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79：景德镇碗，明朝，1540—1560年，德累斯顿，国立艺术展览馆

宁静的梦想，繁忙的贸易

永乐舰队探险结束后，远洋支持派在北京已经彻底落败，即使建造大型船舶也会遭到惩罚。一切出海贸易都必须在政府的控制下进行。除了一些短期的宽松外，这项政策一直持续到16世纪下半叶，尽管它导致走私和海盗猖獗，商人的贸易活动也受到很大阻碍。这背后的原因，我们只能推测。主要动机可能是蒙古人对北部边境的持续威胁，这是仅次于饥荒之外的第二大噩梦。所以更迫切的任务是将可用资金投入巩固防御工事，而非昂贵的舰队探险。1470年前后，中国开始建造著名的明代长城，并于17世纪初完成。这是地球上最大的建筑，也是中国与外界隔离的象征，一座恐惧的纪念碑——但在军事上毫无用处，是一项无比糟糕的投资。长城从来没有足够的守卫军，北方强敌很容易绕道而行或突破长城。只有清朝才以强大的攻势最终解除“从草原而来的危险”。

永乐皇帝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他之后的皇帝有很多是技艺高超的书法家和画家，但往往缺乏权谋。他们把政事交给太监和大臣，或耽于女色沉溺床笫，或饮酒作乐聊以度日。尽管儒家和道家都反对暴政，也知道如何限制权力，如通过传统和仪式，但平民百姓没有任何发言权。地方官员逐渐“自下而上”改革，成功推行了一套以货币支付为基础的、完善的税收制度，取代了之前混乱的税赋。除此之外，明朝没有能力进行任何改革，技术突破根本不存在。只有几个屈指可数的例外，如伟大的科学家、“药师之王”（李约瑟语）李时珍（1518—1593），或拥有开放的批判性思维的谢肇淛——他质疑古代的知识和女人缠足这样的传统。从百姓身上搜刮的钱财养活了一个庞大而腐化的官僚机构，还要养活1万个贪婪的太监并维持宫廷的奢华风气。明朝军队一度达到400万人，但他们训练不足，技术落后。

全球危机让局势更加激化。严寒和雨水破坏了农业生产；饥饿和税收引发叛乱。贸易陷入瘫痪，统治者想进口白银又没有足够资金。在16世纪末的万历朝鲜战争中，明朝为增援朝鲜被卷入与日本的战争，甚至不能按时发放军饷。资金匮乏也让明朝的实力渐弱。随着满洲人的袭击和几十万饥民的起义，明朝灭亡。反叛分子**北方，最终攻进北京。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于1644年自缢。一名将军在危难之际不得不向满人求助，他们确实镇压了起义，但政权也被这些胜利者夺走了。经过数十年的残酷镇压，所有反清复明的抵抗都被扼杀。随着满人统治的开始——这个王朝自称为“大清”——中国对外来影响的反感和抵制越来越强烈，包括天主教的传教活动。

让我们回到李约瑟的那个大问题：为什么曾经充满活力、渴望创新的中国没有走上西方现代化的道路？为什么没有进一步的科学突破和工业化？一些人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探究中国人的精神。佛陀和孔子为发展设下了拦路石——而欧洲的新教徒则服从他们的工作伦理，迫切想在地球上找到自己是天选之人的迹象，因而追逐金钱和成功？这样的论点似乎说得通。竞争、忙碌和贪婪在佛陀和孔子看来是一种恶行。司马光在熙宁变法中用孔子的话——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反驳王安石的改革思路。贸易和金融交易被看作贪婪和暴利，儒家学者认为只有农业是必要的。诗人陆游（1125—1210）曾描绘过这样田园般的场景：“诸孙晚下学，髻脱绕园行……爷严责程课，翁爱哺饴饧。富贵宁期汝？他年且力耕。”

