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日子是痛苦还是欢乐,无论人生是愉悦还是伤悲,都不能阻止时间的前进,也不能阻碍一个人的成长。柳市街头给别人修鞋的平凡少年南存辉,在岁月的洗礼中渐渐地成长着,3年的时光已经溜过去了。
岁月真的是太神奇了,每个人都是岁月的一件雕刻品,在这3年里,当初那个什么都不懂的小鞋匠,已经被雕刻为柳市街头被众多人认可的技艺精湛的修鞋“老手”。他本人,也从一个不谙世事的“毛头小子”,慢慢地向一个成熟男人蜕变。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话一点不假,不知是不是与过早步入社会有关,南存辉的心智,比他的实际年龄要成熟得多。
修鞋3年,南存辉并没有挣下多少钱,如果肯付出辛苦,靠它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完全没有问题。南存辉靠着给别人修鞋,让一家人渡过了那最艰难的时期。而对南存辉本人来说,修鞋带给自己最重要的东西,远远胜过金钱的获取。
修鞋这一行业,有别的行业无法比拟的便利条件,一定程度上说,也是一种优势。那就是能广泛接触各色人群,获知各种消息。在修鞋匠的旁边,最常见的一种景象是:三三两两的人聚在一起,天南海北海阔天空的高谈阔论,其场面之热烈,让街上的行人都不禁为之侧目,更有一些闲来无事的人,干脆加入到这一行列中,为这原本热闹的场面注入了一些更加活跃的元素。
也就是在修鞋中,原本沉默寡言的南存辉学会了如何与人打交道,学会了如何才能在社会上立足。在他看来,修鞋的体验和感悟,远远胜过赚钱本身。因为在修鞋中,他悟出了很多道理,这些,在他以后的创业过程中,发挥出了重要的作用。也就是在修鞋的过程中,一直想“出人头地”的他发现了创业的商机,勇敢的迈了出去,最终闯出了一条自立自强的成功之路。
每一个行业,都有其自身的特点,每一个行业里工作的人,也有其自身的特点。就拿修鞋匠来说,我们所见的大街上的修鞋匠,都是以老年人居多,中年人很少见,而青年人更是凤毛麟角。在南存辉生活的那个年代,因为生活所迫,可能青年、中年修鞋匠还相对多些,但一个13岁就从事修鞋的孩子,肯定是少之又少的。
南存辉不想一辈子修鞋,他的内心深处有着更多的渴望,尽管这个时候,他还找不到方向,不知道要向哪里出发,但在修鞋中他时刻寻找对自己有用的信息,进而走上一条不一样的路。
南存辉的血液里,时刻流淌着不安分的因子,他的骨子里,也时刻跳动着不安分的因素。修鞋的过程中,他睁大双眼,时刻关注着对自己有用的信息。别人修鞋,只是单纯地想着怎么把鞋修好,怎么能挣到更多的钱;而南存辉修鞋,除了关注这两样外,更关注与修鞋者的交流。修鞋的过程中,他会时不时的去了解、观察和琢磨别人在做什么,自己能不能做,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这一目的越来越强烈,终于,他发现了一些不一样的“苗头”。
70年代末的柳市街头,同南存辉骨子里不安分的想法一样,也总有一些“不安分”的因素在涌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开始由计划经济体制迈向市场经济体制。但是,经历了多年的计划体制,何为市场经济体制,一些人理解得并不深刻。他们不敢放开那曾经被束缚得太久的手脚,他们怕万一哪阵风转了,如果再有一个不慎,再受到打击或牵连。
然而,总有一些不甘于现状的人,似乎是预感到了什么苗头,内心深处开始**着不安:与其固守贫穷到终老,不如放开胆子去尝试一把,万一成功了呢?他们开始探出了轻轻的触角,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前方的路。
于是,南存辉在修鞋的时候,就经常看到这样的状况:很多人腋下夹着一个皮包,在他的修鞋摊前匆匆而过。他们中的一些人,鞋子破了,皮包破了,就会在他的修鞋摊前停下,让他给缝补缝补。南存辉注意到,这些人,修鞋、修皮包的频率,超过了普通的客户,最长一个月最短半个月就要来光顾一次。南存辉在帮他们缝补破损的皮包时,从里面倒出来的一些东西,都是合同、印章之类的。对于身边出现的这一“特殊现象”,南存辉特别留意,他经常会琢磨:这些人是做什么的?为什么鞋子和皮包经常磨损?他开始留意身边这些人、这些事。在与人攀谈中,南存辉渐渐弄清楚了,原来,这些拎着皮包来修鞋的人,都是“跑供销”的。他们的皮包里装着合同,装着印章,谈妥了一项生意,拿出来就可以签合同盖章。
