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有经济一穷二白，外有列强环伺骚扰，举步维艰的新中国该如何从史无前例的困境中突围而出？打破列强的核封锁，拥有自己的核武器，成为虚弱不堪的新中国面临的头等大事。没有人会坐视自己的母亲被侮辱和欺凌而漠然不顾，祖国的声声呼唤，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响起了最深沉的回音。

1985年9月10日，距离第一次手术刚好一个月，邓稼先“貌似”出院了。

说“出院”，是因为这是医生的建议，暂时中断治疗，回家休养；说“貌似”，则因为这根本不是病愈，而是他的白血球数目太低，血象太差，化疗不能继续进行下去了。

许鹿希搀扶着邓稼先走出301医院的时候，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住院，无非是两种结局，一种是安然过世，再也走不出这医院；另一种则是欢天喜地凯旋。邓稼先两种都不是。

许鹿希其实明白，现在做不了化疗，将来也一样做不了，靠自身的恢复而将“癌魔+放射性损伤”压制下去，简直就是白日做梦。手术后的病理诊断像梦魇一样压住了她，她无法轻松起来：肿瘤的病理性质是恶性程度较大的低分化、浸润性腺癌，直肠旁淋巴结7个，全部有癌转移……病症属中期偏晚，已有淋巴结及周围组织转移。

许鹿希作为一名医学教授，诊断书上的哪个字，她会不懂呢？这一长串诊断，其实完全可以替换成一个极其简单明了的词：死刑！

1789年，德国化学家克拉普罗特发现了铀元素；足足150年后，1941年，美国的西博格化学小组在用氘核轰击铀的过程中，意外地发现了钚元素。

当时，谁知道它们具有如此大的威力？谁又能想到，它们最终能够进入邓稼先的体内，成为一个定时炸弹，成为“一对一”的杀手？

日本广岛和长崎的老百姓，在美国原子弹的轰击下一瞬间就死去了，没瞬间死去的人，也都在一周左右时间死去，但邓稼先为了研制原子弹已经被癌魔和放射性损伤折磨了6个月，其实更准确地说，已经被折磨了整整7年！

1983年张爱萍上将到绵阳九院视察工作时，下了一道铁律：所有的工作人员每年必须进行一次查体！可以说，等邓稼先1984年做完中子弹试验回到绵阳时，九院已经有了正规的、严肃的体检传统。作为院长，邓稼先每次都用张爱萍上将那样严肃的语气命令大家去体检，他用军人的气势去督办这件事，甚至会亲自安排一些烦琐的事宜，但他自己却从没去查过！每一次体检的时候，他不是在制造车间忙，就是在罗布泊试验基地忙，有时从北京到新疆再到上海，偌大的国土上，画满了他直不起腰、喘不过气的身影。

但他从未在意过这些，就好像他就应该时刻忙碌着，一旦歇下来就是极大的“犯罪”！别人一提这事，他就一推再推，在邓稼先的身上，任务总是一个接一个，让他没时间去检查身体。

换做别人，也许抽个空也就去查了，谁还差这点儿时间呢？但对邓稼先来说，如果有个空可“抽”的话，那必须要研究他认为更重要的问题，而这样的问题从来就没有结束的时候！

甚至，尽管他对自己的身体也有过担心，也有过不良的预测，但一工作起来，他总是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身体尚可，自欺欺人地认为用不着去检查身体。

“再等等……”他的回答总是这么简单，一点儿都不复杂。

如果邓稼先做完中子弹试验回北京时，能够听从许鹿希的劝告，好好住院治疗一下，后果也许不会这么严重。然而，去医院倒是在许鹿希的强制下去了，可他对检查结果却漫不经心。

他是被他自己给耽误了。但也许，并非是一次两次的耽误，是被几十年来的“漠视”给耽误了。邓稼先最终是因直肠癌而死去的，但当时这种病已经不算是绝症，很多患有同种病的病友，后来都成功治疗出院了，在许鹿希后来的采访中，他们又继续活了二三十年之久。而这个著名医学专家的丈夫却没有这般幸运了，在邓稼先漫不经心地做了检查并离开之后，其骨髓里的放射线越来越强，这分明是邓稼先在研制基地和试验基地和死神进行殊死搏斗，但最终是他输了：他的病已经无法用原本可以见效的化疗诊治了——不做化疗就是死，而一做化疗，白血球和血小板马上跌到零，全身立刻随之开始大出血，嘴里是满满的血，耳朵里是满满的血，背后的出血瘢像一个面盆那么大。死神已胜券在握。

