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70:弗朗切斯科·迪·乔尔吉奥·马尔提尼,《支柱架设机》
出自:《建筑论》,约1480年,伦敦,大英博物馆
大分流
某处,今天。你阅读这本书时,不会冻得发抖。也许你在一个温暖的房间或夏天的花园里。你的公寓里有自来水和电灯,从洗衣机到冰箱的技术设备让你的生活更轻松。生病了有有效的药物;如果陷入困境,社会系统会救助你。你享受过正统的教育,会写字,当然也识字。此外,你可以公开表达你想说的,只要不违犯刑法。你的世界中,媒体不会受到审查。为了解决争议,有合法渠道。你可能会皈依符合你内心的宗教,或者当个无神论者。每隔几年你要投票。通过选票决定你所在国家的政府类型,而不是子弹。如果有人对你施暴,他就变成你的国家、强大的利维坦的敌人。在你的世界里,人的尊严应该不可侵犯。
如果所有这些对你来说或多或少都是真实的,那么你就生活在“西方”。但谁也不会否认,你的世界也不是完美无瑕的,这里也有贫穷和不公。繁荣的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肮脏的武器交易、对“其他人”的剥削和对环境的破坏……“西方”的罪行簿很厚,而且可以随意添加。尽管如此,绝大多数生活在这个民主公民社会的岛屿上的人比其他地方的人生活得更好。饥荒、苦难和战争驱使成千上万人流离失所,宗教狂热主义滋生暴力,让人回想起16—17世纪的欧洲。在非洲和亚洲许多国家,窃国者和独裁者压迫他们的人民,借助更先进的技术,这种压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高效,早期的加冕帝皇甚至帖木儿的庞大军队都比之不及。
你的世界和“其余地区”之间的差异最终要被视为基本力量增强的后果:工业化。19世纪中叶,这种“大分流”已经显而易见。最富裕的那些经济体在此时要比前工业时代富裕数倍,而其他国家变得贫穷。虽然工业化减弱了整个西方社会内部的不平等,但它显然加剧了工业化国家与那些未能跟上工业化的国家之间的差距。
对“大分流”的经典解释是:欧洲特殊的经济和文化条件以及它的法律制度和资本让17世纪以来的差距变得更大。而一些历史学家已经驳斥了这种观点,因为直到1800年前后,全球经济状况和生活水平并没有明显区别。而且,人们在亚洲——如日本和中国——发现了一种现象的痕迹,即欧洲经济史所称的“辛勤革命”。在现代早期,劳动投入大幅增加,而工资却没有跟上。对糖、烟草和其他美好物品的渴望让很多人将空闲时间换成工作时间。这为消费品创造了新的市场——反过来又使工业生产极具吸引力。18世纪的中国、日本和其他繁荣的经济体难道没有面临工业化的起步吗?西方帝国主义是不是“扼杀”亚洲工业化的罪魁祸首?
对这些论点当然不乏反对的声音。在19世纪才产生的“大分流”论点常常受到质疑。中世纪的非洲、亚洲甚至欧洲社会中的生活条件、人均收入或国内生产总值如何,近代早期又是什么状况,我们对此有多少确切了解?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1926—2010)就此发表过一篇论文并被广泛引用,其中的数据可以相信也不能相信。例如,18世纪的中国在富裕程度上与拉丁欧洲最繁荣的社会相当,这是非常不现实的。仅看增长率或生活水平,根本无法解释为什么“西方”的经济在19世纪简直如生双翼。
我们无法在这里一一呈现为工业革命提供潜在发展空间的所有条件。关键词众所皆知。首先,在小冰河时代结束后,气候再次回暖,为人口增长提供有利条件。农业改革有助于养活更多人。人口多了,粮食供应就要增加,这导致农业产量的上升。他们需要上衣、裤子和裙子,这样更多的纺织品也被生产出来。人们有稳定的食物供应,衣着也更加体面,所以有更多人投入生产。他们将组成工业工人的庞大队伍。自中世纪晚期以来人们也持续观察到一些发展,它们可以被归纳为——很受热议的——关键词“原始工业化”。这指的是农村地区也出现了工业,不再仅仅局限于城市中,或必须由行会组织。商人和企业家提供资金、设备和材料,组织生产并接管产品的销售。自17世纪开始,作为摩洛克[76]先驱的手工作坊变身为工厂。但所有这些都不足以解释“伟大的工业化”的核心和导致“大分流”的原因:用蒸汽动力驱动、用化石能源滋养的机器取代肌肉。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分离,毕竟人口增长只是通过更多肌肉力量带来生产收益。