但是中国从未把自己单纯看作节俭的农民之身，与诗中所述并不完全符合。北京、杭州或苏州等大都市都不是探究自我的宁静之地。一位15世纪末前往杭州的韩国人说，市场上的金银堆积如山，人们穿戴漂亮的衣服和饰物；来自外国的商船像梳齿一样鳞次栉比，街上的酒肆旁边就有各种各样的杂耍。中国经济正处于充满活力的发展时期。手工匠拉坯并绘制瓷器，这些瓷器远销欧洲，被斐迪南一世·德·美第奇（Ferdinando Ⅰ. de' Medici）当作礼物送给德累斯顿（插图79）。油漆让家具闪闪发光，茶和丝绸抵达日本或通过马尼拉到达西班牙人之手。甚至出现多样化的定制需求：穆斯林用来喝中国茶的瓷杯上不会出现人物肖像，而日本人和欧洲人的品位也在考虑范围内。依照欧洲人的喜好，他们收到的物品上面会有他们的徽章和基督教图案。中国的对外贸易到底达到何种规模，目前尚无定论；但中国人是雄心勃勃的巨贾，他们想把生意覆盖整个东南亚，这是毫无争议的。佛陀、孔子以及道家都向人们灌输宁静的梦想，显然并没有减缓他们的忙碌。明朝中期一个家族的首领曾经哀叹，城市生活腐蚀了古老的价值观，这种忧郁的情绪也可能出现在马格里布的伊本·赫勒敦或那不勒斯的桑纳扎罗身上，他们都曾为“现代化造成的损失”而惋惜。

有一种观点可能可以解释这种矛盾，只有精英才有能力遵从儒家的价值观。和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不为司马光所关注的底层人士需要微薄的利润才能够生存下去。作为中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关注经济增长，而不像官员闲来练习书法，也不像贵族为消遣收藏古物。明朝尚书张瀚（1510—1593）撰有《松窗梦语》，他在《商贾纪》中云：“财利之于人，甚矣哉！人情徇其利而蹈其害，而犹不忘夫利也。故虽敝精劳形，日夜驰骛，犹自以为不足也。夫利者，人情所同欲也。同欲而共趋之，如众流赴壑，来往相续，日夜不休，不至于横溢泛滥，宁有止息。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张瀚对此非常了解，因为他来自繁华的杭州，出身于一个富裕的纺织商家庭。

宗教规范和生活现实总是两回事。印度的婆罗门有着厌恶商人的传统，但这也没有挫败他们的经商热情，就像儒家思想也不是什么阻碍。《圣经》也绝不是资本主义的宣言——《圣经》中提到，富人上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耶稣把商人和放贷者赶出圣殿，而人类的苦难从食用知善恶树的果实的那一刻就开始了。然而，欧洲的现代性主要是资本家和学者造就的，尽管有起有落。事实上，宗教经常只是回应世界的混乱，而无法驯服世界。在快节奏的时代，宗教让人们可以歇息，从喧闹的日常生活躲进一个安静的角落。否则，欧洲中世纪只会有爱好和平、虔诚和谦虚的人群，而不会出现资本家。人们不应高估宗教教义对辛劳大众日常活动的影响。

中国的贸易在17和18世纪蓬勃发展。在长江三角洲，近代早期的农业生产力可能比其他任何地方都高，附近的景德镇成为世界瓷器制造之都。但是经济仍然以小规模家庭生产和由国家组织的税收经济为特征。中国的利维坦以税收、垄断和关税为食。与欧洲国家对资金的渴求相比，中国对信贷的需求仍然远远落后。与欧洲不同——想想富格尔家族与哈布斯堡的艰难同盟——中国朝廷与资本主义没有任何联络。此外，这个发明纸币并且制定了第一套货币理论的国家并没有出现银行系统。

