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49：皮耶罗·迪·科西莫，《普罗米修斯》，1510/1520年，慕尼黑，老绘画陈列馆

普罗米修斯

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对宗教改革的解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最权威的。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中，他将宗教改革称为继文艺复兴之后“将一切美化的太阳，是中世纪末的曙光”，它确实标志着人文主义进程中的突破。在许多欧洲国家，世俗的空间在100多年里持续压缩，信仰问题和神学争执成为伟大对谈的中心，彼此间的迫害和战争有时几乎完全把对谈淹没。无论教皇还是皇帝的大一统都遭到宗教改革的反对，改革成为一种有助于形成民族意识的力量。然而，它呼吁用普通民众可以理解的语言来解读《圣经》，这就产生一种趋势，在天主教的欧洲地区也引发热议：在意大利和法国，古典拉丁语或者母语到底哪个优先成为为学辩论中的热门话题。人们应该还记得，弗朗索瓦一世于1539年颁布法令，在司法机构中用法语取代拉丁语。

宗教改革没有创造出“现代人”，只有在与基督有关的论题中，主体性才有一点生存空间。改革让个人获得信仰自由，但把他们囚禁在上帝的话语中。与设想相反，它没有挣脱超验的束缚。假如把个人主义看作新时代的标志，那么人们甚至可以说，天主教传统和与之联系的特伦托宗教理事会的长老都比路德更“现代”，因为与这位改革者不同，前者还为自由意志提供了一些空间。路德对人的设想与库萨的尼古拉和鲁道夫·阿格里科拉的大胆构思相去甚远，后者二人把人看作事物和概念的创造性造物主。与路德不同，彼特拉克、马内蒂或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等都认为人是“第二位上帝”。列奥纳多对人的设想也有异于常人，他用来取代上帝的是作为发明者的自然，它创造了灵魂和身体，同时还有因果定律，“奇妙的必要性”。是谁颁布了这一定律，他没有下定论。

然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类学从来不只是乐观地庆祝平凡之人的诞生，文艺复兴主义创造的艺术人物想要知晓一切，几乎无所不能。乍一看，这似乎与皮科·德拉·米兰多拉的观点相矛盾，他笔下的上帝对第一个诞生的人类说：“我们没有给你固定的住所，亚当……也没有给你自己的外表或者某个特殊天赋，这样你就可以按照自己所愿、根据自己决定、依照自己想法给你自己住所、外表和天赋，并且能够拥有它们。其他生物的天性都是限定好的，它们只能在我们规定的法律范围内完善自己。你的天性——摆脱一切限制、根据你的判断、通过我给你的双手——由你自行决定。我把你放在世界的中心，你从这里能够更方便地环顾四周，看看世上都有什么。我们既没有把你创造成天神，你也不是世间物，既不是凡胎也不是仙人，这样你就是自己尊贵又自由的创造者和雕塑家，你将按你喜好塑造自我。你可以退化成较低级的、动物性的生物；但你也能够重生为更高尚的、神圣的生物，由你的灵魂自行决定。”这听起来确实像新时代主体主义的征兆。如果人们继续读下去就会发现，最高目标好像并不是掌控世界，而是灵魂与上帝的交融合一。比照天神而创造出的人类在尘世就要开始努力，成为一个天使。在道德教导的帮助下，他要约束自己的**，用辩证法驱散理智的黑暗，“这样我们马上就能清除灵魂中一切无知和恶习的污垢”。最后，我们将“不再是我们自己，而恰恰成为创造我们的人”。伴随着死亡之吻，即“binsica”，人在脱离躯体后会经历第二次死亡，让自己消散在上帝的美妙中。这一切都与此岸的尘世生活毫不相干。尽管皮科的讲话援引了希腊典籍且召集了一支由众神和学者组成的军队，但它只是一个表面上的人文主义宣言。

当路德开始改革时，人可以想要什么和知道什么的问题也触动了皮耶特罗·蓬波纳齐（Pietro Pomponazzi，1462—1525）。在1516年的一篇论文中，反对一年前拉特兰宗教会议见解的他捍卫自己的论点，认为灵魂的不朽无法合理地证明。不朽的说法只是凭空捏造，为的是让人们良善且顺从，这样才能维持社会秩序。上帝不能对自然直接发挥影响，他需要很多行星作为介质；看起来是奇迹的事件其实是自然原因造成的。蓬波纳齐曾将哲学家比作现代人的原型，即普罗米修斯，并用普罗米修斯的形象自比。“这就是催促我、吓唬我、让我失眠的东西。它是对普罗米修斯寓言的真正解释，他力求从朱庇特那里偷偷地盗取火种，因此被朱庇特放逐到高加索山脉。”在蓬波纳齐笔下，普罗米修斯就是哲学家的写照，因为哲学家也想参透天神的秘密，所以被担忧和思虑啃噬。哲学家“不口渴，不饥饿，不睡觉，不排泄，不咽唾沫；他被所有人嘲笑，虽然他被当成渎神的蠢货，但是宗教审判者仍要迫害他。他为普通民众制造了一个轰动事件。这就是哲学家的财富，这是他们的功绩”。蓬波纳齐是一个苏格拉底式的怀疑论者，他后来的其他文章也可以印证，他明白自己眼中的科学不可以再被看作臆测。“在哲学中必须有一个异端者，他渴望找到真相。”他曾这样说。面对死亡他表现出斯多葛式的淡泊平静，而绝没有流露出坚定的基督教信仰。“我愉快地继续前行”，据称他这样安慰身边的亲友。“你要去哪儿，大师？”有人问道。“所有的凡人都会去哪里？”蓬波纳齐这样回答，“我要去所有的人都去过的地方。”他试着用最后一句话让人们更理解他：“放我走吧，我要去了。”他的学说在生前遭到激烈的抨击，但它在哲学和神学真理之间划出了界限，这一学说影响了各宗派内持不同意见者和拥有自由精神的人。本博曾经保护他免受宗教裁判所的侵害。“小彼得”——这是人们对矮个子的蓬波纳齐的称呼——总是老练地强调，人类的知识是有限的，因而人们必须在所有方面都遵守由圣灵引导的教会制定的规约。

