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68：克里斯蒂安·惠更斯，《粉末机》，1673年，莱顿，大学博物馆

发明热

在大陆上的许多国家，现在都有新的发现和发明不断涌现。罗伯特·玻意耳和不久后的法国人埃德姆·马略特（Edme Mariotte）分别得出新发现，在一定条件下空气的压强和它的体积成反比，这就是著名的玻意耳-马略特定律。玻意耳还与扬·巴普蒂斯塔·范·海尔蒙特一起为分析化学奠基。

另一位先驱是荷兰人克里斯蒂安·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1629—1695）。他第一个发现光具有波动性特征。同时代的丹麦人奥利·罗默（Ole R?mer）试图证明光速是有限的。惠更斯对他的方法进行改进并得出了估计值，但这仍比实际的30万千米/秒低了近三分之一。惠更斯有许多发现，其中包括碰撞定律，而且他把笛卡儿模糊的粒子波动理论与伽利略的方法结合起来。此外，他还是一个杰出的实践者。他思考发动机的构造并发明了一架摆钟，其准确性长期无人可敌。他借鉴笛卡儿和威里布里德·斯涅耳之前提出的正弦定律，对望远镜进行改进。借助新版望远镜，他甚至能看到土星的卫星泰坦星和它的星环，以前只能看到模糊褪色的凸起。在欧洲东部边缘，但泽市长，同时也是啤酒酿造师的扬·赫维留斯（Jan Heveliusz，1611—1687）借助一个47米长的望远镜探索月球的“地理”。他的《月面学》以前所未有的精确度展示了这颗地球卫星的表面。

望远镜展现了数以万计的卫星和星星，16世纪晚期——仍是在荷兰——发明的显微镜让人们可以观察奇妙的微小世界。该领域的先驱在池塘的水中发现原生动物，研究苍蝇的眼睛和细菌或者毛细血管系统，从而解释了血液如何从动脉流到静脉。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1635—1703）不仅发现了一些非常大的物体，比如木星上的红斑，还探寻了些微小物体。他用显微镜来研究昆虫的复眼，甚至针尖的精细结构。1665年他出版了《显微图谱》一书，书中的铜版画精细得令人难以置信（插图69）。物质的最小单位，卢克莱修称之为原子，伽利略称之为粒子，显然在新仪器中还不可见。因此，关于古老理论的争议越来越激烈。

托勒密的世界观丧失了权威地位，其他旧的公理也被质疑。阿雷佐的医生弗朗切斯科·雷迪（Francesco Redi，1626—1697）驳斥了亚里士多德“自发生成”的观点，即苍蝇、蛆或水蛭应该是腐肉在被“精神”赋予生命力并加热的情况下自行生成的。雷迪指出，如果用纱布包裹住一块腐肉不让苍蝇靠近，就不会生出蛆虫。所以，它们应该是从昆虫下的卵中爬出来的。而安东尼·列文虎克（Antony van Leeuwenhoek，1632—1723）在显微镜下首次观察人类**，他意识到，生命只能来源于生命。

鉴于知识储备的急剧增加，博学家的数量越来越少。阿塔纳斯·珂雪（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一位终身在罗马学院任职的耶稣会士，是其中一个独特的代表人物。他被誉为“本世纪的俄狄浦斯”，孜孜不倦地做实验，出版大开本专著，设计机械并解密象形文字。他把魔法、宗教和现代实验编织在一起，使其成为一个令人困惑的丰富多样的混合物。他发明了会说话的雕像和一个魔法灯笼，设计了一种通用语言并重现诺亚方舟的图纸。他为此进行语言学和地质学研究，探究磁力，并在一本巨著中描述了地球内部以及生活在那里的恶魔。

插图69：据称为克里斯托弗·雷恩（？）所作，《跳蚤》

出自：罗伯特·胡克，《显微图谱》，1665年，伦敦

遗失的中心

人们曾笃信地球享有特权，位于宇宙的中心，这种观点在哥白尼的宇宙观中已然被摒弃。开普勒已经感觉到，把宇宙看作无限的观点改变了一切，在他的时代人们已经可以想象这种可能性。这种观点带着一种“我不知道怎么表达的秘密的隐藏恐怖”，他继续写道，“人们确实会在这种浩瀚无垠中迷惘徘徊，这里没有边界也没有中心，因此没有任何牢固的地点”。人们可以说，他感受到的是欧洲现代主义凛冽的寒风，它不仅帮助建立新宇宙，也在新宇宙中呼啸。它在这个宇宙中只看到自己，孤苦无伴，就像处在帕特里齐所谓的自由王国中。曾经人类秩序要依附于宇宙秩序，现在似乎已经解放。“新哲学怀疑一切：/火元素完全熄灭/太阳和地球也遗失，”同时代的约翰·邓恩（John Donne，1572—1631）这样写道，“一切都成了碎片，每一种联系都消失了。”