如果没有把蒸汽作为能源,就不会有工业化——这个等式非常正确。最初是把蒸汽用于泵和织机。当人们发现蒸汽转化为驱动力的原理能够被用于实践时,蒸汽简直势不可当。创新、生产扩大,而后增加投资并带来更多创新,这个螺旋运动成为不停歇的循环。最终,欧洲人比其他任何人都能更好地应对18世纪以来人口增长所带来的挑战。除了土地改革,包括大规模种植马铃薯以及铁路也有助于战胜饥荒。火车比马更快也更便宜,能够把过剩地区的食物运送到匮乏地区。如果不算爱尔兰、西班牙和芬兰等“后来者”,大规模的饥荒在1846—1847年最后一次侵袭欧洲。
在工业化早期,企业家掌握的大量资本,包括从殖民活动和奴役中攫取的利润都是次要因素。决定性的发明能够问世,与钱没有关系,主要是因为知识、想法和它们之间的交流。只有交通和生产领域大规模改换蒸汽设备时,大量资本才变得至关重要。
像指南针、机械钟、眼镜、凸版印刷机或望远镜的发明一样,蒸汽机的诞生也有久远的历史。早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就有人着手这个项目,经过漫长的实验才最终完成。“工业”现代性——社会学家什穆埃尔·艾森施塔特(Shmuel Eisenstadt)所谓的“多元现代性”之一——的强大基础都深深植根于文艺复兴时期,也是这本书的主题。
螺丝和人:亚历山大项目完工
亚历山大的海隆一直敲敲打打,他的“机器”在中世纪的拜占庭和文艺复兴时期广为流传,至少向人们展示出蒸汽的巨大能量,并给后人留下了一条通向未来的路。直到14世纪,随着让·布里丹对真空的思考,气泵的新历史才开始。气泵在前蒸汽机的历史中不可或缺,也属于文艺复兴时期“机器剧”的一部分。
托里拆利和帕斯卡的实验表明“空气之海”环绕着我们。马格德堡市长奥托·冯·格里克(Otto von Guericke,1602—1686)殚精竭虑想制造出第一个活塞泵。1654年的一项著名实验向观众展现了压力的惊人力量。实验者把两个半球体合在一起抽成真空,16匹马从两边拉扯这个“虚空”的球都无法成功把它分开。花园工程师萨洛蒙·得·高斯(Salomon de Caus,1576—1626)继续进行研究。他可能是第一个模仿海隆的人,想创造出一个由蒸汽驱动的泵。大约在1650年,伍斯特侯爵爱德华·萨默塞特(Edward Somerset)成功打造出一个喷泉,借助新能源它能够喷到40英尺高。30年后,佛兰德斯的耶稣会传教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可能在中国的宫廷也展示过一个蒸汽车模型。
在这一时期,荷兰人惠更斯读到了冯·格里克的实验,他和英国人培尔都开始研究这种能从空气和真空中生发出来的力量。培尔与罗伯特·胡克一起制作了一个空气泵,它的发动机应该可以通过金属气缸运行,1673年惠更斯描绘了这一设备(插图68)。粉末的爆炸会迫使空气通过皮革阀门排出气缸,由此产生的真空应该将活塞向下拉。惠更斯的一个学生同时也与胡克和培尔共事的丹尼斯·帕潘(Denis Papin)也认同这一原理,他又开始试验水蒸气。事实上,这位法国人成功地建造了一台蒸汽泵。后来托马斯·萨弗里(Thomas Savery,约1650—1715)和托马斯·纽科门(Thomas Newcomen,1664—1729)都是以此为基础进行改进。而他们又为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1736—1819)的突破奠定了基础。
瓦特的专利于1800年到期,人们立即展开了一场设计竞赛。从这时开始,这一进程不间断地迅速发展下去。与工业“起飞”同时,蒸汽机在与工业的相互作用中被推向更加完美的状态。蒸汽机首先应用在采矿业,功能是抽出进入井筒的地下水。萨弗里把他的——尚不是非常有效的——产品起名为“矿工之友”,主要是为了广告效果。