我们现在进入了浮士德的时代，这个“奇妙的招魂术士”首次亮相是在1507年约翰尼斯·特里特米乌斯的一封信中。他提到，有一位名叫乔治·萨伯里库斯的学者逗留在格尔恩豪森，他称自己为小浮士德。事实上，这位浮士德似乎代表着“另一种文艺复兴”：他是魔法、占星术和炼金术的大师，掌握了死灵招魂法术。根据特里特米乌斯的报告，他表现得比所有学者更像学者。他声称自己能够背诵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所有作品，是炼金术最完美的术士，他甚至可以超越基督的奇迹。尽管他大肆吹嘘，但各种消息来源显示，他过着贫穷的生活。他一会儿被放逐到某个城市，一会儿因为绘制星座图得到几个古尔盾的报酬。他为容易受骗的僧侣们驱逐死灵，把它赶出修道院。他可能在一次炼金术实验的爆炸中死于非命。尽管如此，很多人怀疑是撒旦亲自终结了他的仆人的性命。但真正的浮士德博士为了知识居然会与魔鬼缔结契约，不是一个“纯正德国人”。他是一个骗子，可能通过杂耍把戏维持可怜的生计。他活着的时候只被当作骗子，而没有被当作巫师遭受迫害，这是他的大幸。

像蓬波纳齐还有皮科或罗伊希林这样的思想家和浮士德这样模糊可疑的形象之间的界限有多狭窄，浮士德博士历史登场的主要见证人、我们精力充沛的改革派修士特里特米乌斯会用他生命中的一个篇章为我们解答。这位修道院院长因为对速记和秘密作品充满热情——人们认为特里特米乌斯发现了一篇用蒂罗（Tiro）[31]发明的符号写下的手稿，这是一篇古老的速记稿——他差点因为喜好巫术被送上法庭，因为这些速记符号被当作魔鬼的魔法。他的《隐写术》记载了主导世界的思想大师，可惜被收录进天主教会的《禁书索引》里。同时，特里特米乌斯也出版了一本反对“女巫泥沼”的书，这本书名为《巫术的敌人》（Antipalus maleficiorum）。他的学生阿格里帕·冯·内特斯海姆（Agrippa von Nettesheim，1486—1535）一直保留这本书，而其本人创作了《论神秘哲学》，为饥渴的市场奉上了一本白魔法的标准论著。他谨慎地与一切巫术保持距离，而掌握白魔法的大师则拥有无限可能。阿格里帕的宇宙与菲奇诺一样，充满了天使和恶魔，他还添加了一些阿拉伯和犹太配方。他也知道如何在曼德拉草的催发下造出一个霍尔蒙克斯（Homunculus）[32]，即泥人（Golem）[33]的表亲。这个想法让歌德受到启发，灵感的来源还有阿格里帕的黑狗：这就是那只卷毛狗的内核，浮士德和瓦格纳在复活节散步时，它就在旁边跑来跑去，而浮士德的真正内核就是阿格里帕。不过，阿格里帕在一部晚期著作中认为所有知识都是不确定的，只有研读《圣经》和对基督的信仰才能把人们引向真理。

佛罗伦萨人皮耶罗·迪·科西莫把普罗米修斯作为画作的主题（插图49），而蓬波纳齐把普罗米修斯看作刻苦钻研的哲学家的写照，这样一人分饰二角绝对不是巧合。蓬波纳齐心中想的是薄伽丘的解读，它赋予普罗米修斯双重身份：一个是代表自然和神圣的造物主，另一个是给人类送来精神火种的学者。薄伽丘认为，这位英雄并没有被束缚在一座山上，而是在高加索地区漫游，以参悟大自然的秘密。而神话里那只在普罗米修斯动弹不得时啄食他肝脏的鹰，不过象征着崇高的思想在折磨这位智者的内心。

