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77：《戴王冠的国王》，伊费，尼日利亚，12—15世纪，私人藏品

利维坦王国的另一边

蒙田本可以写出类似的句子：“活在当下，尽情享受月光、白雪、樱花和鲜红的枫叶，纵情歌唱，畅饮清酒，忘却现实的困扰，摆脱眼前的烦恼。不再灰心沮丧，就像一只空心的南瓜，漂浮于涓涓细流中——这就是所谓的‘浮世’。”这种看待历史的永恒角度来自德川诗人浅井了意（约1612—1691）。他表达的是古老的佛教信念，即世界不断处于变化和消逝中，人们必须抓紧时机。这是很好的想法，尤其是想到世界各地消逝的文化，有一些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记忆：遗址，一些城墙残垣，墓葬，土地枯荣。也许复活节岛上神秘的摩艾石像或北美“筑丘人”（Mound Builders）[89]曾为它们见证。玛雅人的城市、文字发明者和数学家的故乡，如今只剩一片废墟。特诺奇提特兰几乎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印加的遗迹寥寥可数，但马丘比丘先进的灌溉系统仍让人惊叹。

内部冲突、流行病或外国征服者的入侵通常会导致崩溃。气候变化、过度开发环境、脱离经济区域或自然资源的枯竭都可能导致衰落或灭亡，还有国家机构的缺失，一般是几个因素的共同作用。当然，玛雅文化有700多年的生命，但即使这样也太短了。要知道一些关键材料，比如“纸”花了1000多年的时间才从中国传到欧洲。与欧洲人相比，美洲居民无法从任何古代文化中汲取经验，包括亚洲的遗产。

科学和以新技术为基础的——用经济学家迪帕克·拉尔（Deepak Lal）的话说是“普罗米修斯式的”——增长得以出现，“长期延续”和国家政权都是必要条件。这两种基本条件在世界上许多地区都不存在。

让我们先来看看前殖民时代的非洲，虽然接下来的几百年中这片大陆被蒙上蔑视和种族主义的黑幕，但之前又是什么样子呢？伊斯兰获胜之地会建立国家并组织起城市生活。正如天主教的土地一样，在伊斯兰的土地上，文化和科学教育也非常受限。例如，加纳的黄金城在11世纪就有浴场和12个清真寺，让学者安居，让法学家乐业。但伊斯兰化经常以肤浅的方式进行。推崇圣战的奥斯曼·丹·福迪奥（Uthman dan Fodio，1755—1817）在豪萨城邦[90]观看对树木和岩石的崇拜仪式，参与占卜和魔法仪式，并了解如何配制魔法药剂。

1000年前后在撒哈拉和林波波河[91]之间出现了一些统治政区，它们极少可以与越来越文书化的欧洲各国相提并论。以16世纪在中非的疏林草原上逐渐扎根的隆达王国为例，可以看出一些非洲国家有多么“固执”。这里实行的政治制度很巧妙：每个统治者，无论他的血统如何，都可以获得前任统治者的身份，并融入前任的亲属关系，被看作一家人。他能够超越所有兄弟姐妹的亲情纽带，赢得众人之中的权威地位。

对于一些国家来说，枪支具有政治分量，而同样有用的则是大量的马匹。一位葡萄牙的编年史家记载，塞内加尔西北草原地区的沃洛夫王国可以调遣10万名步兵和1万名骑兵，这个数字肯定被严重夸大了。在前伊斯兰时代出现的桑海帝国[92]是15和16世纪非洲最大的国家之一，皇帝桑尼·阿里（Sonni Ali，约1464—1492年在位）和阿斯基亚王朝的穆罕默德一世率领骑兵沿尼日尔河大肆扩张。尼日利亚西南部的奥约帝国也是一个马背上的国家，它们的疆域在今尼日利亚的西南部。骑兵在这里止步不敢南下，再向南他们的坐骑就会遇上致命的舌蝇。

天主教在埃塞俄比亚以及中世纪晚期的努比亚都有据点。在西部和南部，传教士很难获得成功。1534年，第一个教区在圣多美建立。中非大陆上的刚果王国是天主教的少数几块飞地之一，统治者在葡萄牙传教士的感召下皈依天主。上帝在这里被称为“Nzambi a Mpungo”。阿方索一世在1506—1543年统治着刚果，他一直与里斯本通信，其国王身份也被认可，他还试图从葡萄牙引进教师和工匠。欧洲时尚成为上流社会的地位象征。尽管军队有段时间配备了枪械，刚果王国还是在葡萄牙“朋友”的指引下解体。储存在地下的铜矿激发人们的渴望，也让招募奴隶成为可能；1530年前后，每年有4000～5000人被贩卖“出口”。内讧让征服变得更容易。1665年，随着葡萄牙-非洲军队打败刚果军队，这个拥有300年历史的王国烟消云散。但在中非西部，有一种“大西洋-克里奥尔”文化幸存下来，并催生了非洲化的天主教——奴隶就来自这一文化，他们被出口到加勒比海和北美殖民地，并成为当地非裔美国人的第一代祖先。

非洲各国也有横向联盟，例如长老会、青年兄弟会和秘密社团。最重要的社会形态通常是根据出身形成的群体，即世系渊源。这种家族谱系帮助国王登基、保护他的地位，能让一个人成为国王也能阻止他上位。许多个人的决定，例如婚姻，都需要得到家族的批准。一些非洲社会允许阶层跃升，如果一个人证明自己是战士、猎人或通晓宗教仪式，就可以跃升。但另外一些社会中，只要继承了一种职业就无法逃脱其阶层。非洲几乎没有任何货币经济，银行、汇票或类似物根本不存在。非洲经济从未取得任何显著的生产力增长，也没有因此变得效率低下。农业在奴隶的帮助下大幅度推广。除了黄金和盐，奴隶是非洲最有价值的“商品”。土著精英也是买家之一。毕竟，拥有物质产品可不如拥有奴隶更让人受到尊敬。