“潮流”不仅促进蒸汽泵的发展,也与纺织业的扩张和机械化联系在一起,新的局面随之到来。人们几千年来一直埋首苦坐在织机前,手里拨弄着纺锤,这是史前时代以来所有文明的基本标志;13世纪欧洲就出现了纺车。300年后,威廉·李(William Lee)发明了织袜机。这一机器在18世纪也得到改进。1733年,约翰·凯(John Kay)发明了“滑轮梭”,让纺织机加速好几倍。30年后,詹姆斯·哈格里夫斯(James Hargreaves,1721—1778)的“珍妮机”彻底改变了棉纺业。最初靠水力驱动的机器变得越来越精良,不断刺激织造业,也敦促人们继续思考。多亏新的生产模式,现在纺纱速度急剧加快,那怎么才能快速织布呢?1785年,牧师埃德蒙·卡特莱特(Edmond Cartwright,1743—1823)发明一项专利,他制造出一种动力织机,一开始靠水力,后来由蒸汽驱动。可以说,这是一曲工业现代性的合奏。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这项创新逐渐取代手工织布,后来势不可当。19世纪初在英国约有2400台织机。30年后,这一数量增长到10万台。现在人们对机械发明的热情不减——不管是冶炼技术还是蒸汽机,它们同时得到强势的后续支持:机车和蒸汽轮船在运输业掀起革命,也改变了空间和时间。然而,大量创新并未立即影响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从更长时间段来看,它们改变了一切。1700—1900年,英国棉花产量增加了700倍,生铁产量增加了300倍。
蒸汽几乎就是一切。在其他发明的推动下,许多关键创新为人们接受并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中一些主要发生在欧洲大陆,另一些主要在英国。英国拥有一个高度分化的、受法律保护的信用体制和严格的产权保护法,其他欧洲国家也是一样,但欧洲之外的大多数国家情况则不同。这一切早已应用在殖民活动中并强化了自由,现在又融入工业化进程。专利保护对发明的保护好过其他任何地方——1624年英国通过了《垄断法案》——从而降低投资的风险,但有时也降低了改进发明的概率。激发创新并实现具有突破的市场条件在英国尤为适宜。
这样,蒸汽机的成功也间接促进了搅拌精炼法的推广,该项技术在1800年前后被广泛使用。通过这个方法可以生产出特别优质、适合锻造的铁,但需要大量的能源。木材价格昂贵且相对难以获得。这种情况反过来又加剧了煤炭的开采,毕竟相比建造水轮机,投资建造蒸汽泵更加有利可图。这样,人们必须考虑到另一个确确实实接地气的选址因素。因为,英格兰的煤层很深,排出不断渗透的地下水相应地更加耗费时间。但这样一来机械变得更具有吸引力,就连效果较差的“矿工之友”或者更有效的改良版本也大受欢迎,通过它能够解决繁重的工作。
人们在分析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的中国为什么没有进行工业化时,偶尔会提到一个原因,即与英国不同,中国的“地下森林”都在离地表比较近的地方。中国人根本没有遇到挑战,也就不需要制造蒸汽泵。但是,即使在这里或在附近的印度,蒸汽动力不是也可以用在其他领域吗,比如纺织工业或水稻种植?早在中世纪晚期,中国就发明了一种水力纺纱装置;印度把这项技术推广,直到17世纪末都是世界领先的纺织品出口国。但没有人想到用蒸汽取代纺织所需的人力。这些人口稠密的地区能够提供廉价劳动力,可能是寻找新技术的另一个障碍,但这些都是次要因素。煤炭危机、印度纺织品进口造成的竞争,这些挑战可能偶尔推动发展,没有这些挑战确实会让创新延迟。但是单凭这些刺激远远不能解释发明的出现,人们为何能生产出类似蒸汽机的设备。
这种创造了机械织机和蒸汽机的潜在空间是非常独特的,时下的需求与古老的潮流融合在一起。革新的设备并非因长期规划而出现。16世纪之前,欧洲的眼镜制造商都没有制作出望远镜,而他们一直在研磨镜片。像萨默塞特和萨洛蒙·德·高斯这样的先驱者在设计他们的“机器人”时,也没考虑到英国的煤井被淹没在地下水中。他们的计划旨在驱动喷泉,制造出一些技术型的娱乐设备,而格里克的实验来源于当时关于亚里士多德的争论,即是否存在真空。他的发现直到后来才被证明是“有用的知识”。泵的发明是否需要以他的实验为基础,或者其实得益于技术人员自己的苦思冥想,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插图71:马丁·吕弗霍茨,《工作台》
出自:《吕弗霍茨手抄本》,纽伦堡,1505年,克拉科夫,雅盖隆图书馆