普罗米修斯与奥德修斯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经典英雄，但无论如何普罗米修斯是一个矛盾的人物。他创造了人，是他们的光明使者；同时，这个“路西法”也是忤逆神的反叛者。他带来的火焰让人们温暖、给人们启发，但它也有毁灭性的力量，因为知识可能是危险的。“伟大的”洛伦佐二世曾经抱怨说，普罗米修斯对世界的好奇心毁掉了幸福的黄金时代。作为权力大师，他意识到“太多的知识会导致动**”。几十年后，医学的伟大创新者之一的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回应他说：“平静比动**要好，但动**比平静更有用。”

范式转换

追求科学、醉心研究、发现新事物——这项工作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需要相当程度的努力才能搜集一个一个的知识碎片，解决一个一个开放的问题。然而，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托马斯·S. 库恩（Thomas S. Kuhn，1922—1996）在一本引发激烈争论的书中提到的“范式”，即被科学界接受的根本假设、方法和解决问题的途径，在这一时期并未发生改变。不过，也会出现确定的事实无法被分类的情况。此时，人们通常会尝试以某种方式把异常之物与旧系统协调一致，从而“拯救现象”。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矛盾会逐渐累积。精神大厦之间的桥梁崩塌，人们也无法达成共识。面对充斥的矛盾，只有暴力才有效，毁灭者袭击的时刻来临。旧范式变得无可救药，只有全新的范式能发挥作用。旧范式的捍卫者将被推挤到边缘，尽管可能需要很长时间，还会伴随着愤怒的冲突。“范式转换”最终完成，它们曾经屹立一千年不倒，转眼却成为无用之物。事实都被归入新模式，而这种新模式又反过来解释事实的含义。

哥伦布坚持他最初的假设，觉得自己到过亚洲，这就可以向人们展示没有办法达成共识的困境。他的远征给热那亚人送上了颠覆性的真实见解，尽管如此，他脑海中一成不变的仍然是对世界的旧观点。如果古代关于海洋延伸范围的知识是正确的，那他们应该是到达了印度。与哥伦布不同，维斯普西意识到将西方“群岛”视为一个大陆的重要性。“我们发现了许多国家和几乎数不胜数的岛屿（通常有人居住），我们的祖先绝对没有提及这些地方，”他报告行程时如是说，“我可以得出结论，古人不知道它们的存在。”

新时期早期最著名的范式转换是“哥白尼转向”，这一概念将在以下几页中详述。日心说世界观的出现属于社会学范畴，当时不仅有对社会学相互关联的追问，还有许多类似问题，如文艺复兴时期的新艺术是如何产生的，哲学领域和技术创新的新想法是怎样起源的，以及古登堡的发明，甚至人类创造力的谜题。它们都在探究，新事物是如何产生的。

知识史的呼吸漫长而悠远。例如，格列高尔·赖什虽然也注意到有一些国家是托勒密无从得知的，但他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在《珠玑智慧》一书中，他坚定不移地接受古代和中世纪、阿拉伯和欧洲权威认定的世界图景，甚至在1583年的第二版中也不动摇。赖什援引“神圣的奥古斯丁”的观点，否认地球上存在着在相对两点居住的对跎者。在希罗多德和其他人的支持下，他相信非洲有一些怪异民族：无头人，他们的脸长在胸部（附图14），或者吃蛇的“穴居人”，他们不会言语，只会发出咝咝声。对他而言，地球当然位于宇宙的中心。地狱应该在地球的夹缝中燃烧，地球之上的苍穹中是天堂。这些权威组成的军队反对任何触及传统的人，他们还会续写这样的作品。

在赖什和维斯普西勇敢地打破托勒密地理学几年之后，可能位于拉丁欧洲控制范围的东部边缘地带出现了一位更加伟大的人物：尼古拉·哥白尼。1509—1514年，他写下一本《短论》，对天文问题做出短小的评论。其论点是：所有的行星运动都发生在太阳周围，太阳处于这些运动的中间，而非地球。满天星斗和太阳看似在运动，其实源于地球的运动。地球本身每天围绕其不变的极点转动，包括地球外界的水和周边的空气。固定的星空和最外面的天空是静止的。这些说法似乎与所有的经验相矛盾：人们双腿牢牢站立着的地球，其实是一颗处于高速双重运动中的活动行星？每天都可以观察到的东升西落的太阳，竟然是静止的中心点？

永恒之乐：古老的天空

格列高尔·赖什和当时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同意建立对宇宙的新设想，这些想法都要追溯到我们经常提及的希腊人克劳狄乌斯·托勒密。他的宇宙哲学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科学范式之一，他的《天文学大成》对地球周围的太阳、月亮和行星的——看上去的——轨道提供了精确的数学描述。这本著作的书名指明了道路和弯路，在中世纪的欧洲摸索前行。这个书名在希腊语中叫“mathematike”，也叫“megiste syntaxis”，大致意思是“数学”或“最伟大的汇编”，阿拉伯人翻译成《至大》（al-madschisti），拉丁语又弄巧成拙把“al-”直接借用，译成“Almagestum”。自从克雷莫纳的杰拉德翻译此书，后来便有很多对这本书的摘录和点评，其中最重要的是霍利伍德的约翰（John of Holywood）于1230年前后在巴黎撰写的《天体论》。

