级，月薪330元，而邓稼先是12级，204元，这帮小年轻的都是19级，月薪才50元，这种大家一起嚷嚷请客的情况时有发生，而请客的都是邓稼先。
挣得多的付出也多，但邓稼先显然从没计较过这些，这几乎成了那个年代九院的“潜规则”。连后来有一次去上海，即使是“客人”，邓稼先也毫无意外地请以于敏为核心的研究小组大吃了一顿。当时，于敏是副研究员，工资180元，其他人60元左右，而邓稼先是3级教授，工资涨到230元！
其实，邓稼先的“出血”，何止是这一次次的掏钱请客，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那种看似不起眼但屡屡发生的援助数不胜数，其总量加在一起，非常惊人，而即使不累加，每一次的援助也并非“轻如鸿毛”。三年困难时期当时被称作“三年自然灾害”，很多人饿毙街头，更多的人浮肿起来，样子非常吓人。1960年左右的理论部也好不到哪儿去，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都非常年轻，胃口都很大，而工作量往往都在十几个小时以上！
1960年的春节，大家在一起包饺子，无疑，这是个让人欢乐的场面，但其中的心酸只有当事人才能体会：理论组几十个人，肉只有一斤！白菜只有一斤！白面只有一斤！
增量是不可能的了，邓稼先式思维再次闪亮登场：坚决不能再“人为”减量了！他们不让南方来的同事们包。一开始，“南方佬”们还以为是客气，都纷纷道：怎么，我们就没吃过饺子吗？这个说我们福建也吃饺子嘛！那个说我们广东也吃饺子嘛！这个说我们上海的水晶饺子很有名嘛！邓稼先立刻装出一副严肃的模样来，道：
“不，全国人民都吃过饺子，也许都包过饺子，但我们现在是特殊情况，必须按普遍规律来办事——包饺子，还是北方人更熟练！为了防止肉和菜有一丁点儿流到汤里去，我决定，南方人只负责剁馅，连擀皮都不行！”
1960年春节的那顿年夜饭，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部的年轻人把饺子汤都喝个精光，带着半饱不饱的肚子，一齐约好，来年一定要吃个痛快，撑破肚皮才过瘾！
正是因为极端艰苦，邓稼先的举动在今天看来“小题大做”，但在当时的普遍困境中，却似黄金美玉般的宝贵，不，对当事人来说，简直比黄金还宝贵得多！四十年后，已经身为高级军官的孙清河动情地说道：
“那一天我们整个白天都在进行模型计算，算到非常晚。半夜老邓睡不着觉，三点多钟的时候，爬起来到机房去检查结果，发现数据有些可疑，老邓的性格嘛，不马上弄出来是再也睡不着了。他把正呼呼大睡的我喊起来，等问题搞清楚了，天已经大亮。我记得，那天的太阳格外刺眼，因为我没睡足，眼睛就很怕日头晒嘛！老邓就问我们大伙，你们昨晚吃没吃夜宵啊，是不是饿呀？他们打着呵欠，可我一直没睡，算是有点精神，就马上说，饿呀！可饭都吃不饱，哪有粮票买夜宵吃啊？老邓二话没说，就从兜里翻出几斤粮票来，给我们昨夜加班加点的每人四两！”
每次跟别人说到这儿，孙清河的眼圈都会红起来。他顿了一下，接着说道：
“那时候，我们每个人每月都只有那28斤粮票！还不像今天，有这么多的副食可以吃，那时几乎就是吃那点儿粮票，谁都知道粮票有多金贵！你给了我们，你的肚子肯定就得挨饿，就这么简单！说句心里话，当时接过老邓的四两粮票，比你今天给我四两黄金还要贵重！现在我很后悔，真不应该收老邓的粮票，他也只有28斤，也不比我们多！”
当然，凡事无绝对。邓稼先也有蹭饭的时候，九院司机任常益曾经问过邓稼先：“咋回事咧？怎么一出去吃饭就是你花钱咧？”
邓稼先说：“也不一定啊！跟三个人出去吃饭的时候不用我花钱：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他们都是我的老师，地位都比我高，开的工资也比我多！”
知道钱还够，邓稼先比他们更兴奋，连忙说道：“好啊好啊，晚上大家一起放个假，看戏去咯，我全请！”
这么多人，虽然戏票每张只售7角钱，最贵的也没超过一元钱，但加在一起，在当时绝对不是小数字，有人开玩笑道：“老邓，是不是你知道晚上的戏票早卖光了，才敢在这儿说大话？”
邓稼先急忙道：“什么话！你们也太不了解我邓某人了，没有票我都能搞到票！都骑车子走人了！”