科学声称知晓一切，质疑的声音已经开始出现。奇迹，这么说吧，已经成为过去——莎士比亚《皆大欢喜》中的勒波曾如此评价；现在的学者可能都很清楚，如何使超自然和没有缘由的东西变得“现代”且可信。“我们把自己藏在伪知识中，而我们应该顺服于未知的天命。”星星的力量——至少有《李尔王》的一个场景为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可疑，自然之书的语言让人无法理解。上帝似乎遥远得令人奇怪，恺撒上方的天空沉默不言。笛卡儿在关于“陨星”——“空气幽灵”——的文章中剔除了云彩的古老功能，它们曾意味着神圣的旨意。一些哲学家试图迫使魔鬼退场。在法庭、议会和内阁充斥着怀疑和批判的声音。除了马萨诸塞的余波和18世纪极个别的一些案例，猎巫的火刑架已经慢慢倒塌。即使是《圣经》，也要接受批判语言学的试炼。1659年，一个匿名作家援引“古代哲学家”——他指的是伊壁鸠鲁和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论断：神不存在。世界是永恒的，灵魂是会死的，地狱是一个童话。

但人们无法彻底远离造物主，米开朗琪罗在西斯廷教堂的天花板上把他画成一位精神矍铄的老者。如果没有他，如雅克·莫诺（Jacques Monod）所言，留给人类的不过是一个寒冷的宇宙，人类听不见自己的音乐，对希望、痛苦和罪恶都漠不关心。人类敬畏上帝，但更害怕没有上帝的世界。再者，地球只是微不足道的存在。从宇宙体量来看，地球只是一个点，康帕内拉从他的地牢中喊道。但他固执地认为：“对我们来说它不是一个点。”他生活在文艺复兴晚期，对他来说人仍然是衡量世界的标准。而培根也认为有必要捍卫人类中心观。“如果人类被世界禁锢，那么剩下的就会完全混乱，没有目的或目标，”他写道，“而且会一无所获。”

如果亚当真的只是我们称作“存在”的戏剧中的一个偶然呢？贝尔热拉克的塞拉诺（Cyrano de Bergerac，1619—1655）在他乌托邦式的月球和太阳之旅中嘲讽地球人的信仰，因为他们居然认为自然是单单为自己而创造的：“仿佛太阳这个如地球430倍大小的巨型天体被点亮，只是为了让地球上的枇杷成熟，让卷心菜发芽，怎么可能！”惠更斯和丰特奈尔（Fontenelle）——后者在《关于宇宙多样化的对话》一书中——与前人布鲁诺一样提出一种可能性，恒星不过是很遥远的太阳，也被行星围绕。

尽管如此，这样的思想游戏还是在减退。它们代表理性主义的辩证法：人们越是热切地迎合培根的要求并积累知识，他们的立场就变得越不确定。标准终被打破。望远镜和显微镜中看到的景象让人类变得渺小，同时又很伟岸。布莱士·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证明了“真空”的存在，从而驳斥了“自然厌恶真空”的传统观念，人们曾认为自然害怕“无意义”的虚无。与笛卡儿不同，他更加明确地划分信仰和知识、感觉和理性之间的界限。理性必然依赖于有限的知识。理性无法理解无限的大和无限的小，因此也不存在最终理由。与理性不同，“心灵的逻辑”展现出对事物的认识，这是“几何精神”永远无法掌握的。帕斯卡认为无法证明上帝的存在，但他建议人们相信上帝。他提出著名的建议，为上帝打赌，其中没有任何风险。如果你赌上帝存在，将来可以获利颇丰；如果上帝不存在，人们也没有任何损失。但是，否定上帝的人没有任何好处。帕斯卡集两种逻辑于一身，既有情感逻辑也有理性逻辑。作为神学家，他是保守派；作为一名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他是该世纪最重要的创新者之一。他发明了计算器并构建了一个简单的气压计，他还继续进行气压和真空的实验，这些是伽利略的学生、发明水银气压计的埃万杰利斯塔·托里拆利（Evangelista Torricelli）最先发起的。帕斯卡与皮埃尔·德·费马（Pierre de Fermat）一起创立了概率演算，惠更斯也曾经涉足这个领域。