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人们都以为地球是天界中心的一个小点，太阳、月亮和行星都被固定在天界里，当时的马克罗比乌斯和波爱修斯都持这种观点。在固定的星空里，它们不停地沿着自己的圆形轨道运行，由此发出天体之声，根据毕达哥拉斯的学说，这是永恒的音乐。与他们之前的思想家一样，当时的宇宙哲学家都相信，宇宙肯定是一个完美的设计师根据完美无瑕的条件构建的作品。人类世界必须在中心位置，这样才符合亚里士多德的圆满原则：每一种物质都有与生俱来的目标，它的能量催促它成形并实现目标。这种能量让树木生长，让叶子落下，让一切都回归自己本源之地。沉重的地球“想”下落到中心，而轻飘飘的东西——空气和火——要向上飞升。月球之上的自然法则与月球之下的不同。根据古代物理学家及其后继者的说法，天上的东西包括恒星和行星，都由五种元素组成，即神秘的“精华”（quinta essentia）。精华既不重也不轻，既不稀薄也不致密，让人无从描述。但人们相信，天上的一切都是完全纯洁和不朽的。混乱和变化，短暂和死亡，还有尘世中时而快乐、经常令人沮丧的混乱局面，都只在月轮以下的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在“天界革命”历史中有一条重要法则，即地球上所有的运动都是沿着直线进行，朝向中心；而在天空中，根据自然哲学家的观点，圆周运动占了上风——这与星球的完美球形相吻合，人们相信它们都是球形。

究竟是什么力量移动了天体，让太阳、月球和行星运动，关于这个问题人们争论不休。有一种观点非常奇特，比如柏拉图的《蒂迈欧篇》就提到，天体也有灵魂和智力，所以能够在茫茫宇宙中找到自己的道路，这种观点慢慢消失了，透露出一丝当时的祛魅趋势。取代这种想法的是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推动者”（primum mobile），布里丹就认同这一观点。人类思想总在找寻开端。中国人认为开端是一个“原始原则”，现代宇宙哲学认为是“大爆炸”。一些人认为，天空中的持续运动是天使在推动。由于这些有翅膀的生物几乎完全是由空气组成的，他们完成这项工作只是通过意念。直到17世纪，人们还在讨论，他们是否会疲倦，究竟是否需要能量来保持天体运转。大约在1650年，一位耶稣会神学家计算出参与这种工作的天使的数量，应该有1000多个。

天文学家认为恒星固定在行星上方的空间里。一些行星的上方还有一片“水之天空”，它的存在虽然与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不一致，但这是从《创世记》演化而来的。“第一推动者”的彼岸是上帝的住所和国度，即“火之天空”（Empyreum）：一片无法丈量的广阔地区，处处是纯洁之光。如神秘主义者海因里希·苏索所称，灵魂在这里把从前所有暂时性的俗世生活抛诸脑后，让自己融入三位一体。在尘世中恣意放松的时刻，即便是加尔文这样头脑清醒的人，也能够和路德进行轻松的交谈，或者与墨兰顿一起庆祝节日。当然，上帝的天堂到底是不是一个固定的地点，路德和一些天主教学者都持怀疑态度。

根据托勒密的世界模型，有八个或九个球体围绕地球，但人们并未轻易信服。人们面临一个困难：这个系统越是清晰且美观，就越不符合人们在天上看到的场景。如果太阳在地球周围均匀地转动，为什么一天的时间长短不一？为什么行星的亮度会发生变化？而且，假设天上确实有环形运行轨道，那些离地球很远的“上面”的天体——土星、木星和火星——在继续运行之前，在天空中好像是静止的，看起来就像是在后退，这又如何解释呢？实际上，背后的原因可以追溯到地球的运行，地球在太阳周围较近的轨道上运行，超越了外侧的行星，而金星和水星从地球旁边掠过，但这一现象超出当时人们的想象力，他们也无法想象地轴向黄道的倾斜，这是四季交替的原因。

如果要保留圆周运动和均衡性的教条学说，需要许多辅助假设的观测数据，只有这样才能“拯救这些现象”。佩尔格的阿波罗尼乌斯、尼西亚的希帕科斯和后来的托勒密为了解释一天的不同时长，都将地球从太阳轨道的中心移开了一些。虽然这与亚里士多德设想的完全中心式的天体排列相矛盾，但是通过这种方式太阳可以保持其圆形轨迹。另外，人们猜想有“均轮和本轮”[34]的存在。根据这一理论，行星不仅在“均轮”轨道上围绕地球运行，而且总是围绕它们的“本轮轨道”不停转动。夜空中可见的行星轨道似乎在向后偏移，看上去还会滑行，这些都可以借助这种假设得到解释，因为有重叠的圆周运动。流传下来的法则获救了！为了解释星体似乎存在的节奏变化，托勒密引入了“偏心均速点”，这是一个用数学构建的点，从这里开始，均轮和本轮中心的轨道速度是完全均匀的。