当然，所有这些都不应妨碍科学进步或新技术的发展。工业崛起的一些条件并不缺乏；勤劳的人、制造业、煤炭，还有维持秩序与和平的国家。尽管信贷体系不发达，但可调动的资本非常丰富。缺少的就是技术创新。可惜中国只出现了种植技术的改进和传统发明的微小调整。与几千年前一样，中国经济主要靠数百万人的力量发挥作用。普罗米修斯仍被绑在高加索的岩石上，他没有到达长江江畔。

傲慢的巨人

印刷术的命运就展现了中国的技术停滞。这种停滞不仅能在中国观察到，韩国和日本——这些最早认识到印刷术基本原则的国家——在技术上同样停留在中世纪的水平。在中国和韩国，都有人试验过活字印刷，最晚在13世纪还出现了金属活字，但是，由于没有人想到印刷机，人们不得不一直从染色的木块上把纸张从背面揭下来。坚持使用木材源自中国人对书法的喜爱，柔软的毛笔让人们可以随意挥洒泼墨。他们逐渐开始使用青铜活字，但仍然没有印刷机。

当时的访客清楚地观察到了中国的“大迟缓”。1602年访问中国的耶稣会士迭戈·潘托亚（Diego Pantoja）写道：“这里能找到许多好东西，但都没有付诸实践。”为什么会这样？首先一个原因便是，国家的目光落在政治和社会局势上。科举制度在明朝后期成为通往高等官职的独木桥，自然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分一杯羹。

欧洲体系肯定不如中国、越南和韩国那么理性，但它更开放。年轻时曾是一名雇佣兵的梵蒂冈图书馆馆长官巴塞洛缪·普拉提纳（Bartolomeo Platina，1421—1481）和列奥纳多·布鲁尼在这个中心帝国根本没有发展机会。据说布鲁尼之所以能在教皇宫廷得到秘书职位，仅仅因为他手写的教皇口谕比另一个竞争者的更漂亮。如果布鲁尼没有在罗马或佛罗伦萨获得成功，对他这样的高素质人才还有上百种其他的选择。毕竟意大利有很多相互竞争的宫廷和城邦，它们都会提供一份薪酬，而且还有丰富多样的大学、学院、修道院、博物馆，以及炼金术士的厨房、讨论圈子和图书馆，它们都反映了拉丁欧洲的政治局势，也持续提供研究和学术对话的场所，这样的环境在中国不可能找到。

缺乏资助机会无疑是中国没有重大突破的重要原因之一。欧洲从大量地产中获得了资金，用来资助科学和艺术，这种事在中国和奥斯曼帝国几乎不存在，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没有拥有地产的世袭贵族。所有耗资比较大的研究都由朝廷最终拍板。朝廷的话语权有多大，在关于哲学问题的争论中就可见一斑。比如朱熹，这位博览群书的“中国的亚里士多德”，伟大的儒学家。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的学说先是遭到猛烈抨击，后来又成为治国理念。如今，朱熹已经享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他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一起合称“四书”，直到20世纪都是科举考试的内容。

阻碍创新发展的还有僵化的社会结构。工匠手艺通常是父传子、师传徒。这对创新而言是巨大的障碍，因为该制度不利于更专业的新行业的扩张，与欧洲情况相反：例如那些生产精密机械设备，甚至只是螺钉生产和螺纹加工的行业。在中世纪晚期的英格兰，有三分之二的人口都是“自由”劳动，但在中国这个比例最多只有5％。许多知识只在当地传播，虽然在田间流传的手册也传授了农业知识，并宣传甜瓜、甘蔗、棉花和其他水果的种植方法。明代后期的书籍产量有所增加，然而，每年不到50册的增量还是远远落后于欧洲。其中几乎找不到任何学术文献。1637年出版的技术百科全书《天工开物》是专为业余爱好者或朝臣的消遣所著，而不是为了向大众传播技术。在这种情况下，书籍媒介尽管有各种缺陷还是能够发挥影响，而且识字的人也越来越多。但是，在欧洲导致翻天覆地变革的消息在中国不存在。中国大型图书馆中只有少数对广大受众开放，第一个公共图书馆直到1905年才建立。

