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81：阿尔布雷希·阿尔特多费尔（Albrecht Altdorfer），《亚历山大战役》，1529年，慕尼黑，老绘画陈列馆

在巨人的肩膀上

欧洲之路分布在温带地区，总是靠近海洋，经常被牧场、森林和田野环绕。从神话到逻各斯，它迈出丛林、进入城市又跨越海洋，终于挣脱封闭的世界，投入无限的宇宙。从呼吸的空气中变出了可以征服世界的蒸汽。伟大的对话为“西方”开辟了道路，并一直伴随左右，它不仅是在自然和地理中产生的。用沙特尔的伯纳德流传甚广的话来说，12世纪的思想家就已经认识到自己是巨人肩膀上的矮子。牛顿也用了同样的比喻：1676年，他在写给胡克的信中说，他能比笛卡儿看得更远，是因为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他称赞这些巨人，较新的有哥白尼、布拉赫、开普勒、伽利略，但也有两千年前的伟人：毕达哥拉斯、菲洛劳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托勒密和亚历山大的帕普斯。

欧洲用几千年才搜集到信息社会的所有配料：书写、字母表、拉丁语、数字、纸张、印刷术——更不用说眼镜或描摹自然的绘画艺术！电脑在今天已经成为日常用具，它的先驱是算盘和计算尺，后者由约翰·律劳卑（John Napier，1550—1617）发明。属于电脑鼻祖的还包括建筑师威廉·西柯哈特（Wilhelm Schickhard，1592—1635）的“计算钟”、布莱士·帕斯卡设计的计算器和无数其他设备。一些配件是真正由欧洲人开发的，例如有机械摆轮的钟。而钟表的历史也持续了几个世纪，直到其工作原理在完全不同的领域中——例如机械——被人们发现。

欧洲的世界地位已经非常明确，但如果只关注17世纪以来的发展或者仅仅分析经济数据，是无法解释这一地位的。文化、政治和社会环境对技术创新至关重要。人文主义和启蒙运动都非常欢迎交流，它们对科学、经济、教育的热情为研究策略的系统化和有用知识的指数级增长提供了有利条件。与通常所认为的不同，欧洲的扩张不是其“崛起”的条件。创意爆炸推动了科学革命，引发并一直伴随着工业化，而在无数创意的背后是“竞争促发的动力”，几百年前欧洲的船只驶向世界也是受竞争的激励。如果没有专业知识、相对开放的社会、野心和贪婪，古代几乎不会成功地融入对它而言的“新世界”。最终，扩张和科技创新都与工业化进程形成了动态的对应关系。新发明的机器伴随着工厂的出现，加速了工厂的传播；所有这些调动了资本，带来更多的创新和资本。

所有科学和技术革命的开始，都是对远近过去的知识遗产的利用。如果仅仅依靠遗产，社会只能在短时间内拥有创造力，这种现象被技术史学家唐纳德·卡德韦尔（Donald Cardwell）命名为“卡德韦尔定律”。欧洲的发展空间中巨人云集，欧洲人——早就不是矮子了——站在他们的肩膀上眺望：希腊人，他们保存了丰富的东方传统思想，让欧洲拥有了现代科学不可或缺的思想方式；然后是罗马人，他们为欧洲贡献了法律、工程艺术、对世界的理性认识以及国家智慧；旁边站着的是拜占庭人和他们的神学、偶像崇拜以及装满古老手稿的书架；最后是阿拉伯人，他们的哲学、翻译出的鸿篇巨作、医学、数学和天文知识令人大开眼界。还有带来算术的印度人，提供了千年发明纸张的中国人……也不要忘记中世纪的大师们，他们的著作流传甚广，让欧洲人学到犀利的逻辑学，他们敢于迈出走向新科学的第一步，并发明了一个机械世界。

欧洲以外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这样“开明”的文化，它既扶植科学又能培养许多学者、技术人员和发明家。自中世纪晚期以来，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地区有密集的交流网络，因此也无法传播有用知识。多亏古登堡的发明，可用的知识增长到无法估量的规模。其他人苦思冥想、艰难探索，很多被遗忘的东西要重新被发现，而欧洲人可以方便地获取知识：白纸黑字，明明白白。为了继续思考，他们可以创造性地摧毁旧者，也不用担心佚失。

拉丁欧洲的特殊地位来自很多单独的潮流和因素，而它们各自发挥了多少重要性，当然无法准确衡量。“巧合”和“路径依赖”也无法明确区分。自文艺复兴以来，对于理论的好奇无疑推动了科学变革，而这种好奇对新技术的实现有多大影响，一直都备受争议。理论与实践经常分道扬镳。例如，拿破仑的炮兵从伽利略的观察中得出结论，向上抛出的物体的轨道会形成一条抛物线。在天文观测望远镜刚出现时，既有詹巴蒂斯塔·德拉·波尔塔和伽利略这样的学者，也有像扎哈里亚斯·扬森和汉斯·利伯希这样的“普通”工匠。亨利·贝顿（Henry Beighton，1636—1717）设计出巧妙的阀门，同时也为皇家学会撰写理论文本。技艺精湛的乐器制造商詹姆斯·瓦特是一个博学多识的人，而纽科门只是一个铁匠，但也是业余传教士并且读过一些书。前机器时代的历史难道要略去钟表匠，甚至略去那些费力给盔甲拧制螺丝的忠厚老实的工人吗？