这一切并不是真的美好。哥特式的构想得以幸存，原因在于，通过反复与观察结果进行对比和细化，人们可以对行星运动进行相当准确的预测。然而自古以来，日历年的推迟相比较太阳年呈增多态势。克服这种差异成了亟待解决的事，因为教堂的节日和圣徒纪念活动必须在正确的日子举行，甚至占星家也需要尽可能准确的数据。可能是这些小小的偏差，以及过于复杂的系统，引发了第一次质疑，它真的是正确无误的吗？一个无所不能的世界建筑大师的作品怎么会出现分歧呢？为什么它如此不经济，甚至不美观？可能的结论就是，亚里士多德和把地球放在偏心位置的托勒密，肯定有一个人是错的。而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会意识到，可能两个人的结论都是错误的。

阿威罗伊是最早怀疑数学构建的宇宙是否与物理现实有关的人之一。“今天的天文学真的没有提供任何知识给我们，让我们可以从中推导出存在的现实，”他写道，“我们这个时代开发出的模式与计算结果相符，但与现实不一致。”事实上，如果人们相信存在着固定的、水晶球般的天体，若他们想象计算出的模型如何在自然中运行，就是非常复杂的事。为了构建不同轨道上的运行天体，还有围着这些天体旋转的天体，需要50多个才行。医生吉罗拉莫·弗拉卡斯托罗（Girolamo Fracastoro，1476/1478—1553）试图避开这些不美观的偏心性，结果却乱七八糟，他的模型中有不下于77个天体。阿威罗伊蛮横地想要取消圆周运动、均轮和本轮，让天体重新变得整洁，就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以地球为中心，可惜他的尝试也失败了，因为人们肉眼可见的天空完全不是这样。

在阿拉伯世界里，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存在批判托勒密的声音，阿拉伯人试图把数学天文学和自然哲学结合起来。安达卢西亚的天文学家努尔·艾德丁（Nur ad-Din al-Bitrudschi）认为最外部的球体推动了其他天体的运动，他的思考已经转向机械方向。他试图让本轮成为主角，认为太阳和行星都是螺旋运动，但这种想法同样需要复杂的辅助结构。纳西尔丁·图西借助巧妙的几何结构提出自己的模型，一个圆周运动在另一个圆周运动内进行，两个圆周运动产生一种呈直线的振**运动。这种“图西配对法”终于摆脱了托勒密模型的所有线性运动，它似乎是两大系统的“伟大统一理论”的关键。天文学家阿沙蒂尔感谢真主给他的指引，他借助于一个额外的本轮，终于消除了令人烦恼的偏心匀速点。他设想的月亮轨道模型类似于哥白尼的——只有一点不同，地球在正中间。

直到15世纪末，欧洲南部的天文学家才达到穆斯林大师的水平，毕竟他们现在对希腊语原始文本有更准确的拉丁语翻译可以参考。例如，特拉布宗的乔治斯之前受尼古拉五世委托翻译了《天文学大成》，但缺陷不少，枢机主教贝萨利翁促成了重新修订。他找到了维也纳天文学教授格奥尔格·波伊尔巴赫和他的学生约翰内斯·缪勒（Johannes Müller，1436—1476）。因为家乡在法兰克的柯尼斯堡（K?nigsberg，意为“国王的山”），缪勒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雷吉奥蒙塔努斯”（Regiomontanus，该词为拉丁语，意为“统治者的家”）。他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数学家，作为贝萨利翁手下一名重臣，他对意大利进行了深入了解，结识了人文主义者，其中包括托斯卡内利和阿尔贝蒂。有几年，他在马加什一世的布达皇宫工作。在纽伦堡时，商人伯纳德·瓦尔特（Bernhard Walther）资助他开设印刷工坊，伯纳德本人也是一名小有名气的天文学家。

赞助和交流让欧洲天文学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有了革命性的创新空间，创造了诸多可能性。雷吉奥蒙塔努斯的印刷工场出版了马尼留的《占星术》和波伊尔巴赫的《新行星理论》，传播最新的天文知识，后者到16世纪中叶再版了50多次。同样成功的还有《天文学大成摘录》，是雷吉奥蒙塔努斯和他的老师波伊尔巴赫共同编订的。他的《星历》预测了1475—1506年的行星位置，不仅被收入哥白尼的藏书室，哥伦布也珍藏了一本，这位海军上将的旁注证明他有过深入研读。

书籍印刷使文化以史诗般的速度传递。例如，波伊尔巴赫的《新行星理论》传播了穆斯林天文学家的学说，包括巴塔尼斯（al-Battanis）从印度获得的知识。通过纽伦堡和其他城市，东南亚、哈兰斯、巴格达和维也纳的所知所得传到整个欧洲，甚至进入偏远的普鲁士。如果没有东方天文学家的初步工作，哥白尼的天界革命将是不可想象的。这个波兰人从他们的著作中借用了哪些，还尚无定论；他是否知道其中一些著作，也无从得知。