多年之后，北京医科大学(许鹿希所在单位，后与北京大学合并，更名为北京大学医学部)的老校长对许鹿希说：“我们刚一听说邓稼先同志患了癌症，就知道不好了。核辐射和癌细胞两面夹攻，不好治疗呀！”

但我们能说恶疾缘起邓稼先的主观漠视吗？当一个人将全部身心都扑到事业上时，这种心境如何可以为外人理解？许鹿希挽留不住邓稼先，她知道中子弹试验后还需要继续进行一系列重要的总结工作，这些都是大部头的工作，而邓稼先是必须作为核心研究员而介入，主导这些工作。而假设没有这次从绵阳到北京来汇报工作，假设张爱萍上将有一点点的疏忽，邓稼先是不肯、也不可能来医院检查乃至住院疗病的。

他对张爱萍的询问是这么回答的：

“其他倒没有什么，只是患痔疮，总流血，怪讨厌的。”

天哪，放射线已从蝌蚪变成了癞蛤蟆，魔鬼已经从瓶子中冒出烟来了，你老邓还轻描淡写地将自己的重症当做痔疮？你是没有常识，还是过于乐观？

然而即使在邓稼先已住进301医院，即使他已知道嘴里、耳朵里、甚至肛门里(他所谓的痔疮)都大排量地出着血，没有任何一个人，看到他曾眉头紧皱。

画外音：

如果没有这些进入体内的钚元素，我可不是你们现在眼中的衰老头，现在，放射物在半衰，而我在全衰。放射物用1/20000的速度在衰减，我比它快得多，我衰减的速度是1/62！

但你们可曾知道，我曾经是一个多么健壮多么灵活的人！我有一个响彻九所的著名绰号——大白熊。是，我现在是睡不着觉，即使不那么疼的时候，也睡不着觉，但年轻的时候，我可是躺下就睡着了！这不是吹牛啊，你们问问“28星宿”里的任意一人，他们都知道，那时的邓稼先才是真正活力四射的我。35岁那年，还是在北京搞理论计算的“初级阶段”的时候，记得有那么一天，我趴桌子上就呼呼睡着了。后来他们说，我“重心一偏，摔到地上，居然没有醒来，反而在地上舒展开四肢，越睡越香。”

如果说这也算不得什么，那我告诉你，我还在黑板前讲着讲着就睡着过！你们信吗？

你们大概只听说过站着睡觉的马吧？

你们有这本事吗，哈哈。说实话，那次我实在是太困了——我四天四夜才断断续续地睡了6个小时。

不努力不行啊，我找不出继续悠哉游哉过日子的借口。国内国外的反差就是在这时候变得越来越明显。与人的强大相比，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中国，一切都是零啊：工业，农业，科研，商贸……甚至，我们自己造不出一颗精密螺丝来！

“二战”期间，美国能够第一个做出原子弹来，是由于美国的工业技术设施与建设并没有受到战争的直接威胁，在较快时间内他们就掌握了所必需的核武器资源铀235和钚239，同时，又几乎集结了当时全球最优秀的科学技术人员，包括大量从欧洲逃亡或支援来的一流科学家！而建国初的中国在这三个方面，正好是跟美国处于两个极端：没有基础设施，没有铀钚矿，没有原子弹专门人才！

而用毛主席的话来说就更惨，当时偌大的中国居然“造不出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车，一辆拖拉机”！

如此一个泱泱人口大国，拥有如此辽阔的疆土，工业产值在世界的排名让人汗颜——第26位！

而在当时最为紧要的军工生产方面，国内几大兵工厂如沈阳兵工厂、太原兵工厂、重庆兵工厂等，只能生产少量的步枪、机枪等轻武器，连一门迫击炮都造不好，更无法制造机械化装备，弹药的年生产能力只有区区的一万吨。而当时，美国、前苏联、德国等国家，年弹药生产能力都在200万吨以上，相差足足200倍。

在机械化装备上的差距，更是无法相提并论。美国人均三个士兵一辆机动车，苏军人均十个士兵一辆，中国军队则是500名士兵一辆机动车！

而有很多还都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战场上的战利品！

为此，中国人民一度被称为“泥足巨人”！

但是，任何困难在中国人民面前，都能被赋予一种乐观的色彩，甚至很幽默，当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一张白纸，才好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