“嗨,兄弟,我明天要去签一个10万元的合同,签下来,我就可以挣到3000元。”“你真行,我这几天没有谈成生意,明天还约了一个客户,看能不能谈下来吧。”在客户之间交头接耳声中,南存辉听见了这样的话语。一笔生意就是3000元的利润,对于个人来说,这在当时真的算是一个“天文数字”了,任何人听见,心里都会泛起不小的涟漪。南存辉也不例外,他的心也在蠢蠢欲动。
“看这个人,真有魄力,夹着一个皮包就可以去谈合同赚钱了,皮包商啊。”南存辉从别人嘴里,第一次听见了“皮包商”的概念。
“皮包商”,也就是后来兴起的“皮包公司”的另一种称谓。“皮包商”从事的是一个简单的商业活动,活动主体就是一个人,带着几个公章,没有固定资产、没有固定经营地点及定额人员,只提着皮包就开始从事社会经济活动。
“皮包商”的出现,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也是当时的社会所需。它适应了当时短缺经济条件下人们急于获得货源的心理,将二手、三手信息再“倒”出去,并从中获利。后来,有的人注册了一个公司,但老板和员工,还是一个人,也就是人们所谓的“皮包公司”。因为这些公司对于交易的双方只是起一个“牵线搭桥”的作用,并不承担任何责任,因而有一定的便利,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风险。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成熟,今天,“皮包公司”这一形式基本上消失殆尽了。因为发展到后来,被利益所驱赶,一些不法之徒开始利用“皮包公司”这种经营形式违法乱纪,使得“皮包公司”几乎成了“过街老鼠”,再也没有任何信用可言,基本上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而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柳市,“皮包商”、“皮包公司”这种贸易形式,却对当时的经济起到了一定的带动作用,它搅动了柳市一池平静的春水,也给柳市带来了蓬勃发展的生机和活力。
接触的“皮包商”多了,南存辉的心也被搅动了,对原本就在寻找机会、内心并不安定的他来说,此时的内心深处更是掀起狂波巨澜,也暗暗酝酿着要闯出一番天地的创业**。而这时,机会来了。
一个在铁道部门工作的柳市人,并没有忘记家乡的父老乡亲们,他托人从外地捎回来一个电器补偿器,询问家乡人能不能加工和生产这类产品。如果能的话,铁道部门大量需要,应该是一个很有经营前景的项目。
这件事,对于当时的柳市人来说,无异于是从天而降的一个好消息。柳市人聪明,有头脑,这是一个事实;柳市人有胆气,有魄力,这也是一个事实。大家的心里都憋着一股劲,过了一段时间,这种电器补偿器真的被人研究制作出来了。柳市人似乎从中看到了无限商机,大家纷纷一拥而上,几乎是一夜之间,上千家电器作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柳市的大街小巷。
一直在寻找机会的南存辉自然也不甘示弱。他扔掉了陪伴他3年的修鞋摊子,开始加入到浩浩****的创业大军中。怕自己的力量无法独自承担风险,也为了创业初期大家能有共同的谋划,南存辉向3个朋友发出邀请,希望能合伙创业,闯出一片美好的天空。那一年,是1979年,他刚刚16岁。
改革开放的号角刚刚吹响,计划经济体制刚刚被打破,4个年轻人,怀着对美好前景的期盼,开始手拉手,迈向看不透深浅的商海。“3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在几个人的谋划下,一个卖电器产品的柜台在柳市街头开张了。
创业的前景如何谁也无法预测,前方还有多少未知的困难,谁也没有办法知道。南存辉知道,他走上了一条充满艰难却又有着无限前景的路,他浑身充满了力量,他相信,创业的这种力量一旦爆发出来,将产生不可估量的能量,他对自己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