如果说得复杂一点：我们观察到彼此独立出现但随后相互干涉的因果链，还有个别想法和成就，它们在某个时间点一起涌现。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或牛顿不是每个时代都能产生，甚至第谷·布拉赫也不常见。仅仅为了造就这五位大师，显然就需要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从波兰的托伦到德国的威尔德斯达特，从比萨到林肯郡的伍尔索普村和现在瑞典境内的克努斯特鲁普城堡。创新者何时何地出生是巧合，但他们全都出生在欧洲，这绝不是巧合。

仅仅观察这个地区的情况并不能解释开普勒如何成功地计算出火星的轨道，但可以解释这里为什么不仅有出现“开普勒的可能性”，其他伟人、几百名推动者、取水人和博学思想家也层出不穷。与阿基尔·姆本贝的观点不同，真正的“现代性的洗礼盆”并不是（或首先不是）在大西洋奴隶贸易地区。这个洗礼盆覆盖了整个拉丁欧洲，为了契合这个比喻，它的水尝起来有爱琴海的咸味，还承载着亚洲和非洲的知识。这并不是说奴隶贸易和殖民主义对欧洲的经济优势没有任何意义——但如果把这些因素看作拉丁欧洲科学技术取得巨大成功的最重要甚至唯一先决条件，未免太过浅显。成功的基础更加深刻。

追溯“大分流”的遥远的起源并不意味着推卸“西方”的责任，也不是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及其后果辩护。隐瞒“自家”对其他文化造成的问题，只能让腐败的精英、血腥独裁者和心胸狭窄的宗教卫士等罪魁祸首逃脱惩罚。地理的硬性条件、人口统计学的阴暗权力、社会结构的力量以及顽强保持的心态或文化转移的基本重要性都被置若罔闻。我们追问那些促进欧洲发展但在别处没有出现的先决条件，肯定不是要推动“遗漏版的历史”。如果这些条件最终衍生出文明甚至种族优越感，那么批判它们绝对是合理的。此外，如果一位作家相信，欧洲进步的最终原因是危险的“远古印欧语系的人”“热爱自由”，那么他的立场就很接近上述危险的观点。

希望我们已经足够明确地警示读者，不会再有人可能产生误解，认为有些极端化的作者只是把西方模式当成唯一，认为这种模式无可指责。好奇心一旦离开理论游戏并挣脱束缚，它可能会带来好处和用处，也可能会带来危险和杀气，这在历史中已经被多次证实；同样不言而喻的是，欧洲的创造力不单纯是“好的”。很明显，创造力不仅能带来解药、促进民主，它也能制造出《女巫之槌》或集中营毒气室的齐克隆-B毒气。培根就曾指出：“享乐和死亡的工具出自同一来源。”在这些条件的基础上，我们现在做出总结。

起初，国家除了地理条件外还拥有专业的、有文化的官僚体系和机构，以及相对客观的法律体系。我们描述在遥远的过去出现的国家雏形，也记录下国家在现代如何成长为可朽的上帝，并演变成一个由统治者管辖的抽象体。国家的存在是现代特定“西方”形式的条件之一。国家提供最低限度的安全和自由，比其他集体形式更有效地保护物质财产及精神财产，在欧洲的创造力中无疑发挥了绝对重要的作用。

竞争社会、由受过教育的普通信徒所组成的强大的中产阶级以及“平民的力量”应该也巩固了拉丁欧洲的先驱角色。没有这些条件，“工业启蒙”简直难以想象，尤其是英国。对创新持欢迎态度的中国宋朝间接证明了这一观点。宋朝社会似乎比元朝更开放——尽管元朝涌现许多发明，包括水力驱动的纺车——比起明朝也更加开放。明朝期间，水力多轴纺纱机的设计原理——奇怪的是，只纺苎麻不纺棉花——再次被遗忘。1065年，宋代历史学家司马光甚至进谏皇帝，让他听取多数人的意见，毕竟身担要职的朝廷大员商议出的结果都是上天的旨意。一个独立于朝廷之外的教育系统也慢慢成形。但中国始终处于初级阶段，中产阶级也没有出现在中国。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欧洲那么多的功能各异的社会。

如李约瑟所言，对欧洲“起航”更重要的是政治分裂，但又没有过于分裂，国家只在较短的一段时间内失去它的统治功能。这种分裂也推动了各种各样市场经济的出现。如果没有经济收益，科学和文化就会枯萎。但有人反驳说，亚洲毕竟也分裂成无数相互进攻的国家。没错，但是在地中海和太平洋之间的广阔地区，伟大的帝国和短命的草原帝国占主导地位。只有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和神圣罗马帝国——1648年前后的疆域甚至不到哈萨克斯坦面积的一半——充斥着几百个或多或少独立的政治体，它们通过金钱、武器和外交手段维持新的平衡或相互战斗，对文化和科学投入大量资金并资助学者和发明家。