哥白尼

哥白尼的《短评》在他生前一直未发表，只有他的一个学生约阿希姆·雷蒂库斯（Joachim Rhetikus）发表了一份关于《短评》的报告。他的老师几十年来一直在寻找日心说的证据，观测星体并计算观测数据。直到1543年，这些结果才成书出版，这是一本绝对会改变世界的书：《天体运行论》。批评家皮埃尔·德拉拉梅（Pierre de la Ramée）曾问，是谁做了这些“巨大工作”，把地球从宇宙中心抛出去？

尼古拉·哥白尼于1473年出生在当时属于波兰王室的汉萨城镇托伦，他的父亲老尼古拉·哥白尼（Niklas Koppernigk）是一位富有的商人。尼古拉关于造币的研究报告比托马斯·格雷欣（Thomas Gresham）更早提出了货币价值理论的原理，这也反映了他的生长环境。他在克拉科夫大学学习期间可能接触到了波伊尔巴赫和雷吉奥蒙塔努斯的著作，了解到当时最先进的天文学。1496年秋天，他前往意大利，一直待到1503年，中间可能短暂离开过。他在博洛尼亚学习法律，在帕多瓦研究医学。他跟随多梅尼科·玛利亚·徳·诺瓦拉（Domenico Maria de' Novara）学习数学，这位是雷吉奥蒙塔努斯的高徒。哥白尼在费拉拉大学获得宗教法博士学位。不过，他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波兰的弗劳恩堡，这里是瓦尔米亚侯国的主教辖区。一个叔父帮他在教堂弄了个教士职位，他以此谋生。作为神职人员，他为挣薪水必须履行的职责似乎很有限。他就住在弗劳恩堡教堂城堡的塔楼里，这里有钻研科学需要的一切条件：饭钱、自由、安静和时间。此外，他还有庞大的交流网络。如果没有克拉科夫大学的图书馆，他将无法推演自己的天文学。

他在工作一开始就发现了混乱，哥白尼在他的主要著作的序言中意味深长地提到这点。他可以确定，他这样写道，天文学家的研究互相不一致。他们未能从观察中得出确切结论——“与现象相对应”的那些。他们可能无法解释最重要的问题——“世界的形状和世界各部分的某种对称性”。“他们的工作，就像是一个人想要把双手、双脚、头和其他部分拼在一起，它们虽然单看每个都很好，但并不是同一个躯体上描摹下来的，这样，没有哪个部分能和别的拼在一起，这样拼出来的不是人而是怪物。”他已经阅读了能找到的所有学者的论著，为的是找到比那些僵化的数学家更好的另一个解释。

这篇序言针对的是保罗三世，而其他人针对哥白尼的著作也发表了很多争论，修辞学因此成为一种讨论风格。那个时代伟大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的著作——其中伽利略的修辞术人们已经品读过了——有繁复精致的引证、神话般的图像和古代的美丽文学，这些书简直熠熠生辉。哥白尼序言中的每一页也闪现着我们称之为“文艺复兴”的灵光。他在与托勒密的争辩中首先援引的是西塞罗转述锡拉丘兹的希塞塔斯（Hiketas von Syrakus）的假说，称地球绕其自身的轴线转动。哥白尼引用的另一位古代作家是乌尔提亚努斯·卡佩拉。这位非洲人认为水星和金星——而不是地球和其他行星——围绕太阳转动。哥白尼提到的最重要的权威人士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菲洛劳斯（Philolaos），他猜想地球与日月一样是围绕着一团中心之火在转动。蓬杜斯的赫拉克利德斯和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艾柯潘托斯（Ekphantos）最终提出的观点是，地球像轮子一样围绕其自身的中心从东到西转动。“因此，我自己有时候也开始思考地球运动的可能性。”

哥白尼没有满足于假设，而是试图计算地球绕自身和绕太阳的双重运动的后果。后来，他创建了一个世界模型，在某些重要的点上与托勒密天文学和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相悖。尽管如此，这一范式转换并未完成，因为哥白尼不打算完全抛弃旧系统，而是试着通过——尽最大可能的——修正来“拯救”它。他努力想要构建一个优雅的世界机器，通过对地球运动的假设更容易解释行星看似逆行的运动。同时，他通过这一手段剔除了偏心匀速点，而且让小小的地球转动起来不是比让太阳和所有的巨大恒星转动更容易吗？