人们很容易忽视一个事实:光是开发出那些对机器来说不可或缺的部件就需要一些时间。学者们对于“虚空”(真空)争论不休,因而推动了气泵的发明,而机械钟以及随之而来的欧洲机械时代则完全独立于这种争论之外。高度专业化的工艺——在现代早期,单单一个欧洲较大城市中就有50多个行业致力于加工某些金属——锻造和抛光那些配件,如果没有它们,“工业革命”这场绝对宏大的戏剧就无法上演。这些配件包括齿轮或万向轴。一件在机器时代不可或缺的、特别有用的物件在错综复杂的15世纪早期也经历了一次欧洲复兴:固定螺栓。很长一段时间里,螺丝首先是奢侈品配件,用在胸针或手镯之类的珠宝上面,一颗一颗手工打磨。大约从1490年开始,螺钉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盔甲上,取代了之前的皮带和铆钉。虽然枪械的胜利让骑士装备慢慢退出舞台,但这个小物件却是不朽的。它被用在医疗器械、望远镜和显微镜上,德国“机械师”雅各布·利奥波德(Jacob Leupold,1674—1727)称赞它是“世界上最有用的发明之一”。新的职业应运而生:螺丝匠。18世纪末,亨利·莫兹利(Henry Maudslay,1771—1831)打造了一台车床,可以批量生产精密螺钉(插图71)。
最后,我们不要忘记,蒸汽机的生产需要耐用的材料。为了应对经济繁荣和工匠的需求,冶炼和铸造技术在文艺复兴期间进一步发展。欧洲的铸造技术非常先进,以至威尼斯人在勒班陀大捷后把缴获的奥斯曼枪炮全部熔化,因为合金的质量并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从回收的金属中可以生产出性能更好的新大炮。世界上有哪个地方的铁产量能与文艺复兴全盛时期的意大利相比?
结论是,18世纪“西方”获得的各方面的知识已经堆积到关键点。仅仅掌握这些知识,就可以实现技术突破,没有这些突破就没有工业化。用卡尔·马克思的话来说,拉丁欧洲的旧社会长期以来一直孕育着新生命。但光是蒸汽机,这个工业化的战争机器,它的孕期和产褥期就长达500多年,而且还不包括可能对这项发明有重要意义的古代史前阶段。不是詹姆斯·瓦特一人创造了这个令人难以忘怀的设备,而是整个欧洲境内的古老的话语,它最终通过印刷品广为传播并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圈子、大学和学院中,有很多路径,也经历过更多的迷途。大多数这样的机构都不为其他文化所知。在欧洲,它们负责延续和传播,让谈话能够一直继续下去。
蝴蝶振翅
人们有时候不会只衡量或比较欧洲、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长期经济数据,也会关注文化上的成果和创新。这种做法在细节上肯定很成问题,但就大趋势而言并无不妥。从那不勒斯和马赛到格拉斯哥和哥本哈根,从法国西部到西里西亚,中世纪后期与19世纪之间的真正重要的科学范式在这一范围里完成了转换。所有比较重要的发明也出自这一地区。这里发明了大部分对蒸汽机最重要的组件,这里开启了工业化。工业化最早出现在英国,主要是因为在这里,“创意流”有非常有利的,同时具有挑战性的环境——资本、纺织业,或推动蒸汽机大规模普及的地底煤矿开采。详细看来还有许多有利条件,例如专利法或议会通过的《印花布法案》。在18世纪开始的几十年里,这一法案阻止纺织品进口,从而促进国内纺织产业的上升并成为工业化的关键部门。
所有先决条件并非仅在英伦岛上出现,英国也不是那些影响深远的创新出现的唯一地方。当英国人发明蒸汽机时,瑞典人卡尔·冯·林奈(Carl von Linné)创立了植物和动物分类规则,法国人布丰写下了不朽的动物学著作并进行地质研究,而阿尔布雷希特·冯·哈勒(Albrecht von Haller)在伯尔尼创立了实验生理学。1783年,在里昂和巴黎附近开展的热气球飞行开创了航空时代——同一年,安托万·拉瓦锡(Antoine Lavoisier)在巴黎证明水和2500年来人们设想的不一样,可以被分成氢气和氧气。我们可以一直列举,或者穿越到晚些时候,到电话、汽车或细菌学刚刚出现的那些日子。所有这一切和数不胜数的其他发明都是欧洲这片小小地区留下的科学大遗产。