古代科学的小规模复兴背后通常是中央政府的推动。天文学和历史学的核心都在各自的官方场地内，一般是宫廷的官僚机构，还有少数几所书院。想找到一本批判性的史书简直是白费力气，没有哪本史册能考虑到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和中断。在中国参与科学讨论的人数微乎其微，这与欧洲不同，与伊斯兰的堡垒类似——不仅是从国家规模来衡量。书院最初是文人和官员会面和交谈的地方，也是保存知识的地方，直到18世纪末一直在国家监督下运行。书院最重要的功能是为僵化的科举考试提供了培训的场所。

整个社会一直处于“被困住”的状态。16世纪，明朝博学多识的大臣提出，皇帝要尊重某些仪式的自然秩序，这只是迈向君主立宪制的一小步。城镇自治只是口号而已，村庄只有在国家的“仪式保护伞”下，才能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与其他非欧洲文化一样，宗族间铁链般的纽带阻碍了社会流动，直到明末才能观察到更多的流动性。然而，与欧洲以外的其他国家一样，这里也没有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如果说实现工业化的突破需要先进的机械技术，那么它直到18世纪在中国都无处可寻，在东南亚、日本、俄罗斯或非洲也一样。向欧洲人学习本来可以让中国实现“巨大的飞跃”。但他们没有做这样的尝试。

中国对待外国人以及当时已经非常可观的“西方奇迹”一直非常保守，其中有一个原因，这种态度同样出现在日本：中心位置的傲慢，以及错误地认为自己不需要周围世界，因为自己远比周边优越，就像太阳凌驾于月亮之上。此外，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一直缺乏探路者。对于东亚的商人来说——除了商人还有谁能为文化交流铺平道路？——在白银盛行的时期之前，欧洲除了木材、毛皮和奴隶，什么也没有提供过。

相应地，云游西方的人也寥寥可数。一群年轻的日本人曾经在1584—1586年巡游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这次旅行是耶稣会士安排的。不久之后，一个波斯使团在1599年前往拉丁欧洲。一位随行人员在呈送阿拔斯一世的报告中描绘了一个在东方难得一见的欧洲，他讲述了佛罗伦萨、马德里和被称为“世界第九大奇迹”的阿兰胡埃斯花园。直到此时，波斯只有这份报告和其他少数作品，而拉丁欧洲的文献可以装满整个图书馆。长期以来，欧洲的地理学家已经绘制出整个地球的形状。根据格哈德·墨卡托（Gerhard Mercator，1512—1594）的方法，人们可以将地球投射到圆柱体上。单在1472—1500年制作的地球仪和地图就多达5.6万件，至16世纪时甚至达到数百万。

与之相反，曾经充满好奇的中国将自己封闭在狭隘的知识体系中，对世界尤其是“远西”的想法非常独特。中国学者知道非洲的三角形形状，明朝的一张地图上还把德国标记为“阿鲁曼尼亚”。但中国学者认为地球是扁平的，而中国“最伟大的探险家”、号“霞客”的徐弘祖（1586—1641）曾经深入游览中国各地，却从未越过边界。一些中国人直到19世纪还认为，所有的知识，甚至欧洲的知识都起源于中国。亲历“西方”，并以中国人自己的视角所写出的第一份真实报道，可能来自林鍼的《西海纪游草》，他于1847年从厦门启程前往纽约，在美国待了一年半后回到自己的家乡。对西方技术的了解让他热切提笔，用抒情的语言记录所见所闻。“技夺天工灵活，集版印书，以及舟、车、舂、织、锤、铸等工，均用火烟轮，运以机器，神速而不费力。”他叹服道，“应心得手，创一技便可成名。其俗不尚虚文，凡人能首创一艺，足以利世，特加奖赏。”