从彼特拉克开始，修辞学越来越普及，这反映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知识争论的氛围。在保留下来的超过1000本的古籍手稿中，没有哪本著作能超过《献给赫伦尼厄斯修辞学》（Rhetorica ad Herennium）。我们可以看出，谈话艺术即使在自然科学中也有非凡的重要性。在欧洲之外，没有哪个社会能够以相似的热情钻研修辞理论。修辞学在中国的影响力比在欧洲小得多，几乎没有出现在公共场所。在穆斯林社会也是如此。修辞学——伊本·西那曾经如此评论亚里士多德——不是为争论提供指导，相反，它更应该用于传播已知的真理。在阿尔·法拉比的模范国家中，统治者是先知、哲学家和伊玛目集于一身的人物，他是美德的化身。因此，他首先要掌握修辞能力，因为他的任务是向普通百姓传播他的智慧。与之相反，波利齐亚诺强调修辞学在政治往来中的用处：“用语言说服你的同胞为国家的利益行事并避免去做对国家有害的事情，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有用和富有成效吗？”

因为拉丁欧洲政治上的分裂，人们总能在某个地方找到资助人。而且，谁想出版一些敏感棘手的书，总能找到一个避难所。如果在一个小国或一个城邦无法安身，总能找到另一个宫廷或另一座教堂塔楼，往往需要不到一天的旅程。布鲁诺最后也只是运气不好，当时他前往以自由闻名的威尼斯，但却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并找错了赞助人。伽利略可以在阿切特里高枕无忧继续研究，并在莱顿出版了《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与数学证明对话集》，那里是许多前卫学者的避难所。政治分裂、多元化和创造力这三者似乎与创造力、中产阶级和强势的平民三者一样，都有着密切关联。

自西罗马帝国衰亡以来，拉丁欧洲再也没有经历过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崩溃，货币经济和私有财产保护驯服了战争。与非洲、美洲和许多亚洲国家不同，拉丁欧洲自10世纪以来一直没有遭到入侵。只有欧洲体系内部的变化，例如，一些国家扩张，相应地另一些国家萎缩。永久的竞争迫使它们不惜任何代价维护复杂的多样性——昂贵的机构、官僚体系和更昂贵的军事，即使边际收益下降。欧洲人拥有对真正重大的创新不可或缺的东西：时间——非常多的时间。研究和推动范式转换需要时间。多元化的拉丁欧洲总有某个地方能保持创造性，积累知识并将其代代相传。

虽然欧洲在政治上支离破碎、在宗教方面分歧明显，但多亏了超级语言拉丁语和超级媒介印刷术，欧洲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对话空间。在古登堡之前，技术知识已经在半个欧洲传播——波西米亚从威尼斯学到如何生产优质玻璃——但知识的传递从没有这样令人目不暇接，而这种速度一旦开始就不断加快。在这里要重申爱因斯坦的强烈观点，如果没有印刷术，那么引发工业化的创新潮根本无法想象。17世纪初，报纸成为聚拢公众的新形式：先在斯特拉斯堡，然后从1631年起《宪报》在巴黎发行，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报纸处处可见。通过书籍和期刊，大陆上的知识文化兴起，如果没有它，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都不可能诞生。例如，正是因为格奥尔格·阿格里科拉在1556年出版的关于采矿业的新书，才使得活塞泵的构造从萨克森和波西米亚传播到整个欧洲。在这套书和之前许多著作中都提到了“矿井狗”——一辆从矿井向外运输废料和矿石的车子，它是后来铁路的雏形（插图82）。它让人们懂得在轨道上牵引车辆的原理。虽然阿格里科拉的著作只有德语和意大利语的翻译版本，但如何把数不清的技术术语用通俗的话表达出来，这个难题几乎无法解决。不过，书中的木刻版画大多是不言自明的。只有密集的交流网络的存在才可以解释，为什么欧洲自15世纪以来积累知识的速度越来越快，而创新也一个接一个出现。虽然中国自1730年以来也一直都有定期呈送的奏折，但与欧洲期刊没什么共同之处。

插图82：《矿井狗》

出自：格奥尔格·阿格里科拉，《论矿冶》，巴塞尔，1556年，伦敦，英国皇家学会

中世纪之后的东亚甚至是奥斯曼帝国都很难列出一张重要创新者的名单，更不用说在医学、天文学和物理学等重点学科领域。与之相反，拉丁欧洲在13—20世纪的发明和发现几乎数不胜数，包括真正的范式转换。成千上万人参与到跨国和跨学科的交流中，他们使用信件和书籍作为媒介或者通过口头争论。在“大分流”前几百年，欧洲已经储备了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大量的知识分子和学者，高度专业化的工匠和发明家，特别是“第三等级”的民众，他们是为欧洲积蓄想法的“水库”，而当时世界上没有哪个文化可与欧洲相媲美。这些数不清的人才就是先驱者的起源，他们为纺织和采矿的机械化迈出关键一步。他们当中有绅士爱德华·萨默塞特，他只是个蒸汽驱动的业余爱好者；有研究活塞泵的议长奥托·冯·格里克；还有发现光波的克里斯蒂安·惠更斯，他的父亲是外交官兼诗人。我们也会遇到织工詹姆斯·哈格里夫斯和约翰·凯、牧师埃德蒙·卡特莱特和铁匠托马斯·纽科门。詹姆斯·瓦特是一个苏格兰商人的儿子，理查德·特里维西克（Richard Trevithick）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可运转的机车，他的父亲是一个工程师……越来越强大的创新动力也表现在司空见惯的关于“长子权”的争论和堆积如山的专利纠纷上。