在殖民时代之前，只有很少的非洲语言有书面记载，包括斯瓦希里语。即使在宗教已经渗透的地区，识字的人也仅限于小圈子。直到19世纪，传教士开办的学校才开始为当地人提供少量阅读和写作方面的指导。甚至在1850年之后，还有一些非洲政要拒绝这种艺术。在没有接触到伊斯兰教或天主教的地方，不会出现基于书面公文的统治模式。当非洲人列奥评论在“黑人之国”中城市秩序不佳、宫廷礼仪不精时，他显然是以欧洲为标准。

非洲经济保守，生产力也低，更复杂的国外技术很少被引进。人们虽然接受了织机和火枪，但对轮子毫无兴趣。这样一来，除了稀缺原材料、奢侈品和奴隶，不可能以有竞争力的价格把商品运输到更远的地方。纺车也无人理睬。欧洲人和印度人都大幅提高了纺织品产量，非洲本地产品不能取代进口，只能作为进口商品的补充。

在非洲大陆的许多王国都出现了伟大的、独立的艺术与建筑——从埃塞俄比亚的拉利贝拉山壁上开凿的岩石教堂、摩洛哥小镇阿伊特·本·哈杜的黏土建筑和摩洛哥古城菲斯宏伟的布·伊南古兰经学校，到多贡族[94]或库巴王国[95]的面具。从非洲艺术中推导出的“拟人禁令”[96]并不成立。如果愿意，非洲的雕塑家完全可以创造出逼真的雕塑，比如15世纪在西非的古城伊费出现的令人惊叹的青铜头像（插图77），说它来自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时期雕塑家的工作室，也会有人当真。

早期欧洲旅客的描述后来成为广泛流传的陈词滥调。热那亚人安东尼奥·马凡特（Antonio Malfante）在1444年穿越撒哈拉沙漠，他把非洲人描绘成**纵欲的野蛮人，连**都不会羞耻；他们是伟大的魔法师，用熏香祭拜恶魔。非洲人列奥说他们“非常野蛮”，像动物一样生活，没有法律也没有规矩，只有大城市的人能“多一点理性和一丝人性”。而且他们一直都很开心，跳舞作乐、大吃大喝。荷兰商人彼得·德·马里斯（Pieter de Marees）在1602年发表的报告中描述了黄金海岸周边区域，西非的居民很会学习而且理解力强——可见不是所有欧洲人的文章都充斥着种族主义！但如果非洲黑人被画得像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君主一样，威仪赫赫、表情严肃，那只不过是例外情况，就像胡安·拉蒂诺（Juan Latino，1518—1594）也罕见地平步青云。作为一个被释放的黑人奴隶，他最终成为格拉纳达大学的拉丁文教授。

1600年前后，整个非洲只有30多个城市的人口数超过2万。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人口继续下降。马里斯提到黄金海岸的城镇时，只说它们很丑。人们在几英里外就能闻到从垃圾堆里不断散发出来的动物尸体的恶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通过贸易，也多亏了自然资源、农业耕地和牲畜牧场，定居点的范围越来越大。有时候，当一个宗教场所吸引人们聚集时，众神也会出手相助。在中世纪，大津巴布韦是南部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居民人数多达1.8万人。它与印度洋沿岸的港口城市进行贸易，附近又有得天独厚的金矿，因此积累了大量财富。统治阶级以牛肉和啤酒为食，使用中国瓷器，生活在宏伟的花岗岩建筑中。大津巴布韦的定居点仅分布在少数地区，其中包括位于今天马里的迪亚、伊斯兰学术中心廷巴克图，以及印度洋沿岸的一些地方，比如蒙巴萨。基尔瓦引人注目的是“美丽的石头房子”，木门都是雕刻精美的艺术品。葡萄牙的干预让这里的文化繁荣和城市自由戛然而止。在17和18世纪，蒙巴萨和基尔瓦与非洲东海岸的其他城市一起变成阿曼的领地。

非洲大多数政权都无法做到“长期延续”。加纳在13世纪解体；作为西非大国，黄金国的传承国马里在14世纪末王朝冲突中分崩离析。北非柏柏尔人建立的穆瓦希德王朝（1147—1269）的后嗣、孱弱的马林王朝（1213—1554）自13世纪下半叶陷入权力斗争。随着苏丹阿卜杜勒·哈克二世（Abd al-Haqq Ⅱ，1421—1465年在位）的垮台，马林也成为历史。与此同时，鼎盛的大津巴布韦也是气数已尽，也许要归咎于对自然的掠夺，也许是因为黄金贸易地点的迁移。当第一批欧洲人到达时，伊费的地位已经被贝宁取代。贝宁周围环绕着宏伟的城墙，中间端坐的是一个小国，国王只有一处宫殿和一个基本管理机构。17世纪，贝宁国势渐微。葡萄牙人在此前已经击败了大津巴布韦的继承国穆塔帕王国。1591年，摩洛哥萨阿德王朝的苏丹艾哈迈德·曼苏尔（Ahmad alMansur）挥师南下，因为王位斗争实力大减的桑海帝国不得不屈服于苏丹的火绳枪部队。