除了史无前例的内忧，更有如临深渊的外患。在中国积贫积弱几乎到了极点、偌大的国土上处处需要白手起家的时候，全球，正笼罩着一层新的阴霾：冷战。

携“二战”胜利之威，集合了全世界几乎最优秀的科学家的美国，面对日益咄咄逼人的前苏联红色政权，面对差点儿灭亡的雄狮中国的不屈英姿，不禁动了邪念：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此时的美国，不可能独霸全球了，它来不及也没能力将前苏联踩在脚下，尤其是当前苏联紧随美国之后相继完成一系列核爆炸后，两强统治世界的大格局已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如何孤立前苏联，不让红色政权的集团越来越大最后反超美国，是最令美国高层关注和困扰的难题。而不让中国恢复大汉的雄姿、大唐的神采哪怕是大清中期的富庶，则成为美国当下“重建世界新秩序”的最重要切入点。前苏联则既要拉拢中国同美国抗衡，更要当社会主义集团的老大，意欲摆布中国的年轻政府。

那正是“二战”后冷战新格局开始形成的时代，世界风云正在酝酿着新一轮的成王败寇。自古弱国无外交，刚刚经历了惨痛教训的新中国，难道还要再次被摁住头颅任人欺凌？

何况，此时的台湾，反攻大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夜以继日地体现在国民党政权的实际行动中！从1955年1月到1958年7月，国民党空军飞机进入大陆达15546架次，投弹339枚，扫射110次，大陆沿海军民伤亡704人，被毁各型船只63艘。1955年春节前夕的轰炸，更是将福州变成一座鬼城，好端端的一个年，全福州没有听见一声爆竹响起！而那时，从杜鲁门到艾森豪威尔，从肯尼迪到约翰逊，历届美国政府都是奉行支持国民党政权的政策的。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那个时刻所有的中国人都在心里呐喊着一句崔健在1993年怒吼出来的著名歌词：“我们不再是棋子啊，走着别人划的印儿！”

当然，这只是一个憧憬，或者用稍有些气魄的话来说，这只是一个信念，一切都还停留在愿望层面。关键要看新中国的政府如何应对。而打破大国的核封锁，拥有自己的核武器，是新中国面临的头等大事，此事的重要性从极端角度来说，甚至还要超过“让人民吃饱肚子”。事实上，后来的国情深重地验证了这一点。

1947年留学法国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并师承著名化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约里奥·居里夫人的杨承宗，是邓稼先一直非常佩服的一个人。杨承宗于1951年10月历经曲折艰难回国后，一直扎根于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来担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晚年创办了新中国第一所自费走读大学合肥联合大学。作为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主席，约里奥·居里在杨承宗回国时，托其转告毛泽东说，“要保卫世界和平，要反对原子弹，必须自己拥有原子弹”。

约里奥·居里虽然“贵为”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主席，但在当年，也就能为和平做这些了，当然，这是极有价值的建议，对中国高层最终下定决心开始原子弹研制起了重要的作用，后来的历史毫无偏差地证明了这一点。

即使没有居里夫人的这句话，邓稼先知道，以毛泽东的睿智不会想不到全中国人民又一次重新站在险境的边缘！

首先，1950年10月19日，中国刚刚踏过鸭绿江进入朝鲜战场，美国总统杜鲁门就对中国进行了核武器威吓。毛主席的反应是：你吓你的，我打我的。

毛泽东的气势最终战胜了杜鲁门的毒念。但到了1953年，美军联军在朝鲜战场一败涂地后，恼羞成怒的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正式取得国会授权，准备将他们的第三颗原子弹，投在与日本一水相隔的中国大陆上！

此时前苏联的一句话应该对美国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美国有，别人也拥有原子弹和氢弹，并具有相应的运载工具，如果中国遭到核打击，侵略者将立即受到同样的打击！”而毛泽东临危不惧的大无畏气魄，让美国人觉得这种底气绝对不是虚张声势，更加认定了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之间已达成了某种秘密协议，最终没敢投弹。但经历了这两次恫吓，毛泽东不可能真的如他对女记者所说的“原子弹也是个纸老虎”那样，继续认为这玩意儿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事实上，毛泽东口中所谓的“原子弹是纸老虎”，主要是体现在战略层面，而在战术层面，伟人的心中是绝对把原子弹当做“真老虎”的，真真没有小觑。

其次，蒋介石曾经在1946年开始派人去美国学习和制作原子弹，带队的是三位著名教授：数学家华罗庚、物理学家吴大猷、化学家曾昭抡，三位教授各自推荐了两名青年才俊，这六个人后来都成为科学界赫赫有名的人物：李政道、朱光亚、唐敖庆、王瑞　、孙本旺、徐贤修。虽然，美国并没有、也绝对不可能将费尽千辛万苦弄出来的东西慷慨外传，因此蒋介石派去的专家空手而归，但他因着台湾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在反攻大陆的呼声正积极的非常时刻，毛泽东不可能不开始考虑研制原子弹。