瓦萨里在谈论佛罗伦萨的艺术时就曾强调，竞争有利于激发创造力，这一观点在古代就为人所知。维莱伊乌斯·帕特尔库鲁斯（Velleius Paterculus）也支持这种观点，某些时期杰出科学家和艺术家层见叠出，大师尤其多，就是因为“竞争心”、嫉妒和钦佩。古希腊经历了“文化繁荣”，11世纪初西班牙的科尔多瓦哈里发国家解体后分裂出的20多个泰法政权引发了穆斯林文化复兴，15世纪印度-伊斯兰文化辉煌夺目，这些都可以证明竞争的优点，文艺复兴时期形式各异的欧洲国家也是一例，还有英国工业革命，它展现出世界史中独一无二的活力。

正如我们所见，另一个关键因素是遏制宗教，但我们经常能够看出，宗教在欧洲的发展中绝不仅仅是阻碍。开普勒像伽利略一样用他的科学去寻找上帝。神职人员一直在研究自然科学，教会首领也一直提供资助。正如英国的例子所示，即使是新教后来也没有遵循路德的做法，并未对科学敬而远之。社会学家罗伯特·K. 默顿甚至认为，科学革命的真正动力就是为上帝荣耀服务的清教徒的功利主义。它催促整个世界渴求利润、为利润奔走，也让方法研究和科学工作变得高尚。这一论点可能适用于个别案例。但是，欧洲的发展空间太过复杂，这种解释不足以让人们理解引发欧洲现代化的过程。文艺复兴科学史中也有许多著名的、渴求知识的天主教徒——耶稣会的克里斯托弗·克拉乌和阿塔纳斯·珂雪，还有伽利略、笛卡儿、托里拆利、伏特和安培（Ampère）等普通信众。天主教在法国出版的专门探讨技术主题的期刊甚至比英国还要多。但在以《圣经》为宗的新教国家中，识字的人更多，潜在创新者的圈子也就更大。有一条是放之欧洲皆准的：科学革命中的英雄，无论他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都不是无比虔诚之人。艾萨克·牛顿可能是他们当中最伟大的人物，就很难被人看出他的基督教信仰。

欧洲的发展是否有“路径依赖”，如果有的话是从何时开始的，这些很难回答。非专业人士可以参与对话并最终主宰话语权，这样的批判性的公众群体最早从12世纪开始萌发。14世纪出现了戏剧性的技术进步，随着印刷术的发明，技术进步变得不容忽视。“锁定”的标志最迟应该是古登堡的发明，从而强化了路径。但这种观点仍有争议。

没有人知道是否有“路径断裂”的可能性以及何时会出现。我们再次回想一下蝴蝶振动的翅膀——或者1690年在博伊恩战役中击中奥兰治的威廉三世肩膀的那颗子弹。它如果再低几英寸，就会杀死未来的英国国王。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认为，如果这种情况真实发生，那么英国仍然会是天主教国家，法国将成为欧洲的霸权国家，工业革命可能也将失败，但我们永远无法证实。

欧洲文艺复兴的独特性

在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的通史中，“复兴”这个概念不是指某个时期，而是一种历史中经常出现的现象：为了达到某种自觉追寻的目标，一个巫师将死者从沉睡中唤醒。复兴可以出现在政治秩序、哲学体系、法律、语言和艺术中，就像复仇者一样，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会出现。半个世纪之后，人类学家杰克·古迪（Jack Goody）也提出类似观点。复兴可能会出现在任何有文字的文化中，因为这样的复古必然与书面文本的本质相符。然而，这一概念主要指的是对中心的“回顾”，试图翻译古代文本并将其作为当前改革的工具。从这个非常有限的角度来看，“复兴”实际上无处不在：印度教在笈多王朝时期得到复兴，还有阿拔斯王朝、法蒂玛王朝或布韦希王朝式的复兴[100]；19世纪末，在埃及和其他阿拉伯语地区出现了奥斯曼帝国的复兴（alnahda），还有“毛利复兴”[101]和1920—1950年拉丁美洲出现的“殖民复兴”。他当然也知道，中国“真正的”复兴是宋代发明了火药。而通过翻译和概述，当时中国对欧洲文艺复兴的了解已经非常充分。而在21世纪的“全球化”时代，复兴这一概念已经与历史基础完全割裂。

所有真正的复兴都出现在相似的情况下，这一点非常令人惊讶，但是欧洲形式的复兴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维度。它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如果沿用汤因比的比喻，用咒语唤醒古代的第一批人是加洛林王朝，奥托王朝举棋不定，而霍亨斯陶芬家族更为坚定；最晚在12世纪，古代的复兴在欧洲几乎已经无所不在，扩张到庞大的规模。亡灵巫师当然也知道如何把古代亡灵圈禁在白垩圈中，他们从亡灵身上释放出千年的知识并开始研习。与穆斯林不同，欧洲人走得太远，想砍掉宗教的强大双翼。

文艺复兴最重要的特征，也是其身份的核心是思想的巨大张力。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的教育和研究机构拥有类似的大量学科和成千上万的学生——印度的大学没有，智慧之家和伊斯兰学校也都完全没有可比性。今天人们已经忘记，在欧洲的大学里曾有一支教授、博士和硕士组成的队伍，他们把知识库堆积起来，最终为对话提供了起点。与更古老的观点不同，中世纪——以奥卡姆，甚至亚里士多德等人为代表——继续沿袭古代的批判性、怀疑性态度，并传承到现代。几乎科学革命的所有伟大人物都受过高等教育。这样看来，埃里克·琼斯的“欧洲奇迹”根本算不上奇迹。无数次尝试解决问题的结果就是最终取得重大突破。突破时不时出现——一开始是以几百年为维度，后来越发密集——这是一个统计学问题。就算在宋朝，受过教育的“士”甚至不到人口的5％。

