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就将亡国奴的帽子狠狠地摔在地上，但这也给他带来迥异于其他孩子的苦难——从中学时代，他已开始了漫长的颠沛流离。人生的第一桶“辛”磨炼了他的心志，英雄的未来暗藏于初。
1985年9月30日，因身体条件再次陷入危机而不得不重新入院的邓稼先待不住了，他不是还想回到家中那个“安乐窝”，他急切地想到天安门去看一看。
第二天，就是举国欢庆的十一，跟全国人民的心情一样，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而他知道，那天出去是不现实的，天安门广场纵使再宽敞，摩肩接踵的人群也会让他吃不消。
他决定头一天就出去转一转。
至于办法嘛，只有偷着出去。在好不容易征得了许鹿希的同意后，他开心地把警卫员叫上来，让他去医院门口准备，自己则装作上厕所的模样，偷偷地溜出了病房。
但旋即他就被医生逮到了。医生坚决让他回去好好躺着，口气几乎不容置疑，但邓稼先的态度忽然也硬朗起来，就是坚决不回去！
许鹿希很为难，她本身就是医学教授，但当那个值班医生用信任的眼光将决定权交给她时，她连一秒钟的考虑都没有，反而向医生求起了情！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双面夹攻之下，医生终于认输，但严正警告邓稼先：只许一个小时，必须回来！
邓稼先哼着小曲走出了医院，阳光直接照耀的感觉真好哇！他目送要赶去上课的许鹿希离开，在警卫员的搀扶下上了车，向着天安门愉悦而行。
条条街道上，都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鲜花，爱花至深的邓稼先心潮澎湃，他欣喜地凑到一株株叫不上名字来的鲜花前，红旗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直插蓝天。他坐在一处台阶旁，看着和平时期特有的繁荣和安逸景象，纪念碑浮雕上的群英们好似各个活过来一样，面朝他微笑，他也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他面朝纪念碑，对警卫员说：
“这是我一名校友的嫂子设计的。你知道我的这位校友是谁吗？他叫梁思礼，是大学问家梁启超的小儿子，和我是普渡大学的校友；你知道他的嫂子是谁吗？林徽因。她后来得了肺结核，五十几岁就死了，但她活得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啊！”
警卫员饶有兴味地听着邓稼先的讲解，他第一次听说有这么两个人。但他知道，连首长都对他们这么尊重，他们一定也是不寻常的人。
事实上，“民国第一才女”、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林徽因女士，正是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先生的挚友之一。在完成这座堪称中华民族“灵魂建筑”的不凡作品之后，不久，林徽因结束了她多病多难但同时也多姿多彩的一生。葬礼上，邓以蛰和金岳霖联名题写了一幅挽联：
一身诗意千寻瀑
万古人间四月天
一代美学宗师联手一代哲学宗师，珠联璧合已不足以形容其阵容强大，那清新美丽而略带伤感的十四个字，写尽了林徽因的脱俗人生！
画外音：
中国，我的祖国，你终于顽强地活了下来！有这些浮雕上、浮雕外优秀的儿女，你必将永恒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再不会有人持长枪跨战马冲进来侮辱我们了！
1937年发生“七七”事变时，邓稼先正在崇德中学读初二，被异族占领的北京城，到处都是日本兵的野蛮粗横，这和校内纨绔们的欺辱根本是天壤之别，邓稼先的民族自尊心被强烈地激发了。学校门前是府右街，当时有日本宪兵队驻扎在这条街上，凡是中国人路过，都必须向日本兵点头哈腰带鞠躬，这让邓稼先一点儿也不觉得好玩儿，内心非常反感，不待大人指点，年少的邓稼先从此就开始绕道走，上学，放学，宁肯走三倍于原来的路程，也坚决不肯低下自己尊贵的头颅。