更和平的局势只出现在非洲内陆，伊斯兰教和奴隶猎人都没有侵入此地。在外围暴露区，也有少数几个王朝支撑了更长时间。比如埃塞俄比亚的一直延续到1974年的所罗门王朝，位于今天突尼斯的柏柏尔人的哈夫斯王朝（1228—1574），或者从11世纪开始统治加涅姆、后来又统治博尔努的乍得湖畔的伊斯兰王国赛法瓦王朝。奥斯曼的顾问帮助赛法瓦苏丹建立了一支配备火枪的部队。得益于此，伊德里斯·阿拉玛（Idris Alauma，1564—1596年在位）成功守护着对国家非常重要的撒哈拉沙漠的路线并让邻国俯首称臣，其中包括乍得湖东南部的一些科托科族“自治城邦”。1846年，赛法瓦王国最终衰亡。

非洲不同社会遵循各种各样的游戏规则，这让人们看到了在没有西方模式的国家秩序时社会是什么样子。在现代早期，欧洲在这片广袤大陆上的存在感仅仅局限在沿海据点，总而言之，影响力微乎其微。直到19世纪，非洲才陷入西方现代化的“旋涡”之中。非洲大陆从奴隶供应商转变为欧洲的商品市场，这一地带先是被“西方”剥削，而后被军事征服。人口直到现在才开始显著增长，并成为今天非洲大陆的一个主要问题。以前，情况完全相反。直到1750年，非洲每平方千米只有2.3～5.8个人居住，而欧洲约有27人。非洲在前殖民时代之所以城市化程度很低，就是因为人口稀少，这也是造成其他一切后果的最重要的原因：缺乏教育基础设施，知识储备太少，再加上书面办公几乎没有发展或发展很慢，因为既没有官僚机构也没有明确的法律制度。

现代早期的欧洲国家及其核心，即城市，当然不能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但只要抬眼看看“其他”地区就能发现，“凝聚的国家政权”对于“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决定性的意义，而且它还提供了最低限度的安全——这是研究和探讨不可或缺的框架。这种政权在许多亚洲国家也不见踪迹。

并行，分歧：中亚、东南亚

中亚和中东地区与非洲一样，在整个工业化进程中都是被动的接受者，在世界经济的变化过程中没有主动给予。亚欧大陆的中心一次又一次遭到入侵和战争的摧残。图书馆、档案馆和创作室都毁于战火，知识和记忆也被付之一炬。阿夫里格王朝的统治者在公元305—995年曾把首都设在柯提城（Kath），后来这里被一个地方统治者摧毁，比鲁尼称这是“对旧文化的犯罪”。人口超过50万的大都市内沙布尔位于伊朗东北部，曾是世界上重要的科学阵地之一，在王朝最后一任苏丹赛贾尔（Sanjar，1084/1086—1157）统治末期，和梅尔夫以及这个摇摇欲坠的帝国的其他城市一样，被土库曼游牧民族洗劫一空。蒙古人和黑死病才让这些城市得以苟延残喘。最近的研究表明，这里也没有出现什么“蒙古治世”（Pax Mongolica）的局面。成吉思汗和帖木儿遥望东方，把目光投向印度和中国。欧洲的文化和穆斯林的西部对他们来说仍然遥不可及。眼见乱世横祸，许多地方对知识的推崇都让位于火热的伊斯兰教苏菲派神秘主义运动——而同一时期，拉丁欧洲正在设立大学，世俗的空地正在逐渐扩大。

帖木儿的后代之间发生激烈的势力争夺，让奥斯曼和白羊王朝这样的部落联盟渔翁得利，蒙古大军在伊朗东部和河中地区止步不前，这一地区的秩序变得更加松散。帖木儿帝国的统治者设立关税壁垒，以便用收益来填补金库。他们被称为第一批“文艺复兴的君主”：他们掌管世俗政府，有精明能干的行政人员，允许人们通过功勋提升阶层，并开始布局一条远至埃及和中国的外交线路。古老的辉煌偶尔也会再次闪烁。天文学中产生了重要人物，尽管大不里士的天文台在蒙古人第一次入侵时就被夷为平地。在前文提到的兀鲁伯统治时期，撒马尔罕的科学又一次繁荣。苏丹侯赛因·拜卡拉（Husain Baiqara，1470—1506）用文学——波斯语和突厥语——和艺术为自己博得名望，他让赫拉特[97]再次经历了一个伟大的时代。随着苏丹拜卡拉的死亡，帖木儿帝国势力急转直下。帖木儿的孙子巴布尔前往印度，在那里为这个王朝的历史写下了后记。剩下的就是北方的游牧部落和东、西部的“绿洲政权”。有些人选择了草原上无拘无束的生活——比如住在俄罗斯帝国边境地区的哥萨克民族——并且尝试摆脱中央权力的制约，叶卡捷琳娜大帝（Katharina Ⅱ. die Gro?e，1762—1796年在位）才最终征服了乌克兰的哥萨克人。

叶卡捷琳娜大帝统治期间，曾经显赫一时的萨非王朝也失去了最后的辉煌，它本是奥斯曼土耳其和印度洋之间贸易路线的“驿站”（Karawanserei）。在“大帝”阿拔斯一世的统治下，它曾找回旧日的辉煌。虽然首都伊斯法罕的巍峨建筑拔地而起，细密画、艺术品和文学都熠熠生辉，但科学仍然被什叶派神职人员怀疑，所以依旧处于无关紧要的地位。1722年，这座拥有60万人口的城市在长期遭受围困后落入阿富汗的吉尔扎伊人之手。在叶卡捷琳娜大帝时代，这里只剩下区区5万人。