当《天体运行论》最终付梓时，这一理论显然已经不那么时髦了，被“拯救”的是行星运行的圆形轨道；开普勒首次证明，轨道实际上是类似椭圆锥形截面。而哥白尼计算出的行星轨道的中心并没有与太阳的位置重合，相反，天体现在围绕地球轨道的中心旋转。这样，太阳的中心位置又被挪开了一点。哥白尼再一次提出本轮围绕本轮的运行方式——但现在比旧的宇宙中少了五颗——地球的地轴因而要以锥形不停转动，这样哥白尼的运算结果才与观测数据相一致，但他随后着重强调了他思考出的最重要的结果。“在一切正中间的是太阳。在这种最美妙的圣洁中，这个发光体还有什么更好的位置，还有哪个位置可以让它同时照亮一切？特别是人们都说它是‘世界的灯’，这一表述非常恰当，其他人称太阳是他们的‘意义’，还有一些人说太阳是他们的指挥者。赫尔墨斯·特里斯墨吉斯忒斯称它是‘可见的上帝’，索福克勒斯在《厄勒克特拉》中说太阳是‘旁观一切的’。太阳确实操控着周围运行的群星，就像是一位坐在王座上的国王。”在新系统中，所有行星之间的距离都以地球到太阳的距离为衡量标准。水星比其他任何行星都更接近那颗中央恒星，土星在离太阳最遥远的轨道上移动。“我们在这种排列中发现了一个令人钦佩的世界对称性，以及轨道运动和范围的安全和谐的关系，在其他任何地方都看不到。”

在许多同时代人的眼中，哥白尼的设想要取代托勒密的世界观，他的企图虽然不太现实，但也引发了对托勒密的争辩，不过仅此而已，反对意见遮天蔽日。例如，人们可以说，根据公认的亚里士多德学说，所有重的元素都要下沉——迄今为止地球也是其中之一。太阳明明是火这个较轻元素的生发场所，怎么忽然就成了一切重物的家园？甚至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也支持这种观点。他的宇宙观结合了物理中和道德中的等级，他的阶段顺序是从重的、邪恶的开始，顶端是精神的、最完美的，这些才能到达上帝身边。地狱怎么能在太阳上方浮动，太阳看起来可是纯洁无瑕、光芒闪耀的呀？观测中还会出现另一个问题，恒星的光芒看起来淡泊又镇静。如果地球绕着“所谓的”轨道运行，离恒星一会儿近，一会儿远，那恒星不应该有时更大更亮，有时更小更暗吗——怎么肉眼观察到的根本不是这样？

托勒密——当初为了反对阿利斯塔克的日心说思想——就已经引入了另一个有力的论据：如果地球在飞速移动，那所有不固定的东西都要往西边飞！哥白尼反驳说，云彩、鸟群、人类和其他所有自然物质都属于地球，所以也在地球的自然运动中。至于有人提出异议说观察不到恒星视差——这一现象的存在直到1838年才被证明——哥白尼试图用一个很好的理由进行反驳：地球和恒星的距离实在太远，人们无法感知到恒星体量的变化；如果从恒星上观察地球，整个地球轨道也不过是一个点。

然而，哥白尼的计算让围绕在恒星周围的宇宙体量剧增：从托勒密推测的2万个地球半径升级为120万个，换算一下，就是从9000万千米变为74亿千米。令人不快的是，此时在当时已知的最外侧的行星土星到宇宙的边界之间出现了无比巨大、空旷的空间。它的“无用”与新的理念相悖，因为人们相信上帝绝对不会创造多余的东西。如果人们还是把宇宙想象成一片透明的但不知为何却固定的区域，那么天体的运行——康拉德·策尔蒂斯称这种美丽的图景是“摩里斯科人[35]的舞蹈”——依赖的是何种机械原理，一如既往没有得到解答。哥白尼也无法为自己的模型提供证据，他用来取代证据的是对修辞的强调，如“简单”“和谐”，同时还利用经济学中的成本-效益原则，给自己想出一个宇宙建构原则。这个弗劳恩堡人支持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后者曾断定：“上帝和大自然不会制造任何无用的东西。”

哥白尼自己很明白，教会的抨击不可避免。“愚蠢”的胡言乱语可能会出现，他在书的前言中写道，人们可能“为了自己的目的故意曲解《圣经》的一些片段”，并据此来攻击他。就连那个“著名作家、一知半解的数学家”拉克坦提乌斯，都用“非常孩子气的方式”嘲讽那些认为地球是球体形状的人。纽伦堡神学家安德烈亚斯·奥西安德（Andreas Osiander）为哥白尼的书写了另一篇序言，大概是为了保护哥白尼，他将新世界模型简化为单纯的假设。他遵循的是1277年巴黎判决对微妙观点所持有的思路：把一切与信仰不和谐的科学立场都当成思想实验来探讨。当奥西安德写下他的序言时，外面的世界中，施马尔卡尔登战役在帝国的疆土已呈黑云压城之势，谨慎是非常可取的。

哥白尼于1543年5月24日去世，他是否接触过这本完整的革命小书，我们不得而知，所以他是否支持神学家最后添加的序言，也是谜团。绝大多数学者仍然倾向于托勒密的传统观点。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到1600年只有两个版本——总共应该不超过一千册——而与之相对的是支持托勒密观点的书至少有一百个版本。牛津大学的数学教授亨利·萨维尔（Henry Savile，1549—1622）爵士曾评论说，地球应该是以圆圈轨道运动。1577年皇帝鲁道夫二世刚刚加冕时，维也纳也展出过一个被标为“移动”的地球，但这两者都是当时的特例。

