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苏黎世，2017年7月22日。就此搁笔。最后一次校稿也结束。虽然进行多次勘误，但还有不少——令我担心的——漏网之鱼。现在，是时候告别这个反复无常又令人着迷的伴侣了，它陪我走过穿越时空的漫长旅途。如无意外，今天上午它将从这里前往慕尼黑的出版社，开始全新的生活。我多年来的苦思冥想和斟词酌句，在未来几周将付梓成书，字字分明、插图精美。我熟悉的这位善变的女伴将变成一个实体：一本书。它现在将独自踏上旅程。

十多年前，当C. H. 贝克出版社与我签订书写17世纪历史的合同时，今天这场短暂的告别就在那时开始。其他项目——包括一本关于皮耶罗·德拉·弗朗西斯卡的《被鞭打的基督》的书——也随之而来。我的研究兴趣的转变导致主题的变化：我们决定探讨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历史观。这一项目最重要的推动者是戴特勒夫·费尔肯先生，他既友善又坚毅，对笔者的良心发出颠覆性的呼吁，为本书脱胎成形做出重大贡献。沃尔夫冈·贝克先生和他的继任者乔纳森·贝克先生都伴随着这本书的书写过程，就像以前的众多联合图书项目一样，他们有浓厚的兴趣和善意。负责审校工作的史蒂芬妮·霍施勒女士语感敏锐，在语法和专业知识等方面对这部手稿全权负责。碧亚特·桑德和克里斯塔·沙沃尔两位女士满怀热忱与**，完成了这本书的美编工作。索引表由亚历山大·格勒先生负责。在此，我要真诚地感谢他们。此外，我也要向格尔达·汉高基金会致谢，感谢他们把本书收入著名的“历史图书馆系列丛书”中。

我在研读相关文献时发现，雅各布·布克哈特、彼得·伯克和约翰·海尔斯等前人已有精彩论述，如果我续写一本简明史，只是班门弄斧、毫无新意。所以我决定大胆地开辟新的角度，从比较视角分析拉丁欧洲的文艺复兴，以期彰显文艺复兴在世界史中的意义。叙述与分析杂糅，既要考虑理论性又要兼顾趣味，这绝非易事，本人的尝试是否算是成功，全凭读者定夺。书中引文都是尽可能从原文译出，因此可能与一般参考文献中的表述略有出入。

这个项目涉及许多伟大的文化，繁杂的工作如同走钢丝。我努力征求各领域专家的建议，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得知要帮我审阅部分章节，无数同事都欣然应允：赖讷·巴贝尔（巴黎），安德烈亚斯·拜耶尔（巴塞尔），弗洛伊思·科恩（阿姆斯特丹），亚历山大·德曼特（柏林），马丁·杜桑贝尔（苏黎世），乌里克·弗莱塔克（柏林），亨讷·富蒂希（汉堡），卡斯滕·郭尔克（苏黎世），亚当·琼斯（莱比锡），罗伯特·朱特（斯图加特），安妮·科尔布（苏黎世），格西恩·克鲁格（苏黎世），托马斯·林考夫（明斯特），克里斯蒂安·马利克（苏黎世），格尔特·梅尔韦（德累斯顿），谢尔盖·米歇尔斯基（蒂宾根），曼乌斯·莱茵考夫斯基（巴塞尔），迪特玛·罗特蒙德（海德堡），赫尔维希·施密特-格林茨（沃芬伯特），路德维希·施穆格（罗马），塞巴斯蒂安·邵尔茨（苏黎世），彼得·施赖讷（科隆），彼得·舒特斯（苏黎世），拉吉·施泰因内克（苏黎世），西蒙·图伊舍（苏黎世），斯温·特拉库温（康斯坦茨）和皮尔·弗利（阿姆斯特丹）。他们提出许多宝贵的批评意见，让我受益匪浅。我对以上同人表示感谢，但书中观点仍由本人立场决定。再者，文中如有误，全因笔者不慎。文中出现了大量汉语、阿拉伯语、波斯语或斯拉夫语的名称和术语，感谢萨比娜·赫尔曼（慕尼黑）、彼特拉·雷德（慕尼黑）和蕾娜特·施特凡（因河畔罗特）三位女士的认真审校。