这是多么欢乐的场景啊，想一想都能浸染到那青春的快乐和集体行动的美好。自行车队在暮色来临之前出发了，浩浩****，队形混乱。这些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们此时还不知道，“搞退票”是邓稼先最拿手的本事之一，深爱京剧的邓稼先因为工作繁忙，经常买不到售票处的票，于是练就了在售票口察言观色的本领，练到后期，一眼就能发现谁是来退票的，总能第一个抢到这张票。
当然，乐于付出的邓稼先，是绝对不肯“窝藏”这份心得的，他极其认真地向同志们进行了传授：
“等退票，最重要的是察颜观色。来退票的和来看戏的，神色可不一样，搞错了要碰钉子的。还有一点，如果你绷不住气，让退票的人一眼看穿了，那你就等着花高价吧。所以，还需要稳住神儿，心里再慌，也要装作可买、可不买的模样！”
大家立刻对“狡诈之极”的领导竖起了大拇指。
每天如此绞尽脑汁地沉重思考的生活，结果是跟别人一样吃不饱，他们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待遇。而这样的扫盲培训，在寒冷和饥饿的煎熬中，足足进行了一年。邓稼先白天黑夜地讲课，在别人睡觉时，他不得不抽空去编讲义，必须要让他们快速弄懂核物理的基本知识，每一步都必须扎扎实实，不能有任何遗漏。
这段时间里，每个人都开足了马力，每个人都泡在了岗位上，一年365天，他们回家的次数少得可怜。邓稼先离家那么近，但一年只回去了3天！
画外音：
我们不算最苦的，我们毕竟还在北京，新毕业的大学生不少被分配到了遥远的青海，我当然不清楚他们具体是去做什么了，但几千人、几万人那么地全国抽调，我已经猜到是和原子弹有关，至少，是和原子弹辅助工业有关。他们在那里，日子肯定比我们要苦得多。
所以，不拼命不行啊，很多人在受罪，全国人民都在受罪，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压力已经让中国人快抬不起头来了。总之，老百姓的心中有两个最急切的念想：让我们吃饱饭，让我们别受欺负！得为中国人争气。我是荣幸的，我已经开始了！一想到是在为受苦受难的同胞制造“争气弹”，我就非常激动，我就忘掉了疲惫。没什么好说的了，现在面对如此复杂系统的工程，我们这点知识肯定是不够用，这点基础若不打好，做做皮蛋还差不多吧！
邓稼先不由得想起，张爱萍上将受陈毅元帅的重托，来做研制原子弹总指挥时说的一句话：“我只懂皮蛋、鸡蛋、山药蛋，我不懂原子弹。”
真正的从零开始。昨日还是苏式核弹仿制者的邓稼先，“摇身一变”成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从零开始建设场地，从零开始学习基础，从零开始进行计算。最让邓稼先急火攻心的是，此时原子弹理论应该从哪些方向突破还没找到。没有方向，又何谈路径？
邓稼先深知，在这几十个人的身后，有多少双充满了殷切关注的眼睛啊！国家领导人绝不每天都来过问他们的进程，但邓稼先知道，他们一定比谁都更渴望能早点找到一条清晰的路！6亿国人绝对不知道现在北京已聚集起这样一群人，但邓稼先知道，他们一定比任何一个国家的老百姓都更渴望早点看到东方巨龙的真正崛起！邓稼先更知道，亲属们的眼睛里充满了鼓励，充满了期待，尽管他们，个个儿都不知道自己的娃儿、自己的爱人现在究竟在干什么！
一年的扫盲结束了，每个人的心中都写满了“原子弹”三个字，一年的运算结束了，装满了9个麻袋的运算纸，写出了一个无比精确的数字，这个结果直接推翻了苏联专家留下的神秘参数。
画外音：
果然是错的！
邓稼先热泪在眼圈里直打转，这群年轻人都是好样的！两年前，很多人根本不明白核物理，现在，他们已登堂入室。
最让人激动的是，突破原子弹研制理论的三个方向终于被邓稼先艰难地摸索出来了：中子物理；流体力学；高温高压下的物质性质。
外行看到这儿，是没有感觉的，只有学过高等物理的人才能朦朦胧胧地感到，这是很高级的学问吧？
没错，何止是高级，选对主攻方向，是邓稼先为我国原子弹理论设计所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面对原子弹研制这个前所未见的巨大迷宫，如果找不到进攻方向，盲目地穿梭毫无意义。邓稼先所最终选定的三个主攻方向，正是此刻世界物理学家最前沿的领域，也是日后被证明是原子弹研制最核心的三个领域。