上帝之书

新教界接受日心说的一个障碍在于，路德本人表达过对日心说的拒绝态度。他称其为“糊涂天文学”，认为这种观点就如同一个人坐在船上或者在马车里，他自己静止不动，就认为大地和树木自己在动。“我相信《圣经》，”他写道，“因为约书亚命令太阳站定，而不是地球。”路德这里援引的是一个经常被用来驳斥哥白尼的典故，上帝听到军队首领约书亚的祷告，命太阳停住，让以色列把亚摩利人完全击溃。路德的同伴墨兰顿补充说，明君应该让“萨尔马提亚星象师”等一些人臣服，禁止他们的恶作剧，不然他们就会让地球转动、太阳定住，其他改革者包括加尔文也都拒绝接受新的世界观。

哥白尼的挑衅让人们把古老的天文学和亚里士多德派的物理学根据另外一本“书”进行调整，其作者并不比造物主本身渺小多少：自然。里尔的阿莱恩（约1128—1202）把这个比喻简单明了地表达出来：“世界上所有的生物/像一本书，一张图片/是我们的镜子。”库萨的尼古拉说，这本书是上帝“亲手所书”，阅读这本书意味着接近上帝的启示。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圣奥古斯丁似乎早已接纳了自然科学。

为了能让《圣经》和自然这两本书变得协调，需要运用许多人的智力。从《圣经》中提取隐藏信息的基础是古代晚期的“《圣经》三重义”的教义，即字面意义、道德意义和寓意。这些教义也可以用来解释维吉尔或荷马的作品。亚历山大学派的奥利金（Origenes）在公元3世纪时迈出了第一步，他区分出针对普通人的“躯体”意义、针对较有思考力的人的“灵魂”意义和针对完美的人的“精神”意义。此后，释经开辟出广泛的新空间。加尔文就深谙其道，他把第九行星上方预示不祥的水之天空变成简单的云朵。他断定，这样符合人类常识。

在上帝的第二本书中，即自然中所发生的事情同样可以得到解释。上帝是生物、石头、动物、植物和行星的主，他制定了规则，也预留了例外。他可以遏止太阳，创造奇迹，制造怪物，并用戏剧性的星座警告和威胁人类。就像安拉或中国的众神一样——直到18世纪，中国人仍然认为天象反映出州府的工作做得好不好——基督教的上帝对他所创造之物的所作所为可不会冷眼旁观、不置一词。一切物和所有事件从根本上都是被怀疑的，它们不是单纯就这样存在，就这样发生，同时也一定意味着什么。在完美的、全能的造物主所建造的自然界中，没有任何东西可能是毫无意义的。甚至对于面部皱纹来说也是如此，连皱纹都有自己的科学，即“面相学”，它把对额头的释义和对星象的释义结合起来。面相师把额头分为不同区域，每个区域都应该在一颗星星的统治下，然后面相师试图从皱纹的走向推导出人物的性格和未来的命运。即使是疣或痣也可能透露出一个人的信息。16世纪，当学者开始将直接来自上帝的符号与其他超自然原因产生的符号区分开来时，世俗化也同时出现。

历史也可以被当成上帝的作品解读，被认为是这位伟大作者的第三本书。在这一点上，“西方”历史学家与欧洲之外的编年史家看法一致。对基督徒来说，历史的开始与终结都是规定好的：因为原罪被赶出伊甸园是一切的开始，审判是一切的结束。如果你阅读《圣经》、观照自然，那么这两个点之间发生的事都可以解读出意义。上帝的三本书互相评论，地震或“令人震惊”的事件可能有助于人们认识到这些事件的意义；洪水是《圣经》里大洪水的再现，这是上帝在批评人间道德腐朽或异端邪说的盛行；彗星是凶兆，意味着战争和反叛的到来。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即基督之死伴随着一场日食，对此也有了注解。

阐释学艺术在释义时经常使用日常化的类比，如彗星的尾巴被解释为一根荆条，所以是上帝愤怒的威胁。再加上这个天空里的流浪汉似乎没有遵循固定的路径，这就很容易把彗星看作混乱和灾难的预示。“如果行星/糟糕地混成一团，毫无秩序地游**，/这是什么祸事，这是什么征兆！兵变！/大海这般肆虐，地球这般震动！/风暴这般肆虐！”莎士比亚在《脱爱勒斯与克莱西达》中如是写道。

比彗星更不显眼的现象也激发了人们诠释的热情。1525年5月15日，参加弗兰肯豪森战役的军队看到头上出现一道彩虹，闵采尔说这意味着上帝站在农民这一边。根据《圣经·旧约·创世记》记载，在大洪水后上帝也曾挂起一道彩虹，以此表明他与诺亚立约。流产和“硫黄雨”——可能是5月间飘洒在各地的花粉——甚至是血红色的日落或形状奇特的云都可以被阐释。“奇迹之书”的版本越来越多，销量越来越大，也帮助人们解释这些自然现象。尽管如此，只有等到世界大戏的最后一幕，当上帝把天空这本最大的书卷起，一切的哲思才会被揭晓。从这个角度来说，人们可以理解所谓“终结的意义”，弗兰克·克默德（Frank Kermode）认为这是西方思想的基本常量。