从巴鲁赫·德·斯宾诺莎（1632—1677）提出的上帝概念中可以看出，距离一个没有仁慈天父的宇宙已经越来越近了。斯宾诺莎认为，上帝也就是自然，只不过是没有来由的、永恒的、无限的物质，是它创造一切。和布鲁诺一样，斯宾诺莎的上帝与《启示录》里的基督也没什么关系。斯宾诺莎的上帝概念甚至与当今宇宙论也不抵触。斯宾诺莎的父亲是一个葡萄牙籍的犹太人，斯宾诺莎在他生活的那个世纪及后来都被妖魔化，被看作泛神论者、无神论者——至少这一点是事实——或者唯物主义者。他的故乡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社区拒绝接纳他；他的著作在除英格兰以外的其他任何地方都被禁止。100年前，他很可能会被送上火刑架。只有启蒙运动的知识分子才发现他是现代哲学的创始人，并坚决拥护自由——对他来说这是国家的最终目的——以及宗教宽容。他的思想和他的追随者在欧洲发起一项运动，让所有的君主制、贵族阶级、女人对男人的从属地位、教会权威和奴隶制都失去了合法性。

当时也不乏将新内容引入传统《圣经》世界观的尝试。扬·斯瓦默丹（Jan Swammerdam，1637—1680）的“物理神学”把显微镜所揭示的最微小的奇迹看作上帝的证明。1726年，瑞士自然科学家约翰·雅各布·施赫泽（Johann Jakob Scheuchzer）认为蝾螈化石是在大洪水中丧生的罪人的遗骸。新的物理学被调动起来，从自然角度解释《圣经》中的奇迹。保拉纳神父皮埃尔·伽桑狄（Pierre Gassendi，1592—1655）是捍卫伊壁鸠鲁原子论的重要人物，他提出，小号声音引发的空气振动是导致耶里哥[75]的城墙崩塌的原因。方济各会修士巴塞洛缪·马斯特里（Bartolomeo Mastri，1602—1673）和博纳文图拉·贝鲁提（Bonaventura Belluti，1599/1600—1676）居然试图重新引入精神智慧，以便解释行星的螺旋运动。他们提供了希腊、阿拉伯和经院的权威著作作为证据，其中包括迈克尔·司各脱翻译的努尔·艾德丁的作品。艾德丁和其他可援引的古代权威脱离旧轨道，却又迷失在岔道上。这些人在伽利略的《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中被无情嘲讽：亚里士多德没有遭到蔑视，伽利略很尊敬他，但追随他的那群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学者无一逃脱。

德国人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1646—1716）反对笛卡儿的物理学和斯宾诺莎的神学，提出了另一种与之前都不同的思想模式。他将笛卡儿的固定粒子变成有生命有灵魂的“单子”，想以此把上帝重新引入世界。“单子”是永生的，不会扩展也没有形状，它们能够感知并渴望改变状态。上帝把“单子”设定为永恒的，这样在“单子”和物体运动之间就出现一种平行关系，就像精确调整的同步机器，这就是他著名的“前定和谐”理论。优秀完美的造物主从无数可想象的宇宙中只选择了“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并帮它成为现实。在这个世界中发生的一切肯定都是为一个好的结局服务——甚至包括邪恶，没有它的存在就无法想象善良。与笛卡儿一样，莱布尼茨对理性的力量充满信心。他孜孜不倦地想发明一种通用语言，这种语言可以跨越国界让人们相互理解，同时寻求政治和宗教平等。