为什么科学革命以及工业化出现在拉丁欧洲地区,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问题,永远无法得到确切答案。方法上的问题是,我们不可能从历史过程中人为地剔除那些相关事件或行为人,比如实验中的化学物质。没有必要再去探讨“如果……那么可能会……”的假设,物质A为什么会产生物质B也无法再得到证实了;哪种情况会明确产生某一个特定的结果。我们只知道现实如何,知道此地和此刻。“即使我们发现自己在这一刻聚集在这里,发现自己处于这种程度的民族文化中,使用这种语言,沿袭这些风俗,拥有这些市民优势,享有这种程度的良心自由”,席勒(Schiller)这样说道——恰巧在划时代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前数周——“结果也许就是之前世界上发生过的所有事件:整个世界史至少需 要解释当下这一刻”。如混沌理论所言,巴西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甚至都与得克萨斯的龙卷风脱不开干系。有什么事情不是在这个或那个根本无人所知的巧合中因为好事或坏事而发生?当一件事情发生时,既不能排除那些有长期深远影响的决定性情况,也不能忽视那些看似无关的情况,它们对系列缘由或系列影响的开端产生了惊人的影响。如果没有1215年在布汶射出的那支箭[77],英国会发展出议会民主制吗?如果没有螺丝——或者没有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当然螺丝更重要一些——英国会成为世界第一个“工业国”吗?相反,一个重要因素,即缺乏原材料,可能把荷兰的工业化推迟到19世纪末,购买和建造蒸汽泵在这里没有直观的利润前景。而没有蒸汽机制造的“初始火花”,荷兰显然缺乏进一步发展科技的必要条件。
蝴蝶振翅可能真的与飓风有关,但人们强烈地感到,它并不是主要原因。科学革命和工业化的历史可以证明,许多因素比蝴蝶效应更重要。欧洲现代性还需要走过很长的路才能变为现实。科学、企业家精神尤其是“天才”在所有重要发明中达到顶峰。
正如蒸汽机的历史中不能抹去螺钉,人们也不能忽视那一小群发明家,他们让转折真的成为现实。他们艰难辛勤地工作、运算、修改部分解决方案,还要观察和检查。在某些时候,他们会面临超脱所有重构的一刻:在这一刻,思考改变了方向,真正的新事物出现——当古登堡开始把玩字块时;当哥白尼让太阳停止时,应该是1514年前后;当瓦特在1784年发明了以他命名的巧妙机器时。意外发现就产生了:一个幸福的巧合,从中继续得到结论。但如果太看重这种观点,就会忽视历史中可以找到的发明的基础。艺术和科学的创造力在历史中有紧密联系。在决定性的时刻之后,各种关联都变得清晰,事物在另一道光线中展示出来。说得稍微复杂一点:我们观察结构复杂、相互干扰的思潮,它们汇聚到潜在的发展空间并为新事物的出现打下基础。
用大卫·兰德斯(David Landes)的话说,伟大的进程需要伟大的缘由。经济优势——如果存在的话——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微小的拉丁欧洲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有新事物涌现。这样旺盛的需求和蓬勃发展的经济在18世纪的中国也不可能导致蒸汽机的发明。这样的事情不会在一夕之间发生。在耶稣会修士引进螺丝之前,中国人根本不知这是何物。有些人认为中国在宋朝末年曾差点完成工业化的突破,但这个观点不太能站住脚。在中国以及拉丁欧洲以外的其他地方显然缺乏这里所拥有的条件——少了这个或那个因素,或者一个因素都不具备。通过比较我们可以更明确地认识到,这个大西洋和地中海之间的地区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差异在哪里,是什么决定了它的现代性。我们要特别关注拉丁欧洲国家政权的表现形式。因为,如果没有最低限度的国家秩序,技术进步和科学简直无法想象。统治秩序不够强势的地区,已经沦丧他人之手。相反,仅靠一个强大的国家当然不足以为优秀的科学和技术进步提供温床。步履迟缓的巨人俄罗斯,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