斯多葛，而非戏剧

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逐利的心态，或者仅仅是为了生存和养家糊口而奔忙，都可能导致儒家理想被置之不理。在科学领域，情况大相径庭。意识形态的束缚在这里很强大，往往是压倒性的。中国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大多都通过了科举考试，他们熟知儒家教义，早已内化儒家自然哲学的原则。他们对自然和宇宙的看法与欧洲人矛盾的思想世界完全不同。与西方概念的一个本质区别就是，在中国自然法则的主人不是全能的上帝。“不是某个众王之王在天上传令‘要有！’，就会出现普遍和谐，”李约瑟说，“和谐来自宇宙中所有物的自发合作；它源于对自我天性中内在必然性的追随。”中国思想并不相信自然法则的代码可以被破译——到底是不是比我们更加理性的神创造了这些代码，答案尚不明确。中国人从未有过与库萨的尼古拉类似的观点，即人就是“自然的目标”，或者帕拉塞尔苏斯认为的“上帝希望我们知道一切”，中国人也不认为人是存在的中心。中国的自然哲学家将自己视为宇宙的一部分，宇宙中天地相连并悬浮在最高端，阴和阳相互对立，合而为一，推动着万物的变化。中国的科学思想是整体式的考量，或者用李约瑟的话说是“有机的”。对自然的分析和剖析不是它的首要目的，也不是对自然的统治，而是要与自然和谐。最重要的是，在出生与重生的永恒循环中经受考验。中国古代的物理学以相互影响为出发点，而不是因果律；可以追溯到墨子（前479—前381）的“墨家”思想研究了逻辑、几何光学、经济学和力学等，后来却被遗忘，是科学的大不幸。

对于道教来说，理性研究和经济活动根本不是应该考虑的问题。道家用深奥的学说满足人们在佛陀智慧中无法满足的渴望。道教徒通晓神迹，供奉神明以求得升天成仙，长生不老，并一直追寻与那能够包容一切的、不可言说的“道”——“道路”——的和谐。在许多远东宗教中，开悟从来不依靠逻辑和辩证法，而是要依靠仪式、冥想和身体技术。儒家感兴趣的是家庭、社会秩序以及个人的教育和教化，后者是秩序良好的国家的基础，技术和科学几乎没什么地位，只有偶尔的例外。但儒家和佛教一样，并未给科学设置不可逾越的障碍。儒家格言“温故而知新”很少被人牢记。此外，中国科学想要的是实际用途，构建科学体系对它来说很陌生。

与欧洲思想史的一个不容置疑的差异在于，中国长期以来一直不了解希腊传统及其中蕴含的批判方法。虽然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欧洲思想家有相似的想法——比如他们也会权衡优劣，提出类比并引用古籍。但他们不熟悉证明和论证的概念，也不了解反驳和反证的辩证游戏。例如拥有批判思想的新儒家学者王阳明（1472—1529），虽然他在对话中喜欢用内心生出的“良知”反对照本宣科，却也是以学生的姿态充满敬畏地向聪慧的老师提问，而不是讨论。像李贽（1527—1602）和耿定向（1524—1594）这两位知识分子之间的激烈辩论，实属罕见。李贽反对古人权威和儒家权力，捍卫知识分子的自主权。他因为这种非传统的观点而陷入困境，最终自杀。

理想的儒家学者与欧洲的学者不同。儒生就像一个友善的本笃会修士，最想远离的就是高声辩论。他在学生的拥戴下生活在乡间小屋，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没有什么需求能打扰到他。朱熹与他的弟子一起在清晨祭祖，然后走进大自然，安排野餐活动，也会适度饮酒。他背诵经典，以及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著作。他衣着整洁，对人都很恭敬。他小心谨慎地遵从礼俗。人们应当牢记一些经典并沉思，对经典中的内容进行批判是不合时宜的。

