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情偶寄》是李渔一生最重要的代表作品之一，也是他最满意的作品。
57岁时李渔开始写作《闲情偶寄》，写成一部就刻印一部，陆陆续续耗时六年才终于完成。这本书的创作融入了李渔一生的生活经验和学识积累，充分发挥了他善于戏谑的特长，让这部作品集实用性和娱乐性于一体。
李渔自己非常看重《闲情偶寄》，在《凡例》中备述自己写作此书的目的和原则，自然也非常在意别人对这部书的评价。当有读者因为一点不喜欢而退还借阅的书籍后，他还要专门作诗为《闲情偶寄》辩解。他的朋友余怀和尤侗以严肃的态度评点了《闲情偶寄》的价值，饱含着对作者作品的深刻理解，并且预言这本书将会大受欢迎，广为流传，后来也的确如此。
凡例七则：四期三戒
一期点缀太平
圣主当阳[21]，力崇文教，庙堂[22]既陈诗赋，草野合奏风谣[23]，所谓上行而下效[24]也，武士之戈矛，文人之笔墨，乃治乱均需之物，乱则以之削平反侧，治则以之点缀太平，方今海甸澄清，太平有象，正文人点缀之秋也。故于暇日抽毫，以代康衢鼓腹[25]，所言八事，无一事不新，所著万言，无一言稍故者，以鼎新之盛世，应有一二未睹之事，未闻之言以扩耳目，犹之美厦告成，非残朱剩碧所能涂饰榱楹者也，草莽微臣，敢辞粉藻[26]之力。
一期崇尚俭朴
创立新制，最忌导人以奢，奢则贫者难行，而使富贵之家日流于侈，是败坏风俗之书，非扶持名教[27]之书也，是集惟《演习》《声容》二种，为显者陶情之事，欲俭不能，然亦节去靡费之半，其余如《居室》《器玩》《饮馔》《种植》《颐养》诸部，皆寓节俭于制度之中，黜奢靡于绳墨[28]之外，富有天下者可行，贫无卓锥者亦可行，盖缘身处极贫之地，知物力之最艰，谬谓天下之贫，皆同于我，我所不欲，勿施于人，故不觉其言之似吝也，然靡**世风，或反因之有裨。
一期规正风俗
风俗之靡，日甚一日，究其日甚之故，则以喜新而尚异也，新异不诡于法，但须新之有道，异之有方，有道有方，总期不失情理之正；以索隐行怪[29]之俗，而责其全返中庸，必不得之数也，不若以有道之新，易无道之新，以有方之异，变无方之异，庶彼乐于从事，而吾点缀太平之念为不虚矣。是集所载，皆极新极异之谈，然无一不轨于正道，其可告无罪于世者此耳。
一期警惕人心
风俗之靡，犹于人心之坏，正俗必先正心。然近日，人情喜读闲书，畏听庄论，有心劝世者，正告则不足，旁引曲譬[30]则有余。是集也，纯以劝惩为心，而又不标劝惩之目，名曰《闲情偶寄》者，虑人目为庄论而避之也。劝惩之语，下半居多，前数帙俱谈风雅，正论不载于始而丽于终者，冀人由雅及庄，渐入渐深，而不觉其可畏也。劝惩之意，绝不明言，或假草木昆虫之微，或借活命养生之大以寓之者，即所谓正告不足，旁引曲譬则有余也。实具婆心，非同客语，正人奇士，当共谅之。