每晚到家，母亲知道他又走了很长的路，都要亲热地摸摸他的头，父亲则端着茶水，用欣慰的目光看着懂事的儿子。
这样“不和谐”的思想，是一定会惹来风波的。不久之后的一天，湖北汉口陷落，日本兵为庆祝其侵略行径取得了进一步的扩大，给每个学生都发了一面纸制的小太阳旗，让他们挥舞着为大日本皇军的“辉煌”而庆祝，邓稼先不情愿地接过旗，走出几步后就朝上面吐了口吐沫，并将其撕毁，狠狠地踩在了地上。他的气是出了，不料就在不远处的一个日伪警察看到了他的所作所为，并将邓稼先告到了学校。汉奸没想到的是，崇德学校是英国办的教会学校，根本不吃日本人这一套，校方说学校没有这个人，把这事搪塞过去了。
有英国和教会的影响在，邓稼先的初中生涯还算勉强过得去，然而，在邓稼先即将读完高二的时候，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英国这柄保护伞正在失去往日的能量，罩不住这所教会学校了，终于，连学校都被日伪当局勒令解散了。
要想活得像个人，必须自身够强大，任何外来的帮助都是暂时的！都是不可靠的！此时在邓稼先的内心里，民族与国家层面上的思考已超越了一般的同学。崇德学校的校长跟邓以蛰比较熟，关系不错，他亲自找到邓以蛰，郑重其事地说：
“邓稼先是个不错的苗子，学业非常有前途，但偏偏思想又非常的激进和不妥协，若是继续留在阴云密布的北平读书，恐怕早晚得出事，还是早点送走吧。”
知子莫若父。邓以蛰当然更清楚少年邓稼先的心里已经憋着多么惊人的怒火。他思来想后，觉得不能因为自己无法离开而影响到儿子，正巧大女儿邓仲先此时刚从北京朝阳大学毕业，邓以蛰决定让仲先带着稼先去重庆。
当时重庆正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陪都”，达官显贵都集中在此，相对于北平乃至国内其他地方，这里是所谓的后方，略微安全一些。而邓以蛰之所以让邓稼先到重庆来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邓稼先的四叔，亦即邓以蛰的四弟邓季宣在重庆江津国立九中当校长，邓以蛰的二哥邓仲纯则在江津开了一家延年医院，两个至亲在那，重庆的确是最适合邓稼先乱世投奔的好地方。
在人生的关键路口，与其说是邓以蛰为儿子选择了一条离西南联大最近的路，不如说是邓稼先的性格为自己进行了一次抉择的淘洗提纯。
很显然，国立九中是邓稼先人生极其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他在这里开始学到了吃苦。
如果说这之前的邓稼先领受到的都是作为亡国奴的精神之痛，现在，他开始真真切切地领受到了物质匮乏导致的肉体之苦。16岁之前的邓稼先，虽谈不上是富家子弟、“官二代”，但总体来说家境还是非常宽裕的，属于中等偏上，同时在三所大学教课的邓以蛰为这个家的小康生活立下汗马功劳。虽谈不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但上有父母的呵护，下有小弟的跟从，邓稼先的青春岁月，过得还是蛮滋润和潇洒的。如果没有日本兵的铁蹄肆虐，这原本是天堂般的生活。
但在国立九中，一切呵护都不复存在，严峻的现实让少年邓稼先吃到了人生的第一桶“辛”！
物资极度匮乏，生活异常艰苦。单单这么说，读者不会感同身受，试看一则学习中的例子：墨水都没有，有钱也买不到。邓稼先在高三这个重要的阶段，墨水居然是用一小管靛粉兑上井水充任！练习本？没有。邓稼先不得不经常去县城里的一些机关办公楼，蹲在每条走廊里的废纸篓前，精心挑选一些废弃但尚能用的纸张，比如统计图表等，回来后将其装订好，在背面书写。
没有一个老师不夸邓稼先的笔记之工整，那细细的铅笔字是邓稼先手指头上磨出的一层层老茧换来的。
在兴趣的引导下，邓稼先对物理学此时已到了痴迷的程度，一个未来的物理学家初现雏形。这不是作者的夸张。当时的高中物理课并不像今天这样有统一教材，他就跑到商务印书馆弄来一套教材，再跑到中华书局弄来一套教材，反复对照，取长补短，这样，他对物理有了更深的、自己的理解，其独立钻研的个性迅速被培养出来。更惊人的是，作为高中生的邓稼先，已经开始自觉去寻找和阅读萨本栋物理学及达夫物理学等大学教材，再以这种居高俯视的学习方法反观高中教材，物理学的成绩远远地超过了他的同学们。有的时候，附近找不到他想要的参考书，他就会拽上要好的同学，一起跑到隔江的江津县图书馆去借阅。邓以蛰想不到，从小就熟读《诗经》《论语》的儿子，在万里之外，居然用瘦瘦的脚板，一趟一趟地跨过大江，去借一本物理书！