如果说儒家理想就是中国人很少有真知灼见的争论欲望、丧失创造热情的原因，这种观点未免过于片面。儒家思想植根于严格的父系社会，并反过来巩固了父系社会。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几千年来的祖先崇拜，有时可能以奇特的形式出现。例如中世纪时，中国人有孝子割肉济父母的风俗，失祜要守孝三年。在明朝，官员也要放弃仕途回乡丁忧。儒家与佛教和印度教一样崇拜祖先，制定了详细的礼仪规则。只有在家乡祭祖才是合乎礼法，祖坟和祭祀场所都在那里，所以人的迁徙很受限制。对先人过度的尊重妨碍了新事物的发展，阶层和“儒家”对和谐的追求也为新事物设置了钢铁般坚硬的阻挠。欧洲对国家形式、世界模式或宗教的争论，从来没有出现在中国，而且审查无处不在。

中国科学在13世纪显然已经触及边界，即使没有入侵和政治动**，这些局限也难以克服。形而上学的泛滥与物理学发展的微弱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哲学从来没有欧洲文艺复兴哲学那样的跨度。我们之前已经详细展示了欧洲的知识集市，这里的摊位从唯物主义到光的形而上学和迷失自我的神秘主义，从深刻的怀疑主义到理性信仰，这里的理念令人眼花缭乱，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

中国的思想转变过程非常缓慢，新的想法一直要通过古代典籍为自己正名，毕竟没有人敢质疑经典的权威。中国学者计算日食，推算准确的星图，为皇帝献上观星的预言；他们没有想过要去质疑长期以来相信的世界观。他们观察岩层、动物和植物，甚至设立分类学。但他们仍然没有迈出在“西方”具有决定性的那一步，即没有发展出基于数学、系统观察和实验的物理学。

另一个例子是中国的医学。明朝的医学和五千年前一样专注于精神实践、呼吸训练和针灸。“经络”——传统学说认为这是生命能量奔流的渠道——的发现是否能引发解剖学研究？应该不会，因为古代中国从未尝试过维萨里那样的解剖医学。中国的医学手段是温和的，考虑的是精神体质和社会环境。医师们感兴趣的是永恒的宇宙周期，并希望在炼丹术的实验中证明它的存在。他们寻求的东西与他们最深刻的精神价值观有关。要想理解混乱表象背后的统一与和谐，就必须把渺小的尘世结局和有限的认知目的抛诸脑后。西方-希腊式的科学是戏剧，而中国遵循的是斯多葛主义。是否如中国人所言，从先进科学过渡到古老传统的复位是在王阳明之后才出现的，该观点的准确性还有待观察。

当希腊精神——最初是欧几里得的几何著作——真正到达中国时，一开始根本找不到愿意详读的读者。1572年在欧洲发现的超新星激发了第谷·布拉赫的深远结论。中国人也没有忽视该现象，他们记录了这一事件，但没有对此评论。1607年，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促成了对《天文学大成》的翻译，欧几里得和托勒密的理论才得到更多关注。欧洲天文学是由基督教僧侣介绍到中国的，这也是中国长期蔑视哥白尼体系的主要原因。明朝的钦天监多由穆斯林把持，为了与他们抗衡，中国人更愿意接受第谷的宇宙观而舍弃哥白尼。他们承袭托勒密，认为地球是中心。他们简单地把第谷看成错误模型的战胜者。而且，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越多，就越发现西方理论之间的矛盾。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都试图挽救自己的“现象”。“东海西海，心同理同”，南宋学者陆九渊曾经这样总结。耶稣会士蒋友仁（Michel Benoist）曾向乾隆皇帝（1736—1796年在位）解释哥白尼体系，皇上镇静地指出：“汝等夷人怀妙策以解天象之惑。吾自有吾之法，毋使地星转。”