不是单纯复制古代，而是继续发展古代遗产——这一意图从一开始就为欧洲文艺复兴的文化创作奠定了基调。彼特拉克写道：“单纯信赖古代事物，简直一无所成，发明那些事物的也是人。没有什么事物如此值得崇拜、如此完美，以至无法再改进。”布鲁尼强调，人们必须接纳古代，但同时要进行改造，古为今用。安吉洛·波利齐亚诺嘲讽道：“在我看来，只会模仿的作家就跟长尾小鹦鹉或喜鹊似的，他们说的都是自己不理解的东西。”事实上，拉丁欧洲的文艺复兴不仅仅是一次转世，其中奠定了它在世界历史中的特殊地位。因此我们也坚持这一概念，反对关于它的激烈争议，也反对单纯地划分时期。穆斯林和拜占庭的学者也是文艺复兴的“共同继承人”，与他们不同，拉丁欧洲完全开发了古代思想和形式的理性和美学的潜力，并从中造就全新的风格。拉丁欧洲之外的国家可能从“西方”获得这样或那样的工具，但它们很少对进口物再进行改造。想法在各处闪现，但没有出现长期效用。16世纪，意大利人已经在浇铸阿拉伯字母活字了，而在阿拉伯语的起源地，人们还依赖手抄本。

欧洲社会的活力在快速变化的服装风格中得到清晰展现。用费尔南·布劳岱尔的话说，欧洲是时尚大陆。“我们几乎每年都会发明一种新的衣着风格。”16世纪的葡萄牙人路易斯·弗洛伊斯如是说，“在日本，穿着永远一样，一成不变。”文艺复兴晚期的艺术展现出辉煌的多样性，在欧洲之外很少能找到对应，欧洲人庆祝想象的方式也一直推陈出新。在这些想象中，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和学者有他们的共同点。想象是一切创意的开端，无论是《仲夏夜之梦》，还是用水果巧妙排列出的鲁道夫皇帝像，抑或是火星的椭圆轨道。所有这些以及更多的想象都出现在欧洲。这个空间为阿尔钦博托、莎士比亚、开普勒和其他一些伟人以及无数小人物提供了实践想法的机会。有时，科学天才和艺术天才就在同一人身上闪现，比如阿尔贝蒂和列奥纳多。

用日本文学家的话说，文艺复兴是一个分界模糊的“流动的世界”。中世纪盛期语言和书写的变化就是文艺复兴的发端，这些变化也被称为“话语革命”。布克哈特把它看作“个体的诞生”，实际上这是一场关于内心世界主观性的对话。早在12世纪，人们就越来越多地讨论世俗问题。对谈成为“西方”的标志之一，比如与印度教文化就可以形成鲜明对比。在相互作用中，人们逐渐观察到市民文化的形成。一开始是法学家，后来越来越多的行业和阶层都发表意见。这样就出现了一个群体的前身，他们后来在文艺复兴的历史中和前工业化的历史中发挥了显著作用：受过教育的、经济上强大的市民阶级，他们要求获得政治发言权，有时候也得偿所愿。

古代思想的催化作用——我们不能简单把它看作一种“起因”——对于拉丁欧洲的理性和知识的发展来说，怎么高估都不过时。希腊人留下的批判性对话技巧的确激发了持续的疑问和质疑，塑造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文化，但对于重大突破来说，拉丁欧洲驯服远古巨人的计划更是至关重要。人们开始拆除古老的圣殿，不仅是因为他们在亚里士多德等伟人身上辨认出一些错误和矛盾。事实上一些别的“潮流”对此也有贡献：船长的亲身经历，观察和系统实验，超出亚历山大港水平的数学知识，还有很多地方蓬勃发展的爱国主义，这些都是竞争的结果。与此同时，爱国主义也让人们燃起雄心壮志，誓要超越雅典和罗马。

许多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平民联盟在欧洲各国飞速蔓延，其他地方根本无法相比——这些联盟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代表是英国议会——它们也让实验、讨论和出版变得更容易，它们让人们有更多可能去思考“不纯洁的事物”。法国哲学家奥默·塔隆（Omer Talon，约1510—1562）精辟地指出“西方”精神丰富的多样性，以及它对古代遗产肆无忌惮的挖掘：“如果柏拉图的著作中有什么适合我、对我有用的东西，我就接受它；如果伊壁鸠鲁的花园里有什么好东西，我不会轻视它；如果亚里士多德提供更好的东西，我一并带走；如果埃利亚的芝诺的商品比亚里士多德的更畅销，我就离开亚氏并献身于芝诺；如果哲学商店里的一切都空洞无用，我就不会买任何东西。”