作为敏感的物理学家，邓稼先应该比更多人都知道中国必然要走向研制原子弹之路。这也是他后来留学美国时对一切都留心的主要缘故，在许多稍微看看书考试就能通过的课程上，他尽量节省时间和精力，省出来的时间全部用于钻研物理学发展前沿的新成果。而且，不光是对国际前沿物理进行了深入的学习和思考，他也经常去芝加哥与已在普林斯顿高等物理研究所供职的杨振宁沟通，谈论国际政治，谈论物理学的奥妙，谈论中国将向何处发展，在潜意识里，他正期待着这一刻的早日到来。邓稼先能够将三年的课业用一年零十个月的时间就完成学分，并顺利获得博士学位，应该说正是受报国之心的驱使。事实上，在出国之前，邓稼先就对他所在的共产党外围组织的一名领导袁永厚，同时也是一名跟他关系不错的地下党员诚恳有加地说：

“我学成就回国！”

这一点，他的父亲邓以蛰比谁都看得清楚。因为，正是他对儿子说“不要学文，学理才能拯救我们的国家”。

这不是五十年代初的事，这是邓以蛰在1937年北平沦陷后，面对日本铁蹄的侵略发出的痛苦而决绝的心声。

学理，学理，学理！不仅仅是邓以蛰幡然醒悟，在那个“国破家何在”的非常时期，有多少人从此踏上了科学救国的道路：钱三强、钱学森、彭桓武、郭永怀、王淦昌……鲁迅当年弃医从文，理由是十足的：即使治好了身体，也难以治疗我们这个民族的蒙昧！但这批科学家们做出了与鲁迅当年恰好相反的抉择，他们的动机就在于：我们写出了诗，到时候还能否念给国人听？

只有机枪和大炮才能捍卫我们可爱的家园！只有原子弹才能让我们中国人挺起胸膛！在学业选择上，即已透射出强烈报国心的莘莘学子们，正是中国重新崛起的最根本力量。中华民族之所以历经数千年的战乱、经过无数次外族侵略而从未倒下乃至灭亡，就在于关键时刻总能够站出来，爆发出前所未有的能量，即使他们手中持有的是最平凡的武器，他们的热情也一样能够创造奇迹！

后来的历史确凿证明，1959年前苏联党中央和政府撕毁协议撤走专家，之所以能够逼出一个伟大的中国自力更生，完全是一大批邓稼先式的中国人在关键时刻站了出来，并豁了出去！事实上，在中苏两国关系如胶似漆的蜜月阶段，“苏联专家加中国青年”的合作方式显然是中方为了配合苏联人的“老大哥”情怀：既然是援助，就要全部靠我们，你们不要插话，不要插手，一切听我们指挥就是了。

邓稼先能够在1958年被选中，成为这种合作模式下的中方理论带头人，年轻当然是决定性因素，但前苏联专家们此时并不知道，比年轻更让中国高层领导看重的是才华。

时年34岁的邓稼先，实际上已是中国最具潜质、最有才华的核物理专家，其实，早在1952年仅仅28岁的时候，初出茅庐的邓稼先凭着他的勤奋和用心，已晋升为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在当时，具备副研究员以上高级职称的科技人员，全中国也没几个。

而在中国高层的心目中，比才华更重要的，是他们看到了邓稼先一颗三十多年来愈来愈牢固和强大的报国之心，这比什么都重要，因为它无可替代！

画外音：

实话实说，苏联的确有过帮助我们的心，也的确有过帮助我们的举措。但是，你们一定要弄清一个概念，这一点也不妨碍说我们的原子弹是全部自力更生弄出来的。

任何一项事业，包括原子弹的制作，必然要有一个学习的过程，无论是苏联给予我们的硬件支持还是技术培训，都是任何国家、任何个人学习和提高的一个必然过程，看到苏联专家参与了我们早期的核武器建设，就否定我们的自主产权，这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