一个世纪之后，西方的理念才逐渐在中国站稳脚跟。在那之前，中国一直置身于欧洲关于古代世界模式的争论之外，坚持自己和谐的宇宙论。李约瑟说：“欧洲人患有灵魂的精神分裂症，永远在天堂主人和‘原子与虚空’之间被不幸地撕扯，而中国人一直都非常有智慧，他们发展出宇宙的有机理论，涵盖了自然与人类、教会与国家，包容了一切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国人想通过这样变得幸福。他们完全不明白那种非常欧洲式的“精神焦灼”（inquietudo），菲奇诺却在这种焦灼中看到神性和人类灵魂的证据。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自13世纪以来缓慢出现并在工业化期间迅速扩大的与“西方”的差距，其根源在于中国的社会、精神和统治方式。仅仅关注经济或分析欧洲工业时代前的情况并不能给出太多解释。

20世纪初，帝国的法律体系很大程度上以源自唐律的律法为基础，也就是说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国是没有火枪的火药发明地、没有印刷机的印刷术发祥地，以及没有移动帆的大型船只起源地。虽然望远镜在发明十年后就从欧洲传到了中国皇宫，但它被视为宫廷秘术。和印度或土耳其一样，这里也没有比较重要的技术改进。最后还要注意到，工匠和学者之间从未产生富有成效的合作，而欧洲科学革命期间合作层出不穷。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工匠的数量自宋代以来急剧下降。康熙皇帝试图仿制欧洲钟表，但由于缺乏技术专家，愿望落空。17世纪晚期，眼镜还要从欧洲进口。这里没有玻璃原料，也没有生产和加工所需的工艺。孔尚任在《试眼镜》中云：“西洋白玻璃，市自香山嵲。制镜大如钱，秋水涵双窍。蔽目目转明，能察毫末妙。暗窗读细书，犹如在年少。”

中国土地的价值高昂。有时，肥沃的土壤必须物用其极，以养活成倍增长的人口。在收成欠佳的年份，粮食供应很困难。贫穷的农民为了限制子女数量，可能会杀死“过多”的后代——这种现象绝不仅限于中国。早在公元前3世纪的中国，人们就讨论过子女太多的问题，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停息。马尔萨斯的人口定律被无情地证实。“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而天地之所以养人者，原不过此数也。治平之久，君、相亦不能使人不生。”经学家、诗人和官员洪亮吉于1793年就在《治平篇》中下此定论，“一人之居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一人之食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此吾所以为治平之民虑也。”

1796年爆发了一场农民起义，清政府用了近十年才平定。饥荒、苛税和困窘让其他地区也很快陷入动**，这个多民族国家有可能分崩离析。自19世纪中叶以来，起义的频率有所增加，被腐败拖累的政府几乎无法平叛。虽然白银出现短缺，但英国把另一种“黑银”——鸦片——从印度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它的毒害作用慢慢显现。当中国政府开始通过严厉措施打击鸦片贸易时，英国人认为这笔利润丰厚的生意处于危险之中。1840年，一支英国的蒸汽炮艇舰队登陆中国，他们几乎没有遭到抵抗。1840—1842年和1856—1860年的两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签署一系列条约，其中包括允许自由的鸦片贸易，开放通商口岸并割让香港岛。当时，其他欧洲国家和美国也获得特别有利的贸易条件。旧中国对世界秩序的想象被坚船利炮炸到九霄云外，**然无存。当时中国还笼罩在另一层阴影之下：受宗教启发的太平天国从19世纪中叶到1864年撼动了整个国家，有两三千万人因此丧生。

接受西方知识似乎势在必行。中国人走遍海洋彼岸的国家，考察并目睹了难以置信的民主社会。书籍和杂志将“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积累的文化、科技和科学运送到中国，它现在就像其他东亚国家一样失去了“自己的现代”。欧洲人像殖民势力一样用铁路覆盖中国，并与日本一起剥削这个国家。1912年，随着最后一任皇帝退位，中华民国成立，世界历史上最古老的帝国气数已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