“长期延续”——这里指的是比几百年更长——在东南亚大多数政权都没有得到实现，在中亚、近东和非洲也是一样。唯一的例外是强大的高棉王国，它在大越国和马来半岛之间日趋壮大，并于1200年到达顶峰。一个世纪之后，一名中国特使对高棉国王周围的奢华惊叹不已：“这里的人知道什么是统治者。”当然，那时候王国的未来已经渐渐暗淡，干旱期的到来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暹罗人压制了高棉的影响。15世纪，曼谷北部的阿瑜陀耶王朝逐渐崛起，统治了这片区域，高棉人迁居到金边地区。吴哥窟这座镀金的寺庙让人回想起它逝去的权势，曾经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宗教复合体的一部分。时光飞逝，许多其他政权也出现在这里，或旷日持久，或昙花一现——其中包括素可泰、勐卯和阿瓦王朝。掸族先民建立的阿瓦王朝取代了原本统治缅甸的蒲甘王朝，后者在13世纪下半叶之前一直坚不可摧。

在这片被城市人鄙视的“野蛮的”东南亚根本感受不到利维坦的铁腕，有些人还生活在石器时代。葡萄牙历史学家若昂·德·巴罗斯（Jo?o de Barros，约1496—1570）提到暹罗北部神秘的山民“食人族”，他们文身遍布全身并有烙印，在马背上与邻国人民开战。这里有水稻文化和河流，并且非常靠近大海，很容易建立可发展出自身特点的小型权力中心体系“曼陀罗国”，这一体系中有一个中央政权，还有许多围绕其周围的附属国。这些附属国在各自的圈子里又是更小的曼陀罗国的统治中心，它们不得不一直维护自己的影响力。一旦中央政权显出疲态，较小的附属国就会寻找新的可依附对象。就像欧洲一样，通婚有助于加强联盟和集中统治力，凭借人口增长和贸易增强中央政权的吸引力。在某些情况下已经出现了“国家”身份。明代永乐皇帝试图侵占并吞并这片土地，但这些小国于1428年成功地抵御强敌，当时有人说道：“土地仍然是南国的土地，人民仍然是越南的人民。”当时的获胜者黎利（Le Loi）创立了一个新王朝，从此成为民族英雄。此外，越南人在13世纪末击败过一个超级大国：蒙古。永乐皇帝本可以从中吸取教训。

缅甸西南沿海的阿拉干王国在孟加拉湾站稳脚跟，即后来的若开邦，它的主要城镇是妙乌。16世纪，它从孟加拉苏丹国赢得独立。它的佛教统治者推行的是世界主义文化。他们保留穆斯林称号，推广波斯文学并且允许婆罗门举行庆祝仪式。和东南亚的某些地区一样，当时这里的形势让人联想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一些沿海国家发展出高度的自治水平。远距离贸易或农业的利润提供了装备军事力量的资金。火器最初来自中国和伊斯兰世界；进入16世纪，欧洲的炮手和雇佣兵，包括他们技术优越的武器都很受欢迎。“世界统治者”莽应龙（Bayinnaung）可以被看作亚洲的吉安·加莱亚佐·维斯孔蒂，他是缅甸东吁王朝的后裔，这位“许多白象的主人”利用西方大炮建立起一个权力综合体，他不仅接管了前任国王莽瑞体打下的勃固城，还远远扩张到缅甸以外的地区。1581年莽应龙死后，国家很快就土崩瓦解。就连刚刚被征服的阿瑜陀耶也摆脱了东吁王朝的统治。

暹罗的民族英雄是胜利者纳黎萱（Naresuan，1555—1605）。这位战场之王再次击败阿瑜陀耶，让柬埔寨和兰纳王国（意为“百万稻田”之国）的中心清迈降服。国际化的阿瑜陀耶就像是泰国的威尼斯。它位于三条河流的交汇处，运河纵横交错，国际贸易带来大量财富——甚至连荷兰人也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分公司——城内有三座皇家宫殿、近400间寺庙；暹罗的太阳在这里也被黄金层层反射。在若昂·德·巴罗斯看来，它的统治者是所有土地的主人，似乎是地球上最无拘无束的人。

权力把自己伪装在宗教、图像和建筑中，如同它在欧洲那样。从吴哥窟到妙乌的九万尊佛像塔，宏伟的宫殿、寺庙或清真寺既在诉说统治者的庄严、神的伟大，也在展示国际贸易的利润。神祇、圣迹和圣像保护着欧洲，掌管东南亚的则是保护神、佛陀的佛牙或白象——它们在暹罗被奉若神祇，同时也是重要的统治象征。塑像能创造奇迹，比如老挝澜沧王国的皇家佛像“勃拉邦佛”，或在艰难险阻后达到曼谷玉佛寺的“帕佛陀大摩尼宝玉佛”。

意大利的海上王国在这个遥远的地方也有其对应者，即苏门答腊岛上的三佛齐王国和爪哇岛东部的满者伯夷国这两个中世纪的王国。意大利共和国的总督将一枚戒指抛进环礁湖水域，宣布他与海洋缔结婚约；三佛齐的大君——梵语中称为摩诃罗阇——则向穿越国土的穆西河里投掷金条。“看，那边”——在水中——“是我的财富！”他呼喊道。