对此，美苏也是刚刚有所建树，但一切核心资料都是封锁的，中国必须自己动手，想偷都没地方去偷这技术！插一句话，当初苏联能够快速研制出氢弹，美国后来查到其中有间谍所为，之后便全面加强了核封锁，而苏联自然更是深知个中三昧，不可能轻易教给中国人。那些表面的、肤浅的东西，却大张旗鼓地反复给予指导，即使我们所有人都弄懂了还要再来一遍！
邓稼先带领他的团队要挑战的，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级的科技领域，但他最初拥有的设备，只有几把计算尺，和几台手摇计算机！
这些家当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今天我们随便见到的任意一个计算器，甚至我们手机里的计算器。
如果这还没有让你感到足够的惊讶，我告诉你，邓稼先所依赖的，还有算盘。
你没有看错，就是算盘。
就在手摇计算机的摇柄快速旋转中，就在计算尺的一推一拉中，就在算盘珠子的来回往复拨动中，邓稼先和他的科学家团队，算出了原子弹的模拟爆炸全部参数！就是在这种典型的“中国式计算机”上，邓稼先率领他的团队，完成了中国原子弹爆炸的全过程模拟！
这是一段无法想象、更无法复制的历史，已成为新中国最艰难也因此最辉煌的“神计算”时代！算盘自从被我们的老祖宗发明之后，在邓稼先团队手中发挥出巅峰作用，三班倒的计算，人困急了可以去眯一会儿，算盘从来没停止过拨动，表面上是手指接力，实则是脑力接龙，我们无法统计这些人的手指磨出了多厚的老茧，我们只知道在一年的时间里，算盘换了76个！105个晶莹圆润的珠子越磨越小，15条粗壮整齐的算杆越打越细!与此同时，计算用的纸张装了一个麻袋又一个麻袋，最后塞满了六个巨大的仓库！
邓稼先的头发长得像野人，他毫不理会，别人也毫不理会，因为都差不多。直到有一天，邓稼先忽然发现前面站着个人，他猛醒般抬头。是王淦昌。
“你怎么是这么个样子！”
王淦昌狠狠地瞪着他。作为邓稼先的老师级人物，他有资格随时呵斥理论部主任。
邓稼先顺着王淦昌的目光，发现自己的上衣纽扣全部系串了！
这哪里还有个领导的模样！此时的邓稼先，已经不仅仅是一名高级科学家，更是国家最核心实验室的超级领导人！
今天，用手指轻划智能触摸屏的年轻人，见到手摇计算机一定大吃一惊：这也能算数？
但它真实存在过。它是最原始的计算机，二进制，只能进行四则运算、平方数和立方数计算及开平方、开立方，要进行三角函数和对数计算就需要查表，很不方便，如果计算中有括号，就更加麻烦，一会儿顺时针摇几圈，一会儿又要逆时针摇几圈，结果因为不能直接计算出来，很多时候需要在中途用纸笔进行记录。
最要命的是，它的运算速度很慢，每秒钟只能计算几十次。这也正是在理论模型建成之前，它被摇了亿万次之多的缘故。但它的到来还是令所有人欢呼了足足5分钟：这是国家从刚刚进口的极少量配置中，特批给他们的！
但谁都没有因此长舒一口气。即使这样粗笨的计算机，也为数不多，更多的计算量还是靠计算尺和算盘。在最初始的研究阶段，所有人都深深依赖并感谢这些手摇计算机、国产计算尺和祖先的伟大发明——算盘。越用越熟，越熟越快，当电动计算机进入九所后，很多人居然用手摇比电动还快，“按键”完败于这些由摇柄和转换柄组成的粗笨家伙！可见众人浸**之深。
直到后来，所里终于配备了一台比较“高大上”的设备：电子计算机。这是运算速度每秒只有一万次的苏制乌拉尔计算机，比计算尺和手摇机当然快得多。
而在那个年代，美国科学家用的计算机，速度也已相当快了！
连手摇机都没有听过的我们，对计算尺更加陌生：这东西有什么用处？
但对邓稼先他们来说，计算尺是一件非常实用的利器，算盘虽熟练，但是连最基本的对数和开平方都算不出来，不可能应对更复杂的计算比如线性方程。而很多物理学公式都可以用计算尺算出来，乘方、开方、三角函数、对数、自然对数等运算自然不在话下，当时很多看起来比较复杂的运算能够一次拉完！
计算尺都是木质的，冬天冷、夏天热，推拉板热胀冷缩，一推一拉之间，就会发出吱吱呀呀的难听声音，但到后来，所有人都对这种声音麻木了，甚至没有了这种声音，感觉耳朵里空空****。事实上，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中国的理工科大学生几乎人手一把计算尺，好的计算尺的价钱差不多等于一个普通老百姓半个月的工资。