生活上的苦楚则无处不在。
上课，是在祠堂和破庙内进行，宿舍和食堂是师生自己动手搭建的茅草屋。祠堂后是无主的乱坟岗，每晚自修后的邓稼先回宿舍时，都必须穿过这片荒凉阴森的坟地，磷火点点，阴风习习，令人毛骨悚然！
因为学校设在农村祠堂，根本没有电力供应，学生自修的光亮来自桐油灯，用一个盘子盛入桐油，放入灯草，用火柴点燃借以发光。就是这样的照明来源，还必须节约，因为可以点燃的桐油也是有限的，学校不得不做出规定：每次最多只能点燃两根灯草，三根是不允许的，而且一盏灯要供两张桌子四个人共用。细小的火焰冒着缕缕黑烟，微弱的光亮时常被不速而至的大风吹灭，这就是邓稼先高三阶段自修时的真实写照。每日如此，一直持续了一年。
吃的自然极差。每日三餐两稀一干，稀的是米汤，干的是霉米蒸出的“八宝饭”，很少有菜吃，经常是胡豆下饭，有时更是只有一小勺食盐下饭。但即使这样粗劣的伙食，也经常是吃个半饱。
艰苦的条件并没有让师生颓废，九中的教学质量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水准，建校只有八年，却令人咋舌地培育出包括邓稼先、任继周在内的多名院士。这一切，首先得益于校长——邓稼先四叔邓季宣的高贵品格、顽强斗志与卓越才华。邓稼先在国立九中，不仅学会了如何在艰苦中顽强生存，更打造了其性格中执着、坚忍、固守的优秀品质以及培育了爱国情怀。
学校位于德感和江津县城之间，隔着宽阔的大江，唯一的交通方式就是用木船摆渡。长江水流湍急，有轮船在附近水面经过时，总是会掀起巨浪，摆渡的木船很有可能被一下子掀翻，邓稼先的表妹邓念慈，也就是邓季宣的二女儿，就是在渡江时不幸遇难的。但这样的打击并没有摧毁邓季宣的教育救国理念和满腔办学热情，民族精神、科学精神和法治精神是他办学的三大指导原则，他始终新矛盾着这些根本性的理念，从没发生过动摇或偏差。
邓稼先记得最清楚，也是对他影响非常大的一件事，就是四叔坚持原则，严谨治校，对不合格人员，哪怕是国民党上层高官指派来的，也坚决拒绝。教育部长陈立夫派来九名神态鬼祟的“学生”，要让他们入校，对这些显然是来卧底搞破坏的可疑分子，邓季宣毫不客气地予以了拒绝，此事轰动当时学界，邓季宣一时间名声大震，并以此跻身著名的“江津四邓”之一。
在邓稼先赴重庆江津苦读之前，姐弟两人先到了昆明。从北平到昆明的路线极其曲折：北平—上海—香港—越南—昆明，一路颠簸自不必说，真正让邓稼先铭记于心的，是国弱民必衰的惨景：
在从越南海防入境时，当时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把守越南海关的法国警察检查行李特别苛刻，而且一看到好东西就野蛮没收，少年邓稼先有恨无法发泄，但一个国家没有了主权就会任人欺负的感觉更加强烈，通过斗争夺回国家主权、恢复国人尊严的思想日益高涨。
不止是在越南边境，在香港滞留的四天时间里，少年邓稼先不仅仅看到了香港的繁华、海湾的美景，更看到了在维多利亚码头做苦工扛麻包的华人劳工，他们面黄肌瘦，为洋人当牛做马！满大街耀武扬威的英国警察，从早到晚用鄙视的目光监视着这些华人苦力。邓稼先和大姐在香港滞留了四天，淅淅沥沥的小雨一连下了四天，拍打着冒雨劳作的华工，同时也拍打在少年邓稼先的心上。任何一个有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的中国人，都会很自然地想起当年清政府割地赔款的屈辱！
但成为主权国家就能够在国际上扬眉吐气了吗？在1950年归国船上，邓稼先迅速修正了自己曾经的这个观点。当威尔逊总统号邮轮停泊在日本横滨岛时，同船的著名核物理学家赵忠尧突然兴奋地说：
“我们快要到家了，我们可以平安回国了。”
可是，就在这时候，几个驻日美军登上邮轮，进入船长室，随后将赵忠尧教授也带进了船长室。当邮船将要启航时，驻日美军又将赵忠尧带上岸去！