东南亚的画面中也出现了岛国，比如苏拉威西的戈瓦苏丹国，此外还有无数微不足道的政权和拥有制海权的小国，这些小国分布在印尼最北端的特尔纳特岛或蒂多雷岛上，它们或者已经统治了几个语言、宗教和文化各异的小岛，或者试图夺取统治权。一个中国人鄙夷地评价帝汶土著人：他们几乎赤身**地走来走去——这太丑陋了，几乎让人不堪直视。这里和其他岛屿的淡水稀缺，近海无处供大船停泊，无法运送香料或硫黄，因此没有出现交易场所。与此同时，一些组织完善的苏丹国家日趋强盛，如马京达瑙、苏禄、亚齐或柔佛。意大利人安东尼奥·皮加费塔看到文莱苏丹的宫殿时震惊不已，他仔细地记录说，这个宫殿堡垒有五十六门铜炮和六个铁制“轰炸机”。

在17世纪初，大越、后来的缅甸和阿瑜陀耶统治整片大陆。大越已经分裂为两个互相敌对的国家，尽管黎朝的傀儡皇帝名义上仍拥有最高主权。到世纪末，大越南部的交趾支那夺取了占城国的领土，一直扩张到湄公河三角洲。文化上的认同被强化；泰国人、爪哇人和其他民族逐渐意识到各自的身份。

东南亚和“西方”的差距是出现在此时——小冰期和全球危机时期——还是出现在1750—1850年，这个问题仍有很大争议。17世纪对东南亚意味着一个转折，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自然灾害和干旱期、战争和起义让这里的统治体系变得脆弱。1645年，马尼拉大地震终结了这个伟大时代。15年后，亚齐遭遇一场大规模海啸。饥荒一次又一次侵袭这片土地，被自然或战争摧毁的地区长期无法恢复。由于人口减少，群岛的港口城市实力大减，也失去了对腹地的控制，河流边上的首领和部落酋长逐渐获得影响力。葡萄牙雇佣军的指挥官菲利普·德·布里托（Filipe de Brito，1566—1613）像每个指挥官一样梦想着建立自己的国家，他攻陷若开邦，在缅甸南部港口沙廉加冕称王，但他的春秋大梦也就做了几年。东吁王朝的继承人阿那毕隆（Anaukhpetlun）将他擒杀，这个冒险家死于非命。

但还有一些国家没有走下坡路。例如，越南人在17世纪70年代达成了停火协议。澜沧王国直到该世纪末一直处于和平富裕时期。阿瑜陀耶在专制的国王那莱（Narai）的统治下一直保持稳定，直到其于1688年去世，这得益于不久前刚刚登陆的法国人提供的帮助。但国王去世前几周发生暴动，不受欢迎的欧洲人被扫地出门。因此，之前已经离开金边的荷兰人想尽办法要渗入这些群岛。他们从葡萄牙人手里抢走了马六甲，1660—1669年占领了望加锡，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爪哇和爪哇海。因为内部纷争，1699年国王又被谋杀，强大的柔佛一蹶不振。因为相互敌对的政权，巴厘岛仍然处于分裂状态，特尔纳特岛沦落为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的附庸。由于维持统治和军事力量的成本巨大，东印度公司的影响力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减弱，并最终因英国的大规模竞争而日趋衰落。但这个曾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贸易公司直到第四次英荷海战（1780—1784年）的惨败才最终破产。

在历史学家维克多·利伯曼看来，上述提到的有些国家的建国历程与欧洲的发展有着“奇怪的相似之处”：小服从大——印度人管这个叫“大鱼吃小鱼”（matsyanyaya），即通过谋杀和暴力集中权力；建立雇佣军和官僚机构；建造外观奢华的辉煌宅邸并借此展现国家实力。精心策划的联盟体系和敌对联盟都是非常“欧洲式的”。还有文化融合，比如通过宗教或历史书写建立身份。然而，当人们考虑到欧洲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公职人员，想到欧洲的阶层集会和议会时，欧洲与东南亚就变得大相径庭。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在东南亚出现，也许苏禄的“发言屋”（rumabechara）是个例外，这是地方部族首领和其他有影响力的人物碰面的地方。要找到与欧洲有文化的市民阶层和学者类似的人，绝对非常困难。像印尼戈瓦苏丹国的首相卡拉恩·帕廷高洛昂（Karaeng Pattinggalloang）这样的人凤毛麟角，他可以被视作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他说一口流利的葡萄牙语，至少能听懂西班牙语和拉丁语，他收集书籍并钻研欧洲数学和天文学。尽管如此，望远镜、钟和其他精密机械都依赖进口。所有这些东南亚高级文明想要实现技术突破，甚至想凭一己之力实现工业化，简直比登月还难。投资新事物，或者说风险投资的借贷成本高得令人咂舌，年利率可能高达400％，而欧洲直到16世纪年利率也就保持在5％～6％。此外，货币经济在各区域的发展非常不统一，资本所有权也不明确。传教士带到大越的印刷术几乎无人问津。今天仍然能看到的传教士的遗产大概就是一些东南亚国家保留了拉丁字母。

欧洲的王朝和稳步增强的统治力一般持续很久，但东南亚大陆上各国在内战中互相厮杀，比如缅甸和暹罗就在两百年的角逐中争夺地区霸权。从小处看，国际秩序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出现在意大利，18世纪则在整个欧洲大规模发展，东南亚对此却闻所未闻。这一地区的主要王朝没有一个幸存下来。清朝的经济扩张影响深远，东南亚在1740—1840年出现了一个“中国世纪”，这也标志着本土国家的没落。