造就科学革命和工业化的各种因素可能有不同的重要性。可以确定的是，欧洲发展的可能性空间在文艺复兴时期变为现实，为创新提供无数机会，甚至民主思想也被接纳。城邦和罗马共和国的实践提供了榜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修昔底德和西塞罗奠定了理论基础。哲学话语对西方民主的起源到底有多重要，主要取决于人们如何看待观念对历史进程的影响。马克斯·韦伯指出，直接支配人们行为的不是思想而是利益，但随后又补充说：“尽管主导人类行为的是利益，但通过思想建立的世界观经常是这条轨道上的扳道工。”想想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和约翰·杰伊（John Jay）发表的《联邦党人文集》——其中包含了一些令人神往的充满政治智慧的论文，这些文章帮助美国宪法和现代代议制民主铺平了道路——他们用“普布利乌斯”的笔名发表。这里指代的是普布利乌斯·瓦雷列乌斯·普布利库拉（Publius Valerius Puplicola），李维之后罗马共和国早期的执政官，也是共和国的创始人之一。

人文主义为欧洲和世界的未来准备了丰厚的遗产。人文主义向人们展示了活跃的和沉静的生活、善与真、特殊和普遍；把人们的目光从彼岸引到此世，让哲学成为生活艺术的老师。人民掌权的模式在中世纪晚期也重新回到世上，而没有被驱逐。在同一片理性的空间内不仅产生了公民社会，先前还诞生了民主理论——在欧洲和欧洲的殖民地美洲——一开始只出现在这里，这绝对不是一个巧合。因此，如果把马基雅维利和其他前辈如布鲁尼或萨鲁塔蒂的推论都归结为一个传统，并不完全是错误的，而且从这个传统中还产生了英国和美国革命的思想世界，以及西式的现代民族国家。马基雅维利的共和党计划只是纸上谈兵。如果真的实现，就像前面所说，它将是文艺复兴时期最宏伟的建筑。

牧神黄昏

为一个时代命名必然会让一些不属于此的东西变成此时代的事物。时代名称要能概括数百万人的生活，还要显现每个个体和团体的日常行为，而他们又各有各的特征。我们所描述的时代也变得多种多样，令人困惑。文艺复兴与异教神祇嬉戏。它让理性和经验上升为新科学的征兆，而知识和信仰终结之地，魔法师和“智慧女性”就大展身手。文艺复兴时期教堂的湿壁画见证了数学上无比正确的中心视角；离壁画不远，壁画的捐赠人所崇拜的偶像就悬在教堂顶上，它们是为那些男女捐赠者制作的还愿蜡像，大小和真人一样，还穿着衣服。神秘主义和数学精神是这个时代的体现，还有宗教狂热分子，他们想用火净化一切。文艺复兴以古典风格庆祝辉煌的胜利。它和伊拉斯谟一起微笑，与拉伯雷一起放声大笑。它怀有热切的虔诚，也被土星型疾病忧郁所困扰。学者和技术人员完成了雅典和亚历山大港开始的项目。它的表面遍布一道道崎岖的沟壑，这些曲折中包括古登堡、菲奇诺和富格尔、波提切利和博斯、路德、米开朗琪罗和莎士比亚。作为他们的象征人物，我们可以搬出普罗米修斯、奥德修斯和浮士德博士，以及堂吉诃德和登上伊拉斯谟之船的所有愚人。顺便说一句，尼采提到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或者说“超人”并不在内，只有其中一些——用时代的行话来说——“独特”的人像时代苍白的阴影一样漫步整个时期，如阿尔贝蒂或列奥纳多。号称要用锤子砸碎一切偶像的哲学家也让文艺复兴变得越来越异教化，是异教传说最强大的助产士。但是指责一个人是无神论者通常只是为了在信仰争议中取消对手的资格。被末日恐惧笼罩的宗教改革者皮埃尔·维雷热切想找到“无神的怪物”，可能很难如愿。如果一个狂热分子抱怨说，所有基督教国家都被“该死的无神论”传染了，那么他只是在简单解释当时悲惨的时代环境。列奥纳多和马基雅维利是少数被怀疑为无神论者的知识分子。

文艺复兴的历史最迟开始于12世纪，12世纪迅速累积的古代典籍为此提供了最有力的论据。这些“复兴”的传统对科学、技术和文化创作有最广泛的意义，这样至关重要的意义证明，不能将这个备受讨论的概念单纯作为一种艺术风格的标题，而是当作一个时代的总称。然而，意大利的建筑和绘画自15世纪开始才显示出古典形式持续而深远的影响。人们从木刻画的时期划分中就能看出这种困难，当文艺复兴风格在北方某些地区刚刚展现时，意大利已经在努力摆脱巴洛克盛期风格的影响。

插图83：《森林人》

出自：康拉德·盖斯纳，《动物史》，1551或1669年，苏黎世

我们想让文艺复兴在何时结束？半人半兽的萨提尔神的变形给予了我们提示。17世纪，他从一个堕落的天使变成一个时而冷漠、时而友好的牧神。布鲁诺用他来比喻苏格拉底，一个有着美丽灵魂的丑陋的人，而自然学者认为他是一个人类和野兽**创造的怪物。启蒙时代把他看成是一个原始人种，最终却采纳更古老的说法，把他变为一只猴子。在同样的旋律中，龙萎缩成蜥蜴，诱人的塞壬成了海猴子，东方的怪物也从世界地图上消失。长期以来如此强大的说辞甘心落败，同时也丧失了它们在哲学中的经典地位。随着笛卡儿主义的吸引力不断上升，形式逻辑变得越来越重要。