如果这样的逻辑成立，那么完全可以说，美国也参与了我们的原子弹制造，因为那么多专家都是留美回来的嘛，钱学森先生曾经还入了美国籍呢！

完全可以说，英国也参与了我们的制造，彭桓武先生就是在英国获得了两个博士学位嘛！

完全可以说，法国也参与了我们的原子弹制造，钱三强先生是约里奥·居里的弟子嘛！

德国也参与了，甚至日本都参与了！而如果按这个逻辑，那美国人在1945年爆炸的那个原子弹，更是八国联军弄出来的：给罗斯福上书建议研制原子弹的爱因斯坦，当时是瑞士国籍；发明了核反应堆的费米，当时是意大利国籍；英国整整一个核物理专家团队则都介入了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建设当中来。

试问，这些人中哪一个是纯正的美国人？

最关键的一点还不是这个，而是苏联专家绝对没给我们提供核心的东西，也就是核武器研制。光有重水反应堆是不够的，你如何让它“浓缩”成一个“球小姐”，然后再引爆它？这里面的距离可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近，从中子到质子之间的距离，虽然是用普朗克长度来表达的，但在引爆计算中，对连葫芦都没有却要画出瓢的我们来说，它们之间的距离是光年级别的。

高科技的东西来不得半点浮夸，高昂的热情是解决不了全部问题的。苏联后来留下的半拉子工程的确让我们受益匪浅，但更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在黑暗中摸索，不停地摸索，如山般的技术细节，我们必须反复地计算，反复地验证。苏联派来了233名核专家，中国制造原子弹的队伍就强大了吗？进度在人家手里掌握着，一切核心的东西都被隐藏起来。曼哈顿工程中有不少英国科学家参加研制，但美国制造出原子弹后，英国为什么没同期也制造出来？核心技术的封锁，是任何一个国家都顶在脑门上的第一要务！

历史的真相很不容易看清，尤其是在这么敏感的领域。事实上，赫鲁晓夫从推诿到冷漠再到热情，绝对不是真心实意想帮中国，国家利益永远是高于一切的，这个道理毛泽东懂，赫鲁晓夫当然也懂。在1956年全球因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而开始掀起反苏反共浪潮，并且苏共中央的十一个常委中，有7票要赫鲁晓夫下台，在这样的严峻情势下，他为取得毛泽东的支持，以便牢固树立自己在本国内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地位而忽然热情起来。同时，他没忘记跟美国的杯酒酬和，按照《国防新技术协定》里的帮扶条例要求，中国就快要进入苏共的核心支援国的时候，美苏谈判获得成功，赫鲁晓夫断然单方面撕毁了协定，并于1960年7月将支援队伍悉数撤走！

中央对我们被“耍”当然是早有预料的，但这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当你靠在一个人肩膀上的时候，他的突然闪身，会让你不小心来个趔趄的，这个巨大的趔趄把我们瞬间逼到了悬崖边上。那时，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开始陆陆续续有人动摇了，随即开始了大面积的撤退。尤其是在1961年于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业委员会工作会议上，关于制造原子弹是“下马”还是“重新上马”的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吵得不可开交后，吃喝都成了问题，不光是技术工人，科技干部也开始一帮哄似地撤走。

早在1954年9月29日赫鲁晓夫率领庞大的代表团第一次来华访问时，毛主席就跟他提了请求帮助核武器建设的话，但被赫鲁晓夫委婉拒绝了，赫鲁晓夫当时只是同意派遣军事专家，对中国予以火炮、枪支和其他武器的支援，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我们看到，其实他这时也认真考虑了毛泽东的请求，如果对中国原子弹建设给予支援，可以适当减轻当时美国对前苏联的核威慑压力，但他显然还没想好其中的利害关系，因此表现得犹豫不决。

中国政府当时绝对没有因此长吁短叹，没有因此就放弃，而是随即在次年就秘密开始了原子弹和导弹的预研和初期准备工作。波兰和匈牙利对苏联的反抗给了我们机会，这是好事，但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的脚步绝不会就此停下来，能不能更快不知道，但不会更慢。这从氢弹研制就能看出来，氢弹的制造和原子弹是迥然不同的，但有了以于敏为代表的这群人，用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制出来了！我们可以做一个小小的假设，假如当时氢弹制作也有苏联专家不切中实质的培训，很有可能没有这么快！

所幸的是积贫积弱的新中国，并不缺独具慧眼的领袖，并不缺一心报国的“死士”，而且愈是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最危险的时候，这样的人也相应地愈加头角峥嵘起来，在各个环节扛起了“光复中华”的铁血大旗！

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邓稼先之前，跟他一样做好了充分准备的，还有上述那些此刻已名震江湖的人：钱学森、钱三强、彭桓武、王淦昌、郭永怀……这一串看起来并不算长的名单，厚重却远超古往今来的千军万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