印度

在这片“第伦桃之地”，一个新的大国崛起：莫卧儿。这个词让人联想到它的蒙古根源。[98]帝国创始人是之前提到的扎希尔丁·穆罕默德·巴布尔（Zain ad-Din Muhammed Babur，1526—1530年在位），他祖上是接受波斯文化熏陶的河中地区的帖木儿帝国。当时萨非王朝扩张，昔班尼汗又建立乌兹别克帝国，他决定前往阿富汗，后来在印度北部寻找机会并占领了富饶的德里和阿格拉。他的自传为其带来了名声，该书以第一人称“我”的角度讲述，既有自我批评，也有对自己的戏剧化包装，以及田园诗般的花园场景和风景图。巴布尔最重要的后裔是他的孙子阿克巴（Akbar，1556—1605年在位），阿克巴13岁即位时，连首都德里都处于阿富汗的苏尔王朝的统治下，他收复失地，被认为是莫卧儿帝国的第二个创始人。在他去世时，帝国的疆域从喀布尔和古古拉特延伸到孟加拉。阿克巴在军事精英、下属官僚和百万军队的帮助下统治这片广袤的土地。他的统治并不是依赖随意的“苏丹”敕令，而是结交各地的上层阶层并任命总督帮他治理。阿克巴有好几座皇城，其中最美丽的是世界奇迹法塔赫布尔西格里古城，他的多处居所展现出一种统治观念，即把国家视为统治者的扩大版住所，甚至是宇宙的反映。基于宗教价值观和仪式的纯洁程度，以及家族结盟的重要性所建立起来的种姓制度，导致这里的公民显然很难有什么自由。城市自治只是纸上空谈，自治权只存在于村庄一级。

只要关税和税收能够流入国库，无论与谁进行海上贸易，印度的统治者通常都不在乎。他们最重要的权力基础是农田的产量。一直到殖民时期，印度都是一个世界贸易中心，它受益于资本的流入，但渴求财富的贪婪统治者把所有资金囊括在手。印度和中国商人在沿海城市中处处可见。与他们相比，欧洲人的数量仍然少得可怜。产权慢慢开始出现。在莫卧儿帝国末期，城市居民、商人和世袭贵族组成的中产阶层开始出现。东南部乌木海岸的许多贸易中心，商业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似乎为过渡到工业化生产模式铺平了道路。需要的资本——美洲白银锻造的卢比——可能也已经准备就绪。然而，印度并没有出现任何“普罗米修斯式的”增长的迹象。

印度天文学和数学的伟大传统早已中断。因为自然研究对宗教没有贡献，所以只有工匠和下层阶级的人研究自然。亨德里克·范·莱德（Hendrik van Rheede）——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沿海省份马拉巴尔派驻的总督——在当地人的帮助下，于1678—1693年出版了《马拉巴尔花园》一书，这是一本植物学经典。斋浦尔的大君杰伊·辛格二世（Jai Singh Ⅱ，1700—1743年在位）命人建造天文台进行天文观测，但对大局没有多少改观。莫卧儿时期的细密画却有令人瞩目的成就，还有建筑——只消想想沙贾汗（Shah Jahan）妃子的陵墓，阿格拉附近的泰姬陵。

印度的工艺水平令人印象深刻，例如漆工、陶瓷和高品质的纺织品。但这里和欧洲之外的所有地区一样，都无法与拉丁欧洲城市中的规模相提并论。试图引进欧洲技术的人很少，18世纪在印度西部的一处宫廷供职的拉玛希哈·马拉姆（Ramasimha Malam）就是其一。他在东非海域遭遇海难，后流落到荷兰并在那里待了近20年，他孜孜不倦地学习西方工艺，从玻璃吹制到钟和枪支的制造。但马拉姆的技术似乎没有广泛传播。复杂的设备——手表、望远镜，甚至眼镜——在印度都依赖进口，和亚洲其他地区没什么两样。人们不知道如何制作玻璃，这一点都不奇怪。当时的一幅小画向我们展示了莫卧儿年迈的皇帝奥朗则布（Aurangzeb，1658—1707年在位）——印度北部、阿富汗部分地区的统治者，德干苏丹国的征服者——阅读《古兰经》的样子：莫卧儿皇帝驼着背蜷缩成一团，把头凑近《古兰经》（插图78）。如果有眼镜，他的姿态可能可以更加威严一些。

插图78：《奥朗则布阅读〈古兰经〉》（画面前方坐着的是他儿子卡姆·巴克什），18世纪初，柏林，伊斯兰艺术博物馆

在奥朗则布的王国里，也没有投入时间和金钱去促进创新的激励。成就和经济成功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推动社会进步。只有下一次重生时才能期望阶层的提升，而平心静气地接受当前形势比改变形势更能积攒好的业力。甚至聪明的阿克巴在看到波斯字母活字时，也没有认识到印刷术的重要性。因此，印度直到19世纪都处于手稿时代。这样也就不具备传播有用知识的基本先决条件。

东亚其他国家也大多拒绝印刷术。耶稣会士在16世纪下半叶就在果阿和澳门开设印刷工坊，多明我会修士则在马尼拉，但他们出版的西方书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果阿，截至1679年一共只有三本。在天主教教区外，宗教传统似乎一直阻碍着印刷技术的传播，直到20世纪，这一情况才有所改观。对古登堡的技术不感兴趣是一个很重要的阻碍因素，所以印度继承的欧洲科学遗产少得可怜，就像“风下之地”沙巴和波斯一样，后者在1739年征服了新德里，终结了莫卧儿帝国。

