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 阶级统治，上达苍穹

插图72：宇田川玄真（心斋），《和兰内景医范提纲》卷首插画，1808年，永田善吉摹史蒂芬·布兰卡特及其他，《新订解剖学》卷首插画，1678年，阿姆斯特丹

俄罗斯：沙皇和大主教

“我们相信，您是您王国的女王，自己统治它，您为自己追求荣誉、为您的国家追求利润”，1570年沙皇伊凡四世在给伊丽莎白女王的信中这样写道。这就是为什么他想与女王取得联系。但他认为，女王并不是一个势均力敌的伙伴：“不过也有（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人，站在您身边参与统治，不只是这群人，还有寻求交易的民众，他们不仅与我们的主权安全和我们国家的收益有关，而且也觊觎您的贸易利润。”俄罗斯与伊丽莎白的英格兰有多么不同，无法从中更明确地看出。事实上，平民议政在莫斯科公国是很困难的一件事。一些人能在杜马中得到一席之地，总共席位也不超过24个，而且封建大地主居多。他们必须听从沙皇，但沙皇不受他们的约束。俄罗斯沙皇国平民议政的短暂历史在全俄缙绅会议中达到**，他们有权选举鲍里斯·戈东诺夫和米哈伊尔·罗曼诺夫为沙皇。一方面城市市民受邀参加，另一方面甚至农民也可以出席。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贵族和神职人员仍有决定性的影响。人们在战乱时代不堪重负，也无力争取对农庄的自由继承权。曾生活于不同环境的英国人贾尔斯·弗莱彻（Giles Fletcher）在16世纪末观察到：“公民和其他可以代表集体的人在议会中根本没有位置：民众仅仅被看作仆人或被奴役的奴隶，他们只能服从，不能制定法律或在公共事务决议前了解这些事务。”

莫斯科公国的人只能从图像故事中了解他们的信仰，这些图像向他们讲述了偶像的故事。贵族和民众基本上都是文盲，甚至很多神父也不会写不会读。虔诚无知的人总是很容易被统治，沙皇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仅仅在14—16世纪，公国就修建了250个修道院，这表明东正教在这个扩张的帝国得到进一步推广。此外，和拉丁欧洲一样，魔法在各地都广为流传，让教会领袖非常恼火的还有迷信甚至恶魔的风俗；魔法师和巫师在圣约翰节的前夕积攒致命的毒草，撒旦在城镇和乡村连连取胜。

插图73：伊万·费奥多罗夫/彼得·米斯迪茨拉维茨，《使徒圣卢卡斯像》，1563/1564年，莫斯科

改革的倡议已经变得毫无意义，古登堡还需要一个多世纪才到达莫斯科河。第一部印刷品是1564年的《使徒》：《圣经·新约》中关于使徒的故事和信件（插图73）。印刷商副主祭大人伊万·费奥多罗夫（Iwan Fjodorow）最初由沙皇资助，很快又被驱逐，也许是僧侣们担心丧失对复制书籍的垄断所以排挤他。伊万在奥斯特罗格印刷了一部西里尔文字版本的《圣经》，它对东正教的意义很快就变得像德国新教徒手中的路德版《圣经》一样。“古登堡星系”的扩张也显示出西方和东方之间的文化边界。波兰在这条界限的西边，克拉科夫在15世纪末就开始印刷书籍。而另一边的莫斯科则是遥不可及的东方。同时，在费奥多罗夫的《使徒》中，福音传教士被最美丽的文艺复兴风格装点。

俄罗斯帝国认为自己受到上帝的保护，只要他们服从上帝的命令、听从牧首的话并支持教会，历代统治者就会让俄罗斯走向繁荣昌盛。直到革命时期，教会和国家的联盟都坚不可摧。沙皇随身携带《圣经》。但西格蒙德·冯·赫伯斯坦惊讶地记述道，神父要服从世俗判决。沙皇只需寥寥几笔，便可以让不顺从的牧首卸任。1551年，同君士坦丁大帝一样，伊凡四世主持了一个宗教会议，他禁止修道院接受遗产捐赠，以遏制庞大的教会资产进一步扩张。