“理性”成为即将来临的启蒙的神奇咒语。另一个是“批判”，它是皮浪和蒙田的遗产。莱布尼茨同时代的皮埃尔·培尔（Pierre Bayle，1647—1706）沿袭了批判的传统，他也是莱布尼茨的对手。一个试图构建一种似乎能与基督教世界观兼容的宇宙学说，另一个则对“前定和谐”概念深表怀疑。培尔对神义论问题的回应不仅激进，而且近乎异端。他的观点似乎与摩尼教和清洁派有联系，认为恶与善一样必须是首要强势原则。但培尔和莱布尼茨都看到，关于真正和纯粹的信仰的争论已经升级为危机，走出危机的唯一出路就是理性和泛基督教主义。

在所有哲学推测的另一边，艾萨克·牛顿（1643—1727）已经完成自然科学革命。1697年，他出版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并在第二版中添加了“总释”，经典物理学以此创立，直到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时代依然被认为是完全有效的。对于牛顿来说，方法就是怀疑一切在实验和观察中无法确认的东西。然而他与笛卡儿不同，他完全依靠数学创立了自然科学。他构思的空间是无限的，就像时间一样绝对，而且是空洞的。驱使粒子运动和粒子形成的物体的力，被牛顿总结成为简单定律。他的宇宙如哥白尼和开普勒的宇宙一样，按照经济原则运作。上帝是秩序的神，不是混乱的主人，他曾经这样写道。他彻底否定了亚里士多德的圆周运动和笛卡儿的以太旋涡，因为这两者需要一个外在的力才能驱动，而且它们与开普勒定律不相容。

来自施瓦本的天文学家开普勒在牛顿这里找到了知音，这个英国人第一个认识到开普勒“战胜火星”的重要意义。这样，开普勒在《世界的和谐》中的预言成真：“骰子已经落下，我写了这本书，是现在的人读它还是后世读它，对我来说无所谓。它可能在一百年后才迎来读者，上帝都等了六千年才迎来观众。”

为了找到理解天体力学的钥匙，牛顿假设有一种远程力量，即引力。他认识到，引力的影响取决于两个物体的质量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距离。谁才是第一个发现这种力的人，牛顿和罗伯特·胡克争论不休。牛顿成功地创造出数学公式并通过观察数据找到了引力存在的初步证据。至于这股不祥的引力是什么以及它来自何处，牛顿没有妄加揣测。笛卡儿和莱布尼茨的追随者们提出异议，争辩说这是一种神秘的力量在发挥作用；这样一来，人们又退回刚刚被笛卡儿粉碎的经院宇宙。牛顿冷静地指出，虽然他不知道万有引力的性质和原因，但他能够计算出这种力量的效力并推算出规律。

牛顿用简单公式解释世界力学，让旧模型丧失了所有魅力。行星智慧和天使已经让位于离心力和重力，彗星也不再被看作狂野的混乱和灾祸的预言。培尔在两篇文章中都提到了一颗1680年出现的彗星，并尽力揭开它的神秘面纱。尤其是有一颗彗星的轨道对应了18世纪初计算出的轨道路径，于1758年在预测的时间出现在英国上空，这是最后的证据，证明彗星轨道遵循开普勒定律。人们以驯服它的人埃德蒙·哈雷（Edmund Halley，1656—1742）把它命名为哈雷彗星。卡马尔·丁·法里西和弗赖堡的迪特里希早就开始对彩虹祛魅，哈雷的“光学”推动这一过程顺利完结。

科学史学家理查德·S. 韦斯特福尔（Richard S. Westfall）认为，100多年前西方文明的核心是天主教信仰，现在焦点转变为现代自然科学。无意间一个宇宙就出现了，它像时钟一样运行，不再需要上帝。这样激进的结论连牛顿都不敢提出。他认为，一个聪慧强大的物体仅仅通过计划和统治就可以让这个太阳、行星和彗星构成的“美丽系统”运行，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在牛顿看来，为了消除不规则、让世界时钟保持运行，总是需要小修小补，就算神圣的机械师上帝也避免不了。

牛顿似乎是一个神经质的人，被研究的恶魔追杀。奇怪的是，就是这个把天空的神秘剧用数学规训的头脑，私下里却深入研究炼金术和赫尔墨斯主义的秘教，并犹犹豫豫地相信末日启示。他坚信，必定有能够通晓一切并预知一切的古老的“原始智慧”，他现在必须重新发掘它们。这些都是“其他文艺复兴”的传家宝。他边思考边写下数千页的想法，但没有发表任何内容。作为结论我们可以说，他就像欧洲现代时期的普罗米修斯，也是最后一位文艺复兴的伟大魔法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