一戒剽窃陈言
不佞[31]半世操觚，不攘他人一字；空疏自愧者有之，诞妄贻讥者有之；至于剿窠袭臼[32]，嚼前人唾余，而谬谓舌花新发者，则不特自信其无，而海内名贤亦尽知其不屑有也。然从前杂刻，新则新矣，犹是一岁一生之草，非百年一伐之木，草之青也可爱，枯则可焚；木即不堪为栋为梁，然欲刈而薪之，则人有不忍于心者矣。故知是集也者，其初出则为乍生之草，即其既陈既腐，犹可比于不忍为薪之木，以其可斫可雕而适于用也。以较邺架[33]名编则不足，以角奚囊旧著则有余，阅是编者，请由始迄终，验其是新是旧，如觅得一语为他书所现载，人口所既言者，则作者非他，即武库[34]之穿窬[35]，词场之大盗也。
一戒网罗旧集
数十年来，述作名家皆有著书捷径，以只字片言之少，可酿为连篇累牍[36]之繁，如有连篇累牍之繁，即可变为汗牛充栋[37]之富，何也？以其制作新言缀于简首，随集古今名论附而益之。如说天文，即纂天文所有诸往事及前人所作诸词赋以实之，地理亦然，人物、鸟兽、草木诸类尽然；作而兼之以述，有事半功倍之能，真良法也。鄙见则谓著则成著，述则成述，不应首鼠二端[38]，宁捉襟肘以露贫，不借裘马以彰富，有则还吾故有，无则安其本无，不载旧本之一言，以补新书之偶缺，不借前人之只字，以证后事之不经，观者于诸项之中，幸勿事事求全，言言责备，此新耳目之书，非备考核之书也。
一戒支离补凑
有怪此书立法未备者，谓既有心作古，当使物物尽有成规，胡一类之中止言数事，予应之曰，医贵专门，忌其杂也，杂则有验有不验矣，史贵能缺，“夏五”“郭公”之不增一字，不正其讹者，以示能缺，缺斯可信，备则开天下后世之疑矣，使如子言而求诸事皆备，一物不遗，则支离补凑之病见，人将疑其可疑，而并疑其可信，是使良法不行于世，皆求全一念误之也。予以一人而僭陈八事，由词曲、演习以及种植、颐养，虽曰“多能鄙事，贱者之常”。然犹自病其太杂，终不得比于专门之医，奈何欲举星相、医卜、堪舆[39]、日者[40]之事，而并责之一人乎？其人否否而退。八事之中，事事立法者止有六种，至《饮馔》《种植》二部之所言者，不尽是法，多以评论间之，宁以支离二字立论，不敢以之立法者，恐误天下之人也，然自谓立论之长，犹胜于立法，请质之海内名公，果能免于支离之诮否？
尤侗序
声色[41]者，才人之寄旅；文章者，造物之工师。我思古人，如子胥吹箫[42]，正平挝鼓[43]，叔夜弹琴[44]，季长弄笛[45]，王维[46]为“琵琶弟子”，和凝[47]称“曲子相公”，以至京兆[48]画眉，幼舆折齿[49]，子建傅粉，相如挂冠，子京之半臂忍寒，熙载之衲衣乞食，此皆绝世才人，落魄无聊，有所托而逃焉。犹之行百里者，车殆马烦，寄宿旅舍已尔，其视宜春院里画鼓三千，梓泽园中金钗十二，雅俗之别，奚啻[50]径庭哉!