伊凡走向极致的独裁统治，这给俄罗斯留下了未来统治者的典范，同时也留下了沉重的负担。他甚至把贵族看作自己的“仆人”。他的继任者们像他一样统治这个多民族的国家，这里就像一个庞大的庄园。他们与贵族结盟共同对付人民，最终，民众更习惯于对人进行严酷剥削的机构和它们钳制众生的秩序，也没有动力追求不可估量的混乱的自由。这样一来，罗曼诺夫王朝统治的这个帝国，在思想上不懂变通，又没有产生任何值得注意的世俗科学，更谈不上实现技术创新的能力。直到18世纪才出现“现代”的知识分子。困扰拉丁欧洲的信仰与理性之间的争论完全没有出现在莫斯科公国，古老的典籍几乎完全不为人知。像外交官费多尔·卡尔波夫（Fedor Karpov）这样懂得鉴赏荷马、西塞罗、奥维德和亚里士多德的人物，就像白色的乌鸦一样少见。俄罗斯文学遵循拜占庭传统，几乎全是学识渊博的僧侣的著作，它们讨论宗教主题并用精致的修辞手法讲述圣徒、英雄和王侯的生活。能与拉丁欧洲标准相当的批判史学完全不见踪影，俄罗斯的编年史家在莫斯科的崛起和王朝的辉煌中找到撰写史书的目的和顶峰。1550年前后修订出版的《治家格言》——一本写给家长的书，指导东正教徒的家庭生活——是独一无二的特例。绘画领域也保留拜占庭风格，显示个人特征的肖像到17世纪末才出现。对西方的开放则缓慢进行。尽管莫斯科渐渐从半个欧洲获得了技术和学识，对外贸易在增长，人口也在增加，但经济模式几乎没有变化。即使在中世纪晚期，人们的货币仍是皮毛而不是硬币。

广袤的土地让俄罗斯人对土壤不甚珍惜。有人说，农民就像候鸟一样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放火烧林然后安顿下来，如果土地不够肥沃，就迁居别处。根据一位俄罗斯历史学家的观点，俄罗斯的农民具有“让土地荒芜”的独特才能。俄罗斯很晚才犹豫不决地实行农田的三年轮种法，比欧洲中部晚了几百年。因为缺乏富饶的牧场，加上冬季太漫长，动物得不到充分的喂养，所以俄罗斯畜牧业的发展一直很受限。如此一来，肥料也非常匮乏。俄罗斯没有大城市，也几乎没有需要养活的市民，所以这里也无法刺激市场生产和新设备、新技术的开发，不然土地产量本可以得到提升。磨坊是拉丁欧洲经济繁荣的引擎，在16世纪末才辗转传入莫斯科帝国，比遥远的西方晚了500年。这里缺乏资本和自由劳动力，几乎找不到大胆的企业家和开明的知识分子。这个国家在彼得大帝（1689—1725年在位）的驱使下才开始寻找解决方法。他的需求，也就是说财政部的需求——决定了所有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这个帝国跌跌撞撞地进入现代，而且身无长物。因此，我们要谈谈拉丁欧洲边缘的第二个大国：奥斯曼帝国。

博斯普鲁斯海峡边的病躯

就像莫斯科公国一样，奥斯曼帝国的普通民众也要为统治者的荣耀付出代价，他们被精英阶层轻蔑地称为“乌合之众”（reaya）。上层的“行政官”（Askeri）阶层——为国家服务的公职人员——主要由军人、律师、宗教学者、高级神职人员和拉比组成，他们不需要缴税。普通人想获得这种地位也不是没有可能，苏丹有权力擢升一个人的阶层。但在18世纪之前，工匠和商人几乎没有被纳入考虑范围，就连首都也不存在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市民阶级。

苏莱曼一世的征服和希南的建筑也不能掩盖一个事实，即帝国的基础在鼎盛时期就已经开始崩溃，尽管起初几乎无人察觉。奥斯曼的阿喀琉斯之踵[78]是经济。从经济上来看，帝国在竞争中远远落后于西方，这是一个古板的巨人。想发展出一种以贸易和工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在现实实践中根本没有可能，因为奥斯曼的土地都由中央政府赏赐，在授予土地的同时要求获授者无条件地效忠。土地租金在很大程度上被实物取代，这可能也是价格革命的后果，在博斯普鲁斯和萨非王朝都能明显感受到革命浪潮。几乎没有多余产品能供应市场。

事实上，在1500—1800年，奥斯曼帝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一直处在较低水平。前任首都所在地布尔萨是波斯丝绸的贸易枢纽，无论香料生意还是始于17世纪的咖啡生意都很繁荣，但整体情况变化不大。与其他伊斯兰国家一样，这里的文牍工作和法律保障一直远不如“西方”。拉丁欧洲地区，比如香槟地区、法兰克福和其他许多地方经常举办大型博览会和市场，但奥斯曼帝国对此一无所知，也不了解股份公司、证券交易所、保险和明确受法律保护的私有财产。直到19世纪中叶，稳定的银行体系才得以发展。