亲眼目睹了这一幕的邓稼先，更加深深体会到光有国家主权也是远远不够的，弱国子民根本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只有国家强大，她的国民在世界上才能有尊严，才能不随意地受人欺凌与侮辱。
经人介绍，邓仲先在昆明郊区的马街子电池厂上了班，后来又经著名学者汤用彤教授的热心介绍，认识相交了著名光谱学家郑华炽，郑华炽此时是西南联大的一名物理学教授。两人终结连理，为一年后邓稼先的到来，提早布置好了大本营。
此前，杨振宁已于1938年随其父母一起来到了昆明，就读西南联大三年级。邓以蛰之所以没有在“七七”事变之后举家南迁，是因为他的肺病实在太严重，常常咳血，经不起长途颠簸。但对才华横溢的儿子，他是不敢耽误其求学进程的。
1941年，经过一年的刻苦攻读，邓稼先顺利完成了高中学业，准备报考西南联大。
真应了那句古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一道新的磨难“凭空而降”——适逢日军飞机频繁轰炸重庆，邓稼先居然没赶上联大的应考期！
等邓稼先到了考场，只剩下一所同济大学还可以报名考试！无奈何，邓稼先暂时报考了同济，并被顺利录取。
路障频频，宛如唐僧西天取经的无限艰辛，磨炼了邓稼先心智的同时，誓死改变中国成为他坚定的追求，对红色中国的炽热梦想自此贯穿了他的一生。1968年，在解放军某航校，师生们将激动人心的口号深深刻在新疆戈壁滩上的时候，邓稼先正将自己的生命深深刻在同样一个戈壁滩上，他的身体没有巨幅标语震撼人心，但他的热血使他的印记充满了热烈的红色！
画外音：
1959年，前苏联断然撕毁了协议，我们当时虽然愤恨，但后来冷静下来后想一想，这其实很正常。外国人会说，凭什么帮你们？帮你们联盟之后，掉过头来打我们？中苏关系时好时坏，这一点，估计赫鲁晓夫不可能不知道，也就是说，谁能保证这个社会主义阵营联盟牢不可破，万年长青？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何况是国家利益这超越一切的头等砝码？
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相继爆炸成功后，邓稼先曾经无意中想起了美国政府对寒春的态度，更加坚定了在核心技术研制方面不能依靠和信然任何外国人的念头。
寒春，就是杨振宁第一次回国后向邓稼先问询到的外国人。
1953年，美国《真相》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将寒春描述定性为“从美国逃跑的原子间谍”，大加讨伐，美国政府还在1962年对来中国看女儿的寒春的妈妈没收了护照。之前，邓稼先并不知道寒春是何方神圣，当得知寒春是琼·辛顿的中国名字时，他恍然大悟。
他知道这个人。琼·辛顿在美国时当过费米的助手，炸得日本人魂飞魄散的“胖子”和“小男孩”的研制，她都参与了，邓稼先在美国时曾听说过这个人，却不知道她后来秘密留在了中国。跟同事了解了这个人之后，邓稼先非常感慨，对这个人肃然起敬，但她从美国跑到中国来，不是为了帮助中国研制核武器，而是养奶牛。当中国政府诚邀她加入中国原子弹研制队伍中时，她的态度很坚决，她认为中国现在缺的不是原子弹，而是新鲜的牛奶。果然，她和丈夫在西安草滩农场经营起大规模的养牛场！
她当然有理由不参加。从1952年她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和太平洋和平会议上的发言就能听出来，她为自己参与了“胖子”和“小男孩”的研制而悔罪，邓稼先有理由想到，她来中国养奶牛，就是为了赎罪，建国后的新中国，中国人的体质的确是弱不禁风，非常缺乏营养。
画外音：
人和人不一样，外国人和中国人对研制原子弹的态度和立场，肯定就更不一样。你是美国人，即使你后来逃到中国，也是以悔罪为出发点。但作为受欺压几百年的中国人，要想不再受列强的侮辱和压迫，就必须拥有核武器。这如同你们美国的持枪法一样，持枪不是为了杀人，而是为了每个公民都拥有充分的自卫权！
一门心思养奶牛的寒春对中国的核武器研制没有任何影响，却引起了美国政府、特工部门以及著名科学家杨振宁的关注，这让邓稼先觉得好笑。美国人后来虽然号称要建设“全球一体化”，但其所作所为已充分暴露出他们的建设标准，那就是让所有的国家俯首称臣，它则来做指手画脚、颐指气使的大家长！它不允许任何国家具备超过它实力的发展趋势，谁露头，就打击谁。