然是物也，虽自然之妙丽，借文章而始传。前人如《琴》《笛》《洞箫》诸赋，固已分刌[51]节度，穷极幼眇；乃至《巫山》陈兰若之芳，《洛浦》写瑶碧之饰，东家之子比其赤白，上宫之女状其艳光，数行之内，若拂馨香，尺幅之中，如亲巧笑，岂非笔精墨妙，为选声之金管，练色之宝镜乎？抑有进焉，江淹[52]有云：“蓝朱成彩，错杂之变无穷；宫商为音，靡曼之态不极。”蛾眉岂同貌而俱动于魄？芳草宁共气而皆悦于魂？故相其体裁，既家妍而户媚；考其程式，亦日异而月新。假使飞燕、太真生在今时，则必不奏《归风》之歌，播《羽衣》之舞：文君、孙寿来于此地，则必不扫远山之黛，施堕马之妆。何也？数见不鲜也。客有歌于郢中[53]者，《阳春白雪》，和者不过数人，非曲高而和寡也，和者日多，则歌者日卑。《阳春白雪》何异于《巴人下里》乎？西子捧心而颦，丑妇效之，见者却走。其妇未必丑也，使西子交效颦，亦同嫫姆矣。由此观之，声色之道千变万化。造物者有时而穷，物不可以终穷也，故受之以才。天地炉锤，铸之不尽；吾心橐籥，动而愈出。三寸不律[54]，能凿混沌之窍；五色赫蹄[55]，可炼女娲之石。则斯人者，诚宫闺之刀尺而帷簿[56]之班、输。天下文章，莫大乎是矣。
读笠翁先生之书，吾惊焉。所著《闲情偶寄》若干卷，用狡狯[57]伎俩，作游戏神通。入公子行以当场，现美人身而说法。洎乎平章[58]土木，勾当烟花，哺啜之事亦复可观，屐履之间皆得其任。虽才人三昧，笔补天工，而镂空绘影，索隐钓奇，窃恐犯造物之忌矣。乃笠翁不徒托诸空言，遂已演为本事。家居长干，山楼水阁，药栏花砌，辄引人著胜地。薄游吴市，集名优数辈，度其梨园法曲[59]，红弦翠袖，烛影参差，望者疑为神仙中人。若是乎笠翁之才，造物不惟不忌，而且惜其劳、美其报焉。人生百年，为乐苦不足也，笠翁何以得此于天哉!仆本恨人[60]，幸适良宴，正如秦穆睹《钧天》之乐，赵武听孟姚之歌，非不醉心，仿佛梦中而已矣。
余怀序
《周礼》一书，本言王道，乃上自井田军国之大，下至酒浆扉屦[61]之细，无不纤悉具备，位置得宜，故曰：“王道本乎人情。”然王莽一用之于汉而败，王安石再用之于宋而又败者，其故何哉？盖以莽与安石皆不近人情之人，用《周礼》固败，不用《周礼》亦败。《周礼》不幸为两人所用，用《周礼》之过，而非《周礼》之过也。苏明允曰：“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62]。”古今来大勋业、真文章，总不出人情之外。其在人情之外者，非鬼神荒忽虚诞之事，则诪张伪幻狯獝[63]之辞，其切于男女饮食日用平常者，盖已希矣。
而世之腐儒，犹谓李子不为经国之大业，而为破道之小言者，余应之曰：唯唯否否[70]。昔谢文靖高卧东山系天下苍生之望，而游必携妓，墅则围棋。谢玄破贼，桓冲初忧之，郗超曰：“玄必能破贼。吾尝共事桓公府，履屐间皆得其用，是以知之。”白香山道风雅量，为世所钦，而谢好、陈结、紫绡、菱角，惊破霓裳羽衣之曲，罢刑部侍郎时，得臧获之习管磬弦歌者，指百以归。苏文忠秉心刚正，不立异，不诡随，而琴操、朝云、螭头、鹊尾[71]，有每闻清歌，辄唤奈何之致。韩昌黎开云驱鳄[72]，师表朝廷，而每当宾客之会，辄出二侍女合弹琵琶、筝。故古今来能建大勋业，作真文章者，必有超世绝俗之情，磊落嵚崎[73]之韵，如文靖诸公是也。今李子以雅淡之才，巧妙之思，经营惨淡缔造周详，即经国之大业，何遽不在？是而岂破道之小言也哉？
往余年少驰骋，自命江左风流，选妓填词，吹箫跕屐[74]，曾以一曲之狂歌，回两行之红粉。而今老矣，不复为矣!独是冥心高寄，千载相关，深恶王莽、王安石之不近人情，而独爱陶元亮之闲情作赋。读李子之书又未免见猎心喜也。王右军[75]云：“年在桑榆[76]，正赖丝竹陶写。”余虽颓然自放，倘遇洞房绮疏[77]，交鼓缏[78]瑟，宫商迭奏，竹肉竞陈，犹当支颐障袖[79]，倾耳而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