法律制度对生产者、金融家和商人非常不利。法律既不鼓励公司发展，也不提供保护。只有“瓦合甫”（waqf）——为宗教目的而发起的捐献，但这种基金会也资助各种重大项目——具有公司特征。如果把中世纪盛期的伊斯兰世界和热那亚的贸易公司对比，就会发现意大利人有非私人化的机构和抽象的法律作为支撑，因而发展出日益复杂的贸易结构，而穆斯林一直封闭在自己的民族和社会网络中。以《古兰经》为基础的继承法加剧了财富的分裂。很少有资本可以流传几代人，例如美第奇或富格尔那样的家族信托。此外，田产在“西方”是积攒大量财富的最重要的源泉之一，在奥斯曼帝国却并不能随意出售或购买，再说这里的土地几乎完全掌握在国家手中。简而言之，伊斯兰世界的企业无法迎接日益复杂的市场的挑战，因为其要求出身和信仰都不同的交易者要聚到一起。

国家的经济政策最看重的仍然是财政和佣金，优先考虑的事项是尽可能高的收入和供给，以便安抚群众。这是一种普遍做法——但奥斯曼帝国严格反对重商主义。低关税促进进口贸易，出口难度则增加，帝国内部的关税也阻碍了贸易交换。地中海的远洋贸易由外国人把持。外商出于政治原因可享受贸易特权——1536年法国人拿到特权，因为他们与奥斯曼联合反对哈布斯堡——这就导致廉价的进口商品充斥市场，损害了本国手工业。从长远来看，这种局面也打击了手工业的多样化，这是劳动成果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而国家官僚机构中专家的数量在中世纪到近代之间增长了两倍。总而言之，奥斯曼帝国的经济政策仍然又“聋”又“哑”，在拉丁欧洲的主要大城市都没有派驻长期代理机构，直到18世纪才有所改观。

因为占领了严格遵循伊斯兰法律的穆斯林生活地区，法律系统也失去了弹性。苏莱曼一世死后，历任苏丹都比较软弱，眼见困难丛生。在勒班陀惨败后——尽管苏丹的大维齐尔想要轻描淡写——重建舰队耗资巨大，对财政造成很大负担，与哈布斯堡王朝和萨非王朝的领土争夺战也让财政不堪重负。

1596年，奥斯曼军队在迈泽凯赖斯泰什之战[79]中大败哈布斯堡军队，这是他们在公开战斗中的最后一次胜利。新征服的土地不会被分割。苏丹赏赐给军人的封地，即蒂马尔（Timar），必须被划分得更小。因为缺乏白银，效忠国家和军队的士兵无法得到军饷，而只能得到受俸职位，田产和土地进一步短缺。为了满足货币需求，田主们开始增税并掠夺国库，但资金还是不够。16世纪末，安纳托利亚因雇佣军的骚乱而遭到重创；在一些地区，国家甚至征不上税。行政机构和军队的花费都只能开具空头支票，就连耶尼切里军团也甘心为钱卖命。军队失去了强大力量，也丧失了战斗力。尽管违反传统和法律，逃亡或负债的农民的土地落入当闲差领俸禄的人、上缴包税的商人、放贷者或公职人员之手。

发展畜牧业的代价则是无法大量种植谷物。绵羊已经摧毁了英国和意大利南部的农业结构，现在开始蚕食奥斯曼帝国的未来。普遍后果在这里也会出现：农村人口外流、帮派林立、骚乱和政变。曾经忠心耿耿的耶尼切里军团只听令于自己。只要不是内宅发号施令，他们的领导人“阿迦”（Aga）就可以一呼百应。科普鲁律（K?prülü）父子在1656—1678年担任大维齐尔，连他们这样的能臣都无法扭转局面。

与地中海地区其他邻居一样，奥斯曼帝国也面临着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即世界贸易流入大西洋。奥斯曼帝国的水域红海和波斯湾原本连接了两大“世界经济”，现在逐渐衰落。奥斯曼试图应对变化的情况，但计划偏偏落空。1568年，博斯普利斯海峡边有一个计划引发热论，人们想用一条运河贯通苏伊士地峡，以前威尼斯就有此打算，可惜这次也未能实施。

像所有深受官僚机构和宗教影响的国家一样，只有带来有用效果或能够装点宫廷的科学才能得到庄严朴特的青睐。政府几乎不关心对创新的促进。此外，奥斯曼也没有愿意支持创新并提供资助的世袭贵族。土地是奥斯曼最重要的权力来源，不可能被集中起来，因为蒂马尔封地只供收租，不能交易。因此，对科学的资助几乎完全出自苏丹和少数大臣之手。西方的技术和发明几乎没有被伊斯坦布尔接纳，数千件18世纪保存下来的文物中只有12副眼镜和5本书。甚至武器制造技术也多是购入，而非自行研发。不过，伊斯坦布尔自17世纪下半叶一直开展针对天花的疫苗接种，这一做法非常值得赞扬。“接种”在拉丁欧洲则遭遇了各方阻力，直到其效果得到普遍认可。