日本：德川文艺复兴？

日本，马可·波罗在游记中称为“齐潘戈”的神秘之地，它的近代历史与欧洲有非常奇特的相似之处。到了15世纪，足利氏开创的室町幕府逐渐衰落。1467年，由于实力强大的地方大名相互征战，这个国家陷入100多年的动**。在这个“战国时代”（sengoku），地方大名的政权就像意大利出现的“新诸侯”国家一样，几乎实现了自治。村庄和城市的自治权力也不断增强。它们互相盟誓——就像中世纪晚期的城市联盟和邦联——组成覆盖整片区域的联盟，商定延期偿付债务和税收减免的制度。在联盟会议中发展出“共同商讨模式”（shuchu dango），多数人的投票决议须得到认可。

与德国农民战争一样，宗教动机也点燃了反叛分子的热情。例如，佛教净土真宗（一向宗）本愿寺派信徒发起一向一揆同盟（ikko ikki）。直到室町幕府晚期，他们的军事力量一直持续扩张。一向宗门徒坚信，如果他们在战争中捐躯，会在纯净之地再次“诞生”，那是一个充满欢乐的天堂。工匠、商人和乡村领主都加入“一揆”，这个词意味着“共同行动”“统一想法”。1485年，山城国整片地区的36个武士领主结成同盟，直到几年后分崩离析，这个联盟被一位日本历史学家称为“人民议会”。这种集会是政治文化的体现，可能也意味着联邦的开端。城市中仍然享有一些自由，比如武家和商人统治的堡垒城市金泽，以及被一位耶稣会士视作“日本威尼斯”的自治城市堺市。日本甚至出现了市政厅（kaisho）。政治竞争刺激了很多有钱人，他们大方地资助各种文化活动。京都银阁寺周边的仙境，以及诗歌和戏剧、精致的茶道和水墨画都让人回想起“战国”的狂野时代。

日本自1543年就获知火器的存在。著名的枪械编年史著作《铁炮史》就以此为开端，记载了亚洲文化与西方武器技术的第一次接触。书中提到两名葡萄牙商人，他们因为暴风雨流落到萨摩以南的种子岛。他们可能携带了一个由“重物”制成的东西：一根三日尺长（总长约一米）、一侧被封口的管子。“它一侧有一个开口，可以喷出火。它的形状和任何东西都不一样。人们使用时添加一些神秘的药粉，再塞进一颗铅珠。”这个东西对战争和狩猎的效用是立竿见影的。“从这件东西里射出的东西可以粉碎一座银山，还能穿透一堵铁墙。”种子岛岛主时尧想知道这是如何做到的，葡萄牙人很乐意向他演示。当他们在晴天再次开火时，旁观者起初感到惊讶和震惊，但是最后所有人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想学习！”他们仿制了这个喷火的“万象之奇迹”（Wunder aller Wunder）。火枪自1558年开始在战场上使用。有趣的是，日本这个后来的亚洲先锋似乎是唯一信赖自主生产而不肯依靠进口的国家。

然而，日本也没有出现技术突破。1552年，传教士弗朗茨·克萨韦尔观察说，在日本没有人知道地球的形状及其运动。同时代的路易斯·弗洛伊斯（Luis Fróis）注意到，在欧洲由水力、风车或动物进行的生产活动在日本都由人来完成。

1580年，一向一揆的武装起义被击败，本愿寺信徒受到严格的监视。意大利在地方自治的时代后迎来强大的君主统治，17世纪初的日本也一样，德川幕府的建立意味着平民的狂欢结束。在国内局势紧张的背景下，皈依基督教的人受到迫害，一些传教士成了殉道者。17世纪30年代，德川幕府逐渐将日本塑造成一个封闭的贸易国家——一些欧洲经济学家对类似理念很熟悉。在恐惧和骄傲的驱使下，它发布了一系列法律。除少数例外情况，日本人被禁止离开家园，威慑他们的是死刑。所有对外关系此时都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在国外生活过很长时间的人不准再进入日本，贸易航行也受到限制。具有“十字军心态”〔安东尼·瑞德（Anthony Reid）语〕的葡萄牙人不得不在1639年收拾行囊。中国人接替了他们的角色，荷兰人也很乐意分一杯羹，但他们不得不在长崎附近的人工岛上进行交易。幕府害怕西班牙人从马尼拉发动袭击。传教士经常为雇佣兵打头阵。

在不稳定的世界中，日本寻求更安全密切的东亚关系。它成功实践了东亚其他国家的战略：加强内部凝聚力，打造传统，从国际贸易的波动中获得更多独立。此外，还有意识形态上的动机。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德川幕府幻想能够成为亚洲的中心。随着清政府的建立，日本人认为现在执掌北京的是北方的野蛮人，因此，世界秩序的中心必须从北京转移。所谓的“众神之地”，不是应该自动转移到日本吗，难道还要去争取？

耶稣会士在1591年前后将一台印刷机从澳门运往九州。随后不久，侵略者又把韩国的印刷机和活字作为战利品带走，并且一位从1610年开始就一直在京都经营印刷工坊的日本人还出版了日语版的《伊索寓言》，但这项技术并没有流行起来，也许是因为一开始出版的大多数是天主教书籍。这样一来，虽然这项技术在日本的历史差不多和中国一样长，但雕版印刷之外，传播最广的仍然是烦琐的手稿和手绘。本可以传播“外国”科学的著作在文献典籍中的地位也是微不足道的。