17世纪，山脊另一侧的余脉已经变得平缓——尽管那不勒斯人詹巴蒂斯塔·维柯（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还可以被算作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他是以修辞学为本的人文主义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也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历史真相的代表。甚至“中世纪”也幸免于难，例如，1627年，博韦的樊尚的《大宝鉴》在天主教重镇杜埃再版——不是被当作奇特的历史素材来源，而是作为教材。第谷·布拉赫模型在18世纪还抵达了葡萄牙和法国，更不用说“民众”的世界观。盖伦和希波克拉底像以前一样被尊为医学权威，但实验和解剖刀让他们的观念逐渐被更新。古老的想法逃离躯体，并成为机械般的装置。直到19世纪，化学才成为无可争议的大学学科，并开始剥去炼金术、魔法和占星学的外衣。

萨沃纳罗拉虔诚的政变和路德的宗教改革并不意味着这一时期的终结，尽管有一些同时代的人这么认为。在欧金尼奥·巴提斯蒂（Eugenio Battisti）看来，特伦托宗教会议是“反文艺复兴”的信号，海勒姆·海顿认为“反文艺复兴”在17世纪达到**。宗教战争炮声隆隆，暂时淹没了伟大的对谈，即赫尔德所说的“呼吸的空气”，但并没有让对谈从此沉寂。对谈的话题从对知识的热忱、对古代的欢欣和12世纪的世俗化一直延续到经历启蒙又古典的18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公民自由”的概念在1651年被霍布斯埋葬，在18世纪也复活。人文主义的教育也幸存下来，它在19世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势头强劲。另一方面，教派争端失去了重要意义。在英格兰，1688年后新教徒不再受迫害。世俗的空间继续扩大。例如，在信奉加尔文宗的多德雷赫特，1620—1680年摆放在家中的宗教图像的数量减少了四分之三。从科学史的角度看，开普勒和伽利略是一个重大转折。观察和经验能够成为一切知识的来源，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最后的胜利顶峰是牛顿1687年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和洛克1690年的《人类理解论》。

1660年前后，欧洲遭遇了最后一次女巫大恐慌。弗朗西斯·耶茨（Frances Yates）认为文艺复兴终结于1614年，这一年，日内瓦语言学家伊萨克·卡素朋（Isaac Casaubon）让《赫尔墨斯秘籍》失去神秘色彩，他通过考据认定这本书真正的创作时间比人们此前相信的时间要晚很多，因此证明这是一本伪作。但牛顿还是援引赫尔墨斯，他认为赫尔墨斯见证了上帝意志在重力中的影响，这种想法与安萨里的观点有奇特的相近之处。

地中海地区也经历了深刻的变化，经济持续衰退。经过20多年的战争，威尼斯在1669年失去了克里特岛，这是它在爱琴海的最后堡垒。未来之海是大西洋，未来权力属于英格兰。罗曼诺夫王朝在俄罗斯拉开序幕，清朝开始统治中国，这些事件都与全球危机有关，即便不是唯一的原因。与欧洲一样，全球危机也动摇了东南亚的秩序。因此有理由将它和17世纪看作一个划时代的鸿沟。

也许密涅瓦的猫头鹰已经悄悄地又展翅欲飞。从文艺复兴开始的这段世界历史可能已经完结，而在东半球有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徐徐出现。不过，在历史的“流动的时代”中，每个夜晚都有即将到来的黎明熠熠生辉。希腊人的胜利是否暗示了西方的曙光或者东方的黄昏，无法下定论，而且也不重要（插图81）。要讲述一个时期的结局或开端，总是意味着同时看见暮色和曙光。即使布鲁诺也不能确定，他是活在新一天的清晨还是活在旧一天的夜晚。也许文艺复兴和随之而来的“大分流”也不过是当前“大融合”的先决条件——只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进程中的某一阶段，这个进程就是全球现代化。

世界一梦

从彼特拉克开始，文艺复兴偶尔会把自己看作“现代的”。正如艺术极度推崇想象力和原创性，在中世纪时经常被贬低的进步和新事物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一些人文主义者坚信，一个科学和艺术的新时代已经到来，这样也就定下了基调。“骰子已经落下”“我敢做！”乌尔里希·冯·胡腾以此为座右铭。1499年，波利多尔·维吉尔的《论物之发明》出版，预示着新的技术史的开端。书中总结了古代所有新事物。现在的关注点不再是“过去”，尽管“改革”都是以过去为参照物。伽利略上一代的学者——例如特勒肖、康帕内拉等人——就被冠以“创新者”的名号，这是赞誉，也有辱骂。帕特里齐承诺一种“新哲学”，约翰·迪伊应允一个“新学科”，费尔内尔创建一种“新医学”。培根有志于科学的“伟大创新”，哥白尼和开普勒想要一个“新天文学”。最后是笛卡儿，他要求认定他生活的世纪和他自己的数学方法都具有现代性，他的方法是为了获得绝对真理。他明确把现代与以前的思想区分开来，以前只有平平无奇的观点问世，它们的“历史”只是关于已经发现并保存在书中的东西。

在笛卡儿生活的时代，古代仍然给予人们许多令人惊叹的启发，为艺术、文学和科学提供了主题和人物。但它的“重生”现在已经完结，字面意义上的“文艺复兴”结束了。雅各布·纳尔迪（Jacopo Nardi）于1568年翻译的李维的著作已经是第五个译本，但直到19世纪才又有新译本问世。其他经典作家的境遇也是如此。拉奥孔群像所代表的“无比伟大的古代”成为嘲讽的对象，亚里士多德、托勒密和其他人也变成语言学或历史研究的对象，就像是干瘪的木乃伊。