宗教当局偶尔也反对过多的研究。1580年，5年前设立的伊斯坦布尔天文台迫于宗教界压力被夷为平地。25年后，人们才可以再次进行天文观测。博斯普鲁斯海峡或其他任何地方的穆斯林都没有接触望远镜。拉丁欧洲的天空革命——决定性的基础就是他们的天文学——很晚才被介绍到伊斯兰世界。1732年，外交官易卜拉欣·马特费里卡（Ibrahim Müteferrika，约1674—1745）撰写了一篇关于哥白尼体系的文章，他也是从二手渠道获知的。尽管如此，他立即宣布日心说是假的，并呼吁穆斯林学者反对这一观点。这一时期，一个安纳托利亚的偏僻地方的学者请求得到一张“法特瓦教令”（Fatwa，意为“教法新解”，即伊斯兰教法学家对于争议问题的处理意见），他想探究的问题是，传统中预言太阳从西边升起意味着末日审判即将到来的现象在天文学中到底能否出现。同时代的牛顿可能已经给出了明确答案。

不久前，马特费里卡在伊斯坦布尔设立了一家印刷厂，而之前的印刷工坊都是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开办的。但人们不能出版任何宗教文本，上帝的话不能被放到印刷机上。宗教学者从一开始就反对引进新技术，1485年，苏丹巴耶齐德二世甚至用死刑威慑阿拉伯语出版物。宗教中的丰富典藏本应影响深远，毕竟长期以来都是神圣典籍和宗教小册子帮助印刷有所突破——在韩国和日本，以及中国和德国都是这样。在先知的国度，《古兰经》理应是先驱——偏偏是这本最重要的伊斯兰之书不被允许印刷。

这项禁令也是出自政治考虑。国家认为自由传播知识是非常危险的，只有专家才被允许讨论科学问题。无论如何，奥斯曼帝国的潜在读者远远少于拉丁欧洲地区。大约10多年后，马特费里卡的印刷工坊就迎来悲惨的命运，一共只出版了17本书，这个欧洲的超级媒介在世界大都会伊斯坦布尔甚至都没有市场。30年后，英国大使馆秘书詹姆斯·马里奥·马特拉（James Mario Matra，1746—1806）的尝试也以失败收场。

奥斯曼帝国仍然与西方伟大的知识潮流隔绝。例如，马基雅维利的著作在1825年被翻译，但没有出版商出版。当欧洲积累了数以百万计的书籍时，穆斯林文化中的一些学者还在研读1000多年前的手稿——抄写员和微雕师很幸运，他们还能用安逸的工作继续养活自己。在所有不接受印刷艺术的地区，不管是奥斯曼土耳其还是伊斯兰世界的其他国家，对科学和技术造成的长期后果都是灾难性的。

聪明的想法如果很隐秘，那仍然只是想法。在拉丁欧洲，这种典范就是列奥纳多·达·芬奇。他博学多识，灵感甚多，但从没有将他的想法用文字出版，所以他的想法没有任何后续效果。在伊斯兰世界中许多观点都不为人知，比如伊本·赫勒敦的史书，或者阿布·穆萨·花拉子密革命性的论点，他认为行星轨道是椭圆形——或者伊斯坦布尔博学家塔居丁（Taqi ad-Din），他是安萨里的后裔。1551年，他想象出一个由蒸汽驱动的旋转烤叉，但他的想法也未发表。没有人继续推进这些革命性的项目，没有任何企业家认识到这一设备的潜力并投资研发。

开创一个大胆的项目并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中持续改进它，这种事情在拉丁欧洲出现的概率要比在奥斯曼帝国高出千倍，因为拉丁欧洲有高度发达的传播媒介。科学史学家爱德华·S. 肯尼迪（Edward S. Kennedy）曾经说过：第谷·布拉赫可能有一个土耳其的名字。这样说虽然没错，但土耳其的第谷能找到一个土耳其的开普勒作为读者，这个土耳其的开普勒又能被一个土耳其的牛顿接受吗？与之相反，使用水蒸气作为能源的想法在欧洲已经得到进一步发展。1804年，威尔士造出第一台成熟的机车，几年后，蒸汽轮船已经在苏格兰一条运河里航行，也出现在纽约和奥尔巴尼之间的哈得逊河上。1830年，英国皇家海军的第一艘蒸汽动力战舰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