我还要感谢在写作过程中为我提供各种指点和帮助的朋友们。他们是大卫·阿布拉斐亚（剑桥），巴勃罗·布里特施泰因（海德堡），彼得·伯克（剑桥），保罗·卡斯特罗（库斯科），切萨雷·德·希达（那不勒斯），约翰内斯·弗里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托比·霍夫（剑桥），尼古拉斯·亚斯波特（海德堡），克劳斯·约纳斯（苏黎世），蒲田安雄（东京），克里斯蒂安·利尔曼（洛韦诺/都灵），罗伯特·慕尚布兰德（纽约），格拉多·奥塔利（威尼斯），乔治·萨利巴（纽约），曼弗雷德·G. 施密特（海德堡），玛蒂娜·施得肯（苏黎世）和约瑟夫·泰特（盐湖城）。安德烈亚斯·童勒芒（1953—2014）和艾伯哈特·韦斯（1925—2013）多次拨冗与我详谈，这些谈话也在书中留下印记。

我曾应邀举办过一系列讲座，把本人对文艺复兴文化的历史与展开的思考呈现给听众并进行探讨，这对本书大有裨益。在此我要向这些活动的主办方——所附机构为他们举办讲座时的工作地点——表示衷心致谢：沃尔夫冈·贝林格（萨尔大学，萨尔布吕肯），约瑟夫·康纳斯（意大利文艺复兴研究中心，哈佛大学），乌韦·弗莱克讷（瓦尔堡之家，汉堡），安德烈亚斯·盖斯特里希（德国历史研究所，伦敦），李淑钟（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中心，首尔大学，首尔），海因里希·迈耶尔（卡尔·弗里德里希·冯·西门子基金会，慕尼黑），马丁·穆索夫（哥达研究中心/埃尔富特大学），汉斯·奥托迈耶尔（德国历史博物馆，柏林），朴宰宇（汉阳大学，首尔），海因茨·施林（柏林洪堡大学，柏林），塞巴斯蒂安·舒茨（女王大学，加拿大金斯敦），格尔特·施韦尔霍夫（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德累斯顿），谢淑贞（台湾大学，台北），阿尔多·文丘利（意大利文化协会，柏林），马丁·万克（瓦尔堡之家，汉堡），杨圣敏（中央民族大学，北京），虞和芳（南华大学，台北）。

马丁·鲍迈伊斯特先生不仅邀请我在罗马的德国历史研究所开展关于“文艺复兴”的讲座，还为我提供机会，与亚历山大·科勒一起举办了主题为“全球文艺复兴？跨文化比较下的欧洲文艺复兴”（2016年10月13—14日）的研讨会。我要感谢马丁·鲍迈伊斯特和亚历山大·科勒两位先生的通力合作。我不禁回忆起两个久远的跨学科项目：一个是波恩研究生院的课题“意大利文艺复兴及其在欧洲的接受”（1996—2002），另一个是欧洲科学基金会的项目“欧洲文化交流，1400—1600年”（1999—2003）。因为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杰作有“亲密接触”，我得到特权为两个重要展览担任联合策展人，分别是“佛罗伦萨！”（州立艺术馆，波恩，与卡塔琳娜·克鲁巴斯克、安娜玛利亚·吉乌斯蒂和格哈德·沃尔夫合作，2013）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变形，1400—1600”（瑞士国家博物馆，苏黎世，与丹尼斯·托内拉合作，2016）。

感谢我在苏黎世的同事娜奥米·贝尔斯、罗斯玛丽·博尔、荷西·卡塞尔斯、雅妮娜·格鲁那、塞缪尔·哈夫纳、托马斯·马奈驰和斯蒂芬·桑德尔费斯，他们为我搜集了庞大固埃般体积的文献资料，并审读书稿。荷西以他对家乡的了解，为我指出一些关于南美洲历史的错误。罗斯玛丽和雅妮娜让当前局面也以严谨的方式出现在这本书稿中，两位女士严肃又亲切，效率极高。

我最亏欠的是与我成婚整整30年的太太，现在她坦然接受了我和文艺复兴的这段私情。这本书当然是献给她和我们的孩子塔西洛、马丁和普莉希拉。感谢嘉比对我所有的爱意和宽容，一切尽在不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