邓稼先当然不会知道，这个著名的“怪异分子”寒春，跟杨振宁倒颇有些有趣的缘分。在杨振宁第一次回国问询寒春一事后的第二年，他在山西大寨居然与寒春女士不期而遇，寒春毫不客气地露出手上伤疤给他看——2009年，杨振宁在复旦大学演讲时说道，在芝加哥大学做费米教授的研究生时，他在实验室中因失误差点将一位同学炸死，这位同学就是寒春。这再一次验证了美国科学界一个流传已久的笑话：哪里有爆炸，哪里就有杨振宁。揶揄的当然是杨博士的动手能力。
让人惊奇的是，寒春居然还是第一个拥有中国绿卡的老外。2004年8月23日，寒春，也就是那位曾经神秘的核武器研制专家、现今低调养牛的琼·辛顿，在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换领了《外国人永久居留证》。
画外音：
我不反对寒春女士的立场，但我和她终究不同。我的脚下，是我的祖国，她风雨飘摇，孤立无援，作为她的儿子，誓死保护祖国母亲的安全，不仅责无旁贷，而且天经地义，这有什么好说的呢？
邓稼先出生于1924年，其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帜已经在很多进步的知识分子心中飘扬，比如邓以蛰。这一代人在对国内、国际形势的判断以及世界观方面，同前人相比是根本不同的。父亲的言传身教，对邓稼先的性格养成与人生理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邓稼先每一次面临人生的重大抉择时，父亲的那些嘱托，都浮响在他的耳边。他是如此尊重自己的父亲，很多时候将他当做神一样来看待。
这是作为一名父亲最大的荣光。当然，也是作为一名父亲的神圣职责所在。
邓稼先知道，父亲虽然只是一名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但民族正义感与国家理念非常强烈，他的一言一行传导给邓稼先这样一种价值观：
爱自己的国家，是义不容辞的，为自己的祖国披肝沥胆，是最大的骄傲。即使被强摁住头，也不能失去一颗正义的心！
父亲的许多往事，都成为邓稼先的人生教科书。清华大学曾有一次组团去欧洲考察，邓以蛰无意间看到一名同行的德国教授辱骂船上的中国劳工为“中国猪”，并用手杖殴打，邓以蛰怒不可遏，当场予以了阻止和抨击，并在回国后的第一次教授会上严正提出“如此鄙视华人，此人不能用”！清华大学尊重他父亲的意见，果断地将这个教授辞退了。
如果这件事尚不足以说明其高风亮节，那么当“七七”事变爆发后，邓以蛰因病滞留北平时，时任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北大校长的周作人，上门邀请他出山执教时，遭遇邓以蛰怒斥并断然拒绝的故事，则成为邓稼先一生为人的一把标尺。北平沦陷了8年，邓以蛰就隐居了8年，即使没吃没喝，他都没有想到过要去为侵略者服务，去为汉奸们服务。
这对邓稼先的影响直接而巨大，若干年后邓稼先到美国留学，第一年只靠父亲当年在美国存的一点点钱过日子，遭遇了和父亲赋闲期间一样的生活困境，他常常饿着肚子苦读，但有这把民族气节的标尺悬挂在前，邓稼先从未觉得这有什么挺不过去的。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1948年，清华大学教授朱自清抗议美国政府扶持蒋介石卖国政权，并发出了铮铮倡议宁可饿死也坚决不吃美国面粉，邓以蛰立即表示支持，并毫不犹豫地在这份注定要流芳千古的《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国面粉宣言》上签了自己的大名。作为中国当时最著名的美学家之一的邓以蛰，蒋介石政府虽然对他的逆言倒行非常反感，但在关键时候总是希望能够拥有这样的人才，并坚决不希望把人才留给共产党，1949年初平津战役胜利，解放军势如破竹，蒋介石当局急火流星般送来飞机票，准备让邓以蛰携家眷去美国，但邓以蛰断然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