科学仍然坚定地追寻培根。没有维萨里和哈维就不会有我们熟知的医学，没有机械表和蒸汽机也就没有汽车；没有开普勒的天文学，没有伽利略和牛顿的物理学，太空旅行只能出现在虚构文学中。文艺复兴甚至延续了希腊人的计划，探索磁力和电力。后者在16世纪由威廉·吉尔伯特命名为“电”（vis electrica），成为一个固定概念。然而，被锁链束缚的普罗米修斯必须以自己的肉体为代价才能获得知识。亚里士多德的译者路易斯·勒·罗伊（Louis Le Roy，1510—1577）就持这种观点。大自然没有向人们展示进步和腐朽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吗？空气用雷电和风暴让大地翻腾，火焰摧毁大地，水流让土地分开，辟出海湾，冲击出河谷和海盆；山脉被侵蚀……创新把欧洲带入现代，但勒·罗伊和蒙田一样都看到了创新的矛盾之处，他认为印刷术的发明是神启的馈赠，而火炮的发明则是魔鬼的**。

虽然理性和数学承诺安全，但存在的基础被撼动。帕斯卡意识到，存在在无限和虚无的两个深渊之间摇摆。怀疑论哲学和笛卡儿的质疑让人类成为他的世界中另一种意义上的造物主，这种形象渐渐浮现在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甚至笛卡儿本人的面前。在事物的特性和感官与理智展露出的东西之间，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慢慢生成。如果把上帝排除在存在的游戏之外，那么人类对自然和宇宙的看法就是唯一的可能性。现在人们越来越怀疑，人类只能把自己所有的想法和要求传播到全世界，别的什么也做不来。世界是按照人类设想创造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完全就是人类的创造物。因此，“现实”也就只是头脑中的一个形象、一个梦想。

普洛斯彼罗在《暴风雨》中向那不勒斯国王的儿子所说的话经常被引用，这些话就像是这个我们称之为文艺复兴的时代的终曲。“你看起来似乎有点惊讶，吾儿，高兴起来吧。我们这场小小的狂欢已经结束。我们的演员们——我早就说过——都是精灵，他们已经在空气中消散，在稀薄的空气中。如同这虚无缥缈的幻象中的海市蜃楼，那些高耸入云的楼阁、华丽辉煌的宫殿、肃穆庄严的庙堂，甚至地球以及地球上所有的一切都将消散，就像这一场幻景，连一丝云彩都不曾留下。同样的材料建造出梦，也构成我们，我们短暂的一生被酣睡环绕。”这种令人激动的自信听上去很不一样。事实上，文艺复兴的时代与文艺复兴主义打造出的戏剧般的局面没有什么共同之处；舞台上有夜色中闪着寒光的匕首，毒药涓涓流入水晶高脚杯，而最后的夕阳红得像提香的着墨，给欲望和死亡镀上一层光芒。冰冷的逐权者拥有“巨大的梦想”——这些梦想在1900年前后曾引发“歇斯底里的复兴”——但他们只不过是一群因为缺乏现代性而生出的幽灵。正如尼采所说，文艺复兴并没有那么伟大、强硬和清晰；相反，它像所有历史一样既矛盾又复杂。

文艺复兴给我们留下了一些简单的教训。宗教应该在心中而不是在政治上占有一席之地，纯洁的使徒是一种致命的危险。如果没有相互交流，文化就不会出现，更不会繁荣。蒙田和培尔等怀疑论者开启了怀疑的深渊〔理查德·H. 波普金（Richard H. Popkin）语〕，我们从深渊中得到结论，宽容是无可替代的。它提供了战略优势，因此具有政治和经济效益而且符合登山宝训的道德规范。如果一个社会能够促进竞争，而且人们无论种族、宗教或性别都有阶层上升的机会，那么它就有利于科学和技术进步。有序的政府、“良政”，也有积极作用，机构可以成为自由的堡垒。如果没有长期积累的有用知识，西方版本的现代性是不可能的（是否值得期待，则是另一个问题）。资本的意义重大，精神就是一切。一般是创新促进增长，而不是增长促进创新。突破传统需要自由、安宁和交流。“人们可以孤独地播撒下知识的种子，”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说，“但必须在公共场合栽培它。”

关于什么是自由，什么是人类尊严，文艺复兴时期的讨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入。诗人约翰·邓恩在1624年——三十年战争刚开始时——回忆说，每个人都是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没有谁是一座孤岛，在大海里独踞；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部分。如果一个碎块被海洋冲走，欧洲就会失去一角……每一次人类的死亡都让我缺少了一部分，因为我属于人类。因此，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文艺复兴时期一些最重要的思想家为一个伟大的想法铺平了道路：人权既不是基督徒的也不是穆斯林的，既不是欧洲的也不是亚洲的，而是适用于所有人。人权的历史包括16世纪关于良心、自由和宽容的讨论，也包括如何对待美洲和非洲土著人民的思考。启蒙思想家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惊讶地观察到，所有文明中最傲慢的那个同时也是自我批判最彻底的。这或许就是“西方”最大的优势，直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