闭关锁国的政策并不意味着完全隔绝与其他人的接触。相反，日本与亚洲邻国有了新的联系，带来了长期的外部和平。幕府将军定都江户，即今天的东京，每年接见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的长官，接收关于世界政局和科学发展的汇报。儒家学说的传播则促进了内部和平，也成为德川家族的治国理念。与中世纪的欧洲类似，日本的等级制度以幕府将军和贵族为首，这源于宇宙的理性构造。与欧洲一样，尽管城市和地区统治的秩序都要服从高高在上的幕府和法律，但这种秩序中隐含着竞争，为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日本社会在18世纪进入转型期。在儒家观念中很受鄙夷的商人阶层发展成为国家最重要的贷款人，市场和资金越来越重要。虽然江户和大阪这样的中心城市自该世纪中叶以来人口不断减少，但海港城镇和堡垒城市繁荣起来。与非洲相反，日本是世界上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12％的人口居住在城市，日本潜在的智力和知识就在这些城市人口当中。与19世纪后期的亚洲所有其他国家相比，日本已经具备了迅速现代化的先决条件。

如同拥有莎士比亚的伦敦，日本的剧院里各阶层的观众——和女观众！——也爆满。独有的艺术流派“浮世绘”是一种以彩色木刻画为主的绘画形式，反映了城市丰富多彩的文化，展示妓女、相扑手和风俗场景：这一市民文化在亚洲独一无二。识字的人可能比欧洲还多，因为佛教寺庙开设的学校面向所有阶层的人，男孩和女孩都可以入内。但是就图书出版的数量而言，仍然比欧洲落后许多。荷兰每百万居民拥有538册书，英国则是198册，而日本只有7册。不过有无数印刷有文字和图像的宣传册在民众当中流传。它们主要是用来报道重大事件、战争和灾难，但首要目标是娱乐读者。此外，市面上还可以看到佛教和儒家典籍、算术书和指导手册、戏剧、趣味书，也有《源氏物语》等经典作品。

日本一直在与中国的古老文化对话，现在这场对话越发深入。私人学院和学校接收成百上千的求知若渴的人，他们都想通过教育提升阶层。像人文主义者和宗教改革派一样，“旧学”运动——类似邻国清朝——努力从那些中文的评注回归最纯净的经典文本。17世纪，日本第一次出现了受社会尊重的专业学者形象。他们对动植物进行归纳和分类，编制百科全书；给大自然祛魅。他们的著作让好奇者钦佩不已，成为人们竞相追求的藏品。就像阿尔德罗万迪对怪物进行归类和解剖，日本人也开始从理性角度研究怪物，如人鱼（ningyo）——甚至19世纪仍有类似研究（附图32）。此外，苏格拉底式的怀疑主义也开始萌芽。德川时期的哲学家可以援引宋朝的新儒学大师朱熹的一句话：“大疑则大进。”

1720年，历时90多年的对中国图书的进口禁令得到放宽。日本还设立了“兰学”（Oranda gaku，简称“rangaku”）。直到19世纪，日本对广大世界的认识确实一直来源于荷兰。宇田川玄真发表于1808年的著作《和兰内景医范提纲》（插图72）为两种文化的交流提供了一个美丽的佐证。卷首插画画的是荷兰解剖学家史蒂芬·布兰卡特，他于1678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新订解剖学》为玄真提供了模本。

荷兰的船只不仅带来欧洲的天文学、植物学、化学、数学和解剖学，还在1783年带来了矿用泵。受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日本人意识到荷兰语并不是欧洲的“通用语”，他们因而开始学习英语、法语和德语。

日本探索自己的道路，没有出现西方模式的科学革命，也没有出现以数学为基础的物理学。他们对“自然”，甚至对现实的理解和西方完全不同。在日本或其他东亚文化中，万事万物皆由一种自发的、无处不在的力量生成。我们在这里无法深入讨论，但这样粗浅的总结也描述了一种生成理念，欧洲的弗朗切斯科·雷迪和安东尼·列文虎克通过系统的实验已经对此提出质疑。

传统的力量似乎无法战胜。涩川景介（1787—1856）在推广日心说时，还要援引中国的耶稣会士的讲解。尽管地球仪和世界地图在日本已经流传很久，儒家以阴阳为发端的宇宙观仍然广为人接受。人们仍然相信天空是圆的，而且会转动；天空之下是方形的地球。志筑忠雄（1760—1806）在作品中翻译介绍了牛顿的理论，却找不到出版商，所以对牛顿的讨论局限在一个小圈子中。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在德川时期就发展出先进的自然科学并仿制了火枪的社会世界，早早就接纳了西方视角。文化俱乐部和圈子向不同阶层的人开放，这与人文主义和启蒙运动时期的欧洲社会有些类似。

人们曾经确信，德川的统治将持续万代，但这被证明是错误的。美国准将马修·佩里（Matthew Perry）的炮艇在1853年打开日本的国门。同时代的人把随后的明治维新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进行比较。日本比其他亚洲国家更早开辟了通往西式现代化的道路，这要归功于高水平的教育——经济稳定发展所带来的附带效果。学校和学院成立，铁路铺就，电报出现，科学文本的译著问世。随着幕府的结束，阶层也被废除，随之而来的是对进步和创造力的渴望的释放。幕府被推翻半个世纪后，日本已经可与欧洲强国平起平坐。急剧现代化的“另一面”是对自身优势的盲目自信，它将这块日出之地卷入19世纪致命的帝国主义冒险之中。

而在遥远的南方，在中国，人们仍然沉浸在世界中心的幻想中。比起富有活力的日本，通往现代的道路在这里更为曲折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