由于在设计中经常要用到双曲函数和多次幂运算，哪一步要做到什么程度，邓稼先首先要有个大致的粗估，在湿冷的平房里，在四处漏风的帐篷中，计算尺是邓稼先走到哪儿带到哪儿的贴心宝贝，他用一把计算尺完成了无数次原子弹理论数据的粗估。
用算盘搞最基本的四则计算，用计算尺搞对数与开平方计算，用手摇和电动计算机搞更复杂的函数计算，用电子计算机搞大型混合方程计算，甚至有时候，直接抄起纸笔就算！在这个兵器杂陈令人叹为观止的创业大军日复一日不辞繁冗的运算下，所有需要的数据最终被全部开发到了台面上。
那浩如烟海、密如繁星的数据！
让邓稼先最伤透脑筋、耗尽精力的，是原子弹爆炸时内部所要达到的大气压数值，它的正确获取对探索原子弹原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称得上是理论突破中最关键的技术参数。苏联专家在华时，确实留下了这个参数，但只是一份口授的、极其简要的记录。一部分人坚信苏联专家的正确性，但邓稼先一开始就凭直觉认定它是错误的，只不过需要找出方法，来证明它的错误所在。
争议开始了，本着高度为国家负责的精神，邓稼先不想进行无谓的口水仗，他迅速带领同事开始了漫长的计算，并对所有存疑的参数进行了验证。
从这个角度看，整个原子弹理论的突破，与其说苏联专家给予了我们帮助，不如说是培养了我们的自信心，更锻炼了我们自身的能力！
邓稼先明明白白地对大家说：“我们姑且把这个参数当做是错的，把它抛到脑后，我们按我们的思路重新计算！”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题，它涉及太多的领域，三十多人的队伍每个人都在计算，所有的“家伙式儿”都在不停歇地运转，不停歇地拨动，黑板上，一条条公式、一步步演绎像山洪暴发一样涌出来，错了从头再来，几十人的手指同时开动，几十人的大脑同时开动，马不停蹄地如此运转，就这样运转了一年！
这不是挖一年的煤，不是挑一年的担子。繁重而精微，这样的任务也非常人所能胜任，所能忍受。整个团队夜以继日地轮班计算，邓稼先带领大家最后用“特性线法”，得出与苏联专家完全不同的突破性结论，上万次的方程式推算的结果，与苏联专家的爆炸参数相差一倍！
该结论，最终被周光召从“最大功”的物理学角度科学地加以证实，关系到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终于被解决了。
这是中国原子弹研制史上最辉煌的战果之一，甚至连著名数学家华罗庚都抑制不住地称赞道：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经过长达一年的单调而紧张的运算，邓稼先带领大家创造了中国原子弹研制史上最不可思议的北京“神计算”时代！
那正是“饿鬼”天天来敲门的年代。邓稼先没日没夜地带着年轻人拼，九院院长李觉少将心中感到不安——再这样下去，会把这帮娃娃们累垮的！
一直非常和蔼的李觉少将开始板起面孔来，几次“发狠”地下命令，限邓稼先在晚上10点以前，必须带领大家停止运算。
这个“娃娃头”在执行上级指示方面，原本是极其严格的，但在这件事上却打了折扣，多数情况下不能做到。当李觉用一句学来的四川俗语“砂锅炖豆腐，不烂也得烂”，劝慰大家不要过于拼命时，邓稼先的回答却相当硬梆梆：“没有一股子火气，水都烧不开！”
这是对身上曾经被子弹打出了22个弹眼的上将的“严重挑战”！
李觉没办法，终于摆出了军人的态度，板着黑面孔，迅速下达死命令，命令研究室的党支部书记必须在夜间10点准时关灯，赶人，锁门！
这三大措施应该可以奏效了吧？可是，这死命令对这帮早已**燃烧的年轻人来说，只能说是近身即挥发的毛毛雨。在支部书记锁门时他们做了手脚，当书记以为“太平无事”安然入睡后，研究室的门又开了，灯又亮了……
这就是“28星宿”后来引以为豪的“灯火辉煌的年代”！
画外音：
不拼不行，我们心里清楚得很。没有任何的参考资料，真的，苏联专家留下见首不见尾的半拉子东西让我们猜，想让我们在迷宫里越陷越深，最后还得求助于他们。说实话，如果没有这些误导，我们的理论思路也并不是不能清晰得更快一些。
幸亏，我们及时注意到了这一点，用最早的觉醒走出了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